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8期
对《毛与胡适》一文的再增补
作者：龚育之
这个论断是不确切的。好在我用的是个不完全肯定的语气。
一九五九年西藏平叛时，毛泽东又一次写到胡适。那是在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一篇新闻稿中。这篇“新华社(四月)廿八日电”，题为《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其中写道：“台湾反动文人头子胡适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胡适的家乡安徽省徽州府地方，山不甚高，水不甚深，日本人不敢去。西藏的地形特别的高且复杂，像喜马拉雅山，雅鲁藏布江(只有若干段通皮船)，共产党如何能打叛军呢?胡适在这里实行了他的所谓‘大胆的假设’，可是看不见他的所谓‘小心的求证’。胆则大矣，心亦甚粗。全世界反动派，以胡适为代表，忘记了一件事， 日本打中国，反革命打革命，中国平叛匪，以革命打反革命。二者完全相反，胜败判然不同。西藏的地形很高，空气较薄，也吓坏了很多对于西藏人民的同情者，乐坏了世界上大部分资产阶级。前者说，恐怕有些困难吧。汉人帮助藏人进行平叛战争，进行社会改革，实行必要，困难必多。后者说，一定不行，至少是长期的。朋友们，敌人们，你们都错了。寇能往，我为什么不能往呢?这个世界屋顶共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一百二十万。住人的地方在丘陵、溪谷，并不很高，拔海三千多公尺而已，为什么不能住人呢?”
不过，这篇电讯作废了，没有公开发表。正如一九五八年那篇再告台湾同胞书稿也作废了，没有公开发表一样(发表的再告书是另行起草的)。两次文稿都是写了又没有公开发表，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电讯虽然没有发表，毛泽东四月十五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西藏平叛问题的时候，已经讲到了胡适这番以日本人打中国、占安徽没能去徽州为根据的议论。毛泽东说：“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在《毛与胡适》这篇文章中我还说，至于毛泽东谈到胡适，我知道后来(指一九五八年再告书稿写到胡适那一次以后)至少还有一次，那就是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同一些哲学工作者的谈话。我亲自听到，并且作了详细记录。那次谈话中谈到红学，对比着蔡元培的观点，毛泽东说：“胡适的观点比较对一点。”
这个“至少”说得很谨慎。果然，后来发现，除了上面补充的一九五九年的两次(一次谈到，一次写到)以外，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谈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又一次谈到胡适。毛的话是：“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
讲到这么一串攻击过鲁迅的人，关键是要讲周扬。在这次谈话之前十二天，七月二日，毛泽东在林默涵给他的信上批了：“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那时邓小平、叶剑英这些同志正在像拉骡子一样费力地(“四人帮”一伙的压力和阻力)做解放干部的工作，“一匹又一匹”(叶帅诗句)，陆续解放了一个又一个被关着的干部。林默涵就是这时“解除监护，恢复自由”并被迁往外地的。但是，作为周扬的主要副手的林默涵解放了，周扬还是解放不了，不单解放不了，还从卫戍区的监护，转为秦城监狱的关押，显然是在“四人帮”的操纵下，被定为不能从宽的典型了。如果没有毛泽东这个批示和这个谈话，周扬那时不可能从秦城监狱中放出来。记得周扬出来以后，我还听他说过，当时他对不仅未被释放反而从监护改为秦城监狱关押，甚为诧异和不解，虽然秦城的条件比监护时要好，最好的是牢房中有个抽水马桶，小便不必请求看守批准了。要是看守不高兴，不批准，老年人憋尿，可实在是很难受的。
毛泽东这篇谈话，由周扬谈到鲁迅被攻击，又谈到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诸人。说周扬攻击鲁迅，大概讲的就是关于国防文学口号的争论(徐懋庸致鲁迅的信等)；说胡适攻击鲁迅，大概讲的就是《华盖集》正续编里陈西滢那些事。陈当然同胡关系密切，也可以说是一气一伙吧。不过胡适自己出来攻击鲁迅的文字，好像不多见。孙郁编《被亵渎的鲁迅》，收集了各种攻击鲁迅的文字，从陈西滢的到徐懋庸的都有，胡适的只有一封给苏雪林的复信。苏在给胡的信中大骂鲁迅和左翼，胡亦站在反对左翼的右翼立场，但不赞成苏骂鲁迅“恶腔调”，并说到陈西滢当日误听小人之言，说鲁迅的小说史抄袭日本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陈西滢写一篇短文。
毛泽东由周扬而谈及胡适的谈话纪录，经过毛泽东审定，现在收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是此卷的最后一篇，也是整个文集的终卷篇。这一卷里面还收了毛泽东谈到胡适的那篇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而《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一开头的第五篇文章《外力、军阀与革命》，就写到胡适，称他为“非革命的民主派”，期望他们在反动派的压迫下会转向同革命的民主派合作。从《毛泽东文集》八卷来看，提到胡适的地方，可以说是“自始至终”。
我在《百年潮》上的那篇文章，算是对《毛与胡适》一文的几点增补，现在这篇小文，则算是又增补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