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送别归来琐忆
作者：龚育之
新时期修党史，或许可以说是从起草叶帅国庆三十周年讲话开始吧。我记不清楚胡绳是不是参加了起草小组，大概没有吧。接着就成立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小组，这是一九七九年国庆之后不久的事情，胡绳好像也没有参加。后头因为陈云同志提了建议，要在决议的前面专门加写一大篇话，讲解放以前党的历史，邓小平同志很赞成，认为六十年一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这个意见转达给起草小组已经是一九八一年三月下旬。那时，历史决议草稿已反复起草多遍，正在紧张修改中。谁来起草这新的一篇话？乔木说：叫胡绳来写吧！搬来这员大将，没多久就起草好了。简练，准确，流畅！立即同其他部分反复修改过的稿子并到一起交付下一轮讨论。我至今还记得乔木在同我们几个人议论时对胡绳稿子表示赞许的神情。经过讨论接受意见，增加了一些句子，这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内容上是更丰满了。当然，补丁一打，不能不多少影响到文字的洁净，乔木对此是表示惋惜的。虽说在集体的决议里（而不是个人的文章里），这种情况是必不可免的。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于一九八○年成立。单独成立这个研究室，就是为了修党史。这是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一个机构来修党史。胡乔木为主任，胡绳等为副主任，一九八二年，乔木不兼主任了，胡绳为主任。这个研究室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准备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先编上卷即建国以前的部分。当时通称为党史“正本”。我那时还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参加了一九八五年上卷本初稿征求意见的会。我没有多去研究稿子的具体内容，而是研究了一下过去党史审定的模式。
大家知道，一九三八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个模式。这种模式，显出它的极大权威，就是公开宣布此书由“联共（布）中央审定”，印在封面上。而且全书几乎收入《斯大林全集》（一九四六年开始出版《斯大林全集》时即宣布，其第十五卷就是这部教程。那就更加权威得无与伦比了。只是《斯大林全集》出到第十三卷就中断了）。这是苏联的模式。
中国共产党党史教科书的审定，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呢？不知道过去有过什么考虑或决定没有。实际的情况是，中国党在探索自己的模式。
首先，有了一个延安模式：一九四五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央全会决议当然是够权威的，但是没有编写和出版中央审定的党史教科书。
建国初期，又有了一个模式——《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模式。此文发表前，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专门就四个问题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一一作了批示（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卷）。毛泽东决定，此文由胡乔木署名在人民日报发表（见杨尚昆、谷羽的回忆）。随即出了单行本，大量印行，是一本权威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但是，没有采用标明中共中央审定的苏联模式。
然后，有了一九五六年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篇报告中宣布的中央决定。这是一个有意识地区别于苏联模式的新模式。陆定一在讲话中在论述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百家争鸣时说：“近代史是社会科学中极其重要的部门，但是近年来成绩不多。据说，大家在等待中共中央编出一本党史教科书来，然后根据党史教科书来写各种近代史。现在请你们不要等待了。中共中央不准备编党史教科书，只准备陆续出版党的大事记和文件汇编。我们的近代史工作者，应当独立地研究近代史中的各种问题。在近代史的研究中，也应该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不应该采取别的政策。”
这之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共中央的确没有组织编写党史。党的大事记好像也没有出或者没有来得及出。由中宣部主持出了党史文件汇编。先是三个散装的口袋，其所以要一篇篇散装，而不装订成册，是要表示这还不是完整的编好了的文件汇编。后来没有再这样拘泥于形式，增补之后，出了六本《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八届十中全会后，想法有过变化。大概是党史小说《刘志丹》案件的影响吧。记得曾听说，准备成立以董必武为首的委员会来编写党史。没有来得及进行，就发生“文化大革命”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九八○年一月决定成立极高规格的中央党史委员会和党史编审委员会分别“初步”和“最后”审定将要编出的党史“全书书稿”。前面提到成立以胡乔木为首的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党史编写工作，就是根据这个决定。
这时，中央正在着手起草新的历史决议。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全党高级干部四千多人讨论，最后，一九八一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还是延安的模式。比高规格的中央党史委员会的规格还要高。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初稿写出，召开征求意见的会议，已经是若干年以后了。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那个极高规格的中央党史委员会和党史编审委员会已不存在，一九八二年成立的党史工作小组（后来到一九八八年三月改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杨尚昆为组长，胡乔木、薄一波为副组长）。这时，准备经过怎样的程序进行审定呢？
在书稿征求意见的小组会上，党史界有些同志对于审定的方式提出过一些意见。我也提了意见，并引用了陆定一一九五六年讲话中宣布过的那时的决定。我主张，不必要出版宣布由中共中央审定的党史“正本”。那样固然权威，但是，中共中央怎么可能对书中的每一个历史叙述和历史判断都加以审定呢？那样的权威地位一确立，党史界还怎样进行研究和讨论呢？“正本”之外，其他的党史著作是不是都成为“偏本”或“野史”了呢？我主张，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正式的本子，就有它足够的相对的权威性了。我听到别的同志也有类似的意见。
这个意见，我也跟胡绳说过。
后来知道，一九八八年八月中央党史研究室给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写了请示报告，其中提出党史上卷中的九个历史问题，陈述了基本事实和观点，请党史领导小组审定。得到了认可。报告还提到，一九八五年党史工作小组和中央负责同志曾确定：“党史书稿中除一些重大政治性问题由中央或中央党史小组审定外，学术性问题由党史研究室负责处理，可不用中央审定的名义而用党史研究室的名义出版。”报告提出：“考虑到这一部约六十万字的书稿，中央领导同志很难抽出足够的时间来审阅，也不能对书稿的具体内容负责，故建议这部书稿的出版，仍按中央党史小组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提出的上述原则，即除重大政治性问题的处理意见请中央或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审定外，全书由中央党史研究室自行负责出版。”也得到了批准。
一九九一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在建党七十周年的时候出版，就是采用的这个模式。
这是胡绳主持修出的第一部党史。此书得了一九九二年的全国图书奖。
同时，还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经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也是以“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名义出版，还加署了“胡绳主编”。这是胡绳主持修出的第二部党史。
一九九一年春天，我参加了这部党史的最后阶段的修改和定稿工作。是胡绳通过那时我所在的单位中央宣传部的领导要求我参加的，说是因为我参加过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要我帮助他修改这部党史建国以后的部分。我很高兴参加这项工作，但是，我过去写的都是单篇文章，还没有编写过成本的著作，缺乏经验，表示有所畏难。胡绳笑笑，说：“那你就从这本书开始吧。”我说，我还要看许多原始材料和第二手材料（别人的研究和编著的成果），恐怕时间来不及。后来决定由我负责建国后十七年那两章，初稿是党史研究室的戴鹿鸣、周承恩同志提供的，我作了较多的修改、改写才定稿。
这部党史未能如原来预计的那样赶在七一建党七十周年的时候出版，而是迟了一个多月。这是为了书的质量。这部书经邓小平同志同意，用了他为党史室同名画册题写的书名。乔木写了《题记》，还在出版座谈会上讲过一篇话，给予此书很高评价：“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读者读了会觉得是在读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吸收营养，引发思考，而不是读的某种‘宣传品’。”这里说“宣传品”，是打了引号、加了“某种”的形容词的，不是一般地贬损宣传品。宣传事实、宣传真理的宣传品，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宣传品也可以是并且应该是明白晓畅、严谨切实、给人营养、引人思考的。陈言堆砌，了无新意，没有学术价值，也收不到宣传效果。乔木还称赞这本书“对党史提出不少新颖的见解”，强调党史上的大问题中央固然已有明确结论，这也是本书的指南，“但是这本书的特色，却在于它并不满足于重复或者引申已有的结论和研究成果，作者就党的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细节独立作出自己的判断。”乔木还提出了一个任务：进入下个世纪，本书要增补为《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
没有乔木的决断和鼎力支持，这部书恐怕是难以出版的。
《七十年》有哪些新颖的见解和独立的判断呢？前年中共党史学会换届时，我讲到这个问题，就其大者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四十二年间的历史，总起来可以说有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九年，后一个时期是在这以后的十三年”。这个论断，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作“划时期的座标”，就是在《七十年》的结束语中提出来的。这篇结束语是胡绳执笔的。写这篇结束语，是在一九九一年，从现在（二○○一年）来说，这后一个时期已经二十三年了。
其实，这也算不上一个多么新颖的见解。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篇讲话中，也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几个月，就讲了这个意思。历史决议中已经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到三年。胡绳这个见解，是依据于历史决议，也可以说是“重复或者引申”历史决议已有的结论，不过确实又从展开论述党的历史和编著党史著作上深化和丰富了历史决议的这个论断。从历史决议到《七十年》出版，有十年时间，到现在有二十年时间，在十年、二十年之后再来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当然会对历史决议的论断作出更深更丰富的开掘。
一九九四年在中共党史学会的第四届理事会上，胡绳着重讲了这个“划分时期的座标”。他说，这个分期问题，“从形式上看有利于编写党史时划分章节，但实质意义是要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突出出来”。我是很看重这个意见特别是它的实质意义的。我认为，这个新时期划分的标志，已经是在党的最重要的文件中得到了肯定的结论。十五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的讲话中又说：“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会议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第二个例子：把从八大到“文化大革命”前这十年，称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并论述了“十年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这是《七十年》第七章及其第十节的标题所鲜明地表达了的。乔木在称赞这本书的新颖见解时说，“第七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这段历史比较难写，现在对这段历史不但提出了许多首次发表的事实，而且作了比较确切的解释。”
这条见解，当然也是根据于历史决议的分析，但是突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主题，作出了有别于过去讲两条路线斗争的传统模式的关于“两个发展趋向”的新概括，这的确是有“新意”的。
为什么说《七十年》说的“两个发展趋向”不同于过去常说的“两条路线斗争”？过去常说的“两条路线斗争”，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截然对立，泾渭分明。路线正确就一切正确，没有错误；路线错误就一切皆错，没有正确。错误路线还得有头子、有集团、有爪牙，有计划、有纲领、有阴谋。还要计算错误路线的起止，路线斗争的次数，以至于错误路线的头子改也难，等等一大套。历史决议抛弃了这个模式，实事求是地分析党在这十年中在指导思想上有哪些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哪些是错了，遭到了怎样的损失。《七十年》进一步分析了这十年中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强调无论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还是错误的趋向，都是党在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两个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七十年》的这番分析，我是听到过不少好评的。
胡绳在《七十年》出版座谈会上也特别说到这个分析。他说：“这两种趋向虽然许多时候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但确实是存在着两种倾向。后一种倾向直接引导到‘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而前一种即正确的趋向，也正是‘文革’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的先导。从六十年代的情况来说，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趋向；但是从历史全局来看，正确的趋向终于战胜了错误的趋向，在一九七八年以后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他还认为，“这也许提供了足以贯穿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一种看法。”
乔木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讲过“两个趋势”的问题。他说：“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国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由革命转向和平建设。这时，党内的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的革命轨道前进。”《七十年》的论述参考和发挥了乔木的这个论述。
这部党史，获了吴玉章学术成果奖和郭沫若学术成果奖。胡绳要我代表去领了奖。吴奖有奖金一万元，大家同意胡绳的建议，交给财力单薄的胡绳青年学术奖基金了。
我的书房里现在挂着胡绳写的一幅立轴：
园深草长树成峦
叶茂阴浓顿觉寒
不是花时空斗
艳枝头新果累如丸
辛未初夏同在玉泉山时作此小诗，其时<七十年>行
将定稿，录奉育之同志两正
一九九一年十月胡绳
这首诗现在收进《胡绳诗存》，写作时间记为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并有一注：“其时余与育之、冲及等合著之《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甫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