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2期
联大苦学 印缅远征
作者：闻 山
日本鬼子的炸弹
这场战争是从我刚进初中一年级时开始的。
我已懂得，东北三省沦陷，会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也知道东北人抗日游击队，在冰天雪地里与敌人奋战，宁死不屈。当敌人在广东沿海登陆，广州市沦陷了。敌机从电白县海边飞到茂名。我第一次听到哭泣似的防空警报，日本飞机就飞到了家乡上空。我们这座古老纯朴的粤西小城有完整的城墙，防空洞就挖在城墙里。很厚很结实的城砖可以保护钻进墙洞的人。我看见敌机擦着城墙飞过，俯冲投弹。日本人的脑袋看得清清楚楚，机翼上两块日本旗血一样鲜明。炸弹像黑色的大萝卜斜着飞落。我急忙进洞。爆炸一声接一声，头上的泥沙往下掉。我觉得自己像老鼠似的，被人家欺侮。但我没想到死，也不大懂得害怕。敌机飞去了，我掏出小本子，记下心中感受到的屈辱和仇恨。高州中学被炸了。这是“高州府学堂”，前清时考秀才的地方，日本人选中它来打击我们的心灵和抗日的后备力量。我们班的课堂、一座古老的木结构双层楼阁，被炸成一堆瓦砾。校内池塘边也扔下了颗炸弹，把厨工队火削成两截，还炸死另一个工人。(数十年后，我写了一块碑“勿忘国难”立在塘边，给小同学们看。)
还有一处被炸得更惨。国民党“拉壮丁”，把近三百个农民和城郊贫民关在城中一座会馆里。军官躲敌机，怕“壮丁”逃跑，把大门锁上溜了。炸弹把大部分人炸死，很多人被埋在砖瓦里，断手断脚飞挂在树上。国民党也不认真去挖土救人。天下小雨，几天后废圩底下还有呻吟声。
教我认识世界的是日本鬼子的炸弹。
学校只好搬到偏僻的山村里去。我们学会穿着轮胎做的“千里马”，一天走九十里，顶着几雨烈日，从城里走到学校。生活艰苦，只能住祠堂、庙宇。初三时我们一班人住在一座土地庙里，八个人一架床，分上、下层住，我头顶(躺下来)就对着白胡子土地爷。幸亏他没嗔怪，半夜老虎到庙门外哼哼，也没有被吃掉。那时候深山里常有老虎，吃人是不稀罕的。我高一那年，爬在祠堂窗台上看山景，就看到一只黄斑大虎，从长满松林的山头上奔腾而去。但在我心目中，日本鬼子比老虎可恨得多，残暴得多。我参加抗敌宣传队，画鬼子杀中国老百姓的漫画，演街头剧，学着用斗大的“美术字”写救亡标语。暑期也到各分演出，燃着松明火把，穿过荒野山林，一路去，一路唱救亡歌曲。唱《黄河大合唱》、《怒吼吧，珠江》。“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枪，在我们的肩膀。血，在我们的胸膛。我们要捍卫祖国，我们要奔赴沙场……”强有力的火热的歌词，使人热血沸腾，心中充满誓死抗敌、宁死不屈的勇气。我从生活实践中认识到文学艺术作品的巨大作用；文艺必须与人民与时代同步前进，或者说，应该推动时代前进。
高中毕业了。我家的亲戚给了我一些路费到桂林考大学。日本鬼子几乎每天出动轰炸这座重要的“文化城”。天天要钻山洞。有一天我实在走警报走厌了，留在满床满壁都是臭虫的竹楼旅店休息。却来了整一百架“零式”飞机，遮满了天，炸弹纷纷落下。也不觉得怎么可怕。这次敌机扔了许多燃烧弹，烧掉两条街，死了不少人。日本鬼子如此猖狂，但中国绝不屈服!
云贵高原
此时我三哥已在昆明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写信来说，西南联大是“民主堡垒”，北大、表华、南天三个大学许多有学问的名教授集中在联大，叫我立刻到昆明去，还介绍了一位联大学兄领我上路。而我却遇上了一件倒霉事：缺乏人生经验，把全部不多的一点旅费放在短后面的口袋里。为了请一位同学看电影，挤进人堆里买票。挤到窗口，一摸口袋空空，这回可吓得魂都掉了，立刻冒出一身冷汗。怎么办?连吃饭的钱都没了。想来想去，只好厚着脸皮找一个做生意的同学借钱。头一次遭了白眼，一分钱也不肯借。回旅店躺了半天，不能偷，不会抢，只能硬着头皮再去!十六岁年纪，在那个商人面前苦苦哀求，就差没跪下了!我发誓一定要还给他，最后才借到一点旅费。
我生长在粤西山区，也看过一些经常去遮雾盖的高山，但它们比起云贵高原重重叠叠的崇山峻领，就可幼稚小气多了。刚开通不久的西南公路从广西入贵州，经过黄果树大瀑布，盘县的“二十四盘”弯曲险路，经过无数悬崖深谷，沿途路标上常常是一个骷髅，两根白骨，警告司机到处都是危险。买了车票，可以乘同一公司的所有路过车辆。因为车子随时会抛锚，遇险。路帝山壁上不时可以看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了祖国河山!”等大标语。“一滴汽油一滴血”这句口号是别处看不到的。它显示着敌人封锁造成的极度困难局面。我们乘了几次木炭车。这种车载人走如此艰险的山路，是值得探险家也尝试一下的。车子不破旧到一定程度，不会安装上那个高达一米多二米的木炭炉。助手天不亮就开始烧炉子，用手摇吹风机煽风，老半天车子才能摇摇晃晃地开动上路。爬坡时就出现杂技式的镜头。车子没力气了，爬不上去，就往后倒退。助手立刻像猴子那样飞快地跳下车，拿着一个带把的三角木头，往后轮底下塞。车子咯崩一声，成仰角停住，然后助手又摇吹风机，摇上半小时，把铁炉烧得通红，司机再发动，一鼓作气往上爬，竟然就爬上去了。好多山头就这么摇摇晃晃地跨过。但如果还是爬不上去，熄了火，或是下雨路滑，车子倒退止不住，那么，就有变作山谷底下翻转的铁壳壳的可能，这是谁都难以预料的。
我和那位联大学兄经历过一次奇巧的生死选择，值得永远纪念。我们在太阳快下山时车子抛锚了。大家都心急如焚，盼望快来一辆别的车子。半个钟头过去了，有辆汽油车从后面开来，停下了。不少人拥挤着往车上爬，我俩也拎起行李准备过车。忽然我一眼瞥见后轮上十颗螺丝钉只腠下三个，心中一愣。我拉着同伴说，不要去了，他上了车只好下来。第二辆车到了，我们才爬上去。往前去不到一个小时，便见刚才那辆车已翻下谷底。是不是螺丝钉出了问题呢?我不知道。生死就是那么偶然!
但危险并不妨碍我观党从未见过的宏伟山景。这是巨人的阵地，是山的海洋，山的浪涛，它们是活动的，奔跑着，牵连着，一排排地向前涌动、挺进，好大的气概呵!云贵高原的群山，铭刻在我灵魂深处了。
“民主堡垒：西南联大”
经过十三天的艰难跋涉，我们终于到了昆明。我以“流亡学生”的身份进了联大，拿教育部的“资金”吃饭上学。从校舍的简陋、教员学生生活之艰难来看，西南联大恐怕是世界上第一流贫穷的大学了。“新校舍”的土围墙里，难得看到一块砖头，因为学生宿舍全是以泥砖砌墙，茅草盖顶。高原龙卷风突袭过来，茅草就会升天。跟着下雨，谁倒霉，谁就就撑着雨伞坐在床上过夜。宿舍四周全是萋萋野草，房屋的“地板”全是压实的黄泥。到处是老鼠、跳蚤。白天跳蚤在上课时咬你，夜晚在被窝里叮得你无法安睡，常身瘢痕。我靠抄钢板、卖报、当家庭教师赚些零用钱。上学几年几乎都是站吃饭。吃的是国民党配给的仓底霉米，还夹着老鼠屎和沙砾。早上大门口外，有喝豆浆、煎蛋裹糯米的小摊。冯至教授穿着蓝布大褂和戴一顶大破草帽的哲学家沈有教授的身影，常在小摊前出现，都一律站着喝豆浆。穷学生连这样的早餐也是很少吃的。
校门外就是公路。常有一队队“壮丁”被捆绑着、像囚犯那样押解着走过，衣衫破烂，瘦弱得皮包骨头。有一次，在寒风刺骨的早晨，我看见一个军官用皮鞭抽打一个身上只挂着几块破布条的“壮丁”，裸露的皮肉冻得红赤带血。走不动了，鞭子强迫他走。跪着哀求也不行。“国民政府”把老百姓看得还不如牲口。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就在在日本的刺刀、炸弹和国民党这种“德政”中学习“民主”课的。
自蒋介石袭击共产党新四军之后，联大的进步力量曾一度沉寂。但很快就发生了孔祥熙二小姐带洋狗坐飞机的丑闻，同学们恨透了发国难财的蛆虫们，“讨孔”运动爆发了。我到学校时正是民主运动又汹涌发展的时刻。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吴晗先生和张奚若、钱端升、冯至等名诗人、学者，见后投入了民主斗争的浪潮，和同学们一起前进。我参加了以闻一多先生为导师的“联大新诗社”和“阳光美术社”，以诗画作武器，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独裁腐败政权作斗争。“新诗社”不仅仅是联大同学的，它向社会打开大门。开朗诵会时，常有校外的报社职员或学生来参加，他们作自我介绍，带来自己的诗朗诵，听大家的意见。“新诗社”的朗诵会是很成功的。闻一多先生是天才的朗诵家。他朗诵田间的抗日街头诗，艾青的《大堰河》，以他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内心的激情、有如大提琴那样的声音，紧紧抓住听众，使人情不自禁地跟着朗诵者进入诗的境界。田间的战斗诗篇，节奏短促而强烈的语言，的确是激励人民坚决抗日的大鼓，所以闻一多称这为“鼓手”，并提出大家要写与人民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诗。
闻一多先生
我永远怀念那一次“新诗社”的小聚会。十几个人挤在一座小楼的宿舍里，闻一多先生也和我们一样，坐在稻草编的草墩子上，背靠着墙。我们交换着看各人带来的诗作。我把一首诗送请闻先生批评。他很快看了一遍，便举起来朗诵：“《山，滚动了!》山，拉着山/山，排着山/山，追着山/山，滚动了!/霜雪为他们披上银铠/山群，奔驰向战场啊!/奔驰啊!/你强大的巨人行列/向鸭绿 黄河 扬子 怒江/奔流的方向；/和你们在苦斗中的弟兄/长白 太行 大别 野人山拉手啊!……”闻先生穿着灰布大褂，目光炯炯，他的声音领我们进入群山，和巨人的战阵向前推进。在我耳中，这似乎已不是我的诗句，而是闻先生发自胸中的心声。我非常激动，感到幸福的温暖。但是我完全忘记了当时闻先生和同学们说过什么话。不多久，有个同学告诉我，它在昆明《扫荡报》发表了。我不知道究竟是谁把这诗送去的，我猜想是闻先生。后来听说它被闻先生编进《现代诗抄》，还和别的诗被译成英文，寄到国外。闻先生被国民党杀害后，朱自清先生编了第一部四卷本《闻一多全集》，这诗就永远和全集在一起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诗卷中也有它。这是一件对我一生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要当什么作爱、以文学为主要工作，但闻一多先生对这诗的肯定，使我对文学艺术的认识有了一个标准，对创作和生活有了一种方向性的理解。一个十七岁的小青年，有多少文学修养?但的确有一种坚决与敌人战斗到底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每一个不愿做日本顺民的人都共有的，这就是那个惊天动地的时代的精神。我是融入大海的一点水，祖国伟大的山河与我同在。因此，它记录了民族心灵的呼喊。“当你们面前的太平洋掀起了胜利的狂涛/山啊!我愿化一道流星/为你们飞传捷报。”当时抗战仍处在十分艰难的阶段，日本侵略军区疯狂地进击攻陷长沙，逼近桂林，这诗却预言抗日战争必然胜利，而且我后来的经历又证实了这种预感，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从军行
当日寇攻陷桂林，占据都匀、独山之后，滇西也进入了敌人，情况更危急了。我觉得已不能再平静地呆在学校里上课。这时美国逼蒋介石加强缅甸中国军队的作战力量，国民党政府喊叫“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联大校方支持。我和两个“新诗社”的同学(一个是何达，后来他在香港去世)在校园内转圈子议论了两夜。我决定上战场打击敌人，并且想尽可能地做工作，团结大家改造旧军队。我请他们把我的意见告诉闻一多先生。闻先生给我写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八个篆字。冯至先生也写了，认为这是重要的“决断”。我们要抗日，蒋介石却是他另一种打算的，他还要准备将来和共产党打内战。闻一多先生在校内讲了话，支持抗日，又指出国民党不要玩火。有二百多联大同学放下笔和书本，穿上了军装。
杜聿明曾经率领部队在野人山和日寇交锋，打败了，此时已回昆明。他给我们作报告，说中国知识青年要组成新军，我们将要驾驶坦克在缅甸战场上歼灭敌人。这番话激励了我们的情绪。我和一些同学急切地盼望开着战车压向仇敌。1945年2月，我们终于登上美军运输机飞向印度。登机前在机场等了一天，没吃上饭。机舱空空的，没有座位，几十个人全坐在舱底地板上。飞机开始在苍绿的山峦上空越过，不久就看见雪山。先是头上戴着银盔身穿铁甲的山群，然后渐渐进入完全是冰雪的王国。大肚子运输机开始感到力量不足，用力爬升。高空气流突变，飞机擅抖着，像在海浪中艰难前进的小舟，在浪谷浪峰间被抛上抛落。寒冷逐渐浸透不厚的军棉衣，肚中饥饿，有人开始呕吐了。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精神，从升空后就一直被窗外不断变动的奇景所吸引，只顾盯着这巨人的战阵细看，心中不断涌起奇异的联想，忘记了肚子空空的问题，也不想呕吐。好多人都躺在地板上不敢动，吐得满舱是黄水。我自然无法帮助别人，但没感到要躺下，依然看我的风景。也许是到了喜马拉雅山被称作“驼峰”的领域，飞机的爬高能力也到此为止。眼看着一座座巨大的雪峰从机翼下擦身而过，有的好像就挡在前边，真是惊心动魄；随时可以粉身碎骨!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统计数字：当年飞越雪山遇难飞机468架，中美士兵军事人员牺牲一千多人。
几个小时的飞行后，飞机终于降落在印度汀江。雨下个不停，衣鞋湿透，而且很久吃不到饭，大家一肚子气。更糟的是，宣布成立“中国驻印军暂编独立汽车第一团”。叫我们开坦克是撒谎。国民党不敢让联大学生掌握坦克部队。蒋介石害怕民主思想。但我没想到他们连枪都不敢发一支给我们，一直到战争结束，我没摸过枪，只在危崖险峰中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但别的汽车团却是武装走私的最好岗位。把炮弹壳掏空，装上手表口红甚至金条，当军火运送，真是“马达一响，黄金万两”。就我们这些“傻子”，跑了几万里，却两手空空。
在汀江，我们全换上英国土黄色的军装。天气那么热，却发给很厚的羊毛袜，黑皮军鞋。没掌干，在雨水中熬过了一段窝囊的日子。军营里潮湿发霉，夜晚人挤在一堆，在大铺板“床”上夹着，简直翻不了身。身边就是树林，成群的猴子深夜从远处山边涌过来，一阵又一阵的喊叫，凄凉得像哭丧似的。它是喊肚子饿还是高兴?实在说不明白。但军营里来的东西却失窃了。能吃的都被偷去，鞋子也被扔到树底下。我夜里站岗放哨时见过矮小的黑影子，从营房窜到树上，这自然是它们在“摸营”。据说，当地农民很恨猴子，因为它们把玉米和能吃的东西都尽兴糟塌，弄得人们苦上加苦，可是我们没有枪，奈何不了这些畜牲。
坐了四天四夜无坐位的货车箱，我们团到了中国驻印军总部所在地蓝伽。这里有战车部队、炮兵、汽车兵，各种训练场地。清华大学毕业的孙立人将军是总负责人，据说比较开明，缅甸战场的胜利与他有很大关系，但后来在台湾倒霉，郁郁以终。
印度风情
我们因在蓝伽的营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战俘住过的。一大片红砖房，中间隔着一条条空地。英国人供给我们最糟糕的食物，几乎天天都是气味奇特的肥肉，据说是澳洲的野牛。开始时简直难以下咽，后来稍为习惯了，也吃不了几口，便往地上扔。天上盘旋等候着的一大群老鹰就箭一样俯冲而下，叼起肥肉飞去。有时来了几只十鹰，满天飞窜，连续俯冲，确是一种奇观。有个同学捡起一块砖头伤了一只大鹰，抓住养了十多天。终于因为难以带它回国，还它以自由。印度酷热，此时已是夏天，白天近40度。但身上很少汗水，出汗很快被蒸发了。放在地上的木板床烫身，不到半夜后睡不着。印度老百姓穷苦得出乎我的想像，有许多乞丐、妓女。一条脏布身上一裹，倒头便睡，天地便是房屋。但在加尔各答等大城市却有不少富豪。连山盖野的茶园里，贫穷的印度妇女在烈日下采茶，英国主人漂亮的别墅在树丛中分外显眼。我们在“中美汽车学校”学驾驶。有三个美国老师，一个是非常严格认真的上尉，个子不高，遇到我们学习达不到他的要求时就批评，但并不轻视中国士兵。另一位是大学生，上士，身子高瘦，戴着近视眼镜，很斯文。还有一个小伙子下士，嘴唇上刚长出浅黄色的胡子，后来我发现他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大概是穷人家的孩儿。三个人都很负责任，讲课，教开车，收效显著。各种类型的美国军车，我们八天就能驾驶。而且经过夜晚灭灯、困难地段驾驶训练。据说这打破了学校的记录，联大同学全部合格毕业。于是开始了日夜繁忙的军事运输。两个人负责开一辆十轮大卡车，来往于蓝伽与加尔各答之间。卡车和后面拉的拖车装满了军用物资枪枝弹药，用布蓬盖得非常严密。常常是天刚亮开车，直到太阳下山后才宿营，与美国兵住在同一营地。和美国兵一起排队打菜用餐，也没有受到不平等待遇。大概他们知道我们的任务，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是勇敢的。只是中国军官和美国军官打交道时，有些人往往显得毕恭毕敬的，很有点奴才相，我看着心里特别难受。
英国兵却非常可恶。有一次我们开车到加尔各答，正好是休假日，几个联大同学上街观赏市容。这座和广州一样热闹的城市在大河的出海口，有宏伟的大桥，绿树的浓荫。有着梦一样的大眼睛的印度少女，披着蝉翼似的雪白的“沙丽”，在海风吹拂中飘飘欲仙。书店也整洁，主人看见中国兵来了，友好地招呼，说着带有印度味的英语。我买了一本泰戈尔用英文写的《吉檀伽利》(当时国内还没有中译本，这书我至今还保存着，它帮助我用诗哲的心去理解印度，理解自然和人)。逛街口渴了，看见门口挂着“盟军俱乐部”牌子的酒吧，我们就走进去。满屋子都是英国兵。我们正要坐下，这群家伙竟然嚷起来，喊“中国人出去!”我们和他们争论，这明明是盟军俱乐部，为什么我们不能进来?他们好像白痴一样，听到了，却不能理解，照样大吵大叫，还站起来似乎要有什么动作。我们人少，当然也不会为此打架，只好一肚子愤恨退出。我们早已知道，英国人欺压弱小国家是凶狠的。但日寇在香港登陆后，数以万计的英军立刻举白旗投降。在缅甸战场早期，也是几万英军被日军包围，美国人要求中国军队紧急救援，对日军发动强攻，才把他们救出来，否则又统统当了俘虏。现在他们在印度，是殖民地的主子，就还如此猖狂，一副流氓相!
在加尔各答我还见到一场火灾，这件事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一天我住在美国兵营，看见一些古老的建筑物很美，便取出速写本描下它的轮廓。左前方一幢楼，用茅草搭个凉棚遮阴。一个英国人坐在下面乘凉，挺舒服的样子。但不知他为什么吸烟吸足了却把烟头一抛，正好抛进茅草里。不一会儿，青烟从棚上冒起，很快就变浓，因为有风，风又煽起火苗，火头逐渐扩大。那人去取水泼火，可是风矿太大，毫无用处，眼看着火势蔓延，把棚子烧光。奇怪的是没人去救火。一些印度人站在近旁看热闹，还说笑。我觉得“大英帝国”是“罪有应得”。但是在美国军用列车上，我也看到公我这个满脑袋“民主”的人感到奇怪的事情。黑人士兵不能和白人士兵乘同一个车厢，黑白分明。在艰苦危险的中印公路上修路的也是黑人，很少白人士兵出现。我对美国的“民主”“平等”不能不打个大“?”。
1945年5月9日，在加尔各答，我听到德国法西斯投降的大喜讯。人们欢笑、歌唱，美军营房的牛排、肉饼那天也特别香。我心里想，现在可以集中力量打日本鬼子了，胜利的时刻快到了!但运输并未减速，缅甸战场上，以中国军队为主力加强攻势，我们当然要加紧后援。
印度是神奇的。在这辽阔的国土上，牛是神物。公路上常倘佯着大水牛，没人知道它来自何方。在加尔各答热情的街道上，它可以悠然散步，无人干涉，汽车也让它。荒凉的山野里，有为人体“天葬”用大石砌成的石台，猛禽和乌鸦在此聚餐。我们车队经过，一大群一米多高的秃雕站在路边，瞪着血红的圆眼看我们，一点也不怕人。我们还遇到在林中举着图腾跳舞的原始部落。后来我们团集中到印度东北角的雷多，此处是著名的中印公路的起点，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军营帐篷搭在原始森林边沿，抬头就是几十米高的大树，一些巨大的蜥蝎从树根以惊人的速度往上爬，一会儿就变得很小，隐进树叶里。经常有暴雨，简直是天河倒泻。夜晚，听到老虎低沉的吼声，离帐篷不远。我们不怕野兽，就怕当地一种叫“红虫热”的热带森林传染病，它令病人发高烧，很快就死亡，团里有两个中学生得病死了。
近旁有一条小河，河水很急，是黑色的，因为河水从森林流出来，全是腐殖质。天气酷热，我们每天下河一两次。河边有野芭蕉，有的还结了果，这是野象的佳肴。第一天到河边是清晨，阳光透过树梢薄雾，斜照在小河上。一条水蛇扭着黑色的身子，正从岸边游向对岸，非常敏捷。忽然耳边响起非常悦耳的音乐，像大提琴的合奏。我惊奇极了，到处张望，寻找芭蕉树丛中，发现两只比手掌略小的巨型知了，正和四周树上的伙伴们共同欢唱。这音乐震荡山林，如同天国梵音，美妙极了!林间草上，还飞舞着碗大的蝴蝶，那色彩、图案之美，不是人的画笔能画出来的。
在蓝伽，我把飞越雪峰时的感受写成几首短诗。但自己觉得没有多少分量。后来逐渐感到国民党旧军队的恶习，在下级军官中根深蒂固，团长虽然比较开明，是个曾在美国学习过的少将，他也曾说过，军中账目要公开，要听众人意见之类的话，可是从上头来的和下面做的却是另一套。我们从印度寄回去的信全部要检查。我给闻一多、冯至两位老师写过信，同学来信说也通通被剪过。有个同学把一份自昆明寄来、呼唤民主的材料贴出来让大家看，就让宪兵抓去，说是共产党要造反。我们这个团是国民党其它部队的眼中钉，喊我们“民主团”。战车营有些思想极反动的军官竟然说要打我们。一只看不见的黑手伸进来了。发现游泳池里有一具联大同学的尸体，身上大块大块的黑色。不让细问，也打听不清。接着服务营二连、四连被解散，联大同学被分插到别的连队里。解散之前，他部同学聚集开了一个会，点燃了白腊烛，编了一个歌，大家沉痛地唱着，不少人掉下了眼泪。我逐渐感觉到在这种环境里想改造这样的军队是幻想。看到印度人民的穷困，想着中国老百姓的命运，都看不到光明，我写了一首诗《黑土》，其中有“时间拖着灰色的长尾巴，沉重地压着大地。人群睁着昏瞎的双眼，在荒原上流荡”这样的句子。回国后请闻一多先生看，他在一些句子下面用粗铅笔划了几道，旁边写上两个大“?”。后来他在学校给从军回校的同学讲了一次话，就说，“今早，有一个从军同学给一首诗我看。好诗，但写得我不同意。他说印度人怎的谈希望了。是人就有希望，只要我们团结和醒觉!”除非我们是苍蝇，是臭虫……尽管受尽压迫和痛苦，终有一天是印度人的世界，而不是美国人的世界。印度有希望，何况我们中国!”闻先生也谈到我们在加尔各答“盟军俱乐部”受到的侮辱，“可见你们个人在国内，可以很神气，而在国外，人家就不管你什么东西了。所以国内不改善，在外人看来，你们只是一样的中国人!把这些经历，反省反省，认得清清楚楚，就不会白去了。”
回国
我们终于驾驶着全部新的吉普车(带拖斗)走出新开阔的“中印公路”(又名史迪威路)回国。这是世界上最艰险的公路。经过茂密的原始森林，悬崖深谷，有毒的山泉，大蟒、虎、象的王国。记不清盘绕攀登过多少座渺无人影的大山，跨越过多少急流，才到了缅北战火燃烧的战场。密支那市郊的树林全烧成一根根木炭。一列列火车，被炮火穿透，像蜂窝似的。日寇曾经死守密支那，狙击手躲在大树上射击，子弹不知从何处飞来，美国兵被打怕了，中国军队冲在第一线，最后还是坦克和火焰喷射器，把所有树林烧光，日本鬼子烧成焦炭，才恢复缅北。
在中缅交界处，公路绕过一座大山。路边山崖下有不少地堡，已被炸药和火焰喷射器击毁，烧成一个黑糊糊的洞口。洞外有烧的军用品，散乱的文件。日寇挖通了这座山，里面道路纵横，住着几千兵士，准备了长期坚守的弹药，给养。中国军队为了打开中缅通道，牺牲了几万人。在阴雨中我们透望附近的山头，到处是重重叠叠的坟墓，像无数个馒头，堆积在荒山上。这都是战争恶魔的罪恶记录，是帝国主义战争贩子欠下人民的血债。
在畹町进入中国，我又重见祖国的山川农舍，人们是那样憔悴穷苦，我放不下心中的石块。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连绵不断的群峰，依然危险地阻挡在面前。攀登怒山时，白云在车轮下飞翔。跨越山脊入下盘旋，一个个险弯令手中的方向盘飞速旋转，满头流汗。看见怒江在山脚下蜿蜒而去，一不留神，车子在急弯处往下冲出公路，人、车就要飞下去。奇迹在千分之一秒中出现了，一块大石挡住右前轮，车没翻下山。但左前轮已悬空，只要稍为倾斜，失去平衡，就还要滚下去。于是用倒挡、加上前轮转动，轻轻地倒车，缓慢地回到公路，又飞奔向脚下怒江滚滚的急流。
从雷多回到昆明，去了十一天。沿途没有可住宿的军营，三个人每夜只能蜷缩在小小的吉普座位里，还经常浇着滂沱大雨，很难睡得着，我的偏头疼开始发作。幸而已到终点，全团驻扎在离昆明市不远的车家壁待命，我的神经系统才得以松驰。
又见到联大亲切的老师和同学。太平洋战事急转直下，日军死期不远了!我们很多同学不顾在汽车团呆下去。我和一些考入译员训练班。整天背军用术语、单词，但已心不在焉。终于日本天皇宣告投降了!我们欢天喜地，整个昆明黑夜也成了白天，人都挤上街头。译员训练班最后一期结束，我回到西南联大复学。但是在汽车团的很多同学还未能离开，后来才陆续返校。
如今在昆明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烈士墓和闻一多先生衣冠前面，竖立着一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前面是闻一多先生篆书碑额、冯友兰先生撰文、罗庸先生书丹的碑文，后面是“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校题名录”，列入姓名可查的834个从军学生(但估计实际数学要超过此数)。北京大学校园内后来也仿制了大小相同的一块碑石，让人们追忆过去过去的历史。
1999年9月9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