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8期
政治运动后遗症与苏联剧变
作者：马龙闪
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开始的对工业专家的镇压，以及随后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实施的“大转变”，到战后诸多审查运动、意识形态批判和制造的一系列“案件”，在前后四分之一个世纪当中，除苏德战争正紧的二三年间政治运动有所缓和外，其他年份在各个领域发动的各种批判、清洗、镇压，几乎从来没有中断过。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曾经历过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意识形态“大转变”，30年代中后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大清洗”和战后(1946～1952)意识形态的大批判、大斗争。
在这三次大规模批判浪潮中，几乎每一次都席卷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部门，甚至连工程应用技术的许多部门也难于幸免。这些批判和镇压使苏联科学文化资源和知识分子受到严重摧残。对农民群众的伤害，在集体化运动和大规模征粮运动当中，在1932～1933年和1946～1947年的两次大饥荒中，曾造成惨重后果。强迫集体化运动和驱赶“富农”的情况广为人知，而继集体化进行的大规模强迫征粮运动及其对农民群众的伤害，在90年代初发表的作家萧洛霍夫1932～1934年间给斯大林的一组书信中，才以比较确凿的事实披露了出来。
对各级、各方面干部的清洗和镇压，从20年代下半期到战后，连续发生，而以30年代中后期的“大清洗”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从中央到地方，从工业部门到集体农庄，从内务干部到军事干部，被镇压人数之多，直到近年才由俄罗斯当局披露出接近真实的数字。至于战时对十多个少数民族的迁徙流放，战后在“反对向西方卑躬屈节”口号下对一批军人的镇压，以及对上百万被俘、被遣返人员和至今未被研究的对沦陷区附敌人员的审查、逮捕和监禁，更达到了惊人的规模。上面所有这一切直接或间接牵连的人员及亲属，波及的社会层面很广，这对社会人心影响很大，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概括起来，这些后果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严重消耗甚至摧残了苏联党和国家的干部资源。
在革命前后的二十多年间，在列宁思想哺育下，从严峻的革命环境里培养、成长起来了一大批既有坚定信念、又富有才干的领导干部。他们在各地各部门发挥着先锋骨干作用。斯大林发动的多次政治运动，包括“大清洗”和“干部革命”，摧毁了党政军大量可贵的干部资源，使他们或者殉命，或者坐牢，或者消沉。镇压造成了党内极为紧张的气氛，使干部惟命是从，对斯大林的既定路线和理论亦步亦趋，不敢有任何创意和革新。几十年间，凡越出教条而欲革新者，凡能独创而有才干者，大都受到镇压和迫害；相反，凡是眼睛向上，善于察颜观色者，凡因循成规，一味守成执行者，大多得到提拔和重用。所以，贝利亚式的人物能得逞，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式的人物能高升，而头脑敏锐、理论修养高如布哈林者，敏于行政、可当治国重任如皮达可夫者，年轻有为，堪做接班人如部长会议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和联共(布)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者，都在党内斗争中被一一除掉了。这使继斯大林之后，苏联一直缺乏真正领袖型的人物，只能由文化修养如赫鲁晓夫者，决策能力如勃列日涅夫者，思想性格如戈尔巴乔夫者，来充当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一个国家，一个执政党，没有培养领袖型人物的环境，缺乏造就真正有才干的人的机制，是没有前途的。
二、耗损了列宁奠基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和精神资源。
列宁本人善于根据客观形势提出符合时代需要的、具有创新精神的理论和思想。他也提倡全党这样做。20年代一般来说，也营造了这样一种思想理论活跃的环境。从20年代末反“右倾”开始，党内形成了极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人们动辄得咎，养成谨小慎微、墨守成规的习气，谈不到任何理论的创新。这样，就形成僵化凝固的理论教条，一成不变的体制、模式，长期阻碍或贻误了苏联多次出现的改革机遇，造成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长期形成的危机无法克服。
三、严重摧残了苏联的科学文化资源——知识分子队伍及其创新思维能力。
斯大林在整顿教育、发展科学事业上功不可没，在这个时期苏联的教育和科学曾有长足进步。但历次社会政治运动对各行业知识分子的摧残也是人所共知的。特别是由于米丁伪科学学派的兴起。苏联实行哲学监督学术、文化、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政策，使整个科学受到压制。受迫害的不仅仅是学者个人，一些理论思想、科学学派、学术杂志和著作屡屡被禁，许多学术机构和团体被解散。控制论的被禁，延误了电子学和计算机工业的发展，造成苏联计算机技术几乎比美国落后两代；有机合成化学的新知识被视为“唯心主义”，曾造成“在许多新的合成原料生产上比西方落后7年到9年”；生物遗传学的遭禁，影响更加深远。这些情况以及体制上的问题，使苏联长期落后于世界科技革命的步伐。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工业和整个经济停滞不前，与此紧密相关。这也为苏联的危机和解体准备了条件。
四、在多次社会政治运动中，对宗教民族人士的镇压，对少数民族的大规模迁徙，对广大农民群众的伤害，对“前方军人”的审查和镇压，波及的社会面很广，对社会稳定、人心向背产生了长远影响。
最为严重的是，30～40年代多次社会政治运动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长期不能纠正，使酿成的后果随时间持续与日俱增。在整个斯大林时期，除个别年份对个别案件有所甄别外，在多数情况下对冤假错案不仅未予纠正平反，每逢运动还往往对以前的“案犯”进一步加重处理。比如1937年“大清洗”中，对集体化时被流放，到此时已服刑期满的“富农”进行了再次逮捕，对其中一部分甚至加以处决。又比如在1948年镇压中，对30年代“大清洗”中被逮捕、被流放，此时已服刑期满者，又再次逮捕，许多人直到50年代中期才获释放。即使在赫鲁晓夫时期，也未对过去的冤假错案进行彻底平反；有些人虽平了反，但还留着很长很粗的“尾巴”，或不能进入首都，或不准返城，或不给安排工作，等等。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还出现了反复，把赫鲁晓夫时期平反的案件推翻，又二次戴帽(比如，对老布尔什维克、列宁战友拉斯科尔尼科夫案件的处理)。对一些重大案件，如布哈林案、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案等，直到80年代后期才给平反。
这些冤假错案长期没彻底平反，牵涉到成千上万的人，这使人们由此长期蓄积的怨尤和不满，在社会深层滋生、蔓延、发酵，最后积淀、酝酿成各种强大的社会政治思潮，形成政治派别和政治运动，成了埋藏在苏联社会内部的定时炸弹。
苏联的剧变、解体，在相当程度上也与这种情况有关。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直接由人的活动来实现的。苏联解体也是如此。而人是在思想、思潮推动下行动的。因此我们考察苏联解体，就离不开考察各种思潮(特别是政治思潮)，离不开考察受这些思潮推动而行动着的人。
我们考察从30～80年代的苏联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30～40年代社会政治运动严重消极后果的作用，苏联形成了极端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社会政治思潮。
社会政治思潮的产生和形成，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但苏联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对其形成和发展起了催化、加速的作用。苏联30—40年代社会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的大规模镇压，一方面，造成了苏联凝固、僵化的理论教条和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和理论的教条性和僵化性铸成了强大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潮，而这种思潮又以官职等级名录制度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为载体，二者互相结合而形成强大的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在这个派别的阻挠下，从战后初期到戈尔巴乔夫时期，阻滞、贻误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战后初期的局部改革，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柯西金的改革和以后的改革，等等。另一方面，由30～40年代清洗、镇压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由此不满情绪发酵而形成改革诉求，加上战时特殊环境和战后形势的催化，形成并加强了改革思潮。改革思潮由于受保守主义的打击，造成阻滞梗塞，回旋激荡，又蓄积了更大的势能。在赫鲁晓夫时期终于有可能爆发、奔泻出来，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经受压抑、挫折而分化，形成持不同政见的思潮和运动。这种思潮经戈尔巴乔夫时期“公开性”、“民主化”的释放，形成强大的反对派运动和政党。
戈尔巴乔夫的航船，就是受到上述两股强大社会政治思潮和运动的双重夹击，因而左右摇摆，飘忽不定，最后失去控制，葬身海底的。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随着改革的进程发生了保守主义势力同极端民主派势力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失误——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合作社法”和“租赁法”的出台，属于既得利益者的特权阶层，一部分人利用这些方案的漏洞，经过权钱交易，大量侵吞国有财产；随着财产的增多，私欲的膨胀，企图把非法财产转化为合法的私人所有，于是，由起初维护体制、反改革的保守派，一跃而转为主张推翻体制的极端民主派。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改革上采取冒险主义，助长了极端民主派势力，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戈尔巴乔夫一派无所倚恃、最后向极端民主派妥协退让而导致苏联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