首页 -> 2000年第8期
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加如苏联共产党
作者：李嘉谷
盛世才在新疆时曾多次要求参加共产党。由于错综复杂的情况，中国共产党未能接纳他。他便于1938年八九月秘密访苏时，直接向斯大林提出入党要求，在其坚持之下，获得斯大林、莫洛托夫口头应许。后来盛世才曾说，他秘密加入了联共（布），并有党证。
国民党政府的一个行省的军政长官，竟加入苏联共产党，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蹊跷现象如何解释呢。
苏联支持盛世才
盛世才初到新疆，并不为金树仁所信任，但他韬光养晦，努力做事，逐步取得信任。至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变前夕，盛世才已接任前敌总指挥，握有重兵。
盛世才并未参与政变，但在关键时刻他支持了政变一方。当时，他正率军驻扎迪化东北的一炮成功山。由于九·一八事变后转入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响应政变，金树仁已不能在迪化城内继续作战，三令五申，催促盛世才率军进剿政变军。但此时政变领导人已与盛世才取得联系，盛对金的命令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开炮轰击金的大本营，使金树仁不得不率残部西逃。盛世才的响应政变，无疑是政变成功的关键。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手握重兵的盛世才被推举为新疆临时边防督办。政变后新政府通过了十大施政纲领，以铲除金树仁暴政，各民族一律平等为宗旨。其中明确规定：外交归中央，实现党化教育，财政与中央统一。但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新疆政变后成立的新政府成员，迟迟不予正式任命。
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如此，是想趁此改变新疆长期以来的半独立状态，废除督办制，并为限制盛世才的权力，改为军事委员会制。这对盛世才的权力自然是一种威胁。此外，新疆当时还存在着其他两种主要军事力量，一是民族分裂势力马仲英的队伍，一是金树仁政府的元老张培元的队伍。二人有联合对付盛世才的计划，准备将来南北分治，张居北疆，马领南疆。在这种情况下，盛世才的惟一出路是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
盛世才既有此意，苏联也希望与其毗邻的新疆有一个亲苏的稳定政权，作为其中亚地区的屏障，同时还可利用新疆的战略矿产资源。因此，当盛世才派外交署长陈德立于1933年10月赴莫斯科接洽军援，并于同年11月2日亲自会晤苏联驻新疆总领事商讨苏联派兵援新问题后，苏联立即决定调派原驻塔城外交特派员阿布列索夫为驻迪化新总领事，并于同年12月在陈德立陪同下来到迪化与盛世才面商一切。此时迪化城已为马军所围，形势十分紧张。阿布列索夫与盛世才达成协议，答应提供军火与物资援助，并承诺派红军进入新疆平息叛乱。苏联红军两个旅便以归化军（十月革命后新疆地方收编逃来新疆的白俄部队的名称）名义兵分两路进入新疆，并有飞机配合作战，给张培元与马仲英的军队以致命的打击，张培元兵败自杀身亡，马仲英兵败后逃到了苏联，其残部由马虎水率领逃往南疆和田地区，表示服从盛世才的领导。1937年马虎山等人在南疆发动叛乱，盛世才再次请苏联就近派兵进剿，平定了南疆的叛乱。因此，可以说，没有苏联的直接军事援助，盛世才不可能坐稳督办宝座，统一新疆。1938年1月盛世才还请苏联派一个加强团驻守哈密，配有飞机、大炮、坦克。同时，苏联应盛世才之请，还派来了顾问和各种技术专家以及一批留苏中国学生（联共党员）来新疆工作。
盛世才亲苏亲共
1933年9月盛、马大战爆发后，省主席刘文龙被囚禁，被迫辞职，后由年迈的省委委员李溶任省主席。盛世才初任边防督办时虽曾宣布不过问政治，但是此时实际上军政大权他已集于一身，后又兼任省府主席，成为新疆的实权铁腕人物。盛世才主政后，即实行亲苏亲共政策。
1934年4月，盛世才公布了新疆新政府的政治纲领“八大宣言”，取消了原“十大纲领”中的外交归中央、实施党化教育、财政与中央统一等内容。11月，盛世才又提出九项新任务，声称惟有反帝反法西斯，永久维持中苏亲善政策，才能解放中国和建设新疆。此后，他陆续提出六大政策，即：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为此，盛世才专门写了《六大政策教程》一书，设制了六星旗。同年，他甚至向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提出，在新疆实行社会主义，并将其推行到甘肃和陕西，此事为苏联政府劝阻。
为了帮助盛世才，苏联不仅派来了顾问与技术专家，还在1935年5月派来了一批中国留苏的联共党员来新工作，他们是：俞秀松（化名王寿成）、张逸凡（化名万献廷）、赵实（化名王宝乾）、任岳（化名刘贤臣）、郑一俊（化名郑义钧）、稽直（化名栾宝廷）、吴德铭、于成发、赵云蓉、王一（化名高秀珍）、林超（化名任德山）、赵雨时（化名赵国元）、刘进中（化名陈培生）、曾秀夫（化名王立祥）、邓月桂、张义吾、满素尔、哈森木、色依提阿吉、阿拜、哈的尔阿吉等25人。盛世才对这批人给予了极大的信任。如俞秀松，被委以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的重任，先后担任过新疆学院院长、第一中学校长、《反帝战线》主编、督办公署边防处、政训处副处长、航空学校、军官学校政治教官等职。盛世才还将胞妹盛世同嫁给了俞秀松。据说，他们结婚是经斯大林批准的。1936年底俞秀松结婚时，斯大林还送来了礼物。结婚一周年时，斯大林又送来照相机。
其他来新工作的苏联共产党党员也大都被委以各方面的重任，为新疆的稳定与发展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根据苏联党和政府的规定，他们不公开联共党员的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简称“三不”)，受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管理。但是，盛世才对他们未作任何限制，新疆学院就公开讲授马列主义理论。
盛世才亲苏亲共也有一定的思想基础。他自己说，早年去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求学，在海轮上买了一本布哈林与人合写的《共产主义ABC》，其内容深深吸引了他。他认为惟有共产主义才是救世良方，自此就常看共产主义书籍。到日本之后，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曾被留日的辽宁学生推举为同乡会代表，回沪参加全国学生总会的争回国土运动。盛世才还曾参加郭松龄发动的反对张作霖投日的滦州兵变。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回国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但未参加国民党。他是东北人，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自然有亲身的感受，曾著文驳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他实际上支持张学良扣蒋的西安事变，后因苏联方面反对，才转变态度。
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盛世才本人多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建议在新疆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当时，苏联方面认为，共产国际在一个国家内不能有两个共产党支部，未予同意。
中国共产党进入新疆较晚。1937年4月，通过中共中央与苏联方面的联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400多人顺利进入新疆，受到盛世才的迎接。入疆后，中共继续执行苏联与盛世才之间确定的“三不政策”，直到中共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破裂。
在中国共产党进入新疆之先，盛世才曾几度写信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表示自己拥护马列主义，愿做马列主义的信徒。1936年3月15日盛世才在给王明的一封信中说，他在没有到新疆之前，在还没有成为新疆督办的时候，就已经打算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更加如此，因为他信仰共产主义。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曾作出过关于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受入党和党不惧怕某些投机分子侵入的决定。在这一精神下，中国共产党曾打算接受张学良入党，但因共产国际的不同意见，未能实现。同样，接受盛世才加入中共问题也遭到共产国际否定。中共中央只得派任弼时对盛世才的入党要求予以婉拒。
关于此事，1942年7月7日盛世才致书蒋介石时曾说：“缘职对马克思主义夙具信仰，而苏联国家既系马克思主义执行者，并相信其坚决执行马克思主义，努力援助落后国家与民族，是以职主持新疆省政伊始，即树立反帝亲苏两大政策，又复在一九三八年赴莫斯科就医时，曾加入联共党，使苏联国家竭诚援助新疆，加速建设国防后方，增强抗战建国实力。由于以上关系，是以对于中共不能不表示亲切，用以共同携手抵抗暴日，以争取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十年来，职亲苏亲共之意即在此。”又说：“远在抗战开始，中共驻苏联代表王明偕同康生、邓发返回延安，路过新疆，彼时职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关系，向他们提出愿意加入中共，他们当时答复，将职的意思转达中共政治局。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要员任弼时赴苏联，路过新疆，答复关于以上问题谓：职入党业经毛泽东、朱德、陈绍禹、康生、彭德怀、任弼时等通过，将职加入党籍。同时，职之加入中共，他们认为异常光荣，不过以职地位关系，不能即时入党，曾经中共中央报告第三国际，而第三国际批示盛督办早已具备入党资格，新疆文化落后，恐被英帝国主义及中国国民党所知悉，于新疆有所不利，不能成立党部，应暂缓介绍入党等语。”
盛世才所述主要情节，可从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的回忆得到证实。邓称：“入党答应了他，那边不批准，理由此人不可靠，怕讲出去。”“那边”，指的就是共产国际。
据有关资料，盛世才向王明提出入党要求时，曾郑重提出，在新疆组织一个党的小省委会，由邓发、徐孟秋、黄火青、盛世才、苏联驻新疆总领事组成，讨论研究全疆各项工作，一切决议由盛世才出面执行。由于盛的入党问题被否定，此议自然也就搁置了。
秘密加入联共(布)
盛世才未能被接纳加入中国共产党，便于1938年八九月访苏期间直接向斯大林提出入党问题。在盛世才的坚持下，斯大林同意接收他入党。在致蒋介石信中，盛世才又说：“嗣职于一九三八年九月间赴苏，面见斯大林，请求入党，他们赞成先入联共，后再入中共，彼时我很希望和确信能转入中共，因为职系中国人，愿为中国革命努力。后来总没有人来给职办转党手续。”
50年代，盛世才在回忆录中再次叙述说：中共婉拒我成为党员，“或许是在考验我遵守党纪的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条路可走：亲自去莫斯科面见斯大林。”“1938年8月，在全家人的陪同下，我带着一个重要任务赴莫斯科。苏联顾问和苏联援助的数量都在日益增长，新疆还能否留在中国的版图之内，这个问题更加棘手了。此外，我也更加关注新疆在反帝战线中所起的作用。有没有可能与斯大林达成一项既能得到俄国的援助，同时又避免沦为像外蒙一样的卫星国的地位?斯大林会不会使新疆屈从他的意志，玩弄有限援助的诡计?”
“到达后二十四小时中，我接到了去苏联政府最高官员居住的尖顶古老建筑群的邀请。听说，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都愿会见我。更使我惊奇的是，斯大林也在场。事实上，他可以用自己一个人的名义邀请我。与他的两个同事相比，他完全控制了这次会谈。我们的商谈被认为是非官方的，因为会谈是与作为党的发言人斯大林举行的。会见开始时，斯大林询问了中国的战争形势。日本进犯到沿海一带和长城脚下，同时，新疆又发生了各种叛乱活动，对这些，他特别感兴趣。在仔细听完我的叙述后，他赞同了这种看法：一九三七年新疆地区的叛乱是由托派策划的。纳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其给予了援助和支持，以建立进攻苏联的前沿阵地。”
盛世才说：“看来，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斯大林的心情也显得很好，所以，我决定谈谈涉及我与延安今后关系的微妙的个人问题。我对斯大林说：‘我是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一九三七年，我通过陈绍禹、康生和邓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绍禹、康生、邓发、陈云和任弼时等人对此一致同意了，但又说要与第三国际商量之后再作最后决定。’最后我说：‘我希望能迅速受到党的考验和教育。所以，我也很渴望知道你们关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斯大林立刻明确地回答说：‘你现在就可以入党。你回新疆之前，我会再次和你谈这个问题。’我心中有如释重负之感。新疆问题和我个人的愿望都得到了坦率而又充分的谅解。我的心情安定了下来。”
“当我们正准备返回的时候，一位党的官员带着斯大林的指示来旅馆拜访我。根据这个指示，这位格鲁吉亚独裁者个人的意见是给予我特殊的照顾，立即吸收我加入苏联共产党。换句话说，即使我是中国人，也可以做俄国共产党员!这位特使又要我签署了服从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誓书，而在这之后我将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犹疑不定的心情安静下来之后就表示了同意。以后不久，第二位官员给我带来了党证，号码是1859118和一本党章。”(以上盛世才的回忆由英文转译)
盛世才秘密加入联共一事，除盛本人的书信、回忆外，俄罗斯档案中存有一份1938年9月2日盛世才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会见时的谈话记录，内容如下：
“莫洛托夫同志问，督办有什么问题没有。督办回答说，如果你们有时间，那么他对斯大林同志有一个私人问题。当即对他说，为了事业他们总是有时间的。这时督办宣称，他的宿愿是加入共产党。他不止一次地向阿布列索夫提出了这个申请，并在王明路过新疆时，也就此问题同他谈过话。王明表示欢迎督办的这个愿望，并答应为他介绍。他解释说，他的入党愿望是由于他认识了马恩列斯的学说之后，他懂得了这是必须遵循的惟一学说，尤其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他确信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才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给弱小和被压迫的民族以援助，因而坚定了他的入党志愿。现在他得到这样幸福的机会——亲自同世界无产阶级领袖斯大林同志谈话，因此，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提出自己的请求。如果斯大林同志认为有可能接收他加入党的行列，那他将是非常幸福的。”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如果督办非要坚持，那他不反对。但是，伏罗希洛夫同志提出反对，他说这会妨碍督办的工作，因为蒋介石或是杨大使(中国驻苏大使杨杰)知道了这件事，将会不满意的。督办回答说，这可以保守秘密，无论是蒋或是杨都不会知道。斯大林同志反驳说，这种事保密是很难的，因为要把你安排到某一个组织中去，因此便会有几个人知道。伏罗希洛夫补充说，任何一个党员都可能不再是党员或者转入别的党派，那时这个秘密便会为外人所知。斯大林同志问蒋介石会不会想，这是用暴力恐吓和强迫督办入党的。督办反驳了这种想法，他声称，关于此事蒋介石是不会知道的。他重新坚持自己的请求。这时，斯大林同莫洛托夫同志和伏罗希洛夫同志商量了一下回答说，他们原则上不反对，如果督办坚持的话，他们同意。莫洛托夫指出，在入党之后，督办便会产生新的权利和新的义务。督办对此回答说，任何义务他都不怕，并且愉快地去执行一切。最后，又回到接纳督办入党的问题上。伏罗希洛夫同志再次警告说，入党这个事实可能给督办的工作带来危害，但由于督办重新坚持其申请，便同意他了。”
综合考察上述资料，盛世才说他曾秘密加入联共(布)，应是事实。问题在于，盛世才毕竟是个军阀，一切以维护自身权力和私利为转移。到了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苏联危急，蒋介石又多方拉拢、挤压的时候，盛世才就叛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