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2期
新旧文学之争与异代祖国之恋
作者：白少帆
同年11月，张我军在《台湾民报》2卷24期上又发表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一方面，他介绍了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日本文坛与中国文坛的革新，呼吁台湾文能借鉴中、日两中文学改革的经验，把台湾“陈腐颓丧的文学界洗刷一新；另一方面针对台湾文坛产击钵吟，指出：“台湾台湾的一班士都恋着垄地的髓髅，情愿做个守暮之犬，在那里守着几百年前的古典主义之墓”他抨击旧诗人：一，不懂得文学；二，拿诗“做沽名钓誉，或拿来作迎膈势利之器具”；三，毒害青年，使之“染成偷懒好名的恶习”。
如此直接又尖锐地抨击文坛，这在台湾文学界还是第一次。
然而，台湾知识在日本占据台湾以后，为保存民族文化，对抗日本同化政策。曾掀起动人的汉学运动。诗社的成立，旧诗的写作曾经在同化与反同化的斗争里起过积极作用。这一历史功劳是抹煞不掉的。
1924年冬，国学传人、台湾旧诗领袖连雅堂，在其主编《台湾诗乘》上为林小眉的《台湾泳诗》作跋，嘲讽文学说：“今之学子，口未读六艺之书，目未接百家之论，耳未聆离骚之音，而嚣嚣然曰：“汉文可废，汉文可废，甚至提倡新文学，鼓海外侨胞新体诗，秕糠故籍，自命时髦。吾不知其所谓新者何在?其所谓新者，持西人小说之余，丐其一滴沾沾自喜，诚陷井之蛙，不足以语汪洋之海也噫!”
张我军立即著文予以驳斥。他在1924年12月出版的2卷26号《台湾民报上发表《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指出“这位大诗人地反对新文学而为知道新学是甚么的人”，“而他的言论是独断的，是狂妄，明眼一定不为他所欺。啊，我想不到博不如此公，还会说出这样没道理，没常识的话，真是叫我欲替他辩解而无可辩解了。我能不为我们原文学界一哭吗?”为更有力的打击旧文学，张我军半个月年在《台湾民报》3卷2期一发表了《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在3卷2期上发表了《绝无公仅有的霹钵吟的意义》。他旗帜鲜明地表示，为要“仍根本上扫除刷清”“台湾的文学”，他要“牵出一根安排未妥的笔帚”“站在文学道上妆个清道夫”。他集中力量的抨击钴吟是“诗界的妖魔”，“欲扫除刷清台湾的文学界，非行先把这诗界的妖魔打杀，非破这种恶习惯恶风潮不可。”
1952年1月5日，台北的《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刊出“闷葫芦生”攻击新文学的文定：《新文学的商榷》，其中说到“台湾之号称白话体新文学，不过是普通汉文加添个了字，及口边加马、加劳、加尼、加矣，为诸字典所无者，此等不用亦可之文字，徒笑破人口。按学问之尚简易者，在唐时即有元白之老妪都解，记事之尚简易者，则有如宋儒语录。今之中华民国之新文学，不过创自陈独秀、胡适之等，陈为轻薄无行，思想危险之人物，姑从加紧论；胡适之之所提倡，则不过藉用商榷文字，与旧文学家辈虚心讨论，不似吾台一二青年之乱写。”
翌日，张我军作《揭破闷葫芦》予以反击。张我军指出《新文学的商榷》一文仅只是“一篇谩骂之词”，其作者“对于新文学完全没有懂”。但它表明“幼稚的、熟睡的台湾文学界，也算已有抬头起来讨论新旧文学的人了，这实在也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自此，新、旧文学的论战便便愈演愈烈。旧文学一方，有郑军我、蕉麓、赤岭王生、黄衫客和一吟友等人，以台北《台湾日日新报》等御用报纸三日刊的汉文栏为阵地，谩骂攻击新文学；新文学一方则以张我军、懒云(赖和)、蔡孝乾、前非等人不首，以《台湾民报》为基本阵地，连续著文，逐一批驳旧文学。论争中较有影响的文章有半新半旧生《〈新文学的商榷〉的商榷》，蔡孝乾《为台湾的文学界续哭》，张我军《随感录》，赖和《答复〈台湾民报〉特设五问》及《读台日纸〈新旧文学之比较〉》等。“日纸”是指在台发行产某家日文报纸。
这一场论战的作用与意义是重大的。
首先，沉重打击了日本殖民当局支持下台湾旧文坛的汉诗击钵吟活动，加速了旧文学的没落，促进了旧人行列中爱国文人的觉醒。参加战的旧文人黄衫客，若干年后以元圆客名义写出《台湾诗人的毛病》一文，指斥旧诗人的“七大毛病”。连雅堂也指责仰承日本殖民当局鼻息的旧诗人“谄谀权贵”，“卑也鄙也”“有损人格”。旧文人中出现的这一可喜的分化现象是和新旧文学的论争分不开的。
其次，进一步扩大了祖国大陆文学对台湾文坛的影响。旧文人在围攻张我军的同时也攻击了大陆新文学，闷葫芦生就曾以轻蔑口吻说陈独秀是“轻薄无行”。讥笑白话文“如村妇之簪花、簪得全无顺序”。新文学界为要更好借鉴中国新文学经验并回答旧文人的攻击，在论战进行中再次掀起介绍中国新文学的热潮。《台湾民报》在3卷6期上发表了张我军的《文学革命运动以来》。他“欲使台湾人用简捷的笔法来明白文学革命运动”把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一节全文转载。在3卷12-16期上又连载蔡孝乾的长文《中国新文学概观》详细具体的介绍了中国新文新。同时还大力介绍中国新文学的优秀作品，陆续刊载了鲁迅《故乡》、《狂人日记》、《阿Q正传》、郭沫若的《牧羊哀话》、《仰望》、《江湾即景》、冰心的《超人》、西谛的《墙角的创痕》淦女士的《隔绝》、徐志摩的《自剖》等。这成为台湾文学创作问世的催化剂。
最后，推动台湾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
论战声中出现了两份文学杂志。一是杨云萍与江梦笔于1925年3月创刊的《人人》，一是张绍贤于1925年10月创办的《七音联弹》。这两份姑志一出世就积极投入到提倡新文学，批判旧文学的战斗队伍的形成与发展，正是这一时期文学运动进一步发展开的重要标志之一。另一重要标志是新文学理论的树立有了可喜的进展。台湾的旧文学和新文学皆源于祖国大陆文学，有关的文学理论自然也来自西岸。1920年，台湾新文化运动起步哩注意到引进白话文学的理论与实践。那以后，在陆新文学出现了大发展，文学社团的兴起，理论与创作的丰收，作家队伍的壮大，都别有一番天地；再加上台湾作家对祖国大陆新文学认识的拓宽增厚，使得岛内新旧两代士人在文学语言及其理念的论争声中，显示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几乎在祖国大陆新文学运动中价值在，影响广大的文学理论，诸如胡适的“八不主义”、陈独秀的“三大主义”、“文学研究会”、“为人生而艺术”的原则、“创造社”有关浪漫主义的美学等等，都比较完备地引进了台湾。
第二，为台湾新文学定位、定向，准确地阐明了台湾文学与祖国大陆文学之间的血脉关系。虽然发生了文化和文学在新旧交替之际的剧烈论争，却也不难从中察觉到日据下台湾异代知识分子所共同怀有的祖国之恋。
第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台湾新文学虽是祖国大陆新文学运动的一环，但岛上文学工作者在孤立无援之中既须肩负起对本土封建文化的改造，同时还要投入反异族殖民同化的斗争，这使得紧随西岸祖国大陆迈入现代文学阶段的台岛文学，从此开始了结合台湾实际、探讨重要理论课题和体现在创作实践的历史性里程。(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