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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东京大审判纪实
作者：朱成山
“国际实行委员会”筹备三年
东京女性战犯国际法庭的筹备工作，是由亚洲各国进步团体组成的“国际实行委员会”负责的。这个委员会由加害国的日本民间组织、被害国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关组织、以及由国际女性人权专家和活动家组成的国际咨询委员会等三个方面构成，他们从1997年开始，经过3年漫长的准备，才得以在20世纪末正式在东京开庭。
“国际实行委员会”的三位共同代表清一色的为女性，她们是：日本“战争与对女性的暴力”网络负责人松井耶依，韩国梨花大学教授尹贞玉，菲律宾亚洲妇女人权中心负责人英黛。
其实，这次法庭的最先发起人是从事女权运动的几位日本妇女松井耶依、西野■美子、根本敦子等。她们为了日军在二战期间的暴行，曾经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调查和取证，足迹踏至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朝鲜、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等国家与地区。2000年4月，我在上海召开的“中国慰安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结识她们，随后，又在南京接待并协助她们进行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性暴力和日军在南京慰安所的调查。彼此关系熟识，得知她们是一批正直的有良知的日本人，为了公理和正义，她们竭力谴责日军当年的性暴行，大声疾呼日本必须要向亚洲各受害国真诚地道歉和负责任地赔偿。她们的正义行动，博得了亚洲各国研究日军慰安妇和性暴力受害的历史学家的赞同和支持，同时也得到了西方律师们的积极支持。
为了筹备东京女性战犯法庭，“国际实行委员会”先后在汉城、马尼拉、东京、上海和台湾召开过多次预备会议，并于2000年4月1日上海会议通过《2000年“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宪章》，7月31日又在马尼拉会议修订后正式公布。该《宪章》指出：
“即将过去的20世纪是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纪，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经历了前所未闻的大量的杀戮与破坏，并给女性带来了痛苦的性暴力……
日本军队在亚洲太平洋战争(1931-1945年)期间实施了性奴隶制度(即慰安妇制度)，是本世纪最大规模的战争性暴力。那些被害妇女们在90年代开始打破沉默，提出控诉，要求恢复正义和人权。但是，即使在战争已过去半年世纪的现在，具有加害责任的人和国家，仍没有认罪的言论、谢罪并进行赔偿，而很多受害妇女却已死亡。
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及在亚洲各地所进行的军事审判，几乎没有对日军性奴隶制度等对女性性暴力的战争犯罪进行裁决。此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现行的裁判制度也对此没有予以追究。
……总之，依照普通的国际人权及女性的人权观念，恢复奴隶制等战争状态下的性暴力受害女性的正义与尊严，是构成国际市民社会的我们每个人的道德的首任，也是国际女性运动的一个重要课题。为体现这一责任，特设置‘女性国际战犯法庭’。……
‘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目的，与在究明作为日本帝国军队控制的殖民地及侵略战争一环——在亚洲各地设立慰安所，将大量女性强制为‘慰安妇’的性奴隶制等性暴力的真相，明确国家及个人应负有怎样的法律责任；并恢复被害女性的正义、人权和尊严，切断并防止再发生战争状态下对女性暴力不处罚的循环。
‘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是民间妇女所提倡的国际民众法庭，……实行这样的判决并无法律的限定，而是基于国际法的正义所作出的判决。我们期待该法庭具有道义上的权威而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并实际之。
在20世纪最后一个月开幕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是希望把这苦难的一页留在历史上并让全世纪了解，是希望迎接一个没有战争及对女性暴力的21世纪。”
中国大陆原告团的组成
2000年10月3日，中国大陆原告团正式在上海成立。
是日，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办公室内，来自中国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专家学者会聚一堂。
会上，由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首先传爱“国际实行委员会”台湾预备会的精神。苏教授是中国慰安女问题调查和研究第一人，他带着学生先后奔走中国的海南、山西、云南、湖北、南京、上海等地作过专题调查，撰写并发表一系列有关中国慰安妇的文章和专著，并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本人有幸应邀也成为该中心的研究员。特别是2000年3月，该中心在上海成功地召开了“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吸引了世界上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与会研讨，而且也为中国大陆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诉讼开通了联系渠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月3日的上海会议作出以下几点重要的决定：
一、宣布中国检察官团组成。他们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周洪钧、管建强，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龚柏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陈丽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北京方圆律师所律师康健等，并由周洪钧教授出任诉讼团团长，陈丽菲女士任诉讼团秘书长。
二、确定原告和被告。原告为山西性奴隶受害者万爱花，湖北慰安妇受害者袁竹林和南京大屠杀期间性暴力受害者杨明贞3人，并确定由康健、陈丽菲、朱成山三位检察官，分别为万爱花、袁竹林、杨明贞出庭提起诉讼。此外，将有何君子、郭喜梅、李秀梅等6名慰安妇受害者前往东京作证。被告为裕仁天皇、冈村宁次、松井石根、朝香宫鸠彦、谷寿夫和中岛今朝吾等6人。
三、议定四点诉讼请求。第一，确定被告构成战争罪与反人道罪；第二，要求日本政府公开、正式谢罪；第三，赔偿已故受害者和幸存者每人2000万日元；第四，日本政府在日本本土为所有性奴隶制度受害者建立慰灵碑。
上海会议后，按照各自的分工，分头准备法庭的诉讼材料、图像资料、展览和宣传图片、出庭人员服装等项工作也紧锣密鼓的准备起来。南京青年作曲家敏群，还特地赶制了一盘VCD片《永远的痛——致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幸存的婆婆奶奶们》，委托朱成山带往东京，在法庭播放。歌中写道：
你苍老的脸上为何总是那样忧郁，
你悲凉的脸上为何总是那样恐惧，
阴沉的白天，你总是念叨过去。
安宁的夜晚，你为何总是喃喃自语，
……知道你的梦，感受你的痛，
正义抚慰你永远的痛。
开庭前慰安妇们东京败诉
现年78岁的日韩国妇女宋神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军强征为从军“慰安妇”，遭受了长达7年的折磨。1993年4月，宋神道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经过漫长的审判，去年10月，东京地方法院作出判决，承认宋神道的受害事实，但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请求全部被驳回。宋神道不服，立即向东京高等法院上诉。经过4次法庭辩论，东京高等法院于12月1日驳回了宋神道的上诉，维持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
12月6日，是各国出席东京女性战犯法庭的原告团成员云集东京的日子，也是该法庭召开庭前记者招待会的日子，就是在这一天早晨，日本最高法院的法官仅用15秒钟的时间，宣判菲律宾“慰安妇”诉讼的败诉，胜诉方为日本国政府。原告方面菲律宾的46名“慰安妇”们想听个原委，法官却没有解释。她们为这场诉讼花了9年时间，等待的结果竟是15秒钟的判决。法官宣判结束后立即离开了法庭，坐在法庭上的原告妇女们感到十分茫然，甚至误以为法官可能离开一会儿还会回来，等到回过味时，她们不断地问：“为什么?”、“难道法官不知道我们是受害者?”……菲律宾的“慰安妇”们面对这个审判结果称：“我们是抱着胜诉的信心才来到日本的，我们要向日本政府索赔830万美元，”“这把岁数了，能不能活到明年也说不好。”
人们心里明白，凡是起诉日本政府的，败诉这一结局是具有代表性的结果，这类诉讼在日本往往都是这一结果。即将出席东京女性国际法庭的来自美国的法官麦克唐纳对此结果评价说：“东京法庭应该办到的事情却没有办到，这个空白将由我们来填补。”
正因为如此，人们对维护女性受害者权益，维护公理与正义的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寄于莫大的希望，翘首以待它的开庭。
催人泪下的“前夜祭”
12月17日晚，东京九段会馆礼堂，一场特殊的晚会——“前夜祭”，在这里徐徐拉开了帷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九段会馆是日本战争遗族会经营和管理的设施，是右翼势力的大本营。该会馆的对面，就是靖国神社，毗邻日本右翼建造的“战争博物馆”。会馆里经常举办一些集会、音乐会，以赞美“圣战”，缅怀“英灵”。1999年9月，臭名昭著的“20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彻底检证”集会的东京会场就曾设在这里。如今，它居然成为审判旧日本军战争中性犯罪的国际模拟法庭所在地。
舞台的正中央，布置了一个偌大的灵台。灵台上，并排立起4个已含冤逝世的“慰安妇”的遗像，代表着许许多多没有能讨回历史公道已经去世的“慰安妇”们。舞台的右侧，产着一架高大的竖琴，随着姜婉的如泣如诉的琴声，一个身着白衣的少女，在灵台前翻飞起舞，像一个白色的幽灵在跃动，仿佛“慰安妇”的魂灵在向苍天呼喊。
紧接着，是此次赴东京女性国际法庭的数十名来自各国的性暴力受害者们，她们每人手持一束鲜花，走上台去，向灵台上献花。此情此景，勾起了她们辛酸的泪水，以至于每位老人都是抹着眼泪从台上走下来。
最后，是美国黑人女歌手领唱一支名为《我们不屈不挠》的歌曲。激昂优美的旋律，很快被全场观众所接受。礼堂内，1300余人全都站了起来齐声高唱，台上台下交汇成一个声音。音乐没有国界，音乐使人们情感彼此相通。人们尽情地唱着，跳着，把晚会推向了最高潮。
东京大审判庄严开庭
12月8日上午10时20分，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东京九段会馆宣布开庭。
九段会馆礼堂的舞台上设立着庄严的法庭。右侧的法官席和左侧的检察官席成“内八字形”摆设，正中央为首席检察官席。10多盏舞台灯把法庭照得通亮，更增添威严。
此次出庭的法官来自美国、英国、印度和肯尼亚等国，首席法官为美国女法官麦克唐纳。两名首席检察官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检察官席上坐的是各国原告团的团长。台下坐的是各国原告和旁听者达1300余人，把礼堂三层楼面的坐席挤的水泄不通。
首先是“国际实行委员会”的三位共同代表松井耶依、尹贞玉和英黛，她们共同宣布开庭。日本的松井女士首先发言说：“20世纪是充满了战争和对女性暴力的世纪。其中，太平洋战争中日军的性奴隶制度，将许多亚洲女性作为‘慰安妇’进行虐待，是本世纪最大规模的战争犯罪。”韩国尹贞玉教授接着说：“进入90年代以来，许多受害女性打破近半个世纪的沉默，对日本政府发起了损害赔偿的诉讼，要求阐明真相、正式谢罪、国家裣和征处责任者等。”菲律宾的英黛女士说：“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政府始终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使日本侵略军犯下的罪行至今均无法在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受到惩治，类似的诉讼在日本均得到败诉的结果。伴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高龄的性暴力受害妇女在哀怨无望中离开人世。”……
接着，由两名首席检察官朗读总起诉状。起诉书对日本二战中所犯下的性暴力、奴役、谋杀和酷行等罪行进行了起诉，并将日本的裕仁天皇起诉为性暴力、强奸罪的主要罪犯。其中，认为性犯罪是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引用当时的国际法对其进行指控。
被告方的律师也出庭进行辩论。这位日本律师指出起诉状的对象都是些已经死去的人，死了的人无法出庭辩护，应中止审判；日本法律规定，对战争犯罪的诉讼时效为20年，现在早已过去；日本军战时犯罪应由日本军部负责，裕仁天皇和日本政府无罪等等。他的辩护声音，通过同声翻译的耳机传送到台下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的耳朵里后，引起一片骚动和不满的声音。
中国受害妇女东京血泪大控诉
12月9日，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特设的中国审判日。
上午10时，法庭宣布开庭。
《天皇的责任》一书作者，日本教授山田朗出庭接受麦克唐纳法官的询问。
法官问：有人说“裕仁天皇当时是日本政府的傀儡”，你认为这一提法正确吗?
山田答：192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1条规定：“天皇ハ陆海军ヌ统帅ス”，1935年修宪后又规定，“天皇应根本性地指挥日本军队。”因此，天皇是日本政府傀儡的提法是不正确的。
法官问：刚才，你说1935年天皇的权利扩大，对1937年发动的侵华战争会有影响吗?
山田答：有直接的影响。
法官问：天皇指挥的军队与南京大屠杀、南京的大强奸有关吗?
山田答：是的。
法官问：天皇当时知道发生在南京这些事吗?
山田答：天皇知道这些事的证据，是由于他的亲属和大臣直接参与了，天皇接受这方面信息的渠道是有的。
法官问：天皇的亲属有向他报告的义务吗?
山田答：当时有如实向天皇报告的义务。
法官问：如果当时天皇下令制止南京大屠杀和强奸犯罪的话，是否可以避免?
山田答：是的，可以避免大规模地屠杀和强奸等犯罪行为的发生。
11时30分，中国大陆检察官团的周洪钧、朱成山、管健强、龚柏华、陈丽菲、康健等6人，整齐地坐在庄严的审判台上，万爱花、袁竹林、杨明贞3位受害妇女的代表坐在前排证人席上。
首先由中国原告团团长周洪钧宣读中国大陆的起诉书。起诉书在历数了裕仁天皇、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慰安妇制度始作佣者冈村宁次、目光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等罪状后指出：“日军在中国的性暴力分为三类：慰安所、性奴隶和战时强奸。”并强调指出，“1993年以来，中国各地对性暴力犯罪进行了调查，中国大陆性奴隶受害者达20万人之多。中国是日军性暴力最大的受害国。”
12时，山西省盂县性奴隶受害者万爱花老人出庭，她在陈述了自己如何在1943年被日军三次抓进据点充当性奴隶，由于反抗，腰脊被打折，至今身体佝偻，人因此矮了一截，悲惨痛苦地生活了这么多年的辛酸经历后，在庭上大声呼喊：“这么多年了，没有人向我赔罪道歉，我不服啊!”边喊着边当庭撩起衣服，想要亮出自己身上伤疤，由于情绪过度激动，她一下昏倒在在法庭上，幸艰被工作人员扶住。中日两国两名医生冲上法庭进行紧急救治，法庭不得已宣布暂时休庭。大约过了10分钟，在医生的救护下，躺在法庭上的万大娘才逐步苏醒过来，被用担架抬上了救护车，送往医院治疗。
接着，武汉市的原“慰安妇”袁竹林老人出庭，她艰苦流涕地陈述了自己如何在1940年被诱骗至湖北鄂城日军慰安所，到1945年得以解脱，整整5年时间，受尽了折磨和奴役。尤其有个叫藤生的日本军官，把中国妇女当作玩弄的工作，非常的野蛮和残忍。
从12时40分开始，中国检察官朱成山与南京大屠杀性暴力受害者杨明贞在法庭上公开对话：
朱问：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杨答：杨明贞。
朱问：请问你是那年出生的?
杨答：1931年2月9日。
朱问：你家现在住在那里?1937年时住在南京什么地方?
杨答：我家现在住在南京市罗廊西村16号202室。1937年时，我家住在南京市东文思苍，就在大中桥附近。
朱问：那里是不是在国际安全区?
杨答：不是。
朱问：为什么不去安全区?不去安全区的人多吗?
杨答：开始没有想到日本军队那么凶恶，没有去安全区还有很多人家。
朱问：你还记得日本军那年那月那日侵入南京城的?那一天有日本兵到你家吗?
杨答：我记得日本鬼子是1937年12月13日(农历冬月十一日)进城的。在那一天里，有五批日本兵到我家来过。
朱问：你现在记得当时情景吗?
杨答：记得。第一次是一个日本兵，我母亲招呼他坐下，被他一脚踢倒在地后，哈哈大笑地走了。第二次，来了两个日本兵，问我们要“洋火”(火柴)和“香烟”，我父亲给了他们包了一些旱烟叶，把他们打发走了。接着，又来了两个日本兵，抢走了我家挂在墙上的咸肉。到了中午，又来了五六个日本兵，他们端着枪和刺刀冲进我家院子，先是对着看门的名叫浦狗子的老头开几枪，浦老头因流血过多，到了晚上就死了。接着又对房东朱老太太开了一枪，打在腰上，当场就死了。我父亲也挨了一枪，打在左臂上，子弹头留在里面。到了晚上，又来出和个日本兵，他们抢走了我母亲的金首饰、银元和钱，还抢走了我们的棉被。
朱问：以后你家又发生了什么事?
杨答：第二天一早，我们一家准备到难民区去躲难，刚走到大中桥，就被日本兵拦住了，我们只好又回到家里。下午大约三点钟，一个骑马的大胡子日本兵背着枪，手握军刀，闯进我家院子。他一把将我抱住，解开我的棉袍扣子，脱掉我的裤子，我吓得又哭又叫，日本兵就用刀对着我的额头连砍两刀(至今刀疤还在)。父亲看见了，用右手从日本兵手里把我夺了回来，日本兵见状，打了我父亲两个嘴马，并使劲用脚将我父亲踢倒在地，还对着他的脖子砍了三刀。父亲为了救我，身受重伤，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尸体是被红字会拖走掩埋的，至今也不知道埋在哪里(从这时开始，杨明贞在哭声中回答了下面的问题)。
朱问：日本兵有没有强奸你?
杨答：那一天没有。但是第二天，也就是日军进城第三天(农历冬天十三)，我和母亲躲在家里，为躲避日军的强暴，母亲在脸上涂满锅灰，用布包着头。这天下午约一点钟，来了两个日本兵，端着枪和刺刀。其中一个用刺刀挑开妈妈的衣襟，脱下她的裤子，把她糟蹋了，还用手抠她的下身，用枪拐子捣(母亲的下身)，母亲疼得又哭又叫，苦苦求饶，可日本兵就是不放过。另外一个日本兵也强行解开我棉袍上的纽扣，将我强奸了。
朱问：当时你几岁?
杨答：我才7岁。
朱问：日军的强奸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杨答：之后，我母亲受到严重的刺激、惊吓，得了精神病，眼睛也哭瞎了，不久就去世了。父母被害后，我成了孤儿，无依无靠，先是到处讨饭，后来做点小生意：卖烧饼、油条，维持生命。日军糟蹋了我们，对我们影响很大，不仅在生理上造成我小便失禁，到现在我裤裆里还兜着尿布。
朱问：你有没有看见和听到过其它妇女被强奸的事?
杨答：听到过。我父亲的一个师兄弟的儿媳妇，是个童养媳，当时才18岁，日本兵强奸她后，还用刀捣她下身，当场给活活捣死了。她受害的地点在健康路。还有个12岁的女孩，被两个日本兵强奸后杀死。
麦克唐纳法官：中国检察官，考虑到证人的情绪，你是否可以用书面的证据提供给本法庭。
朱答：可以!但我还想提醒一下法官的是，由于南京大屠杀是日本集体性犯罪，南京性暴力受害者还有很多，杨明贞只是其中的一位。
麦克唐纳法官：刚才在屏幕上放映的录相带你见过吗?它是谁拍摄的?能否提供给本法庭?
朱答：见过。它是当年留在南京的美国人约翰·马吉牧师，用一台家用的摄像机在南京现场拍摄的。我们可以向法庭提供一套复制的录像片。
跨越国界的“大起诉”
据统计，共有来自韩国、朝鲜、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东帝汶、日本、荷兰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加了法庭的各项审判程序。各代表团成员共计490名，其中受害者代表为75名。中国大陆代表团有35人，中国台湾有60人，南北朝鲜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共220人，该代表团成员除了两国的历史学界、法律学界以及受害者代表外，还有韩国的部分国会议员。此外，在本次“国际法庭”开庭审判的4天中，共有5855人次听取了法庭的审判，仅法庭开庭的当天就有1300多人出席。
一个一个受日军迫害的性暴力受害者幸存们，她们打破了几十年来的沉默，纷纷在法庭上起诉日军的暴行：
1938年，18岁的韩国少女金孝爱被当地的一个商贩从家里骗走，后被卖到日本关东军驻孙吴军营，被强迫沦为日军的“慰安妇”。在军营里，金孝爱遭到非人摧残，度过6年暗无天日的屈辱岁月。后来由于染重病，被赶出军营。
来自朝鲜的金淑英老人，在法庭上表情痛苦地呐喊：“自己当年被日军带走做慰安妇时，才刚刚12岁，我要讨个公道。”
71岁的菲律宾原“慰安妇”沙琳说：“我们在日本的法庭起诉，等到的结果却是败诉，这哪里还有公理和道义可言。”
来自荷兰的一位原“慰安妇”是此次法庭起诉的惟一一位西方妇女，她流着泪愤愤地说：“我要的是日本政府诚心诚意地向我们道歉，但我至今没有得到。日本政府也许在等待着我们一个个死掉。”
两名日本老兵也在法庭上出庭作证。一个姓金子的80岁老翁说，他于1940年派驻中国山东，担任运送慰安妇的工作，不仅玩弄过包括日本女性在内的慰安妇，并曾和6名日军一起强奸一名21岁的中国女性。另一名同为80岁的姓铃木的老人作证时指出，战时强奸妇女是家常便饭，根本不算一回事。
日本政府、媒体的冷漠及右翼势力的骚扰
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举办、引起了世界各国新闻媒体关注。据统计，全世界共有143家新闻媒体、305名记者报名采访了此次法庭的审判活动。其中，驻日本的各国新闻媒体为95家，参加采访的记者为200名。但是，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日本有6大报纸，没有一家报纸对这一审判活动作专门报道，仅用只言片语打发了事，日本军方的共同社在法庭之日更是对此只字不提，对日本国民封锁消息。
尽管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国家对此次东京“模拟法庭”的审判十分关注，但日本政府却采取竭力的态度。法庭曾专门向日本政府递交过起诉状，并要求日本政府派代表出庭答辩，但一直未能得到任何形式的答复。日本首相森喜朗的发言人12日在接受外国媒体提问时回答：“在首相官邸，我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正在进行，也不知道日本政府被邀请参加。”
日本右翼势力却十分清楚这次法庭的影响和作用，他们急不可待地进行骚扰与破坏。开庭的第一天上午，会场内外平安无事。但从当天中午起连续几天，法庭却遭到右翼分子的骚扰。他们有时出动宣传车，车上打着“纠弹伪证南京大屠杀”、“媒体不要顾虎中国”等标语，用高音喇叭宣读抗议书，有时派十几个小爪牙围在会场大楼入口处轮番演讲或者谩骂。为此，主办单位在会馆广场的入口处设立了第一道敬戒线，又在60多米远的会议大厅的入口处设立了第二道警戒线，并组成几十人的临时纠察队来配合警方维持秩序。当载着万爱花大娘的救护车停在门口时，右翼分子幸灾乐祸地说：“中国人都是在说谎。”
午时休庭时，组织者规劝代表们不要外出吃饭与休息，以免遭到骚扰。结果，我们大家不得不在会场大厅里吃着凉饭盒。停晚，会馆入口处又出现了一阵小小地骚动，一个像是喝了酒的家伙正在严厉训斥着九段会馆的经理，骂他为什么要把会馆借给“国际反日分子”和“民族败类”。那位经理低着头，器丧着脸，不时地“哈依、哈依”地答应着。那家伙骂完经理后还觉得不解气，又嚷着要见法庭的负责人，并扬言集体睡在门口以示抗议。半步之隔的警戒线内的纠察们则个个沉默不语，冷冷地看着他在表演。
12月10日，九段会馆警卫更严了。代表们被告之不要走正门入口，而要穿过地下道从边门去会场大厅，女性不得单人出入等等。这天下午，应日本“东京不忘南京1937之会”的邀请，我们和幸存者杨明贞老大妈去另外会场集体作证，由于无法从大门出去乘车，只能越过地下通道从边门绕出，然后再取道上车。
国际实行委员会事务局长、此次法庭负责人之一的西野■美子女士说：“在对手的大本营(指九段会馆)里搞活动，真是既痛快又痛苦，这种经历有一次就够了。”
正义的判决和东京大游行
12月12日，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移师至东京青年会馆，于上午九时准时再次开庭。有1300个座位的会馆被1500多名听众和“慰安妇”代表们堵得密不透风。由四名国际知名的法官、40多位检查官、书记员组成的法庭显得格外庄重严肃。
由四位主法官轮流宣读判决书。在整个判决过程中，法官的判决多次被长时间的掌声所打断，前排就座的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国的原“慰安妇”代表们激动地站起来大声欢呼，但不久许多人又弯下腰来以手拭泪。以至10页的判决书，竟耗时一个半小时才读完。
判决书指出，根据日本专家作证，裕仁天皇并非“傀儡”，而是具有独特权力和决策权威的最高统治者，从“南京大规模强奸事件”的发生推断，裕仁天皇不可能不知道强奸事件的发生，有关“慰安妇”在各占领区内制度化等重大决策，当时的日军将领也不可能不向他报告，裕仁天皇本应采取措施这类事件的继续发生，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采取了同意或至少默许的态度，故应负有责任。
据此，女性国际战犯法庭首席法官麦克唐纳宣判：“根据海牙法庭禁止伤害个人及家属尊严、禁止奴隶制度和本次审判宪章中规定的对女性犯罪将依据战争罪、人道罪及其他国际法裁定的原则，并依据纽伦堡法庭审判的原则，判决日本当时的裕仁天皇和日本政府犯有违反人道罪。”
最后，该法庭宣布了对日本政府的劝告：要求日本彻底谢罪，承担法律责任并保证不在重犯同样的罪行；采取法律措施对受害者进行赔偿，赔偿金额应与其行为及诚意相符；应迅速公开战争中侵犯人权的历史资料；为恢复受害者的尊严，日本应设立专门的纪念馆、纪念碑等设施；改革教育制度，设立特别奖学金，帮助受害者家属；要求联合国负责监督日本的赔偿等。
宣判结束后，数百名各国受害者代表和支持者们手里高举着标语牌，拿着横幅标语，在东京大街上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活动。
法庭仍未结束
应该怎样去评价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呢?有人称之为“人民的法庭”，有人称之为“民众的法庭”，有人称之为“正义的法庭”，有人称之为“道德的法庭”，等等，都是些积极性的评价。
麦克唐纳法官说：“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独立的市民法庭，此判决把重要的事实永远纪录在历史的档案中。”
澳大利亚的首席检察官称：“‘慰安妇制度’是恐怖的人权分割，‘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存在说明当今世界正义尚存，在这里，我们要为战争受害的妇女讨回作为人的尊严。”
南京大屠杀期间性暴力受害者杨明贞激动不已地说：“我活到70岁了，这口怨气总算出来了，这笔血债应该有人来偿还。”
韩国的检察官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这次历史性的判决，恢复了受害妇女的尊严和正义，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这一天来得实在太迟了，各国人民竟为之奋斗了50多年，这要深究日本政府和新闻媒体的责任。”
荷兰的检察官则说：“日本政府是个‘骄傲’的政府，我们今天向日本政府提出挑战，目的就是要告诉日本政府什么是正确的做法。”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苏智良教授说：“第一次判决日本前天皇、日本政府有罪，这是正义的胜利，但这是民间法庭，下一步还要继续开展调查，最终真正做到从法律上为所有受害者讨回公道和尊严。”
由于该法庭还要对各原告团提出的诉状和被告的犯罪事实进行进一步审议，因而宣布在2001年3月8日，即“三八妇女节”之日，在荷兰的海牙下达正式的判决书。
世纪末的东京大审判，它反映了国际社会的良知和道德，对国际和平反战运动，对恢复和提高妇女的国际地位将产生深远影响。它又是一个跨世纪的审判，其有形的法庭在东京，其无形的法庭永远留在有良知的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