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9期
我在林彪办公室的前前后后
作者：宋德金
30多年前，我作为一名年轻的史学工作者，是什么契机使我走进“林办”?这还要从头说起。这对于今天的青年人了解那个特殊的年代及从事“文革”史研究者来说，也许不是多余的。
一、离家赴京
我到“林办”前是东北文史研究所的一名学员，专业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东北文史研究所是60年代初创建的一所颇具特色的人文学科研究机构。1959年，周恩来在哈尔滨的一次干部会上讲到，东北文化落后，文风不盛，人才甚少，将来有机会应该补救这个缺陷。为了贯彻这一精神，东北局决定建立东北文史学院。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高教部没有批准，于是决定筹建东北文史研究所，隶属东北局宣传部，当时部长是关山复同志。由我国老一辈史学家佟冬任所长。办所宗旨是培养文史研究人才及为各级领导机关输送干部。这个所于1961年在沈阳筹备就绪，同年冬迁往长春。1962年7月正式挂牌。文史所于1961、1962、1965年先后从全国大学文史哲专业应届毕业生中招收三批学员。我是1962年从吉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经考核被分配到研究所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起，东北文史研究所很快被“砸烂”，学员相继进“学习班”，上干校。当时我被调到吉林省清查敌伪档案办公室(简称“省清查办”)工作。我们在军代表的领导下，整日翻阅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旧报纸及其他档案，从中查找当时革命队伍中投敌变节分子的线索，登记造册，以备查办。1968年，我同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受命到吉林省扶余县进行外调。据悉，“省清查办”接到中央专案组指示：据一名在押重要“案犯”交待，日伪时期，我党在东北的一高级领导人“投敌变节”后，到了读音为Fu Yu的地方。与此音相近者，有黑龙江省富裕县和吉林省扶余县。上级指示两省分别派员到两县调查。我们“清查办”同当地公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到扶余开展工作。这是一次线索渺茫、漫无边际的调查，加之我们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实际工作经验，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了。
在外调期间，一天我接到通知说：立即回省城，有要事。我匆匆回到长春。在我所在单位学习班军代表指引下见到了两位身著绿军装的来访者。一位40岁左右，另一位20多岁。前者和蔼可亲，后者精明干练。那位中年军人问了我的基本情况及对教育革命有什么看法。我一一做了回答。简短的来访，十几分钟就结束了。后来才知道那位中年军人是“林办”的阳秘书，青年军人是当地驻军十六军刘参谋。看来询问本不是目的，大约算是面试。后来我同这两位军人成了同事或朋友。从他们那里知道，阳秘书在此前曾走访了东北三省主要综合大学和社会科研机构。大约是因为我的出身好、是预备党员，业务不错，并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符合要求。刘参谋则为我的出身、经历、社会关系等跑遍关内外，进行广泛调查。他说查了不止祖宗三代，有的线索恐怕连我也不会知道，调查材料足有一尺多厚。这是“文革”后的80年代初我去郑州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期间再次见到刘参谋时，他对我说的。当时他已转业到当地商业部门，显然是受了牵连。这是后话。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匆匆把我从外地召回长春，只是随便问了几句不关紧要的话。此后几个月过去了，再无什么消息，我仍在“省清查办”工作。
1968年底，我接到省里通知：近日内动身，临时借调到外地工作。至于去什么地方，什么部门，做何工作，一概不说，并且不许我告诉任何人，包括家属。承办此事者是那位刘参谋。临行前，十六军政委药天禄接见了我，并嘱咐到北京后好好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工作之类的话。刘参谋说可以告诉家属临时去北京工作。因为所乘60次列车开往北京，那是尽人皆知的。于是我懵懵懂懂地乘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不知等待我的是什么命运。
到达北京站后，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军人(后来知道他是“林办”李秘书)把我送到西郊空军司令部大院的一座小楼里。先后在这座小楼里为“林办”看书、编写资料的还有几位部队和地方同志。部队的有政治学院黄××、宋××，军事学院鲁×、高××，总参储×、空军政治部张×。两位地方同志分别来自郑州大学和开封师范学院。平时由李秘书给我们布置工作。
这年夏天，我被召到毛家湾。在此后的两年间先后随“林办”两赴苏州，一过大连，两赴北戴河，并于1971年9月12日晚在北戴河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事件。随后是四年审查，三年劳动。以下记述的主要是我直接经历的事情。
二、日常工作与见闻
从我在空军大院“帮助工作”到随“林办”外出及正式调入“林办”，历时两年半。日常工作主要是根据林彪、叶群的布置(据我判断，除一两个题目外，多是叶的要求)编撰中外历史和古代文学资料。正式调入“林办”后，分管历史、文学方面的学习，不管文件及日常生活。
(一)编写世界七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弱变强过程的资料提纲
在空军大院期间，根据李秘书传达，我同另外两位地方同志分别编写英、法、美、德、意、日、俄七国由弱变强发展过程的提纲。李秘书说，材料是供军委办事组首长用的。要求简明扼要，提纲挈领。其实我们三人中，只有一位是从事世界史教学的，另一位是教中国近代史的，而我则是学中国古代史的。好在不是专题研究，我们便参考当时流行的苏联多卷本《世界通史》、列甫宁科夫著《世界近代史讲座》和我国学者周一良、吴于鯜主编的《世界通史》及有关的国别史等，写成每篇万字左右的提纲。李秘书陆续来取，带回“林办”。
由于事情不多，我们在那里倒也清闲。每天翻翻书，散散步。在空军大院里有这么几个身穿陆军装或老百姓便装的晃来晃去，别人觉得奇怪，我们也有些尴尬。我们住的小楼原为空军副司令员邝任农官邸，里院则是吴法宪宅院。有一天，吴法宪携“吴办”主任陈绥圻在张秘书的陪同下来到我们房间，嘘寒问暖以示关怀。见面时，吴法宪还按军人习惯敬了个军礼，弄得我们几名没见过世面的书生手足无措。
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是由于中央对国际形势有了新的估计，林彪提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毛泽东提出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以及黄永胜等的“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下达紧急指示等一系列新情况，我们准备材料也告一段落。另两位地方同志返回河南原单位，而我则被留了下来，穿上空军装，编制在空政宣传部。
过了很长时间，我到毛家湾后曾给叶群扼要地讲过一两个国家由弱变强的过程，她听了以后嫌简略，让我继续准备。后来她没有再找我讲这个题目。探讨七国由弱变强这个题目应是林彪所出，由于他不愿接触生人，经叶群转述。从平时接触中可以发现，叶群对此类题目是不会感兴趣的。
(二)收集图书
1969年夏天，我初进毛家湾，至此才知道是在为“林办”工作。毛家湾大院外观并不起眼，四周是灰砖围墙。我到此后，住在后院小平房中。房屋低矮潮湿，加之是我平生头一次离开东北家乡在北京度过夏天，颇不习惯。具体工作是随同借调在此帮助工作的空军政治部文化部官××为林、叶收集图书，名为“借调”。后来空政宣传部张×有时也参与此事，还有一位东北籍的战士、内勤小孙。
为什么要大量“借调”图书?据叶群说：首长(林彪)经常看书，研究问题，如果去图书馆借阅，容易传出去，不便保密，外面还往往随之一窝蜂地跟着读起来。所以自己要收藏一些图书。当时我想，这也在情理之中。叶群指示，我们出去收集图书时，使用军委办事组名义，不要说是“林办”的。介绍信的抬头并列许多单位，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看过后再将它收回。叶群还要我们每个人一律使用化名，大家只好胡乱起个名字。从这个小小细节也可以看出叶群是很工于心计的。我们先后跑了空军二高专、空军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政治学院、军事学院以及教育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部门的图书馆。从中索取最多的是当时决定撤销的军事院校，而地方部门，有的只是看看，或借来用过后就归还了。在此期间，还曾去琉璃厂中国书店购书，价钱自然很低，是象征性的。
在收集图书过程中，叶群曾点名要过线装插图本《金瓶梅》和《香艳丛书》等。当时这两种书不像如今这么好找。近年，《金瓶梅》已有多种排印本，影印《香艳丛书》者也不止一家出版社。当时弄得还很神秘，叶群交待不许我们看《金瓶梅》，取来后立即封好上交。其实这两种书并非不能读。《金瓶梅》对于研究明代社会生活，《香艳丛书》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妇女生活及女性文化，都是不可不读的书。当然叶群要它们的目的不在于此。不过我想她也不会真有耐心去读仅有断句而无标点的《香艳丛书》之类。
当图书收集得初具规模时，“林办”东院办公楼已修缮完毕，专用两个宽敞明亮的大房间收藏图书。叶群吩咐将图书分类、登记、上架。她还把官××、我和当时在“林办”帮助工作的政治学院黄教授找去，让我们到陈伯达家参观书柜和图书陈列情况。我们到陈伯达住处后，他叽哩咕噜说了几句，我连一句也没有听懂。然后，由“陈办”王秘书陪同，我们参观了陈伯达家的部分藏书。毛家湾的书柜就是参照陈家书柜设计制作的。
叶群以怕林彪读书泄露出去不利保密为借口，凭着手中权力，乘当时混乱之际，大肆化公为私，这是她私欲恶性膨胀的一例。
在收集、整理图书的这段时间里，对我个人来说倒是收益匪浅。在那个大“革”文化“命”的岁月里，我可以借着“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的机会，尽情阅读在外面看不到的中外名著、历史典籍，而且毫无风险，不会受到批判，这是很难得的。为了图书编目上架，我在过去所掌握的一点图书版本目录学知识的基础上，读了几种图书分类法书籍，最后是采用中小型图书馆分类法登记、上架的。
(三)给林彪读兵书
我到“林办”不久，林彪通过秘书要我为他准备《武经七书》，具体要求是分类摘编，并说不必着急，可以慢慢地准备。
《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等七部兵书。宋朝元丰年间(1078～1085)，神宗命国子监将这七部兵书校定刊行，作为兵书教材，并将其定为武举考试科目。后来明清也沿袭宋制，以《武经七书》试士。此书汇集了我国古代兵法的精华，是兵书经典。它的颁行，被军事史研究者认为是我国传统兵学定型化的标志。
此前，我只读过《孙子》，其他均未看过。找来书后，我便细心阅读，并分类摘编。大体上是依照当时流行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模式，按战略战术、官兵关系、纪律、团结、奖惩等分类，并将其要点绘制成大表。过了很长时间，林彪召我去讲。我作为整天钻故纸堆的一介书生去给久经沙场运筹帷幄的元帅讲兵书，当时的紧张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到林的房间后，他先问我是哪里人，学什么专业的，做什么工作等等，我一一回答后，开始按准备好的材料讲给林听，并想做进一步的说明。他摆摆手，表示不必解释，说明他对这些书很熟悉，不过是让我略作归纳梳理罢了。大约讲了二十来分钟，他就让我退出了。在我离开前，他说：“可以慢慢来，先读兵家，然后再读儒家、法家、道家……”不过以后未作具体布置，我也没有再为林读其他书。后来听60年代的一位老秘书说过，林彪在1960年任国防部长后，就让秘书为他读《武经七书》、《资治通鉴》及让叶群为他读《纲鉴易知录》等。
(四)抄录、整理诗词卡片
我不知道叶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好起旧体诗词来的。我到“林办”后，已有人为她抄录了许多诗词卡片，总有几千张吧。叶群让我继续补充，并将抄就的卡片进行分类整理。我大致是按咏史、怀古、哲理、爱情、抒情、山水、花鸟等目，用导卡标明，分装在卡片盒中。在给叶群讲课时，她偶尔还背诵几首，特别是对咏史、爱情诗有较大兴趣。
我想叶群爱好诗词，大约有三方面情况：第一，从在批林中揭发出来的林、叶热衷历史上的政变事件及叶群偏爱宫闱故事和咏史诗等，说明叶群想从历史上汲取她所需要的经验教训。第二，叶群借此显示博学，附庸风雅。毛泽东、董必武、朱德、陈毅、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擅长诗词，康生、陈伯达等也有较好的国学根底。叶群自我膨胀、野心勃勃，想在各方面显示才华。然而这毕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所以只好借助外力。有一次，叶群可能是在中央开会，打电话给办公室，要我立即查出两句诗的作者与全诗来。这两句诗是：“大树无枝向北风，千年遗恨泣英雄。”我平时虽也读些诗词，但毕竟是学历史专业的，对一些唐宋名家名句尚可略知一二，至于对明清诗则所知不多，当时没有立即回答出来。因为没有完成任务，着实紧张、惭愧了好一阵子。后来才知此乃明初著名诗人高启所作七律《岳王墓》中的首联，该诗为咏岳飞的名篇。全诗如下：“大树无枝向北风，千年遗恨泣英雄。班师诏已来三殿，射虏书犹说两宫。每忆上方谁请剑，空嗟高庙自藏弓。栖霞岭上今回首，不见诸陵白露中。”这是一首对仗工整、意境悲凉、寓意深刻的佳作。高启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由元入明，拒同明太祖合作，过着隐居幽闲的生活。后来因受知府魏观株连而被腰斩。我不知此诗是哪位首长、在什么背景下引用、要说明什么问题的。但可以推测，当是在别人吟及此诗时，叶群赶忙出来打电话询问。我若能及时回答出来，她便很可炫耀一番了。第三，我想也不能排除她有常人那种对旧体诗词的爱好，因为有些诗词与政治并无关涉。
(五)修改诗词
为林、叶修改诗词是我经历的又一件事。叶群不仅让人为她大量抄录旧体诗词，而且还找人为林彪和她代写、润色诗词作品。大约是1970年春夏之际，叶群找官××、张×、阎肃与我为之推敲、修改《西江月》(重上井冈山)、《延河水》、《纪念五一三》等。在我们四个人中，官××熟悉中外小说；张×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并能倚声填词；阎肃是歌词名家，早在“文革”前即以所作歌剧《江姐》闻名；我仅读过一点旧体诗词和王力的《诗词格律》之类，但从未严格地按格律填过词曲，遵命充数而已。
官××从叶群那里接受任务之后，向我们转达了叶群讲述的一些背景，我们便一首首逐句逐字推敲起来。《西江月》(井冈山)就是后来在批林运动中为众所周知的那首，词曰：“繁茂三湾竹树，茫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
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蒿莱，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后来得知，此词系储×代林彪写的。当时我们从字面上很快过了一遍，至于平仄则未及细究。当然，我们都未觉察出其中像后来批判那样的反动本质。至于《毛泽东选集》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系针对林彪的悲观情绪而作，不是当时我们所能知晓的。《延河水》用《忆江南》词牌，是叶群回忆延安时期她同林彪的爱情生活的。对这组词，且不说其平仄韵律，仅就词句而言，我们谁也不敢恭维，但又无法大改，只对个别词句略作改动，交差了事。《延河水》或许基本上出于叶的手笔，尚未经别人大改。《纪念五一三》，忘记是什么词牌了。“五一三”事件是“文革”初期一次武斗事件。1967年5月13日，三军中一派的文艺演出受到另一派冲击。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的《“五一三事件”真相》一章中详细叙述了叶群在事件前后的活动。最近，王年一撰《一场大有来头的小型武斗——“文革”中的“五一三”事件》(《百年潮》1999年第1期)也对此作了论述。
(六)学术班子与绘制图表
依靠学术班子和利用图表，是林彪、叶群学习的两种方式。
所谓学术班子，并非一个正式的机构，而是临时从军内外借调来那么一批学者，为林、叶查资料，编提纲，讲专题等。
我国古代帝王设有御前讲席。汉代曾置《五经》师，教授于御前。唐朝开元三年(715年)，唐玄宗说：“朕每读史籍，中有阙疑，时须质问，宜选耆儒博学一人，每日侍读。”遂命人轮流侍读。后来，太子、诸王亦设侍读、侍讲。(见《唐会要》卷二六)及至宋代，正式形成经筵制度，设员为皇帝编写教材，讲授经史。以后元明清诸朝也承袭此制，大都设侍读、侍讲，讲论文史，以备皇帝顾问。我国历史上的经筵制度在提高最高统治者的素质和保证最高统治者及时作出正确决策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客观地说，这一制度至今仍不乏借鉴意义，关键是为谁而用。
随着叶群的自我膨胀，学术班子不断扩大。据我所知并记忆起姓名者不下十五六人。他们分别来自军事学院、政治学院、空政文化部和宣传部，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及郑州大学、开封师范学院等。学科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包括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文学、史学、哲学、国际政治等。大约是叶群为了使用方便，这个班子以中青年为主，亦有老学者，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老专家。如杨老先生在“文革”前就是著名历史学家；还一位当时尚在中年，也是理论界的著名学者。
借助图表学习，可以提纲挈领，加强记忆，本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只是在林、叶那里可谓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关于画图表的缘起，我不得而知，但它比较符合林彪提倡的“走捷径”的一贯思想，而且有的题目是根据林彪要求绘制的，所以可把它视为林的主张。至于后来把绘制图表弄得一发而不可收，则要归于叶群了。在一段时间里，叶群要求把许多学科的知识都反映在图表里。许多人分别在编写、绘制、裱糊，日夜忙碌着，简直在“林办”办起了一个连续作业的小作坊。
(七)叶群印象
对于林彪，我仅见一次，已如前述，说不出更深的印象来。
对于叶群其人，“九一三”事件后，在中央文件及知情者的回忆中多有记述，归纳起来不外是野心勃勃，贪得无厌，好说假话，生活奢靡。而平时一般工作人员所能觉察到的主要则是她的贪得无厌和好说假话。
从我到“林办”帮助工作及正式调入的两年半时间里，目睹到的她借着手中权力及“文革”混乱之机，大肆收掠图书、文物，组织学术班子，要人没完没了地抄写诗词，绘制图表以及无休止的“选美”等，都可反映出她的这一秉性。
好说假话，善于伪装是叶群的另一品行。她的霸道与难侍候仅次于江青，这是许多人所共知的。但叶群对同她接触较少的人，如给她讲课的学者，在表面上尚讲礼貌，还用“请坐”“谢谢”之类的客气话。至于在背后如何评论，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于叶群，一般来说是在“林办”工作时间越长，对她了解越多，印象也就越坏；反之，时间短，接触少，坏印象的程度则轻些。这也是她善于伪装的表现吧!叶群对于工作人员的态度，正如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一书中所说，“固然十分霸道”，“但比起江青来，她还是好一些。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人大多数被整得很苦，但林办的工作人员大多还能落得个“好离好散”。也许正因为如此，“好离好散”(这个成语应作“好聚好散”)也就成了“林办”工作人员的企盼和“口头禅”。我到“林办”后，曾向阳秘书(林办党支部书记)流露过，想离开那里。阳说：“既然来了，就得干上几年，谁都不会长期留在这里的，争取好离好散。”按“林办”的规矩，秘书从这里出去后，大都被打发到外地，不能留京。
此外，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