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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民族尊严的爱国军人
作者：苏志松
“九·一八”事变是扩张成性日本军国主义者意欲鲸吞我国领土的一个罪恶步骤。但是，作为这一事件的“前奏”，有一个“怒惩仇寇者”，他就是处在风口浪尖上的爱国军人关玉衡。
屯垦兴安遇事端
关玉衡本名关瑞玑，“玉衡”乃其字。1897年生于黑龙江省宁县城南的满洲正黄旗，满姓“瓜尔佳”(冠汉姓‘关’)。其父亲福绵是当时社会名流，旧社会曾为吉林省议员。
关玉衡自幼在家乡读书，年及17岁时投笔从戎，开始了军旅生涯。1920年，23岁他被选送到东北讲武堂专攻军事，并在此与赫赫有名的少帅张学良结下同窗之谊。
学业期满后，关玉衡一度投奔奉系军阀郭松龄部任营长，两次参加直奉战争。1925年至1927年，关玉衡先后担任张作霖帅府警备处长、无帅府驻京军务处长和东北军炮兵参谋处长等职，在军界崭露头角。
1929年，东北军长官张学良为了“急谋富国强兵之道”，使军队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决定设立兴安屯垦区，并为此而建立了屯垦军。屯垦区在索伦山之阴，北界为索岳尔济山之分水岭，沿尔河南部至白城子，纵长450里。此处一身是蒙古王公的风水禁地，有山水之胜和物产之饶。屯垦军编为三个甲种团。关玉衡任兴安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上校团长。团部设在蒙古王公的余公府。
兴安屯垦区是东北军的禁地。这一带地广林密，人烟稀少，匪患不绝，屯垦军驻此兼有剿匪的重任。为此，屯垦区长官邹作华特批准关玉衡编一骑兵连执行巡逻任务，一旦在区内发现匪特，有先行处置之权。
早在屯垦区建立之初，东北长官公署即曾向驻沈阳各领事发出照会。内称“兴安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唯恐保护不同，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入境，一律不发给护照。”照会发出之后，立即得到多数驻沈阳各国领事之认可，唯独日本领事默不作声，居心叵测。
1931年5月24日，关玉衡离开团部前往木局子骑兵第六连阅兵。第二天晚间，团部副官赵衡急来报称：三连长宁文龙在四方台附近捕获4名日本间谍，请关团长速回团部处置。
回到团部后，董团副把缴获的日谍文件关交关玉衡过目。这些文件分为8类，其中引人注目的是3份表册，其主要内容是调查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部署、枪炮种类、官兵数量、将校姓名、驻防地点等等。这无疑是间谍活动的铁证。
情况非同寻常。关玉衡同部属紧急商量之后，认为日本人的行为直接违背了东北长官公署的“照会”精神，决定行先行审讯，然后据实上报，请求处置办法。
愤然处决日谍
5月25日夜晚，团部大帐里众目睽睽，气象森严。4个日谍被带进账里进地审讯。
4人中为首的叫中村震太郎。此人中等身材，留蓄短髭，身穿棉衣，外套俄式黑色皮珍夹克，头戴三耳皮帽，帽上架一个风镜，脚登短腰皮鞋。此人被带进账中，满脸凶相，趾高气扬，一付若无其事的骄横面孔。
关玉衡对其审问时，中村以不懂中国话为同拒不答话。但关玉衡和他的一些部署都能说几句常用的日本话，便改用日语审讯。这时，中村掏出一张名片，上写“日本帝国黎明学会会员，中村震太郎。”此外，仍拒不开口。
关玉衡不由火起，喝道：“把他带下去!”转而审讯第二个日本人。
此人穿戴和中村差不多，只是没有穿皮夹克，而是外套一件皮制俄式紫红色背心。他会说中国话，而且态度较为老实。关玉衡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吉杉延太郎。”
“你和中村都是什么身从?”
“中村是陆军大佐(实为大尉)，我是陆军曹长。但我已退役，在札幌采木公司干活……中村指派我作他的案内(即助手)。”
“你们到兴安区来干什么?”
“我们的行动不公开。详细情况中村不说……”
“你平带军用地图等东西，所干的事情都是为了搜集军事情报，你们是不是被派来搞情报的?”
“我们的一切活动都由中村掌握。详细的……我不管。”
“说了也不为难你。要是不说，可就不客气了!”
“我们干的……是军用的。详细情况只有中村知道。”
“晒蓝地图纸是哪儿来的?”
“这个我不知道。中村不认识俄国字，他看地图时让俄国人给念，那个俄国人会日语……”
审讯堂没问出什么名堂。关玉衡命人把井杉太郎带下去了。
4个日谍中，有一个是俄国人，另一个是蒙古人。井杉被带下去以后，关玉衡便指派他的蒙古族部属包得拉哥(汉名包得山)再去审讯那个蒙古人，以期弄清他们的内幕。
这次审讯是个别进行的，各个击破，很快收到了效果。事后，包得山向关玉山衡报告说：
“那个蒙古人是扎赉特旗巴公爷派来给中村当向导的，意在使巴公爷和日本人配合，准备颠覆兴安区政权。日本人在巴公爷的协助下，把得到的情报带回去，供日军参谋部制订侵略东北三省的计划之用……”
内情终于大白。听完报告，关玉衡立即确认中村一伙是日本间谍。这是一起关乎民族安危的重大案件。如何处置?是颇费思索的。但有一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如果把4个日谍送交沈阳东北长官公署的话，事态势必扩大。因为我国处于弱国地位，日本军部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把中村等人罢回去，他们照样能到关于满蒙的重要情报资料，这对我国来说是很不利的。决不能放虎归山!
当日深夜，关玉衡召集营以上军官会议，研究如何处置4名日谍的问题。
会议气氛激昂。大家联系日寇在东北的种种暴行，不由切齿痛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对于如何处置4个日谍，意见却不一致。有的主张扣留文件作为罪证，把人送交沈阳长官公署议处。关玉衡不同意这种意见。说：“扣留文件。可他们还有脑袋。照样可以……”因此引起大家的议论。又有人主张先把中村等人出去，然后在路上把他们当作土匪干掉……对此，关玉衡仍持否定态度，说“这是土匪行径，是下策”。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把日谍秘密处决，以免泄露军机，遗留后患。
于是再次提审日谍。可中村来到公堂，蛮横无理，大吵大闹。关玉衡大声喝道：“把他捆起来”!但在部属动手的时候，中村竟大耍无赖，以武士道精神，当场和一伙军官交手打斗起来。一时大帐里乱作一团。关玉衡一见，不由火起，信手抽出战刀，一把抓住中村的衣领，刀按在他的脖子上，用日语问道：
“你到底是不是日本间谍”?
“我是日本间谍，你们敢把我怎么样”?
说着，中村猛地挣开贾湘林的手，和其他一些军官撕打在一起。有的军官怒不可遏，一拥而上朝中村拳打脚踢起来，有的则抡起枪把子猛击其身。混乱中，不知谁一枪把子弹打在中村的头部要害处，那家伙当场死去，一命呜呼。
这时，董团副和第一营营长陆鸣提出立即把日谍全部处死，以免夜长梦多，节外生枝。关玉衡也主张如此办理，快刀斩乱麻。
就在5月25日深夜，关玉衡命令四连连长王秉义、三连连长宁文龙执行处决日谍的任务，并由团部中由团部中尉副官赵衡监斩。
他们用马车拉着中村的尸首，并押解着另外3个日谍，将其在后山的僻静处执行了枪决。然后将4具尸体连同日谍的马匹、行李一并烧掉，化为灰烬。现场被处理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
狂妄的日谍被焚尸灭迹，关玉衡等人心大快，杨眉吐气。却未料就此埋下了祸根，酿成所谓的“中村事件”，后来为蓄谋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利用，成为他们发动战争侵占我国东北大地的一种借口。
围绕“中村事件”的外交斗争
处决日谍之后，关玉衡冷静思考，深知此事干系重大，日本人决不会就此偃旗息鼓。因此，他当即给正在北平的少帅张学良将军发去密电，直陈其事的经过，以求指示和支持。第二天，他又亲自携带日谍罪证赴兴安屯垦公署，向督办邹作化、总办高仁发报告“中村事件”的原委和处理结果，以便共同应付可能发生的复杂局面。
恰在此时，关玉衡收到了张学良将军的复电，内云：“特密。关瑞玑亲译：妥善灭迹，作好保密。”
得到东北最高长官的支持，关玉衡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此后，为防不测，关玉衡严令屯垦区各哨卡严格检查入境者的路条或护照，并曾亲自到各哨卡观察动静。此后连续两个多月并无风吹草动。关玉衡的心也渐渐忠实下来。然而到了8月20日，东北行政长官公署和辽宁省府接连来电询问：是否有中村一行到兴安区游历?兴安区屯署公署答无其人，佯作不知。但邹督办要关玉衡等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
后来由于一个蒙奸告密，特别是由于一个士兵典当缴来的中村的手表，被日本特务机关查出，以致走漏了风声。在此期间，《盛京时报》《朝鲜日报》《泰东日报》等报刊相继报露了“中村震太郎入蒙激历失踪”的消息；还有报纸说“中村在兴安区游历被土匪杀害”云云。未雨绸缪，舆论紧迫，关玉衡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便再次向北京发出特密电报，向张学良将军请求应对之策，并很快得到复电，谓：“坚不承认”。
这时，关玉衡一面派人专程前往北京，将缴获的日谍文件送交张学良将军过目；另一方面亲自向沈阳东北长官公署荣臻参谋长(代长官)口头汇报了“中村事件”的详细情况，以求采取相应对策。
不久，日本驻沈阳领事林久治郎来到东北长官公署面见荣臻参谋长。当他问及中村等人的下落时，因荣参谋长手中没有日谍文件，回答含糊其词。林久治郎极其蛮横，竟向荣参谋长要人。
这次林、荣会面后，事态更加复杂化。日本各家报纸大肆鼓噪起来，相继报道“兴安区土匪队伍杀死中村大尉”。几天后，有的日本报纸竟称：“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为了抢劫中村大尉的鸦片、海洛因而杀人越货，必须把关玉衡等人枪毙以抵命，并赔偿一切财物。”对此，东北长官公署发表声明：“本区自成立之始，即由东北行政长官公署照会驻沈阳各国领事，谢绝参观游历，因为保护难周，不发护照。私自入区，如遇意外，本区概不负责。”
声明发出之后，日方根本不予理睬，而且纵容一些日本浪人在沈阳城内肆意大闹。其中闹得最凶的是战犯土肥原贤二。他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又到长官公署要求发给护照，扬言要亲自去兴安区调查“中村事件”。长官公署未予理睬。继而他又口出狂言：日本关东军要派一个团闯进兴安区搜捕关玉衡和第三团的其他军官。
土肥原的叫嚣使长官公署深为忧虑，他们担心事态进一步扩大，引起兵戈，只好答应派长官公署一位姓铁的参谋陪同土肥原进入兴安区进调查。兴安区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将本区三个团的全部兵力调齐，以防发生不测。
土肥原等人到白城子车站下车后，被关玉衡的部属验照后放行。他来到屯垦公署，要求派兵保护他到各地去“调查”，高督办回答说：“本区向无此例””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
继而，这个家伙执意要到余公府三团团部进行所谓“搜索”。关玉衡接到通知后，在沿途部署部队，荷枪实弹，所象威严。狡滑的土肥原见此阵势怕惹麻烦，未敢进入余公府搜查。他们无计可施，只好花钱雇用一些蒙古人到处搜寻中村等人的下落或尸首，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只好悻悻地溜回沈阳。
土肥原并未就此罢体。回到沈阳，大肆宣扬“兴安耍哗变”、“耍进攻日本关东军”；同时又不知从何处得到消息，说是“关玉衡杀死了中村大尉”。日本领事林久治郎据此协行之有效荣臻参谋长立即抓住关玉衡为日谍偿命，否则日本关东军就要举兵进攻东北。
面对日言的威协，荣参谋长为避免事态扩大，便派前炮兵旅长王致中以私人朋友的身份前来面见关玉衡，劝道：“老荣说最好把汉卿手中的中村文件拿回来，以便和日方谈判；如果文件拿不回来，就先放你出国游历，避避风。只要人的官兵不哗变，日本人就无法借口举兵了……”
关玉衡一听，因怕他的部队哗变跟日本军开火，而让他出国游历，心中很不痛快，于是对王致中道：“我有日谍文件为证据，只不过现在在张汉卿手里。我出国游历什么?”
王致中听此，立即改口道：“你有证据就占着理了，可以带着证据去沈阳跟日本人对质。荣参谋长绝对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关玉衡表示同意：“好，等证据拿回来，我一定去跟日本人对质”。
不久，张学良将军便派刘芳坡从北京送回中村的文件，交荣臻参谋长查阅，以掌握同日方谈判的武器。
9月16日，荣参谋长安排关玉衡和王致中一起悄然来沉阳，并派泡兵总监冯秉权出车把关、王二人接到小津桥冯的家中，在此比较安全的地方暂住。
入夜后，冯秉权设宴为关、王二人洗尘，在座的有荣参谋长、刘芳坡和宪兵副司令李香圃等。席间，把日谍文件转交荣参谋长，然后商定磁玉衡的住处问题。
关玉衡已成为日方追捕的目标，面临人身危险。为安全起见，大家一致认为他隐匿于宪兵副司令李香圃家中最好。因为那里有“米”字旗的掩护。日本人不能随意捣乱，更保况外界无人知道李香圃的住处。于是，9月16日晚宴后，关玉衡便乘车到李宅隐蔽起来，静观事态发展。
第二天，9月17日，李香圃忙了一天整天，直到很晚才回家。据他所闻，荣参谋长又和日方进行了谈判，但详情不知。关玉衡心焦如焚。
9月18日上午，东北长官公署一位姓赵的法官来到李宅面见关玉衡，谈到昨日谈判情况时，说道：“荣代长官和林久治郎谈判时，拿出中村的全部罪证，荣长官的口气很硬，日本人在证据面前承认交涉失败，他昨回去请示……半夜后，林久治郎再次来找荣代长官，提出四项无理条件：1.赔礼道歉；2.处罚责任者；3.赔偿一切损失；4.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通报这些情况后，赵法官安抚关玉衡道：“荣代长官说了，不会给你什么处分，只是调出兴安区另有任用就算了事。”
关玉衡稍感宽慰。他仍隐身于李香圃家中，继续观察外界动静。便阻险的日本人会就此甘休吗?他心中充满不安和疑惑。
目击“九·一八”战乱之夜
山雨欲来风满楼。
9月18日入夜后，李香圃再次设家宴款待关玉衡，祝贺他“有了喜讯”。但关玉衡深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狼子野心，说不上会搞出什么名堂来，因此，一直惴惴不安，如坐针毡，时刻担心着外面的一动一静……
果不其然，席间一宪兵勿勿来报：今天早晨在南满车站看到日本人张贴布告，被他抄了下来，内容是：“大日本奉天驻屯军，近日以来，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突闻枪声，勿得惊慌。此布。”
李香圃看宪布告，深知有文章，与关玉衡商量一番后，便立即带上布告抄件驱车面禀荣代长官去了。
关玉衡也派出了“暗探”。他此次秘密来沈，带了3名随员，及至藏身于李香圃家中之后，只留下一名叫李贵臣的随员与他作伴。此一精壮男子身穿丝绸便装，外表看去就像个富少爷，看不出一点军人气质。9月18日那天，关玉衡让他到外面探听消息，窥察日本人的动向，以便采取相应的行动。
李贵臣回来后，向关玉衡汇报说：自日本人贴出布告以后，沈阳城内人心惶惶，到处呈现紧张气氛。商店、钱庄多未开门，物介突张涨，市面萧条，行人面含惊恐之色。在一些街道上，日本军人和一些浪人天气预报平日伪善面孔，凶神恶煞，到处横行霸道，视中国人为仇敌。
形势急转直下，看来日本人要动手了。9月18日晚饭后，关玉衡正和李香圃闲谈，至10点左右突闻一阵阵枪声。两人惊起时，恰有宪兵来报：日本军队已向我军驻北大营墙外的守兵开火了。
接着北市场的宪兵也来报告，说夜里10点半日本守备队一百多人向北大营方向出动，其中有日本商人，他们已冲进了北市场。
继而马路湾派出所又打来了电报称：日军包围了派出所，并开枪射击，我方警察正奋起还击……
日本军国主义者终于伸出了罪恶的魔爪，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就此拉开了悲怆的序幕!
当日深夜又接连传来消息：南来的列满载日军的火车，到达东站后又向北开去；文官屯柳条沟一带我军已与日军交火；我军第七旅在北大营出击，英勇地与日军开战，可不久该旅的一个团便从北大营撤走，向山城子方向开去，据说是为了“避免冲突”奉命转移的……
对此，李香圃和关玉衡感到奇怪。两人商量后，由李香圃驱车去面见荣代长官。
“为何要撤军?”李香圃问荣代长官。
“已电陈北平了!”荣代长官声音低沉地道，“张副司令奉蒋介石之命‘坚不抵抗’、‘待向国联公布’……”
关玉衡与李香圃面面相觑，只得压住心中的怒火，以沉默表示心中的愤懑。
午夜12点多，枪声更炽，风声更紧。一队日军扛着机枪向南市场逼近。马路湾和北市场的敬警察各死伤10多人。忽而沈阳上空又响起了炮声。后来知道这是讲武堂的学生一千多人向日军还击，阻止了日军的进占；但战至后半夜两点多钟，讲武堂的学生接到“坚不抵抗”的命令，学生们满怀悲愤，被迫撤离了讲武堂。
沈阳城的街巷灯火通明，一片混乱。日军守备队伍不过五、六百人，加上持枪的日军5百多人，横冲直撞，耀武扬威，很快如入无人之境地占领了南市场、北市场；拂晓前包围了张学良的帅府，将不准抵抗的卫队团的官兵捆绑起来用卡车载走。日军以征服者的姿态迅速控制了沈阳城。
关玉衡与李香圃急得团团转。两人面商后，由李香圃再次去面见荣代长官。结果既未找到人，也不知荣代长官的去向，最高指挥官也“失踪”了。回来后，李香圃对关玉衡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人家都走了，咱俩也赶快离开沈阳，去北平吧!”
关玉衡一阵犹豫，拿不定主意，为此他决定先派李贵臣出去探声一下情况，再作定夺。
李贵臣回业后，报告说：“四面的关口，日军把守得很严；大街上的亲日汉奸臂缠白布，上写‘白卫者’三字；大西门的门脸上张贴着布告，好像是安民告示，布告的落款是治安维持会委员李毅，十几个日军把守着城门，门上挂着几颗血淋淋的人头…”
一切比想象的还要严重。沈阳已无立脚之地。岂能坐以待毙?关玉衡和李香圃决定尽快逃离沈阳，去北平另作他图。
冲出“旋涡”见少帅
两天后，沈阳街面上相对平静了一些，寥寥的行人迈着勿勿的脚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再也不能迟疑下去了。
9月20凌晨，天刚蒙蒙亮，关玉衡和李香圃化装一番，俏然离开了沈阳城。
他俩经直来到皇姑屯车站。站内旅客拥挤不堪，多是买票去关内的。关、李二人混于杂乱的旅客中，好不容易地买票上了车。
车上，人们交头接耳，互相谈唠，中心话题是“九·一八”事变。有的说，是日本人污蔑中国兵无端把文官屯柳条沟一带的铁路破坏了，引起了日本出兵；还有其他一些危言耸听的消息……关玉衡和李香圃听后相视无言，哭笑不得，只有一腔义愤激荡在胸间。
车到大虎山车站，关玉衡要下车去兴安区看看他驻防的部队，李香圃与其同行。
下车后，找一家旅店住下。当时的大虎山尚未被日军占领，仍由中国警察维持地方治安。因李香圃是宪兵副司令，便去找部属了解情况。据那里的宪兵汇报：日军第二师团郑家屯以北开通一带击溃我军一部后，已向黑龙江省进发；日本第八师团从旅顺登陆后，已到达沈阳，准备直抵长春……
在此期间，关玉衡多方探询第三团部属及其妻子的消息，均无所获。他心中十分焦虑。因此特向宁安老家发一电报，告知自己脱脸，让家人放心。但要不要去第三团一趟呢?正在踌躇之际，意外地碰到了骑兵旅长张树森(关在讲武堂的第一期同学)。据张介绍，兴安屯垦军已于9月18日夜已向黑龙江方面退却，全部归马占山将军指挥；屯垦军的家属大部分已送往哈尔滨。这样，关玉衡便打消了去第三团的念头。
于是，他和李香圃继续登车入关。
车到天津站，李香圃因事下车了，他命随员郑某陪同关玉衡去北平，并叮嘱郑某一定要把关玉衡安置在东交民巷的利通饭店，以确保人身安全。
到达北平下榻后，郑某就外出联系，与上峰接头。他回来后，对关玉衡说：“荣代长官住在中央饭店，需要秘密去访。”关玉衡闻之十分激动。
9月24日早晨8点，关玉衡去往中央饭店面见荣代长官。荣代长官关切地问：
“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化了装，同李香圃一起……”
“路上遇到麻烦没有?”
“还算顺利。”
说完，他问荣代长官：“张汉公生气了吧?”
“没有。”荣代长官说，“你先回去，等我去电话，你准备去见副司令……”
关玉衡回到利通饭店，晚上8点多刚刚就寝，荣代长官突然打来电话，叫他等着，要派车接他去面见张副司令。
电话放下不久，荣的副官就来到了，用车把他接到中央饭店。在此未及下车，已等候在那里的身穿军装的荣代长官迅即上了车，直驰张学良的私邸成王府。
下车后，荣代长官带领关玉衡径直走进东花厅，迎面碰见张学良行营的少将侍卫武官长谭海，此人是关玉衡在讲武堂的第二期校友。老同学一见面，谭海就对关开玩笑说：“你一切都不用想了，我已给你预备好了一口大棺材……”
关玉衡一阵苦笑：“谢谢老同学的关照!”然后尾随其后来到西花厅。
深夜11点多，承启官来了，他揭开帘子对关玉衡道：“请进”。
关玉衡走进去一看，在一张长条案子一边端坐着张学良将军。他看到关玉衡，笑盈盈地说：“你还真跑出来了，很好。”
关玉衡回答说：“全仗荣参谋长的掩护……”
他想当面向少帅详细汇报一下“中村事件”的经过，少帅摆手说：“不用了。”
“我误了副司令的大事!”关玉衡内疚地道。
“现有60多条外交案，你这点事算什么!”张少帅说，“你先在北平住下，休息休息。没钱花了吧?”
“还有点。”关玉衡答道。
少帅笑了。只见他拿起水笔写了一张条子交给站在他身旁的何立中副官长，说：“你先给他500块钱花着。”然后又对关玉衡道：“先给你这个‘参议’名义，月饷二百，以后另有任用。你回去休息吧!”
第二天，何立中副官长怕关玉衡住在利通饭店不安全，晚间特地派人出车把他接到西单牌楼的花园饭店住下了。
关玉衡冲出了旋涡，得到了安抚。但“九·一八”冲击波却日甚一日，终于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奇耻大辱的悲惨一页。
“九·一八”事变后，穷凶极恶的日寇下令通缉关玉衡，国民党政府也多次摧促张学良交人法办。但他在张少帅的多方保护下终得脱身。后来，他化名国尔佳(他的满名瓜尔佳的谐音)，去上海参加抗日救国后援会，负责辽北蒙边一带义军勇的后援工作。
1932年6月，关玉衡又化名郭尔佳，回到东北开鲁地区，建立开鲁后援会和议勇军，继续不懈地参加抗日斗争。他的爱国行动为中国共产党所肯定。1944年，周恩来同志曾称关玉衡是“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这是公正的历史评价。对关玉衡是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全国解放后，关玉衡于1953年回到故乡黑龙江省宁安县，受到党和政府的厚待。他1956年当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并先后担任宁安县电影院经理和博物馆馆长，继续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在此期间，他曾参加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全国各大城市参观，并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关玉衡一生坎坷，命运多，以至积劳成疾。1965年，在他68岁的时候，终于一病不起，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但历史不会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