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2期
告慰丁一岚
作者：苏双碧
大约是1996年初春，“北京市三家村文化实业有限公司”总裁张丽娜受丁一岚之托，约我们到丁一岚家。丁一岚说，收到广东诗人熊鉴写的纪念“三家村”的一首诗，其中有“三家当年本无村，留在人间却有痕”两句，她认为很好。大约受这首诗启发，丁一岚觉得有必要写一本书，把“三家当年本无村”这个事实说清楚。“三家村”本来是为起一个杂文专栏的名称而出现的。廖沫沙说：“《三家村札记》实在是一个无组织、无计划、也无领导和指挥的三个光人、三枝秃笔杆自由而偶然地凑合起来的一个杂文专栏，如此而已。”但是这个“本无村”的专栏，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判为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集团”。丁一岚希望有一本书能把整个过程的事实说清楚，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我们觉得丁一岚的想法很好，也确实需要有这样一本书，况且，“三家村”冤案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大冤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文字狱。不过，要写好这本书，难度也很大，主要是要把前因后果都说清楚，还有一定难度；其次，是资料问题，要下大功夫去发掘和搜集，而我们当时还在岗位上没有退下来，不可能腾出很多时间来做这些工作。丁一岚知道我们为难，就说：“考虑一下吧!这事不急。”她之所以希望这本书由我们来写，大约是因为：其一，我们写过《吴晗传》，社会上反映还可以；其二，本书的作者之一苏双碧，很早就写了为《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平反的文章；其三，苏双碧在“文革”前就和邓拓、吴晗、廖沫沙有过较多的往来，“文革”初期又因为“三家村”案受到株连，情况比较熟悉。苏双碧也认为这本书由他来写义不容辞，但因为客观条件还不太成熟，就暂时拖了下来。
1998年元旦过后，张丽娜告诉苏双碧：“丁阿姨很希望您能写这本书，她有点着急，她说，如果你不写，大概不会有人写了。”张丽娜又说：“前几年她也找过两个人写，思路都不行。”苏双碧听了之后，有点内疚，觉得无论如何要腾出时间来写这本书，尽管并没有把握能写好这本书，但硬着头皮也得接受下来，并努力去写好。2月15日，我们来到丁一岚家。丁一岚很高兴，她谈了一些设想，并说，可以把她积累的材料，比如，她搜集剪贴的全国有关纪念“三家村”主人的材料，以及香港印刷的“文革”中批判“三家村”的材料，都可以提供给我们，并要我们去采访郑天翔、陈海云、李筠等一些老同志。我们后来都一一照办了。这些老同志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当我们后来翻阅到丁一岚提供的这些材料时，总是心潮澎湃，一篇文章、一条消息、一首诗，凡是她能看到的，她都剪了下来，粘贴得整整齐齐。这绝不是一般的收集材料，而是对邓拓寄托了无限的深情，对吴晗、廖沫沙有着出自内心的崇敬。在这之后，我们还对一些过去和邓拓、吴晗、廖沫沙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进行采访，并广泛地阅读和搜集有关材料，做写作前的准备工作。
在这期间，我们和丁一岚见过几次面，还通过多次电话，向她请教一些问题及对有关材料进行订正，并请她代约被采访者。在6月中旬的一次通话中，曾问及她的健康状况。她说：“身体很不好，仍旧是每个星期两次去医院做透析，以此来维持生命，说不定哪一天就不行了。”听了丁一岚这句话，我们久久不能平静，一种悲凉的感觉穿心而过。一种本能的反应，我们觉得有必要在本书动笔之前，根据现有材料，写一篇有关邓拓在“文革”初期的文章，想把我们准备写书的思路和基调写出来，听听读者的意见，主要是听听丁一岚的意见。文章写好后，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的支持，他们决定发表这篇文章，我们要求能早点发表。本来决定第十期发表，后来提前到第九期发。7月6日，我们把文章副本送给丁一岚，想听听她的意见。这一天，她精神很好，听了我们写作的进行情况之后，又谈了一些过去未曾谈及的材料。她说：“邓拓没去过延安，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西柏坡。1948年6月，《晋察冀日报》和《延安报》合并为《人民日报》，邓拓调任华北局研究室主任。中央迁到西柏坡后，邓拓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副组长，组长是陈伯达。后来彭真对邓拓说，毛主席身边缺秘书，希望邓拓去，邓拓不愿去。他对我说，‘伴君如伴虎’。我不知此事毛泽东事前知道否，两种可能性都有，如果毛泽东知道会很不高兴的。”
此后，我们还通过一两次电话，其中一次是她向苏双碧了解邓拓1960年在北京市历史学会的讲话稿，并说已经费了很大劲，只找到一份残稿。这件事使我们很感动，作为邓拓的夫人，丁一岚深知邓拓的遗著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她的努力，既是对中国民族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也表现了她对邓拓的缅怀和深情厚意。写到这里，使我们想起这么一件扣人心弦的事。1996年5月17日，丁一岚在邓拓去世三十周年时，为邓拓、吴晗、廖沫沙以及刘仁，在八宝山举行一个祭奠活动。参加祭奠活动的有邓拓及刘仁、吴晗、廖沫沙的亲朋好友，共一百多人。丁一岚在邓拓等同志的遗像前读了她亲自书写的《祭词》，其中读到有关邓拓的，有这么一段十分悲切的话：
亲爱的云特，我们离别三十年了。你竭尽全力为党工作大半生，没想到浩劫初期就被称为“反党集团”的主帅，对你进行全国规模的口诛笔伐。北京市委的许多同志关心你，刘仁同志、天翔同志在乌云压顶的形势下到家里去看你，安慰你，劝你正确对待群众的批判斗争，做好检查，将来还是党的文化战线上的一名战士。很多好心的同志劝我，让我关心照顾你，准备做好检查，我没有实现他们的嘱托。我能劝你什么呢?让你承认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不能。让你承认是被他们诬告的“叛徒”吗?不能。让你和当时的批判斗争进行抵制吗?也不能。真是无路可走啊!当我看到你苍白的面孔，塌陷的脸颊，茶饭难咽的情况，我忍不住暗暗落泪，真是爱莫能助!我们彼此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在有人监视的情况下，我们常常只好是相对无言。5月16日咱们在卧室的走道里抱头痛哭，你说让我和孩子们第二天就离开你，我说不可能，我无处投奔。没有想到5月17日深夜，也就是5月18日凌晨，你就匆匆地永远离开了我们。你告诉淑彬姐说，你是“冤沉大海”啊!最后你给党组织留下了六千多字的遗书，有力地驳斥了康生、江青一伙对你的诬告。你本想离开我和孩子们，就能使我们得到解脱，哪知道在十年浩劫中，我们受尽了歧视和折磨。好在你的一岚和孩子们都坚强地、胸怀坦荡地挺过来了。
这一段真挚、催人泪下的文字，把听者带进了那恐怖的、悲哀的“文化大革命”的年代，看到邓拓、丁一岚这对忠诚的共产党员、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铸造出来的楷模，这一对恩爱夫妻，是怎样在康生、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下，面临着生离死别的苦痛。他们可以在日寇的刺刀大炮面前冲锋陷阵，却无法在党内的恶势力面前辨明是非。他，邓拓，一位坚强的战士，只有以死作抗争，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她，丁一岚，一位坚强的战士，面临着内部恶势力的摧残，却无能为力，只有眼巴巴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被迫害而死去。30年过去，丁一岚从内心发出的肺腑之言，可以告慰邓拓的英灵，也可以使无数读者重温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最悲惨最黑暗的一幕。
正在我们开始写作本书的时候，最担心的，最不愿意听到的噩耗传来了。9月17日上午，接到邓壮和张丽娜的电话，告知丁一岚已在昨天去世了。这个悲痛的消息，袭击着我们，使我们感到惊慌，感到悲哀。我们随即赶到她家，在路上临时扎了一个花篮，以表达我们对丁一岚的敬意。就在两个月前丁一岚和我们长谈的厅里，安放着丁一岚安详的遗像，我们向她行三鞠躬礼之后，邓壮向我们介绍了丁一岚最后时日的情况。其中特别提到，前几天收到《炎黄春秋》第九期，读了我们写的那篇文章，她很高兴，特地把子女找来，说了她对这篇文章的看法。其实，这篇文章是急就篇，写得比较粗糙，但却可以看出我们写这本书的基调和思路，大约丁一岚是可以赞同我们这个基调和思路的。现在，我们似乎可以告慰丁一岚大姐了，书已经写完了，若你还活着，你一定会很高兴，也一定会为本书的修改定稿提出许多最宝贵的意见。现在，您走了，我们一定认真修改、定稿，争取早日出版。书中尽我们的力量按您的意思，即把“三家村”三个人在“文革”中的遭遇，把他们三人的为人、风度、业绩、生活和结局，以及“三家村”杂文的写作背景写清楚。
当然，限于水平和资料的有限，书稿还会有许多错漏。我们一定会虚心听取意见，不断改进，尽可能把书稿改得更好，更符合您的意思。安息吧!丁一岚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