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2期
送别归来琐忆
作者：龚育之
一、胡绳病危的消息传来
我是10月30日的清晨得到胡绳同志病危抢救的消息的。那天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京郊昌平开幕，预定我在会上有个发言。只好发了言，再动身去上海，希望还能在他生前见他一面，跟他心中告个别。
我那个发言题为《从新民主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回顾和前瞻》，在讲稿的末尾，本来就写着这样一段话：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命运如何？我们中国人的信心是：只要中国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目标，社会主义就岿然屹立在世界上。我们中国人的观察是：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虽然道路是曲折的。历史学家胡绳在世纪之交作过这样的思考：“二十世纪初，社会主义不仅是以一种思想，而且是以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制度兴起，到了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当一些人以为社会主义死亡的信号已经发出的时候，社会主义者正在深入总结自己的经验。中国人咀嚼这种经验时有特别深切的体会。可以设想，在新的世纪中，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总结经验而恢复其生命力，并在再下一个世纪取得更大的胜利。人类世界如果以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三个世纪大体上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在人类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
当我宣读讲稿读到这里时，忍不住向听众报告了胡绳同志病危的消息。我想，他们大多是知道胡绳，会关心这个消息的。我说，这是一位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的历史学家，他对中国和人类的历史前景始终是乐观的观察。我说，我赞成这位历史学家的乐观的观察。
我在这个会上没有说的是，我引用的这篇发表于1998年的文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是《胡绳全书》编辑出版后，胡绳最新的、也是最后的几篇文章之一。在《全书》前言中，胡绳说：“在作者有生之年可能还会加上一些文章，但也不可能很多了。”这不多的几篇反映胡绳最后的思索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反响，赞成者有之，不赞成者有之。学术批评百家争鸣是好事，但却出了些棒喝和流言。曾有人问我：“听人说，胡绳认为三百年不要谈社会主义，怎么回事？”这真是匪夷所思！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三百年社会主义全世界胜利的乐观坚信论变成了三百年不谈社会主义的悲观绝望论！
我真希望争鸣属于学者而流言止于智者。
二、最后一面和最后送别
上午会后，同在上海的白小麦（胡绳秘书）和在北京的郑惠联系，决定明天清晨郑惠和我一起去上海。这时，上面领导已经对后事的安排作了布置，包括要求为新华社准备一篇介绍胡绳生平的稿子。我们是三十一日上午十点多到达上海的。赶到医院，只见胡绳口里塞着呼吸器，手上吊着药瓶，闭目躺着。身边的亲属告诉我们抢救的情况和下午手术的安排。并且在他耳边呼唤：“醒醒，醒醒！育之同志、郑惠同志，来看你了！”胡绳同志竟然睁开了眼，看着我们，显然认出了我们，脸上露出招呼的微笑，动动手臂，要握手的意思。我们伸手过去紧握他，问候他。他挣着想说话，但是呼吸器塞着，没法说话，很不好受。我们连连劝他不要说话，再紧握他一会儿，告别离去。
下午，许多同志在已布置成手术室的病房外等待，手术进行了四十几分钟，非常成功，气管顺利切开，呼吸器拿掉了。险情暂时过去了。为减少感染机会，来的同志都不再进病房去看望。我于11月1日清晨赶回北京。
胡绳同癌症作斗争，已经五年。对他这种癌症来说，医生曾赞他为治疗成效最好的病人。1998年我几次向领导同志写信，请求允许我辞去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职务，在信中，我一再说：“胡绳同志虽在养病中，身体情况尚好，仍能大量阅读、敏捷思维。以他在史学界、理论界、党史界的权威地位，以他长期对中央工作的了解，以他同老同志的联系，我觉得，党史室最好仍以他为主任。现在的各位副主任，在胡绳同志大事把关的情况下，可以把室的工作领导起来。如果再能吸收几位更年轻的同志（四十岁左右，四十岁以下）参加室委，年轻化就会更到位一些。这是我个人的观察和想法，报告领导，只供参考。”然而，今年他身体的情况就不同了，癌已经到处扩散，春天北京的医生估计，按这样的发展趋势，恐怕只有五六个月的时间了。胡绳很坦然，他愿意在多少还能走动的时候，到各地走走，看看。他不愿意住在北京的医院里等待。八月到上海，他得到了极好的医疗和生活接待。上海医生的估计同北京医生一样，说，大概还能维持三几个月。胡绳仍不肯住院。每过几天，还请人陪同去看看新的建筑，新的企业，他熟悉的老上海的旧地，特别还去看了党的一大纪念馆。在一大纪念馆，工作人员请他题辞，他思考好久，几天后（八月十四日）写了十二个字：“曲折有时难免，前途定是光明”。这不是一句现成话，也不是别人为他准备的，是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历史学家、党史学家，凭着几十年亲身经历、几十年的研究思考，从心底里吐出来的几个字吧。国庆节过后，他就没有再外出了。10月28日被劝住进医院。二十九日晚上就发生了一时窒息，心跳停止，经抢救才苏醒的险情。
气管手术成功，一次险情过去，虽然大家都知道险情随时还会再来，到底是松了一口气。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中有几位4日晚上乘火车回京办事。还未到达，却传来噩耗。11月5日8时，胡绳同志与世长辞了。
11月12日，遗体在上海火化，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来上海为胡绳同志送别。我正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也同到上海和在上海的许多同志一道，去向胡绳同志的遗体作了最后的告别。
三、初读胡绳
54年前初读胡绳，我还是个中学生。读到的是先在《中学生》杂志上连载的历史文章，后来收入“开明青年丛书”，书名叫《二千年间》。这套丛书封面很别致，两组（两色一深一浅）相间的竖条，一组由粗渐细，另一组相应地从细渐粗，上面点缀几颗星形。我至今还记得，可见印象之深。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这本杂志，讲学习，讲知识，每月谈星空，每月也谈历史和时事，政治面貌不急进，不刺激，所以能存在，能传播，又思想健康，倾向进步，所以受欢迎。胡绳那时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报纸的编委和作者，不便用本名在《中学生》上发表文章，用的笔名是“蒲韧”，《二千年间》也仍旧。所以严格说，那时我只是初读“蒲韧”而不知“胡绳”。
知道蒲韧即胡绳，并且读到胡绳的其他著作，那是我上大学以后。我们的大学生活，真是如火如荼。反美反蒋，罢课游行，基本的还是学习。学习课堂里的功课，还通过组织读书会呀，办小图书室呀，朋友间借阅呀，自己联络起来，学习课堂里学习不到的新知识。而给我们这些新知识的书籍，我至今记得的中国学者所写的，哲学方面，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和《怎样搞通思想方法》；历史方面，有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简编》，胡绳的《二千年间》和《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还有华岗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和《社会发展史纲》。至于胡绳的文章，有收在《大众文艺丛刊》中的《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还有一篇收在《方生未死之间》这本小册子中的文章，不过题目已经记不起来了。
胡绳后来同我们谈党史的时候，对于30年代在上海所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宣传的成绩和效果，认为应该给予足够的估计。我想，这也应该延伸到40年代。建国以后，形势根本不同了，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条件根本改变了，这种宣传和学习取得了过去根本不能取得的巨大成效。这是不待说的。是不是也有一些过去的好的传统，后来没有注意充分加以发扬呢？名家不弃，愿意写通俗作品（甚至可以说，因为认真写出了好的通俗作品而成为名家）；写作富于个人风格，对读者有吸引力。这两条，看来都是值得发扬的。现在，教科书、学术书多（只要质量高，那是好事），而通俗书少了；在通俗书中，随便请人编写的、集体拼合的多，有原创性的有个人写作风格的少了。所以，提起《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样的书来，至今有人还称赞不已。这本书，尽管在史料的运用上限于当时的条件不能不显得粗简了一点，但其史识的清新，史笔的流畅，不说无与伦比，也要说是成就很高的。后来，胡绳写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其篇幅和内容，史料和分析，都已大大超过《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但前者还是不能代替后者，金冲及同志同我说，他很重视前者，但更喜爱后者。这个观感，不知道金同胡绳讲过没有，恐怕胡绳也会同意的吧。
四、初识胡绳
1952年我到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工作，有机会认识了胡乔木、周扬、胡绳、于光远这些著名理论家。胡绳那时是中宣部三位副秘书长之一。1954年，他兼任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任副处长（卫生分出去了），但主要还是于光远管我们，不很久胡绳不兼处长了，于光远任处长，所以工作上我跟胡绳接触并不多。但一段时间，我们编在一个党小组里（同编在这个小组的还有叶籁士，他是搞世界语的，工作好像是胡绳直接管），我还当过党小组长。这两位向我交党费，同我们这些年青人在一起过组织生活，跟我们谈学习理论、学习写作的方法。还有一次胡绳同我们小组的同志谈到延安整风后在重庆党内整风的时候，董老（必武）怎样批评了《方生未死之间》的党员作者，包括乔冠华、胡绳这些人，说他自己怎样受到教育，还谈到这个批评同后来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关系。当时胡绳没有详细说，就是说了，以我们当时的知识背景也不能领会和记住，但是胡绳这样的领导主动同我们这样的青年谈起自己过去受到过的批评，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他显然是想用自己的经历来教育我们年青的党员。
近年来研究胡风和胡风批判一案历史的文章中，多涉及在重庆时党内对所谓才子集团的批评。又多材料稀少，说不清楚。这些年我曾一再向胡绳提出，希望他把他几十年间经历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和事件，作一番回忆，作一番清理，作一番总结，提供一个“胡绳说法”，认为这样的身份，是他独有的，别人的研究不能代替，可惜却一直没有动手组织人帮他收集一些材料，向他提出一些问题，催促他形成这个“胡绳说法”。重庆整风涉及哲学和文艺思想的这一段历史，现在恐怕再没有当事人能够提供史料和说法了。(等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