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2期
送别归来琐忆
作者：龚育之
《胡绳全书》出版座谈会那一年，正是他八十岁。他在会上重申了他三年前说过的一段话，那就是：回顾过去的写作生涯，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说来，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自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广的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
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悔，是一个关注当时政治的革命职业者的不悔。
这并不是要表达对“纯学术性”研究的某种轻视，相反，胡绳说过，他对做出这种“纯学术性”成就的学者还时时引起尊敬和羡慕之情。但是，这关乎一个人从青少年时代起的道路选择，关乎一个人对国家和民族命运责任的自觉。而这个选择和自觉，胡绳是不悔的，不惟不悔，如果还有再一次机会，他还会作这个选择。
这表现了胡绳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执着。
并不是每一个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有这份执着，都是这样不悔的。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又并不讳言自己走过曲折的路，有过各种困惑和迷惘。
胡绳八十自寿，偷得数语，戏作一铭，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二十一世纪，略窥门庭。九十无望，呜呼哀哉，尚飨！”
前三句与孔夫子的话完全一样。不过，胡绳“志于学”，是学马克思主义，十五岁那年，他在学校里就跟同学们一起筹办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活动。三十岁写出《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这样一本至今还站得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应该算是“立”起来了吧。接下去就不同了。孔夫子是“四十而不惑”，胡绳则是“四十而惑”。胡绳四十岁那一年，正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的一九五八年。面对大跃进而惑，对于胡绳，那是必然的。比较费解的是“惑而不解，垂三十载”。这三十载，从哪里算到哪里呢？所以，人们不大引用这句话，以为或者是笔误，或者是算错。甚至不提这篇铭文。我觉得还是照引，以存其真。也许是笔误，也许是另有深意，比如想说困惑不自一九五八年开始，也不在一九七八年结束，或者想说别的什么，读者可以自己领会。总之，胡绳用他在建国后逐渐陷入很深的、长期的困惑之中，来说明它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这三十年中作品较少的原因。
当然，原因不止这一个，形势变化，做不成写作专业户了，参与的集体写作多了。重要的还是：
“从一九五七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上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现在看来，这种矛盾产生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但当时我并不能辨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为顺应当时的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写作这样的文章，不能使我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我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这样，写作就越来越少，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几年中完全放弃了写作，恰好在这时我患了一种无以名之，名之曰‘疲劳综合症’的较长期的病。”
这样一篇独白，表明胡绳把他的心交给了读者。
当然，他把自己多次犯过错误，有时感到的迷惘和困惑，归咎于功力不够，悟道不深，“所以我觉得，对我在政治上和理论学术上的追求和我选择的路，无需后悔。”
这就是胡绳的不悔和困惑的命运交响曲。
我希望有别的同志，得到较多机会在胡绳身边工作的同志，会来分析这部交响曲，但我不是适当人选，因为胡绳一九五五年就离开了我所在的中宣部。一九五八年《红旗》杂志在沙滩创刊，和中宣部在一个大楼里，胡绳是《红旗》副总编辑，毕竟不是一个机关。我只记得零星的几件事：
一九五八年夏季，小麦放高产卫星，于光远写了一篇歌颂文章，孟用潜写了一篇歌颂文章，都在创刊不久的《红旗》上发表了。那时在《红旗》发表文章，还是一种殊荣，我得不到这种殊荣，也在《学习》杂志写了一篇《农民与科学》，都是歌颂大跃进的。狂热过后，冷静下来，这都成了要检讨的事情。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是一个纷纷作检讨的大会。胡绳作为《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作过一个检讨发言。别的检讨了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他检讨了那两篇歌颂小麦高产的文章，说，当时编辑部请了一位科学专家，讲小麦高产的科学意义，又请了一位国际问题专家，讲小麦高产的国际意义。我在那个会议的文教部门小组做纪录，有责任做简报。我想，在小麦问题上于光远算哪门子科学专家呢，就自作聪明，没有的用科学专家和国际问题专家这些代称，而径直用了于光远、孟用潜。那时，简报无需送请发言者过目，就发出来了。没想到，这却违背了胡绳的愿意，他把我叫去，说：“我记得我没有提他们两人的名字呀！”我承认是我加上去的，并说明了加上去的理由。胡绳叹了一口气，说：“文章是编辑部请人家写的，检讨应该编辑部来检讨，怎么能批评别人呢！”因为这是领导对我工作失误的一次批评，所以至今记得。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开始胡绳几乎每天低烧，从一九六三年起，只能脱离工作休息，几个医院检查，查不出病因。恰好乔木也是无名低烧，在秀才班子里，这也是一桩巧合。有一次，在一个小会上，康生出语惊人：“乔木，胡绳，我看都没有病！”是说他们没病装病，还是说他们无病呻吟，或者是说他们的病是精神因素，说有就有，说无就无？不得而知。
胡绳说，“经过一段时间休息，我的病也就慢慢好了。当我刚刚准备重新开始工作时，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情况，我算是知情人。我写过一篇《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阅，这里就不重复了。总之，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不知道参加毛泽东在杭州的谈话，是不是胡绳重新工作的开始，如果是，那他这个开始，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虽然他们被召到杭州去，原说是要准备为马列著作写新序的。毛泽东也谈了写序的事，但一带而过，主要是谈学术理论界思想批判的事，其中包括“戚本禹的文章很好，但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在‘罢官’。”姚文元文章，就是指他的《评<海瑞罢官>》。后来这要害在“罢官”，成了一桩公案：关锋揭发，在整理杭州谈话纪要时，他要写进去这句关于“要害”的话，而胡绳不赞成。这就成了胡绳“隐瞒和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一大罪状！
但是，据胡绳后来说，关锋当时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而且传达出来的毛主席讲话，也有要害在罢官的意思。这有三点可证：一、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几，周扬听说了要害在罢官，忙要我们加到署名“方求”的批判文章中去；二、一九六六年一月，许立群写汇报，请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讲罢官问题的文章，已经发表了几篇，现在应该如何掌握；三、彭真负责的《二月提纲》里写了要害问题。所以，序幕虽已揭开，山风时时刮起，但是山雨还没来。特别是二月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提纲随即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之后，好似黑云尽散，只要开个会，传达一下《汇报提纲》，就可以照章办事了。
于是，胡绳、许立群，一个是《汇报提纲》指定的学术上的主持，一个是《汇报提纲》指定的办公室主任，双双到四川三线参观游览去了。
《胡绳诗存》中有一首诗，写于一九九四年，忆这次出游。诗曰：“卅载金牛访旧乡，草深树密杂花香。当时那识风涛恶，犹试龙家抄手汤。”诗末附一小注：“余于一九六六年初与许立群同志到成都，宿金牛坝（宾馆）。时为‘文革’风浪将起之时，而余等瞢然不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