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2期

思念老师

作者：丁伟志

　　自从五年前，得悉胡绳同志患上了令良医束手的顽疾后，一些和他交往较多的人无不为他的健康状况揪心。但是被他的乐观豁达所感染，我们紧张的心情也就渐渐缓解下来。所以当着听到他遽然辞世的噩耗，我仍旧觉得突如其来，难以承受。

　　胡绳同志不仅长期是我的直接领导，而且是我循循善诱的老师。从个人关系而言，我更为看重他和我的师生情谊。当此需要向他老人家致祭的时候，我也更愿意以受业弟子的身份倾诉一下心底的哀思。

　　往事如烟，还是得从1953年说起。那年年初，马列学院开设了专为培养理论干部的一部，我们五十几个人经过考试被录取入学，编作一部二班。胡绳同志担任我们的部主任，同时给我们班开了“中国近代史”课程。那时候，给我们班授课的苏联专家中，有一些是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中国教员中更有艾思奇、杨献珍、郭大力、张如心等众多名家。但是，就学员的反映而言，最受欢迎的则首数胡绳同志讲的课。胡绳同志不是演说家，声音既不洪亮，辞藻亦少修饰，既不肯故作壮声大语，更不讲究抑扬顿挫；听他讲课，简直像是在听一位长者慢声细语地叙说家常。但是，在他的娓娓叙述的引导下，听众们便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片新颖而充满生机的开阔境界。对于中国近代史，按说我们这班学生多少都还有点常识，可是经胡绳同志一讲，怎么觉得全成了新的呢?我们渐渐觉察，别的老师课讲得再好，也是着重在讲“是什么”，胡绳同志却是着重在讲“是什么”背后的“为什么”。他也向我们传授知识，也向我们讲出他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的判断和结论，但是他并不简单地向人们灌输知识，并不简单地宣布他的判断和结论，而是耐心地解剖历史事实，向人们细致地展示他在作出判断和结论之前，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独立的分析。这样的教学，对于我们这群早已决心皈依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来说，无疑是一次启发我们思想自觉的新启蒙。我们深深感到，从胡绳同志的讲课里，不仅仅是学习了中国近代史，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学到了如何独立思想，特别是如何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途径与方法也就是说，胡绳同志讲课是向我们示范，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必须死记硬背的教条，而是犀利的理论武器，是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学会用它来重新认识历史，认识现实，观察中国之命运。48年过后，再来回忆当年学习的情形，愈加深深感到，胡绳同志当时所讲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某些具体结论可能需要加以调整、补充或修改了，但是他教导我们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独立分析问题认识问题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方法，却一直是指导我们思想与行为的指针。我们这批胡绳同志的老学生，从老师那里得到的这种教诲，实在是受益终身的。

　　1955年，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复建，胡绳同志出任副主任。我们一批中青年理论工作者，调集到他的手下工作。当时研究室没有什么紧急的政治任务，我们得以从容地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按照当时的习惯，大家都不称呼他的官衔，而是直呼其名，叫他胡绳同志(这习惯一直保持到如今)。他也丝毫没有首长的气派，仍就像是我们的博学而和善的老师，他以极其耐心的态度和非常具体的安排，指导我们读书、写作，引导我们走上研究工作的路。一如既往，他的指导，仍然是启发式的，而不是灌输式的。他着重启发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锻炼独立研究的能力；尤其鼓励我们，在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上，不要为流行时论所限，而是要敢于提出个人的见解。他经常以平等的态度参加我们的讨论，带动并激励我们发扬自由争论的学术风气。记得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哲学组的几个人，分头从事“五四”时期各种思想流派的研究，同时又分头阅读先秦诸子中几部重要经典。他要求我们分别写出研究论文和读书报告，并定期举行小型的讨论会，交流所得。在他的带动下，那时研究室里的学术空气非常良好，自由讨论问题的风气相当浓厚。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上，常常形成不同意见互不相下的交锋。大家都能够坦诚相见，各抒己见，争辩热烈而不伤和气。记得在讨论我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性质时，我们研究室里的四五个人，竟然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见解，并且陆续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我们这批中青年中的一些人，后来能够走上理论工作或学术研究的道路，无疑是与当年在研究室期间得到胡绳同志的点拨关系至深。只可惜那段学习的好时光不算很长，它被“反右”的暴风骤雨打断了。

　　诚如胡绳同志在《胡绳全书》第二卷的“引言”中所说，他在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写的文章之所以比较少，除了“文革”的耽误、事务的繁忙和生病之类的原因以外，更为重要的，还受到自我认识上的困惑所干扰，从而使得自己“在写作方向和写作目标上感到茫然”。他分析说，当时自己思想上的矛盾是，不能适应那时候党在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可又认识不清楚这种“左”的指导思想，还要勉强写点适应潮流的文章。在编辑《全书》时，他把当年写的那些自认为“站不住脚”的文章毅然裁汰了去，并且还特意说明，即使收入了《全书》的那时所做的某些文章，“也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胡绳同志的自我批评是诚恳的。不过，就我亲身经历所知，就是在那个时期，胡绳同志在许多问题上也还保持着较为清楚的头脑。比如，他指导我们几个人，以“施东向”的名，为《红旗》杂志写过系列短评。在那浮夸成风，唯意志论横行，以有知识为耻、无知识为荣的年代里，胡绳同志通过他所策划和定稿的这些短评，观点鲜明地提倡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占有资料，认真读书。放在当时的背景中，能够这样做，自然是难能可贵的。据我所知，这些两三千字的短评发表出来，会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在读者中引起了十分良好而强烈的反响。事实说明，身处舆论一片混乱的困难环境中，胡绳同志还是在努力保持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绳同志迎来了他理论研究和学术著述的第二个春天。作为理论家和学者而言，八九十年代和三、四十年代，无疑是胡绳同志一生中前后辉映的成果累累的丰收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新时期的二十年里，胡绳同志不顾年事日高，健康日差，刻苦钻研，勤奋著述，在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和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等重要领域内，无不做出了杰出贡献。有目共睹，胡绳同志在这个时期所做出的大量成果中，呈现出朝气蓬勃的创造精神和勇敢的科学探索精神。也可以说，胡绳同志在晚年，再一次重现了并大大发扬了他在早年所提倡的“理性与自由”的精神。

　　极为有幸的是，最近五六年间，年届古稀的我仍得以经常随侍于老师身边。我深深体会到，他晚年著述的那些呕心沥血之作，处处体现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忠贞，处处体现着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满腔热情，处处体现着他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竭诚拥戴。果真是老而弥坚，挫而弥强，胡绳同志愈到晚年，他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愈加升华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无论是就历史经验进行梳理，还是对现实问题进行考察，他都表现出视野愈形开阔，思辨愈形敏锐，意境愈形高远。疾患的痛苦折磨，宵小的飞短流长，他都已置之度外，泰然处之。他无所顾忌地执著地走自己认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探索之路。十分值得庆幸，他的晚年的代表作，在他去世前夕，已经结集为《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又增订出版。这本文集，作为著作等身的理论家的压卷之作，意义深远，足以范世。

　　作为一代师表的胡绳同志，他的传世之作，他独立思考的科学探索精神，今后必将还会哺育出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作为一名老学生，当此与胡绳同志永诀之际，我愿意恭录他在1998年所作《见山花凋谢绿叶葱茏感作》诗一首，权充挽歌，借以寄托心底的哀思，表达对老师的无限怀念与敬意。原诗曰：

　　造化生生无已时，

　　怜今悼往笑人痴。

　　须知花落春残处，

　　新绿满山子满枝。

　　(2000年11月9日于北京西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