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9期

父亲晚年的两件大事

作者：章含之

　　今年恰逢父亲120周年的诞辰，回顾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父亲传奇般的沧桑岁月，我的心情非常激动。27年前，我和父亲的其他亲属在香港参加了为期三天的为他举行的追悼活动。记得那年的5月25日，93岁高龄的父亲带着一个促进祖国统一的愿望，到香港探亲。5月30日，我去父亲的寓所向他告别回北京。他紧紧地拉住我的手要我转告周恩来总理，等待工作有了进展，即请周总理派飞机接他回北京。那时，我从93岁老人的眼中看到了他对北京的眷恋。那时候，父亲耳朵已聋得厉害，行动也要靠轮椅，但他却思绪十分敏捷、清晰。我知道他引以为荣的是他以这样的高龄还能为两岸的统一作出贡献。

　　一个多月后的7月1日凌晨，冠华同志打电话来告诉我那个不幸的消息——父亲已于数小时前病逝香港。这几乎是我一种一直摆脱不掉的预感。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父亲的去世自然是一件十分悲痛的事。然而，我却同时也觉得就像战士在战场上倒下，父亲在走过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之后，在他为之奋斗了数十年的祖国统一的岗位上离开人世，这可是多么光辉的人生句号!

　　正如郭沫若先生在那年7月12日北京八宝山父亲的追悼会上所致悼词中所说，父亲“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在父亲的晚年，他致力于两件大事，一件是出版他的《柳文指要》，一件就是关心国家的统一，并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在他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半个世纪中，始终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信任关心和保护。父亲非常珍惜这种友谊，他对共产党也是坦诚相见、肝胆相照。早在1945年，毛泽东主席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当和谈陷入僵局时，毛主席广泛听取了各方爱国人士对和谈前途的意见。60年代，毛主席告诉我，当他征求父亲意见时，父亲在掌心写了一个“走”字，并且说蒋介石不会放弃内战。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旦现在不回延安，蒋介石准备好了，就怕他会扣毛主席为人质。毛主席说当时党中央在作出主席即刻回延安的决定时是充分考虑了父亲意见的。

　　1949年2月，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亲赴上海，请父亲出任和谈代表。他同意了，希望能为国内和平再作最后一次努力。但是，那时父亲已对国民党政府十分失望，他已经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必将取得胜利，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当上海地下党找到父亲，希望他聘用金山同志为私人秘书并同赴北平时，父亲马上同意了。他很清楚，金山同志是已经暴露的上海地下党主要成员，当时他已被列入逮捕黑名单，生命随时都有危险，却又无法离开上海。由于父亲是南京方面的和谈代表，所以金山同志后来顺利地以和谈代表章士钊秘书的身份离开了上海险境，安全到达已经解放的北平。

　　也正是由于父亲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在共产党，所以当和谈失败后，他没有回上海，更没有去台湾，而是去了香港，等待时局的发展，同时他又为和平解放湖南以及做国民党桂系领袖的工作做了很多努力。1949年9月，父亲应中国共产党邀请，回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从此定居北京。今天回想起来，父亲的这个决定绝非轻易作出的。当时他的大多数故旧都去了台湾，而与他共同生活十多年的殷夫人又决定定居香港。虽然父亲与个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有些来往，但毕竟他在思想体系上并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一个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唯物论者，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究竟会将中国带往何方，我相信父亲在经过十分认真的考虑才能如此坚定地接受香港党组织的安排踏上回归北京的路途的。今天，回顾父亲在一个世纪中所走过的风雨人生，我想他的最终选择也许可以代表他那一代19世纪末的知识分子在寻觅救国之途的漫长道路上的心路里程。他们作出过牺牲，他们也走过弯路、错路，但是他们爱国之心不变，渴望中国强盛之心不变，因此他们最终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的归宿。而中国革命成功的法宝之一——统一战线的政策也在团结父亲这样一个历经几个时代的爱国民主人士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父亲晚年的另一大心愿是出版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柳文指要》。现在《柳文》已经收入《全集》，在最后的两卷。父亲从50年代后期开始撰写《柳文》，历时十余年，于1965年写成一百多万字。然而，《柳文》的出版绝非一帆风顺。《柳文》一波三折的出版过程，当时参与编辑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书局原副总编程毅中先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柳文指要》于1971年4月奇迹般地问世了。此时，父亲已是九十高龄。对他来说这是他晚年一桩最大的喜事。《柳文》是他一生中篇幅最长，也是最完整的著作，当他拿到新书时激动得手都发颤。他买了上百册，一一签名赠送他的各方朋友。1972年的2月26日，在上海，周总理在签署中美上海公报当晚欢送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宴会上指示找一套《柳文》送给尼克松的翻译弗里曼。当时周总理指着给尼克松做翻译的我说：“这是她父亲章士钊的著作。他七十多岁开始写作，八十五岁完成，九十岁出版。他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学问家。”
　　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柳文指要》的印数很少。事隔近三十年后，上海文汇出版社除了将它全文收入全集之内，还单独出版了新版《柳文指要》。我真希望父亲能够看到这新版的《柳文》。

　　我本应多讲一些《章士钊全集》的内容。但惭愧的是我这个章士钊的女儿，《全集》的主编却真的看不懂这部著作的很大部分。我很引以为荣能任主编，而且我想我也当之无愧，因为我为这件事奋斗了整整六年，从组织研究到寻找资金，使它终于完成。但我同时感到遗憾的是，这样一部重要的中国文化遗产，我却不能读懂。我的身边一直有着这样一位周总理经常称之为“大学问家”的父亲，却没有能继承他的中国古文化的学问，这不能不是我一生中的一件憾事。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充满革命激情的时代，然而我们却也在革命的热情中带有很多幼稚的不成熟的缺陷。记得我来北京是1949年11月，我那时14岁，父亲要教我古文，教我唐诗宋词，每周一篇，要求我熟读背诵。但我在勉强读了几个星期之后，一心认为我已投入革命的洪流，拒绝了父亲的好意。从此他再也不提教我读书，我今天回想也成了我终生遗憾。70年代初期，有一次周总理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夫人时用了“越俎代疱”这个词，我竟翻不出来。当时周总理对班夫人说：“我们这位翻译，她的父亲是个大学问家，可是她没有能继承，一个简单的成语把她难住了。”我真是无地自容。以后在很多场合，周总理都要我们这些任主要翻译的年轻干部熟读资治通鉴。可惜那时因工作太忙，再不可能潜心从头学起了。

　　自然，我在当年没有能从父亲身上学到的远不止文化。回想起来，父亲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他身上却有着许多可贵的品德。譬如他为人正直、廉洁、慷慨、乐于助人。他一生经手过许多金钱，但却没有为自己留下一分钱财，他曾对我说：“我一生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我的成功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又譬如，他始终关心国家的命运，不顾个人安危，直言陈述自己的观点。父亲到了晚年，他的修养已是炉火纯青。尽管解放后他一直遭受某些误解，却从不为自己辩解，他荣辱不惊，处之泰然，相信历史。这一切，只有在我自己走过了坎坷人生的风风雨雨之后才能回过头去重新发现父亲身上的闪光品德。也正因为此，所以我在大约十年前就下定决心要为父亲出版他一生的著作。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我非常激动，也相信父亲在天之灵会感到十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