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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门忆语（二）
作者：郑 惠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从1946年到1948年，胡绳在前一段约一年一点多的时间在上海，后一段时间在香港。这三年正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搏斗时期。中国经历着剧烈的巨大的动荡，局势发展迅猛，各方面的情况变化很快。胡绳认为对于写时事政治评论的人，可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他在这一时期随着时势的变化写了大量的政治评论文章，还在这之前的抗战时期，他在一些报刊上也曾发表过一些时评文章，他觉得那些文章已经没有保留的价值，但对1946年以后的这类文章有点偏爱，在《胡绳全书》中选辑了一部分。
胡绳与我谈到，他那时在上海以生活书店总编辑的身份在文化界活动。当然不住在党的公开机关(马斯南路周公馆)，而是与夏衍另租了房子住，但他常到周公馆去，从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那里了解时局变化的新动向。他还与进步舆论界的一些朋友宦宦、金仲华、冯宾符等有个座谈会，隔几天每人拿出一份钱来吃一餐饭，谈谈天，交换各种信息。那时上海几个进步刊物为柯灵、唐主编的《周报》、马叙伦、郑振铎主编的《民主》、黎澍主编的《文萃》，都特约胡绳写时评，《民主》每期将他的时评作为第一篇登在头条。《文萃》也是每周一篇，一连写了几个月。这些时评都不是三言两语感想式的，而是有重点论题、有许多新闻材料和具体分析的数千字的文章。写作时还讲究文采，为1946年有篇时评，说到国共谈判在南京停顿下来，蒋介石到庐山去避署了，蒋把全中国化为血海的战场，难道在五老蜂前就能感到清凉吗?诸为此类的文字，有一点趣味。那时各阶层群众都十分关心并迫切想要了解时局的变化，因而这种时评受到特别的欢迎。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国政局上出现过第三条道路的问题。胡绳写过多篇评论第三方面、第三条道路的文章。1946年一篇《论“第三方面”》的文章批评国民党陈立夫等排斥第三方面的论调，认为“在中国，一方面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买办性的资产阶级)，一方面有工人和贫苦农民大众，而在这两者之间，还有着广大的中间阶级”。“现实逼的中间阶级普遍地提高了民主和民生的要求，有着这种事实，第三方面的政治势力是无法取消的。”文章分析了第三方面政治势力中有投机分子、动摇分子等复杂现象，但认为经过十多年的磨练，也锻炼了不少坚贞不拔的政治斗士，能够在今后的大风浪中把定了舵前进。1948年又写了《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破产》一文，回顾1946年以来第三条道路的几种不同内容和结局，指出在革命与反动之间走一条绝对不偏不倚的第三条道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的破坏和谈和大打内战已经宣告了第三条道路的破产。在人民革命战争即将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再要坚持这种想法，就只能是阻止革命全胜，完全有害和无效的了。
胡绳对我谈，1948年在香港，各种政治思潮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第三条道路问题。进步舆论对这种思潮进行了批评。周恩来曾提醒他们注意不要批过头了。可能有的人写的文章有点“左”吧，但总的批评趋势还是稳妥的。
胡绳认为在中国社会的特殊条件下，在革命与反革命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庞大的中间力量。对第三条道路要批评和反对，但不能否认“第三种人”即中间力量的存在，不能无视中间力量本身的利益和要求，这是关系革命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革命方面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并用极大的努力去做引等、争取工作。批评第三条道路很容易出现否认中间力量的“左”的偏向。抗战前上海文坛有关于“第三种人”的论战，否认了“第三种人”的存在，比较“左”。1957年反右派斗争又否认中间派的存在，把许多中间派打成右派，而右派被认定属于敌我矛盾，这样就搞得很“左”了。
七、《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写作
胡绳说，香港当时是时代变化中各种思潮集中反映的地方，既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料，，也激起他强烈的写作热情。这是胡绳写作生涯最高产的时期。他除了继续写许多政治文章之外，还出了几本专著，对中国近代史进行比较周密的学习和研究。1947年在香港，生活没有问题，环境不像上海(还是国民党统治区)那样紧张，可以从容地进行观察和思考，从容地写作。他只用半年时间就写成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书。此前他在上海已经发表过一些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零散的文章，这本书可算是他结合那时的实际学习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总结。
这本书所写的虽然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但所要解答的问题是同写书时的现实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当时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结局已经象太阳一样地明朗，在这时候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大力扶植蒋介石的美国当局会怎么样?它还会采取什么手段来阻挡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应当怎样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从这个考虑出发回过头来研究近代历史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显然是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课题。
胡绳与我谈到研究和写作这段历史的情况：开头大体上有个模糊的轮廓，在收集和阅读许多材料的过程中，逐渐接近历史发展的种种曲折复杂的现象，逐渐探寻并发现其中的本质，集中理出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这条主线，撇开那些与主线关系不大的事情。在研究中他发现一个过去不大清楚的问题，以前我们习惯地说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好像一开始它们就顺利地结合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鸦片战争开始时，外国侵略者还认为清朝政府是阻止他们对中国自由行动的绊脚石，所以要打它，经过打以后，慢慢地到太平天国时，发生一个变化，外国侵略者就从太平天国和清朝政府之间选择了清朝政府，认为是它统治中国的一个可用的工具。清朝政府对于洋人的认识也经过一个过程，开始怕洋人，担心洋人要推翻自己的统治，然后慢慢地看出洋人的力量可以依靠，可以与洋人共同来对付人民，等等。这些，的确不是事先设定下来的论点，而是从研究大量历史材料中间产生的。因此，这本书的写作，虽然是为了适应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但是丝毫也没有离开历史的真相，没有按照需要随便改造历史。
1998年我在《胡绳全书》座谈会上谈到这本书于1948年在香港出版后的影响。我说：“这部书很快传到当时的北平，那时我和我的一些同学读了之后异常激动，对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在认识上有一个豁然开朗的飞跃。真有点像恩格斯描述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时的情况所说的，‘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像得到’。”胡绳告诉我，在全国解放后，有几位大学教授读了，对书的新颖写法感到惊奇，说居然有这样写法的历史书。那时斯大林奖金中社会科学著作的提名，曾考虑过这本书，后来斯大林逝世，此议也就中止了。
八、谈对冯沅君的一次批评不当
1996年4月，我随胡绳同志去襄樊市，参加向襄樊图书馆捐赠胡绳芷书的仪试。4月30日，我们在当地新华书店买了一些书，其中有兰翎的《龙卷风》。这是作者写他经历的某些文坛往事的书。胡绳很快就阅读了，并在第二天晚饭后叫我去，将书中谈到1956年胡乔木要兰翎等写批评冯沅君的文章的一段翻出来让我看。
兰翎在这本书中谈到，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持续到1956年初，胡乔木虽然提出文学研究中有庸俗社会学倾向，简单地给作品中的人物贴阶级标签。他举出冯沅君的《谈刘姥姥》作重点例子，并指定让兰翎、李希瓦写文章。兰翎说冯沅君是他们在山东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冯先生和她的丈夫陆侃如先生，解放前几十年一直坚持进步，追求真理；解放后，热爱党、热爱新社会，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努力在教学中运用新的观点。即使在个别问题上有欠妥之外，但也算不上典型，怎能在那种情况下，拿她当批评的靶子?然而，上命难违，必须执行。他和李希瓦在写作和修改这篇文章中都感到很苦，勉强凑成了四千字，标题为《从〈红楼梦〉人物刘姥姥的讨论谈起》。
这篇稿子的小样排出送胡乔木审阅，退回时的稿子四周改得密密麻麻，加写的字数超出原稿两倍，原标题变为副题，新加的题目是《关于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以后又经胡乔木反复修改。但有些用语忽略了两个青年作者的身份，如果照样登出，他们会被看作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人物。他们只好向胡乔木提出再作修改的建议，终于将有些用语改成较为谦虚的文字。即使这样，发表出来后兰翎他们还是挨了不少骂，被有些人认为是反咬老师的中山狼。
胡绳与我谈到这件事时说，全国解放后许多大学教授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教学和研究中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这种精神很可贵。在开始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出现某些不足和缺点是在所难免的，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帮助改进。但对冯沅君这样的学者进行这种点名批评，显然是不合适的。
九、对吴国桢的远见表示赞许
1996年5月24日在武昌，胡绳将湖北政协出版的一份《世纪行》杂志给我看，上边转载《建始文史资料》的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吴国桢》。据此文介绍，吴国桢是湖北建始县人，在旧中国担任过武汉、重庆、上海市长等职，1949年后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行政院”政务委员。1954年他在美国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后在美国阿姆斯特朗州立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著书立说。吴国桢的南开老同学、全国政协委员杜建时在几次去信与吴联系后，于1983年2月得到吴的复信，并有吴国桢在南开中学与周恩来的合影一张。吴在复信中详细追忆了当年在南开与周恩来交往的过程，字里行间流露出深切感人的怀国思乡之情。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看到此信后，即请廖承志邀请吴国桢夫妇回国观光。同年3月初，杜建时将上述情况写信告给吴，不久即收到吴的回信。吴在信中说：“弟对小平先生之措施，无论大小，莫不留心；对于胡、赵两位之党政报告，亦曾字字诵读。其枝节细目，事非亲历，游夏之徒，自不能措一辞，但对年来施政大纲，实感所见相同。若能照此方针，按步推进，不曲不折，即周且彻，当可成为21世纪中世界上最富强康乐之一国。弟虽身入美籍，然仍炎黄血裔，能不为之欣然。”1983年11月，吴国桢在收到杜建时寄去的《邓小平文选》并阅读过后，写信给杜说：“小平先生想做之事，乃旋转乾坤之事。就历史言，能成此大事者，须具备两条件：一要先见得到；二要后做得到。弟读文选完，已知其真能先见得到，再由其个人向来作事精神推之，锲而不舍，百折不回，则何事难成之有!弟不禁为国家、为民族企望其早日成功也。”后来吴国桢于1984年6月6日在美国病故。原定当年国庆节来大陆访问的计划未能实现。
胡绳就这篇文章介绍的吴国桢写的上述两封信，很有感慨地对我说：吴国桢在1983年就能讲这些话，很了不起。他是美籍华人，在美国生活上还可以。他不是有求于我们，的确是根据他长期的政治经验得出这种看法的。当然，吴这样的人老远远儿看就看得那么清楚?但有时候站得远反而可以从大局看出真实面貌来，有些在自己内部的人却看不明白，这就是东坡诗所咏叹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996年5月30日下午，胡绳与湖北省政协主席等十余位同志座谈，又介绍了吴国桢的这些情况。他说，你们的这位同乡也还是值得纪念的人物。如果《建始文史资料》上的这篇文章所述情况是确实的话，这个人物是了不起的。甚至在建始公园或武汉什么地方搞个纪念的东西也未尝不可以考虑。我们对封建时代的清官都在纪念，为什么对现代的清官不能纪念?不能通过纪念进行统战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