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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
作者：邓礼峰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时，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严重的困难和非常严峻的形势，他以卓越的洞察力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气魄与非凡的胆略，力换狂澜，决心消除“左”的思想的影响，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他提出整顿工业、农业、军队、文艺等方面的方针、政策。提出，现在问题相当多，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生产的形势不好，铁路运输上不去，规章制度被破坏，事故多得惊人，派性严重，把党的事业闹得乌天黑地，领导班子涣散，党风受到严重损坏，党的文艺、教育思想被割裂，毛泽东思想被割裂。因此，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问题。党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文艺要整顿，教育要整顿。他深知整顿全国各条战线中，军队的整顿尤为重要。他坚定地提出，1975年军委的工作“第一件事，军队要整顿。”
邓小平发表《军队要整顿》的重要讲话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大会上发表题为《军事要整顿》的重要讲话。他说：“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经过长期反对军阀主义的斗争，军人内部很团结，联系群众也很好。可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雍肿不堪。”“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他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而“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的战斗力也会消弱”。“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原来喜欢搞派性的，要觉悟，要改正，改正了就好。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针对军队的纪律很差等问题，他说，“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要加强纪律性。”“还有一些问题也要解决，如落实政策。现在有好多政策没有落实。”他肯定地告诉大家，“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这些原则是不会错的。”他“希望我们总参谋部所有的干部，本着这样的精神团结起来，把工作做好。”“各单位要认真研究，把政策落实好。”他提出，要首先从我们北京的机关、部队做起。“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责任更大，三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邓小平的讲话，观点鲜明，态度坚决，重新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全面任务，提出了军队建设所要解决的一系列主要问题，指明了军队整顿和建设的方向，是中国全面整顿的惊蛰之雷。为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王洪文、张春桥极力干扰破坏
2月9日，军委常委召开第一次会议，即讨论研究军委扩大会议的筹备和会议的主要内容问题。军队全面整顿触动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争夺的重要阵地，王洪文、张春桥利用其能够出席军委常委会议，握有军队事务指导大权，极力干扰破坏军委扩大会议。在讨论军委扩大会议的中心议题时，叶剑英提出军委扩大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一次会议解决不了，中心是解决人的问题，也就是编制问题、压缩军队定额问题、干部问题。”王洪文即提出，军委扩大会议第一项议题是政治思想工作。张春桥在发言中大谈理论问题，大谈商品、货币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强调，军委扩大大会议应集中解决军队的编制问题，以此达到整顿军队、加强战备、实现安定团结的目的。在讨论确定军委扩大会议的主题问题上，王洪文和张春桥的意见，被否定了。
为了准备好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和为全国整顿做好准备，中央军委确定在总参谋部专门成立一个军队整顿编制体制小组，由副总参谋张才千任组长，负责就军队编制体制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向军委提出整顿编制体制的具体意见和建议，为军委决策提供基础。不久，中央军委又责成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分别成立了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和军队工资制度调研小组，主要负责对国际形势和军队工资制度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向军委提出相应报告，以供参考。与此同时，军委和总部还陆续派出工作组，深入全军各部队进行调查研究，进一步摸清主要问题，为中央军委指导全军的整顿工作，获取第一手材料。军委常委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先后召开了十余次会议，听取军委、总部各调研小组的汇报，研究讨论和决定有关军队整顿的一些重大问题。同时，还几次召集全军各大单位负责人进行座谈，征求他们对整编及其相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军委整顿编制小组，经过紧张地工作，在进行了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军委常委会写了《关于压缩军队员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5月下旬，军委常委同意把军委整编小组的这个报告作为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文件。
王洪文和张春桥在2月军委常委会上提出的军委扩大会议主题的意见，遭到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人的否定之后，他们还不甘心。3月1日，张春桥和姚文无在《红旗》杂志发表他们主持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即“二十三条”)，在全国制造舆论。同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大讲“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的论调，谎称：“主席要我们注意反对经验主义”。把矛头指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会上，有的军区提出，总政治部应搞一个统一的学习计划，张春桥却说：“总政不宜单独搞一个计划或安排”，“一是搞不出来，二是搞出来也靠不住”。企图只能按着他所提出的所谓“反经验主义”的调子进行。
对江青一伙的斗争
邓小平与“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4月，他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提出的“反经验主义”问题向毛泽东主席请教，提出自己的看法。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他批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于5月27日、6月3日主持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政治局连继开会批评江青一伙，这是“文化大革命”中10年来唯一的一次。王洪文、江青作了检讨。会后，毛泽东肯定了会议“有成绩”。这样，在政治局里把王洪文、张春桥等人的气焰压制下去，为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气氛。
军委扩大会议经过4个月的紧锣密鼓筹备工作，到6月中旬，会议的各项文件及其他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军委遂于6月14日将拟制的军委扩大会议议题和文件，以及开会的时间等事项，上报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报告立即获得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批示同意。于是，中央军委正式发出通知，定于6月下旬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于6月24日—7月16日的北京召开。这次军委扩大会与1967年4月的军委扩大会议已相隔8年多了，两会时间相隔这么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空前的。仅从这一点亦说明“文化大革命”内乱对军队建设的影响与破坏的严重性。同时也说明，这一次军委扩大会议要解决的问题之复杂和难度之大，表明此次会议对军队建设至关重要。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重提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方针。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下决心要进行全面整顿，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横下一条心，只干一件事，这就是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了实现国防现代化，在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直接领导下，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动议终于付诸实施了。
会议召开的时间比会前中央军委通知决定的6月25日开始，提前了半天。因为邓小平6月25日有外事活动，不能到会，经过请示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临时决定军委扩大会议提前于24日下午开幕，会期不变。
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军委常委、各总部领导同志和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政大学、军事科学院等大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防工办各一位领导同志，共计76人。会议遵照毛泽东关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针对军队建设存在的问题，集中讨论了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两项议题，并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同时，讨论研究了如何加强军队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以及加强军事训练，恢复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等问题。外交部长升冠华在会上作了国际形势报告，参观了武器装备展览。会议分为4个小组讨论。到会人员心情舒畅，很少顾虑，会议气氛很发。邓小平、叶剑英有时深入各小组听取意见，有时逐个找人谈话，打招呼，宣传整顿军队的必要性。7月14日、15日，邓小平、叶剑英先后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阐述整顿军队的主张，提出整顿军队的任务。会上，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作了重要发言，一致赞成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与会者热烈响应邓、叶两位副主席的讲话。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军队总的来说是好的。不管在历史上，还是建国以后到现在，军队始终是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的军队是经得起考验的。不讲抗美援朝这些大仗，珍宝岛、西沙群岛和中印边界反击战虽然仗不大，但不管派一个连也好，一个班、一个团了好，都能完成任务。这说明，我们的军队的传统是好的，是英勇善战的，是经得起考验的。文化大革命“三支两军”有功，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五个字：“肿”、“散”、“骄”、“奢”、“惰”。所谓“肿”，就是军队规模过大，部队严重超编，超编干部多。邓小平指出：“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使有限的军费不能更多地投入武器装备的改善，影响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提高。所谓“散”，就是资产阶级派性和组织纪律性差，政治纪律也差。军队支左，卷入派性，又把派性带回部队。至今许多人没有摆脱派性。少数人喜欢垒山头，搞小圈子、任人唯亲，喜欢那些吹捧自己听自己的人。一些个人单位，个人不服从组织，下级不服从上级，对抗命令，不考虑整体利益，只考虑一派利益、个人利益、小宗派利益高于一切，要名、要利、要地位，不满足就不高兴，甚至不服务调动，喜欢大城市。有的还拒不落实政策，不遵守政治纪律。领导班子也有“懒”、“散”、“软”的问题。所谓“骄”，就是投入“支左”后，大权在握，滋长了骄气，有的甚至是骄横。不讲团结，不守纪律。有的军内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军政、军民间的关系也相当紧张。过去团结好的传统丧失了。军人乘车也不给老弱妇幼让座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至少有某种程度的丧失。有的人喜欢指手画脚，把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也丢掉了。“奢”，则是指有人搞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闹享受，闹待遇。一切都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甚至公私不分，没有什么界限了。部队请客送礼、搞楼堂馆所，相当厉害，还在发展。军队搞奢侈，有好多的事是违反政委的。有的随便从地方拿东西。生产赚了钱个人随便开支，有的领导干部互相争批条权。这样搞，就是地培养特权阶层。还有，占地方房屋，有的是霸占。有点“惰”。惰性，不只是个人存在，有些机关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软”、“懒”、“散”班子部队有的是。特别是有些高级干部，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忠实、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靠秘书办事。讲五分钟话，都要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有些人革命意志衰退，不搞继续革命，而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不是坚持革命晚节，而是保持别的什么“晚节”。这有思想原因，也有组绢原因。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上级对下级支持不够。
会议集中研究讨论了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会议认为，中国兵源雄厚，平时少养兵，战地多出兵，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压缩定额，可以给国家的工农业建设增加力量，有利于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平时把民兵建设搞好，储备好干部，储备好兵员，储备好装备，作好战时动员扩编计划，一旦战争打起来，就可以就地出干部，就地出兵员，就地出装备，迅速把部队扩编起来。会议再次申明，“编制就是法律”、“兵贵精不贵多”仍是今后的建军原则。
7月15日，叶剑英作会议总结。他指出：林彪把持军委日常工作达12年之久，对我军建设干拢破坏很大。把军队编制搞得很乱，很不适应打仗的要求。这次精简整编的原则，主要是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减少保障部队和普通兵员，保留政治工作骨干和技术骨干，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通过精简整编，可以把部队搞得比较精干，进一步提高部队质量，提高作战能力。小打，现有部队就可以；中打，稍加充实也能对付；大打，能保证部队迅速护编。他针对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和利用派性反党乱军的严重情况，严肃地指出：要彻底批判和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他针对军队一大批高级干部被打倒或审查，“四人帮”极力阻挠解放老干部的情况，明确提出：要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他强调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叶剑英还告诫全军高级将领，要保持警惕，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
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统一了全军高级干部的思想，为军队的整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这次会议是在军队建设遭到“文化大革命”的空前破坏的情况下召开的。“文化大革命”近10年中，中央军委召集军队众多的高级干部聚集一堂，集中长达33天的时间讨论军队建设问题这还是第一次。
但是，由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这次会议所作出的各项重大措施没有能够贯彻到底。1976年2月，中央军委通知全军停止学习和贯彻会议文件，整顿军队工作被迫中断。但是，这次整顿的思想已深深扎在广大指战员的心田之中，使人们在危难之中，坚定了必胜的信念，迷途之中看清了军队前进的方向。很显然，这对于不久在全国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军权的阴谋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1977年底召开的军委全会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