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2期
从太平天国的腐败谈起
作者：徐 焰
起义得到天下响应源于清廷腐败
进入19世纪50年代时，中国大地上刚经历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却仍是一片表面上歌舞升平的景象。1851年1月间，却突然霹雳突发，原来并不为多少人所知道的“拜上帝会”在广西的偏僻金田村一呼崛起，一两年内便有上百万人闻风响应，兵锋很快席卷半个中国，并把太平军的黄旗插上国内第二大城市金陵。曾国藩惊呼这是“名教之奇变”，从中国历史上看这也是继大泽乡、黄巾起义后又一场民间突发性的暴动奇观。
清廷代代君王都勤事宵旰，如履薄冰般地煞费苦心施政。按封建标准，可以说清代无昏君，朝内免去外戚宦官之祸，朝外废除了历代扰民的两大恶政——征兵和人头税(口赋)。军队只花钱招募“吃粮人”为兵勇，民间不再有“车辚辚，马萧萧”的哭送场面；税收也“摊丁入亩”，即只收固定的土地税，百姓可放心生孩子，使人口由宋明两朝最高时的1亿猛增至4亿。加之实行了严密的官员职权交错并相互牵制的体制(如一省内就往往有督、抚、将军三个平行长官)，防止了以往经常出现的藩镇式割据。按清廷想像，天下人都应感念这些“旷古未有之深恩厚泽”。事实却是官吏贪婪更甚，社会黑暗异常，到处有会党及宗教秘密结社，地火在民间积势待发。
当时清廷以严密的君权分散地方之权，并禁绝任何非分之想，然而在封建专制体制下，为官便要谋权敛钱，不敢觊觎高位便会从受贿勒索方面找补偿，封建的道德规范根本无法制止这种贪婪。据考证，清中期朝廷征收一两银子，经各级官吏层层盘剥，摊到农民头上便有八九两之多。每年刑部批准全国处死刑者一般不足百人，而各地监狱中因敲诈虐待致死之囚却高达数万。
清朝皇帝在历代王朝中把专制君权强化到顶点，的确能限制官员造反，却无法防止腐败。康熙帝是倡导廉洁的，然而恰恰是他为弥补财政不足而明令标价卖官，这表明君王专制本身就是腐败之源，所谓倡廉也只不过是防止超限度的贪敛而威胁其统治。尤其到了王朝末世，专制只有其恶弊却无其效率，在表面平静的超稳定结构下，一旦有事，就会造成爆炸性崩溃。太平天国起义如此，后来的辛亥革命更是明证。
天国政权建立陷入腐败怪圈
无数饥寒交迫者在痛苦到不堪忍受时，洪秀全等喊出“原道救世”、“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口号，大批会党成员、游民便自然会蜂起响应。太平天国于金田起义的转战途中，能把数以万计的参加者严密地组织起来，主要靠的是“人人不受私”的“圣库”制度及日后能共享富贵的号召，加之天王以下的各级领导大致还能与士卒共甘苦，队伍中实行男女分居的兵营式禁欲生活。无牵无挂的起义者舍身拼命，只知谋钱保命的清军官兵自然不是对手。当时有人夸张地称，只要有三千死党，便可横行天下。
太平军于起义9个月后攻下第一座城市永安，开始建制时便没有“均平”，而是按等级封王定爵，洪秀全此时就有16个王娘。1853年春定都天京后，对下层群众仍然严禁喝酒抽烟、剪发刮面、夫妻同宿、偷读妖书、私藏财物，违者“斩首不留”，而领导者却更加追求纵欲享乐。此刻城南和江北还有清军大营围困，太平军稳固占领区只有时人笑称的“一统江山七十二里半”，西征北伐都是孤军作战，洪秀全却于1854年下令全城军民为他大修宫殿。被围的孤城中没有建材，便拆毁了作为天京紫禁城原型的明故宫。新建的天王府内连溺器都是金制的，所纳嫔妃达到88人(一说108人)。
享乐思想为上所好，下必效法，东王、北王乃至翼王无不大修府第，后起的忠王李秀成在苏州建立的王府，连李鸿章见后都感叹“真如神仙窟穴”。各级官员也按等级享受各种特权，连管辖25户的基层头领两司马也规定配备两名轿夫。至于最底层的军民，除了“小天堂”的画饼许诺外，经常“合城食粥”，只有上阵冲锋的人才“下米准吃饭”。太平天国初期颁发的《天朝田亩制度》所宣传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完全成了对实情的辛辣讽刺。虽有后人给太平天国政权冠以农民政权的称号，其实它在进城后就很快与封建王朝别无二致。
内讧败亡皆由腐败争权
定都天京仅三年，太平天国因出现了血腥的杨、韦内讧，迅速由盛转衰。几十年来，许多史学家乃至文学家都想追究和说明洪秀全、杨秀清或韦昌辉中哪一个是发难者。若是按唯物主义的原理解释，这并非某一个人的责任，而是体制性的腐败所造成的必然恶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享乐首先要谋钱；在封建体制下，赢得威福关键在争权。专制王朝主要实行的是超经济强制，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享受，常常勿需花钱。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面对普天之下只允许有一个“万岁”宝座，“九千岁”杨秀清、“六千岁”韦昌辉都会眼红(当时“八千岁”西王和“七千岁”南王已死)，当时又没有民主竞选，只能看谁的力量和权势硬。追逐特权自相残杀的内讧，也是历代农民战争掌权后的规律，古代以农民起义得天下的刘邦、朱元璋都是屠戮功臣的能手，太平天国只是将此举提前到未坐稳江山之时。
腐败及由此而来的内讧，给一个新兴政权带来的最明显的外在恶果，便是对广大群众失去吸引力。太平军初起时所到之处，都搭台“讲道理”，听者云集，欢声雷动。后来军民们看到贫富悬殊及内部相残的事实，却与“均平”和“普天之下皆兄弟”的宣传完全相反，太平天国领导者对此又无法解释。杨、韦内讧后，一时盛传“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统，依旧让咸丰”的歌谣，很快出现了“人心冷淡，士气减半”的局面。表现在军事上，太平军初期能以少胜多，后期虽扩兵至百万众却敌不过总数不足20万的湘淮军，又屡屡有数以万计的官兵集体投降之事发生。
相比之下，清廷虽然腐朽，地主阶级中却新兴起一批改革力量，“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便是代表。由于身处封建末世，他们刺激下属打仗的主要办法也是靠封官加品及获胜领赏。结果交战双方出现了战史罕见的竞相封官的怪现象。洪秀全在后期封了数以千计的列王高官，清朝则封了九千多个一品官(其中湘军就有三千多)。两方面官爵之滥，都如过江之鲫。毕竟清王朝方面财力强，并能得到外国帮助。朝廷发不出钱，湘军等靠卖文凭(主要是监生资格)和拦路乱收费(设厘金)还能解决军费。太平天国方面却是地蹙财乏，在靠名利刺激的拼比中必然输给对手。
1863年，靠官爵和金银两方面激励而最为凶悍的湘军包围了天京，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这惟一的救生之策。此时的洪秀全却过惯了宫廷锦衣玉食生活，不愿再到野外风餐露营，拒绝突围而一味调外面的兵将救援。此时在各地封王据地的诸将却大都忙于建府享乐，多挟兵自重而不肯来救，最后只有坐以待毙。继1864年夏天京陷落，湘淮军又将江南的太平军据点各个击破。正如唐杜牧于《阿房宫赋》中的名句所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亡太平天国者，主要原因也正是其自身的腐败。
落后思想和生产力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太平天国领导者在部分地区一旦掌权便迅速腐败，从社会根源上讲，是由于他们都属于旧式农民，不代表先进生产力，也不代表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严格而论，即使在那个时候，洪秀全等人的思想也算不上先进，所依靠的首义者大都出自偏僻落后地区，日后又居功不肯学习进取。
看太平天国史的人往往很少注意这一现象，洪秀全虽是个连秀才都没考上的一介农村寒苦书生，毕竟出生于文化和交通都比较发达的广州北郊外的花县。正是靠这个便利他接触了传教士，得到基督教的传教读本并随之将其改造。然而他在家乡开始传布自己建立的拜上帝教时，在儒学思想影响较大的本土却几乎没有相信者，乡人还将其驱逐。他辗转流落传教至封闭落后的广西紫荆山区，与当地带有巫术性质的“降僮”(后来的“天父下凡”即由此而来)相结合，才得到先搞长途贩运后又烧炭的杨秀清等人拥戴，并吸收了一批没有文化的蒙昧山民为会众。后来的起义虽然带有反对清朝统治的积极意义，却不可否认其指导思想和参加者的落后性。
太平天国鼓动农民起义时最有力的思想武器，仍然是古代既有的平均主义即“均贫富”。然而这一理想虽被许多渴望脱困者向往，却永远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军需品的平均分配也只能短暂地实行于生死搏杀而无暇他顾的战斗队伍中。一旦环境稳定需要建立政权和组织生产，面对有限的财富和人们无限的占有私欲，事实上就只能均贫而不可能均富。硬性平均便会出现少数领导按等级享受，而下层共同受穷。看看历代农民起义结果，平均主义引来的后果仍然是滥用权力的腐败，而且后者的滋长必然又要从根本上否定前者。翻一下太平天国后期的文献，早期的那种人人“均匀”之类口号便都不见踪影，有的只是严格的封建等级规定。
中外的历史证明，要根治专制体制下的腐败不能依靠旧式农民及其思想，只有靠新兴阶级带来的民主主义，而民主思想的产生又要靠近代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商品经济带来的公平交易和市场竞争的观念。
前些年有人论及《新民主主义论》中把洪秀全归于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人，认为更准确讲来应是洪仁秈。因为洪秀全在他的著述中只借来一个西方的“皇上帝”的名号，却未引进自由民主思想。只是在香港接触过一些新思想的洪秀全族弟洪仁秈于1859年到达天京后，才在太平天国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首次提出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方案，这在当时也可说是国内最先进的思想。
令人可叹却又不可免的是，洪仁秈的一系列改革方案曲高和寡，尤其是他提出的“兴邮亭以通朝廷文书”、“新闻馆以报时事常变”以及“兴各省新闻官”等建议根本无人能理解。李秀成为首的诸将领面对《资政新篇》等阐发新思想的书籍，更是“皆不屑看”。洪仁秈开始想整治天国内的种种弊端，后因一筹莫展索性作罢。这也难怪，太平天国所根植的土壤，只是小农自然经济结构。这一顽固的社会基础必然滋生专制政体，个人对其不仅无法改变，日久还会反被环境腐蚀。洪仁秈在天国任干王并总理朝政后只两年，就颁发了《钦定士阶条例》，里面规定的封建等级之森严，较清王朝有过之无不及，便是那个想改革者的悲剧。
太平天国乃至以往的农民起义都证明，封建统治下的农民对所受的压迫有本能的反抗，却创造不出比封建主义更高的政治经济体系，他们有了钱也会当地主，有了权则必然走上帝王之路。无论是得了天下的刘邦、朱元璋，还是中途而败的黄巢、李自成、洪秀全，都跳不出这个怪圈。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是先进政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思想水平和道德标准与太平天国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中国历史的文化积淀和社会上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与以往仍有某些相似之处，这也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反腐败斗争任重而道远。加强政治教育和法纪惩处固然重要，然而最根本的治本之策，还在于社会基础的改造，即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使执政党成员摆脱种种陈腐的传统束缚，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