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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门忆语（三）
作者：郑 惠
“文革”祸起，《红旗》杂志的三位副总编辑邓（力群）、胡（绳）、范（若愚〕，几乎一夜之间就从领导高位上跌落下来，被作为“走资派”打倒。胡绳还因为参加“二月提纲”而罪加一等，处境更为艰危。他在突然遇到这种政治生活的逆转时不免有些惊惶，但没有多久就适应过来，能够沉着冷静地应付了。在一次批斗他的大会上，他径直走向会议主持人关锋，从他那里取了一枝香烟，泰然自若地抽将起来。以胡绳平时的谦和作风，又是处在那种位置上，此种动作是异乎寻常的。这使台下注意到这一情节的人大为吃惊。后来胡绳对我说，他是故意这样做的，以表示对批斗会主持人的蔑视。
无论是在批斗会上或是奉命写交代时，无论压力多么大，胡绳都严格坚持讲事实，决不编造虚假情况。有次他从专案组发给他写交代材料的兰色复印纸上看到范若愚写的交代，上面编造了许多离奇的情节，如说彭真要在中宣部设立一个“资本主义复辟处”等等，感到十分惊异。他对范若愚当时同样受迫害的处境很同情，但认为范这样不顾事实地胡编乱造是太不负责任了。他对专案组的人说，我此后不能再写了，无论如何，我也写不出范若愚那样的交代材料来。中共“九大”召开时，工宣队要他交代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他写了一篇对“八大”历史地位认识的理论文字搪塞过去。工宣队追查反对陈伯达的所谓流言蜚语，要他写材料，他说都是些生活琐事，不便写，而那些写了的却受到追查、迫害。他算是躲过了这一劫。这些，都说明胡绳在恶劣环境中有善于保护自己的机智，有应付这种困难局面的政治经验。
1969年9月，《红旗》的绝大部分工作人员下放到石家庄干校。此前，从王、关、戚被揭发出来以后，一些干部就在私下议论纷纷，认为陈伯达与王、关、戚的问题很难划分得开。这些议论被陈在《红旗》的亲信察觉，到干校后即在军宣队主持下进行清查，打出一个反陈伯达的十多人的反革命小集团，我也是其中之一。这个小集团受到残酷的批斗和监管，被整得很惨。胡绳对陈伯达的恶劣政治品质是有所了解的，他很同情我们这些受迫害的人。但以他当时的处境，当然不便有任何明显的表露，只能是彼此默默地心照不宣罢了。
1970年8月，陈伯达垮台。虽然由于军宣队封锁消息到这年年底我们才逐渐得知8月庐山会议的一些情况，但事实已经证明他们一手制造的反对陈伯达的反革命小集团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这时，对小集团的监管开始有些松动，胡绳与我们的交往也比较自然了。胡绳有次与我谈到陈伯达的政治投机性。他说，陈伯达常常向田家英探听毛主席活动的种种新情况，如正在看什么书、思考什么问题、想写什么文章、与哪些人谈了话、谈了些什么，等等，从这些地方竭力揣摩毛的心态和思路，以便预作准备，伺机迎合，取得毛的宠信。他是一个“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的人，如果有一段时日不见毛主席提及他，就要六神无主、坐立不安。田家英看透了他的心思，对他的刺探不予理睬，以致遭到他的忌恨。陈伯达的政治投机在“文革”初期夤缘时会，大为得逞，使他一跃而上升到中央第四号人物的显赫地位，但这是“文革”畸形政治的产物。胡绳早就感到陈的显赫只是蚁梦一场，难以维持长久。我与胡绳谈到，在王、关、戚被揪出后，陈伯达多次到《红旗》来试探干部的反映，有些讲话情绪低沉、精神紧张，给人以朝不保夕的印象。胡绳说，这些投机政客干了太多的坏事，伤害人太多，他们彼此之间的明争暗斗又很激烈，他们的内心必然是疑惧重重、充满危机感的。陈伯达在干校镇压所谓反革命小集团，就是担心有后院起火的危险，为了清除隐患而下此毒手。胡绳还认为，陈伯达过去对毛主席的领导还是努力配合的。他在延安时期写的几本著作如《窃国大盗袁世凯》等应属上乘之作。建国后起草的中央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也是不错的。当然也有不少失误。但最后落得一个祸国殃民的罪犯下场，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剧。
十二、命运转换时的两首大悲大喜诗
胡绳在干校与一些所谓黑帮分子被编在一个劳动队，经常干最重最脏的农活，如下到一人多深的猪圈里起猪粪。这种农活对一般青壮年来说都是较重的，而那时他已是五十出头的人了，何况他从小生长在城市，从来没有受过体力劳动的训练。他在下放的头几个月里，经受劳动磨炼的艰苦几乎是超限度的。但他硬是咬着牙一步一步熬了过来，逐渐由不会到会，由不堪重负到胜任愉快，体力日见增强，心情也较为开朗了。这时军宣队正集中力量挖掘反陈伯达的小集团，对胡绳等已不再进行批斗，只是做最后的定案处理工作。
大概在1970年下半年的某一天，军代表找胡绳谈话，宣布对他的问题的处理结果。具体内容我无从知悉，据胡绳告诉我说，上边决定不让他再留在党内，但可以另行分配工作。在征求他对工作分配的意见时，胡绳表示想从事历史研究，其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对将要到来的定案和处理，胡绳是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的，但没有想到竟然会是要他离开党的组织。这样严重的处理结果，对于当时已有三十多年党龄、对党有着深厚感情的胡绳来说，实在是很难接受的。他立即陷入巨大的失望和悲痛之中，一连几天心情抑郁，彻夜难眠。经过一段痛苦的感情煎熬，他的心绪才慢慢地恢复平静。就在这时候，他写下一首动人诗篇，题为《梦回旧寓》。诗曰：
细草侵阶路不斜，
枝头红柿粲于花。
飞来辽鹤原无迹，
烂尽樵柯尚有家。
四海翻腾惊岁月，
一生俯仰乱蓬。
犹思挥笔追班马，
不用频嗟发已华。
这诗的颔联用了两个典故：一是《搜神后记》载丁令威化鹤归辽，唱“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一是《述异记》载晋王质入山伐木，看童子奕棋。不久，“质起视斧柯已烂尽。既归，去家已数十年，亲故殆尽。”这颔联两句连着首联两句，都是极写山中七日，世上千年，故园依旧，人事全非。颈联写世事飞速多变，人生不易顺应。尾联表示不必叹惜老之将至，仍要步司马迁、班固后尘修史立说，成一家言。全诗写得忧思沉挚，怅悒凄清，而又劲气暗转，寄傲深长，读来十分感人。
我读到这首诗，又得知写作背景后，不禁为他的政治生命横遭摧残、抱负才华难以伸展而叹惜不已，便依原韵和了一首相赠。诗曰：
文苑风高激浪斜，
当年征战笔生花。
蹇驴颠蹶羊肠路，
旧燕飞还百姓家。
苦炼金睛迎紫火，
勤除银蚁护青。
东坡不作凌空梦，
犹赋新词笑发华。
这诗当然远不及胡绳的原作，但总算委婉地表达了我的劝慰之情。胡绳读后很高兴。记得这诗颔联的第一句还是他替我改写的，颇有调侃意味。以后我们就成了经常共同推敲、吟咏的诗友了。这方面可以追忆的趣事不少，当留待日后再写。
1973年6月的某一天，军代表突然通知胡绳说中央调他立即回京工作。可能军代表事先对此毫无准备，临时急匆匆地开了个大会宣布对他予以“解放”。我被指派在会上发言。我的长篇发言中历述胡绳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后从事思想理论工作的成就，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些青年的教益。也按当时的认识对他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中的“错误”作了批评。这是七年来第一次将胡绳作为同志对他的工作进行较全面的评价，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由于符合当时中央的调动精神，军代表只能默认，干校的同志们皆大欢喜，胡绳也很满意。他先到北京向有关部门报到，不久又回到干校来办理组织手续和运送行李。他将6月27日在北京写的一首题为《过天安门》的诗给我看。诗曰：
不践天街土，已七春。
亲朋多白首，
儿女忽成人。
闻说妖氛靖，
贪看城阙新。
夜来灯似昼，
觌面尽相亲。
这诗热情地写出他获得“解放”后重返京城的喜悦。我也写了一首和诗送别，诗曰：
共植村边柳，
垂垂发四春。
喜邀长驻客，
来送早归人。
稼穑尝艰苦，
诗词创异新。
更生火后凤，
山水会心亲。
当时《红旗》干校的同志们都从胡绳身上看到干部重新启用归队的可喜前景，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我这诗反映了大家的心情，希望他象凤凰涅一样经过大火焚烧后得到新生，在思想工作中干出一番新的成绩来。
十三、就一次遭人暗算谈党风问题
胡绳调回北京，先安排作联系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由纪登奎领导。那时学部群众组织的两大派别斗得不可开交，纪告诉他不要去参与学部的事。可学部里有一个干部是胡绳从前在重庆的同事，过几天就到胡绳家里来谈一次，说些学部的派别斗争情况等等。胡绳只是听，听完一声不响，那人也就走了。这样谈了多少次以后，有一天胡绳实在忍不住，对他讲了一通意见。大约过了一两个星期，纪登奎见到胡绳忽然问他：你怎么对学部的人发表三千多字的讲话？胡绳猛然一听很吃惊，然后想起来就是那位同事干的好事，便向纪登奎说明了事情的原委。纪登奎笑着说，“人家将你的谈话记录下来，送到江青那里，江青说她不管，将记录交给了我。”纪登奎没有理这个小报告，还告诉胡绳一个“窍门”：不能单独同一个人谈话，一定要有个第三者参加，以防不测。胡绳觉得这大概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经验吧。这次遭人暗算，可谓有惊无险，倒是又长了一点见识。
这种放暗箭伤人害人的事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到“文革”时期明里暗里进行诬蔑构陷的行径已是通行无阻，成为政治投机者的拿手好戏了。“文革”将起时，叶群奉林彪之命到杭州向毛主席诬告罗瑞卿即是当时上层斗争的显例。胡绳与我谈起这些事，还说到他在北京参加过一次批罗瑞卿的会。会上对罗从政治上到生活上列举了许多“罪状”，说得简直坏透了。许多人在会上跟着说，一个比一个说得凶。这个会开完后要写个总结报告给中央，主持定稿的彭真同志将胡绳和另一位秀才找去斟酌文字。当时给罗戴的政治帽子已上到“地主资产阶级”的高度。彭真与他们商议说，上到“资产阶级”就够了，还是把“地主”两个字去掉吧。胡绳说，当时包括他在内，都不敢提把罗瑞卿同志定为“资产阶级”或“地主资产阶级”的根据到底是什么，说明党内的风气已经很不正常了。
胡绳一直不同意片面地夸耀过去党内的情况如何好，党风如何好。他认为从党的整个历史看，从来也没有绝对纯洁的时候。拿建国前来说，在革命战争和地下斗争中出现了许多英雄人物，但也出现了不少叛徒，如党的总书记向中发、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国民党抓去就叛变了。30年代国民党的军统、中统里的特务，包括一些著名人物，不少是共产党的叛徒。当然这不是党的主流。但能说那时党内情况、党的风气就那么纯正么？“文革”以前50年代到60年代党的风气总的是向上的，也不能说一点问题没有。政治运动一来就借开展批评的名义整人，抓“小辫子”，戴“大帽子”，写诬告信，这些整人的手段层出不穷，党内甚至出现了一些善于整人的“健将”，如邓小平同志所指责的，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这种风气总不能说是好的吧？
胡绳对这种通过整人往上爬的风气深恶痛绝，认为这种坏风气为“文革”造成了一定的基础，也给后来遗留下长远的消极影响，贻害无穷。但他又认为党内健康的力量、党的优良传统总是在不断地同这些歪风邪气作斗争，总是要取得胜利。这是党的全部历史包括“文革”的历史所证明了的。这也是我们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的信心所在。
十四、《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写作
胡绳利用“文革”后期回到北京较为松动的政治环境着手写中国近代史，后来定名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为此他向有关中央领导同志专门写了报告。李先念同志叫他的秘书打电话答复表示同意，说写出以后请人看看，听取意见后再考虑出版。这本书从1973年9月开始动笔到1979年写完共用了六年多时间。其间经历了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等等重大事件。这一段虽然相对来说有较为宽裕的时间，但也还是在参加一些大的政治活动和实际工作之余断断续续地将书写成的。
有人问胡绳这本书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有哪些新的突破，胡绳回答说，没有什么突破。他主要是把几十年以来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些基本论点作了发挥。这些基本论点的正确性，不但被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八十年历史实践所证明，而且被这以后的历史实践所证明。但他不是简单地复述这些论点的正确性，而是用比较细致的分析来充实这些论点，把这些概括的论点中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尽可能有血有肉地呈现出来。当然，在一些个别问题上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这些看法对不对，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胡绳与我谈到，有些新观点被书中的大量材料淹没住了，不大容易看得出来。我在忆语第七节讲到的帝国主义侵略者与中国封建势力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曲折过程，就是有新意的例子。还有对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对《天朝田亩制度》的分析，这本书认为农民从平均主义出发，根本驾驭不了城市的商业，一到南京就把商业都取消了，可是实际上取消不了，只得在城市边缘上搞商业，最后也只得承认商业。这与许多书上说太平天国的政策是发展商业的不一样。又如对江湖游民即流氓无产者的地位，这一阶层对革命和社会发展所起的破坏作用，也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太平天国时期在广西有许多天地会的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基本上是游民，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在当时不算最强的，但他们用宗教来克服流氓无产者的混乱和破坏倾向，使力量得到团聚和发展。一度打出了半壁江山。这些分析也是很少有人做过的。
胡绳说，这本书不如以前写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那样活泼，一开始销路也不好。人民出版社有位负责编辑这本书的同志向发行部门推荐时，说这本书不是教科书。这位同志当过教员，他说这话本是好意，想称道这本书不像教科书那样枯燥，谁知发行部门反而以为无足轻重，不积极推销，后来才逐渐为读书界所注意，销数有所上升。
1982年年初，王震同志读过这本书后，大为赞赏，特约请中宣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共青团中央等单位开会，发表讲话，倡导学习中国近代史，推荐胡绳这本书。一时洛阳纸贵，这本书成为干部和青年争相学习的热门读物，销数达三百余万册。
胡绳在十多年后即1995年这本书修订再版时，写了一篇《再版序言》，对书中所作的几处大的修改和涉及写作思想的几个大问题作了认真的说明。为了让读者增加了解，又在后面选择几篇有关文章摘要作为附录。从这里，可以看出胡绳治学的谨严风格。（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