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9期
“三个代表”与党的建设
作者：谢春涛
本刊记者：
今年年初，江泽民同志在广东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一思想提出后，在党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为使广大读者了解这一思想对于加强面向21世纪的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研究员。
世纪之交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要求“三个代表”
谢春涛(以下简称谢)：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理论界评价很高，认为是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创新和突破，是新世纪党的建设的纲领。那么，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思想呢?
李君如(以下简称李)：这是世纪之交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的需要。对此，我们可以从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状况两方面加以考察、思考和研究。
首先从党面对的外部环境看，在新时期尤其在世纪之交，我们面临着并将继续面临着三大历史性严峻考验。
第一个考验是世界大转折。就是在当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下，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与之相联系的是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呈现复杂情况。中国在这样一个国际格局变换当中是有所作为，还是无所作为？如何作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在这个挑战下面，要考虑按照什么样的方向、什么样的思维加强党的建设。
第二个考验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曲折。二十世纪前半期，社会主义取得震惊世界的胜利。二十世纪后半期，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开始，社会主义遭到挫折，又震惊了世界。但是，中国共产党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站住了，而且不断地发展壮大。这里的经验教训是什么？这是这几年江泽民同志反复地要求我们去研究的问题，也是他自己不断加以思考、回答的问题。因为并不是说这个变化到此为止了，如果不能正确应对，下一个可能就轮到你。
第三个考验是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民族面临两大问题：救亡和发展，也就是要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150多年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任何政党、政治代表人物、政治思潮，要站住脚就看一条，你能不能解决中华民族所面临的问题，完成这个民族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多少风云人物在历史的舞台上昙花一现，其原因是他们无法承担这样一个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当年几十个人的党发展壮大到如此大的党，最后取得政权？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它所采取的步骤，都是中华民族所要解决的问题，能够完成中华民族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之本，取胜之道。我们民族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完成了没有呢？没有完全完成，救亡的问题已基本解决，如果发展问题解决不好还有可能再沦亡。而发展问题在新中国诞生以后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到本世纪最后20年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实现了历史性的变化。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因为到今年为止我们的初级目标就要基本完成，也就是即将进入小康社会，从明年开始就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进一步向现代化目标迈进。进入小康社会，国家的发展大局从沿海转向内地，要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国防都要加强，而这里有许多繁重的任务，其中最艰巨最繁重的是经济结构调整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关系到中国最终能不能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富国强国的梦想，问题的焦点又投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
从党面临的外部环境看，世界的大转折、世界社会主义的大曲折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切都集中在我们党身上，看我们党能不能在这一系列的转折当中走在时代的前列，带领我们的人民经受住考验，取得辉煌的成就。在这个时候，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历史的责任心、忧党忧国之心溢于言表。
从党自身来看，面临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解决，包括如何克服前进中出现的思想僵化、信念动摇、组织涣散、干部腐败等等问题。但是各种问题里面有一个问题更值得我们重视的，干部队伍在世纪之交处于整体性新老交替的时期，永葆党的先进性就是十分现实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培养和选拔了一大批中青年干部。这一招保证了我们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保证了我们的基本路线毫不动摇地坚持下来。70年代末80年代初选上来的中青年干部，现在又面临着成批成批退休的问题。根据中央有关部门调查，这两年中央部委办这一级有50％左右要退，地方省一级有20％要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量。这意味着要把权力移交给“文革”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政治家。从新一代政治家自身的特点看，他们有许多优点，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从人民群众对新一代政治家的关系看，人民群众对年轻干部的感情同对老干部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当年老一辈革命家出生入死打天下，然后走上领导岗位，即使有不足，人民群众是谅解的。包括毛泽东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直至“文化大革命”，人民群众是谅解的。而我们年轻干部身上的不足和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人民群众是不会像对待老干部那样谅解的，这是很现实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党的建设越来越艰难，对我们的干部队伍的要求越来越高。“三个代表”提出的背景，很大程度是针对怎么样培养我们的年轻干部，造就新一代政治家。现在唯一的一条就是按照总书记的“三个代表”要求，老老实实地做，人民群众才能信任你、拥戴你。这关系到我们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问题，关系到我们党的前途命运问题。
“三个代表”思想的精神实质，是要在今天复杂的形势下永葆党的先进性
谢：在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问题的论述中，最突出的字眼，就是“先进”和“代表”这两个词。作为对执政党建设的基本要求，他为什么要如此强调“先进”的问题呢？
李：可以说，保持党的先进性，特别是通过广泛的代表性来保持党的先进性，是我们在今天复杂的形势下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问题的纲。
第一，从一般意义上说，保持政党的先进性是政党政治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特点。纵观世界近现代政治的发展，在民主政治取代专制统治过程中，绝大部分国家的政治已经转变为政党政治。政党政治的出现和发展，既增强了群众对政治的关切度和参与热情，又增强了群众的政治选择性。这就要求各个政党不断审时度势，追随时代进步的潮流，努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变化并日益增长的利益要求。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只有那些具有先进性和广泛代表性的党，才能为人民群众信赖和拥戴，成为人民群众的领导核心，并最终成为执政党。
第二，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保持党的先进性是由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根本宗旨所决定的。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诞生的。它的阶级基础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物质承担者工人阶级，思想基础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归根到底，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三个代表”。
第三，对于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来说，更要清醒地认识到，保持党的先进性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先进和落后都是相对中的绝对。这种相对性不仅是两者比较而言的相对性，而且是在两者共同所处的时代背景相比较的过程中显示出来的差异，因而具有某种绝对性。因此，党的先进性问题就是党是否走在时代前列的问题。而时代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东西，它是在各种社会矛盾的推动下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党只有不断适应这种变化和发展，才能永远走在时代前列、永葆自己的先进性。这也就决定了，党的先进性是一个在党的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动态的发展过程。
第四，由此提出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对于执政党来说，保持党的先进性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前途和命运。应该看到，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问题，不仅是对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且着重回答了党在今天执政的条件下怎么样永远保持它的先进性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考虑。因为，执政党必须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党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如何得到最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三个代表”的思想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谢：为什么执政党要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呢？
李：一是因为，对于执政党来说，坚持党的先进性是党能够执政的基本条件。一个政党能够执政，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它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能够带领一个国家按照时代进步的潮流不断发展壮大。从我国的历史来看，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8年抗战中越来越壮大，能够在抗战胜利后同国民党的斗争中处于主动的地位，经过短短3年解放战争取得了政权？为什么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短短3年时间里就失去了政权？原因就是经过8年抗战，使人民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国民党则代表着其反面，使广大人民失去了对它的信任和希望。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民谣“盼中央，迎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就是典型的一例。因此，执政党最大的忧虑和威胁就是因自己的落后而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进而失去政权、下台。纵观世界上这几年一些执政的包括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失去政权的过程，尽管情况各不一样、十分复杂，原因也有外因和内因的互相作用，但从它们的内因这个根本原因来分析，除了个别例外，其历史教训不外是因为它们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潮流、严重脱离群众而被历史所淘汰。
二是因为，对于执政党来说，坚持党的先进性更直接地同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相联系，因而更艰巨。在推翻剥削阶级统治的火热的革命年代里，党作为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集中表现为党能否通过自己的纲领和骨干的模范行为，集合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群众，摧毁束缚先进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也就是能否成为革命、造反的领头人。在夺取政权以后，特别是在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党要成为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主要就看它能否通过自己的纲领和党员干部的实际行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起美好的社会生活秩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繁荣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在党尚未执政前，先进性主要体现在“破”字上，看你破得是否勇敢、是否彻底；在党执政后，先进性主要体现在“立”字上，看你在建设上有没有作为，能否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在执政时期，特别是在建设时期，人民群众对党的要求比革命时期更高，要求得到的实惠也更具体。道理很简单，就因为你是执政党，你要拿出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政绩来，你的先进性就体现在你是否能够拿得出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政绩。
三是因为，在今天世界和中国发生历史大转折的过程中，执政党的先进性更是一个同国家命运一起经受考验的重大问题。对于执政党来说，党、社会主义、中国这三者的前途和命运是一体的，而不是分割的。问题的困难之处，不仅仅在于我们面临着这样的或那样的考验，而在于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在这样的考验面前要处理的问题往往具有极其复杂的两重性。比如在处理经济全球化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参与其中，就会失去很大的世界市场，失去发展的机遇；如果参与进去，缺乏驾驭局面的能力，又可能危及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而这样的决策又只能是执政党作出的，成败得失的责任都要由执政党来负。如果我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壮大了，我们就是民族的英雄；反之，就可能被人们指责为罪人。在这样的问题上，执政党的决策可以用“如履薄冰”四个字来形容，很不容易。过去我们近代史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上的落后（落后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思想文化上的落后（落后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政治上的落后（落后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都要挨打。苏联、东欧的剧变，则进一步告诉我们，共产党落后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落后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落后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要垮台。不是讲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坚持党性和党的先进性吗？党只有永远不落后，才能不垮台。
“三个代表”的关键，在“代表”二字，在于党能否有广泛的代表性
谢：您刚才谈了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意义，那么，怎么样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呢？
李：党的先进性要通过广泛的代表性来保持。因为无论是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还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客观存在的。对于政党来讲，要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就要自觉地、主动地去代表它们，使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就是要求我们党努力从今天的实际出发，去做到三个“代表”。这就是“三个代表”的关键之所在。
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江泽民同志这一科学论断的思想内涵。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党从建立之日起，一直到今天，始终都是坚持和实行“三个代表”的。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三个代表”的思想在今天的现实意义就难以存在和说明了。事实上，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既有过坚持“三个代表”的时期，也有过不同程度地违背“三个代表”的情况，江泽民同志是在深刻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之后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从党的历史来看，并不因为我们党叫“中国共产党”，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做到“三个代表”。要坚持“三个代表”，并不容易。
比如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问题上，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而且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这一道理，大家都懂，但要按照这个道理来建设好我们的党，并不容易。在党刚创建的时候，我们知道只有革命才能解放生产力，但是对于党要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究竟要代表哪些阶级的利益、怎样来代表，并不十分清楚。所以，党先后犯了右的和“左”的错误，差点葬送了党。一直到党在正确分析国情的基础上搞清楚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这个“代表”的问题才得到解决，党才得以蓬勃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们曾经认为只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提高生产关系公有化的程度，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实践的结果是恰恰相反，这样做伤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败坏了党的形象。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全党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转移，制定了在改革开放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总政策，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形成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这个“代表”的问题才重新得到解决，党才重新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因此，党只有敏锐地把握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特点和大趋势，并从生产力各个阶段发展的要求出发，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代表发展着的先进生产力，才能保持它的先进性，保持它的生机和活力。闭目塞听，安于现状，不关心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不致力于领导人民推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就会被不断进步的时代所淘汰。
又比如在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问题上，无论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们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崇高精神的培养，这个道理大家也都懂。但要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加强党的建设，很不容易。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年代，尤其如此。我们党作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广泛传播马列主义的背景下诞生的，可以说一开始就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但是我们党的绝大多数成员毕竟是缺少文化教育的工人、农民，为提高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对文化作用的认识，在领导民主革命的年代里，毛泽东反复告诉大家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并且在根据地内外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反动腐朽文化展开斗争，推进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吸引和凝聚了广大的爱国的知识分子，而且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素质。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为了代表先进的文化，我们做了大量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但也有失误的教训，特别是用极其狭隘的观点来看待先进文化，并通过思想文化的大批判来代表“先进”的文化，使党严重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而且提出了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强调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努力学习和吸收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就使党密切了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关系，重新站到了时代的前列。
再比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讲得最多的，也是全党最有共识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但真正要做到这一点，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满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在漫长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党总是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深入细致的工作，通过广大党员干部身上展现的优良作风，来实现这个“代表”问题的。但是，有的时候还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民主革命中，毛泽东曾经提出在对待群众的问题上既要反对命令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平均主义的“共产风”等等，就是因为我们党在解决这个“代表”问题的时候，发生了一系列工作上的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以及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是在工作中怎么把改革的力度和人民群众可以接受的程度很好地统一起来，怎么正确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地区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悬殊的问题，怎么解决人数众多的下岗职工和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怎么克服一些干部身上滋长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也有一系列的新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处理。至于以发展生产力和文化为由，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决不是我们党的政策。任何脱离群众、任何违反群众意愿和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是“共产党人”这一崇高称号所不允许的。
要真正做到“三个代表”，就要用科学的态度不断研究解决各种新的问题
谢：由此看来，要真正做到“三个代表”是很不容易的。那么，您认为，怎样做才能真正做到“三个代表”呢？
李：在今天的情况下，要真正做到“三个代表”，使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有三个问题是必须明确的：
第一，要具有宽广的眼光和务实的战略思维能力。特别是在制定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时候，要努力做到：敏锐地认识和把握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要敏锐地认识和把握时代进步的潮流和发展的脉搏；勇敢地面对形势发展变化过程中提出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敢于成为时代进步潮流的“弄潮儿”；科学地分析不断变化的形势，及时制定正确的政策，带领人民群众走在时代的前列或追赶时代进步的步伐。
第二，要具有唯物辩证的科学态度和领导艺术。坚持“三个代表”的难点，在于“三个代表”的统一。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三个代表”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对于“三个代表”，决不能倚重倚轻，更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
首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统一起来。在理论研究过程中，特别是在分学科研究过程中，生产力问题往往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文化问题则属于哲学、伦理学、美学和艺术等人文学科研究的范畴，久而久之，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这两者之间出现了某种不该有的沟壑。在实际工作中也是如此，经济工作部门和文化工作部门之间的联系很少。日常工作中经常说的“两张皮”，就是对这种状况的一种描述。而在当代世界，不仅学科研究日益走向综合，而且实际工作也越来越走向系统化。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的繁荣离不开经济发展提供的物质基础，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离不开教育，而且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更离不开生产者的责任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即离不开思想道德建设造就的人的基本素质。离不开教育、科学，离不开思想、道德，就是离不开我们所讲的文化。不仅离不开，而且在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由教育、科学、思想、道德建设所塑造的人的素质，在经济的发展中已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邓小平有一句名言：“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具有这样一种现代意识的邓小平，在规划中国现代化蓝图的时候，鲜明地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这一重要思想。但是，在一个时期里，人们并没有理解邓小平的这一深刻思想。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造成了不小的损失。经过这样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我们才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同文化的发展应该内在地统一起来。根据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基本道理，我们党在“代表”谁的问题上，也应该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很好地统一起来。这里，也包括要把代表社会主义物质生产者和代表社会主义精神生产者这两者的根本利益很好地统一起来。
同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统一起来。一方面，我们讲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讲推进先进文化的建设，必须实现好、发展好和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我们讲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必须落实到推进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如果我们发展生产力的方针、发展文化的方针，脱离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及其基本认识，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党中央那么强调要调查研究，要把改革的力度同人民群众可以接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就是强调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必须同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实际认识程度结合起来，加以统筹考虑。我们有些地方，有的改革措施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甚至引起群众的上访，其原因就是没有把生产力、文化的发展同人民群众的利益很好地统一起来。因此，要保持党的先进性，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注意处理好这些复杂的关系。
由此可见，这“三个代表”之间，相互联系，互为目的，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我们党一定能够协调和统一好这“三个代表”，在复杂的实践中发挥党的先进性，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的领导核心。
第三，要具有坚强的党性修养和博大的胸襟。“三个代表”的每一个“代表”同人相联系。也就是说，在党的阶级基础问题上，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必须依靠推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包括科技知识分子、文化知识分子和经营管理知识分子），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执政党来讲，如何坚持广泛的代表性，是一个十分复杂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党尚未执政前，党通过区分敌、我、友，组织起自己的阶级队伍，不断激化阶级矛盾，在阶级斗争中夺取政权。执政后，党要巩固政权，就要最大限度地扩大民主，处理好各种复杂的矛盾，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因此，毛泽东在进城后提出“不要四面出击”，后又提出“统筹兼顾”，都是执政党的正确方针。现在，同样有许多问题要研究。比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在党的富民政策下先富起来了，另一部分人则还处在比较贫困的状况中，而这两部分人群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并且绝大部分都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又是执政党，不代表渴望获得新生活的比较贫穷的群众，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如果不代表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且已经富裕起来的人民群众，行不行呢？显然，这样的问题必须好好研究，应该有一种科学的回答。
“三个代表”思想坚持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谢：在“三个代表”思想学习过程中，有人担心，既然讲“三个代表”，是不是意味着共产党要改变性质了？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部队了？对此，您怎么看？
李：我认为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讲党的先进性和广泛的代表性，毫无疑问要讲党的阶级性，讲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是，那种以抽象的乃至于僵化的观点来理解和解释党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性质这个重大问题，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对于在新的情况下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危害很大。如同党的先进性既有一般的要求，又同党在各个时期的历史任务相联系一样，党的阶级性也是既有其不可改变的确定性，又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党的历史任务相联系，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有其不同的具体体现。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的党性和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就体现在党能够代表包括工人、农民、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站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第一线，那才是先进性，才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们的党性和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就体现在党能够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并进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你做不到这条，你就是不先进的，你就不能说你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
谢：现在，党的建设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判断党的性质是不是看党员的阶级出身和成分？您是怎么看？
李：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这是我们党章上写明的，也是我们党的历史反复证明的，但是并不是说党员的阶级成份是判断党的性质的依据，更不是说只有工人和工人家庭出身的人才能加入我们党。毛泽东当年碰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上山去了，到农村去了，而这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那么长的时间，党要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在哪里?工人在城市，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那么党怎么保持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呢？怎么样保持它的先进性呢？这就是毛泽东面临的难题。毛泽东提出要把思想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中心环节，从思想上建设党。而不拘泥于党员的社会职业、阶级成份和阶级出身，这是非常具有创新意义的，非常高明的一着。如果没有这一着，根本没有中国共产党。所以他不在乎你的阶级出身，不在乎你的社会职业，而在乎你思想上是否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是不是承认党的纲领，是不是愿意为党的纲领而奋斗，经过土地革命斗争实践考验，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上，我们党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正式在文件上写上：“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在各方面的工作。”还说了社会成份是应该注意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
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党员，包括两步，一个是用最低纲领教育党员，一个是用最高纲领教育党员。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我们党的最低纲领是通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只要接受这一纲领，并愿意为这一纲领去奋斗的，都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当然，我们同时明确地宣布，这个最低纲领联系着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在党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不仅教育党员为实现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而且教育广大党员确立起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他还深刻地指出：“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这样把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联系起来教育全党，加强党的建设，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今天，也是这样，党的十五大不仅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且强调“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前进的，忘记远大目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为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努力奋斗，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这正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高明之处和伟大创造。
这就是毛泽东建党思想。我们党这样的经验，应该把它挖掘出来，对我们探索解决当前党的建设中一系列难题非常有好处。现在不断地提出：谁能入党？毛主席当时没有讲农民能入党，也没有讲农民不能入党，只是说凡承认我们党的纲领的并愿意为这个纲领奋斗的都能入党。这就是科学的态度。而且，毛泽东的这个经验实际上已经写到我们党章里边了。你看我们党章是怎么写的，今天我们党章讲谁可以入党，是这么写的：“年满18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就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精华在我们党章上的体现。我感到，像这样一种成功的经验，宝贵的思想财富，千万千万不要认为好象是已经过时了东西，弃之不用。所以，要提出深入研究毛泽东建党思想来用以推进我们“三个代表”指导下的党的建设的新的实践。
谢：有人说，工人下岗了，怎么还说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呢？怎么还说工人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呢？
李：这个问题应该堂堂正正地向我们的人民群众讲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特别是经济结构调整中，出现工人下岗乃至失业，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先进生产力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他实际上是不断用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过程。同落后生产力相联系的某些行业，势必要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被淘汰，与之相联系的工人就要下岗，就要失业。这是生产力发展进程中一个正常的现象。问题不在于这种旧生产力被淘汰，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工人下岗，而在于党用什么样的政策来对待下岗职工。我们党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对职工下岗问题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包括建立必要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给下岗职工一定的生活待遇，以及更重要是对下岗职工进行培训，从而使他们能重新上岗，重新上岗就成为先进生产力的承担者。这些政策表明什么呢？表明我们党不仅仅没有脱离工人阶级，而且是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的素质来推动先进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也就是说，我们真正在为工人阶级谋利益。如果保护了落后生产力，保护这些落后行业工人不下岗，这是对整个工人阶级的事业最不负责任的。因此，为了对工人阶级负责，对工人阶级事业负责，必须推动先进生产力来取代落后生产力。至于我们有些地方政策执行得不好，那是工作中的问题，不是我们党对工人阶级的根本态度问题。所以，从总体来说，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种种变化，使工人阶级本身也在经历深刻的改造，而这当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历史使命。中国工人阶级仍然是我国社会中最先进的阶级，是我们党的阶级基础。
谢：有一个问题也是人们在议论的，这就是在高新技术产业日益发展的背景下，是不是同传统的工业生产相联系的工人已经是落后的生产力的代表，知识分子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了？
李：如果这样来理解“三个代表”，将犯历史性的错误。“三个代表”，任何一个“代表”都不能作抽象的理解，都要联系我们具体的国情，对我们各个时期的具体的矛盾，作具体分析。中国今天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是双重使命，十三大报告中讲得很清楚，就是一方面要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另一方面要推进新科技革命。两个方面交织在一起，犬牙交错地推动着我们的中国现代化往前走。它不是个单一过程，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线性发展过程。我们现在更加明确了，一个是继续完成从农业化到工业化的转变过程，同时要进一步实现国民经济信息化。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双重使命、双重任务。在中国，先进的生产力不能光理解为高新技术，对中国来讲，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所造就的生产力，也是先进生产力。这一点是不能含糊的。而且实际上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和高新技术相结合以后，也会造就先进生产力，比如纺织、冶金、机械制造业，这些传统的工业不可能在高新技术下淘汰掉，它可以与高新技术结合起来，提高自身素质。因此，在双重使命下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我们讲的先进生产力是一个范围很广、内容很复杂的概念，里面有很多的层次性，我们要具体分析。
与此相联系的先进生产力的物质承担者，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利益群体。好在我们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邓小平把这个难题解决掉了。他把这些先进生产力的物质承担者都归到一个范畴叫“工人阶级”。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分析生产力，认为先进的生产力包含科学技术，与之相联系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的工人阶级的概念，不仅仅是包括原来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而且包括了知识分子，包括了技术知识分子，也包括了一大批从事经营管理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理论框架，就是邓小平的工人阶级的范畴。这使得我们在今天，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这一点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不仅是不败之地，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我们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结构不断更新。
谢：还有一个问题，有人可能会提出，既然讲“三个代表”，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时期的共产党已经是“全民党”了？
李：这样的观点，更属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这里一个核心问题，是谁在实行“三个代表”？是谁有资格来实行“三个代表”？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先进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坚持“三个代表”，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这同坚持党的工人阶级性质并不矛盾。从另一方面来说，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那就首先要引导和教育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同时善于把先进性同广泛性结合起来，引导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而这一切归根到底就要求党的先进性和马克思主义武装。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在“全民”旗号下否定党的先进性和马克思主义武装，结果只能是沦为这部分或那部分人们私利的代表，而这恰恰丢掉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至于那种假借“全民”名义，遂行别有用心政治图谋的事，危害就更大了。江泽民同志在“三个代表”中，讲先进的生产力，讲先进的文化，讲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讲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代表它们，而不能忽视它们，更不能脱离它们。其前提就是中国共产党是有鲜明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党。总之，中国共产党过去不是“全民党”，现在不是“全民党”，将来也不可能是“全民党”，这是可以断言的。
谢：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