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探访四八烈士殉难地——黑茶山
作者：徐广人
位于山西省兴县东南80华里的黑茶山，海拔2000多米，在多山的山西省境内算不上什么有名的山。但是，1946年4月8日这个雨雪弥漫的日子，使这座本不出名的山涂布了悲壮浓烈的色彩，在人们的记忆中也打上了沉重的烙印，以至于在50多年后的今天，我站在这座山的山峰上，那沉重依然淤窒于胸间。
这一天，被国民党监禁5年之久、一个月以前才获释放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其夫人李秀文、长女叶扬梅、幼子阿九，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谈判代表王若飞、博古（秦邦宪），刚从国外归来的原中央警卫局局长邓发，著名教育家、王若飞的舅舅黄齐生等一行17人，乘坐一架飞机从重庆返回延安。飞抵延安上空后，因云雾弥漫无法降落，隧拟改飞西安。途中，因驾驶员迷失方向而飞抵山西境内，撞在黑茶山山峰的一块巨石上，17人全部遇难！
此后，黑茶山这悲壮的一幕，就成为中共党史上令人怀念、令人沉重的一页。“四八”烈士，也成为这一页的一个专有名词。
在解放区举行的隆重的公祭活动时，郭沫若写下了这样的悼文：“你们的身躯化成了一片红光，好像火焰的天使自天而降。宇宙的黑暗已向你们投降，人类的前途照耀得光明无量，让人民安乐在红光明亮的土地上。”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郭沫若的预言也早已实现了，生活在黑茶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也如同全国人民一样，头顶着“红光明亮”的晴天。但是，黑茶山依然是人们挂怀的地方。其中，最挂怀这里的人，自然是“四八”烈士的后代们。他们的挂怀，一方面是祭奠父辈的英灵，另一方面也希望为溅着父辈血迹的地方尽绵薄之力。
于是，在“四八”烈士遇难50多年后，他们散居在不同城市的后代们，踏上了黑茶山。
当年遭受失去亲人打击的烈士子女们，如今已是60岁左右的人了。他们是：，王若飞的儿子王兴，秦邦宪的儿子秦钢、儿媳妇姚玉云、女儿秦吉玛、女婿李海渊，叶挺的儿媳妇、叶正光的夫人董桂芝、孙女叶晓梅，邓发的儿子邓北生、儿媳妇程胜利。当然，他们是烈士子女的代表。他们告慰父辈英灵的方式，令人非常感动：出资6万元，将窑洞残破的“黑茶山小学”改建成宽敞明亮的学校，并征得当地政府的同意，改名为“四八小学”。
在举行了隆重而又简朴的捐资仪式后，在当地人民的陪同、搀扶下，我们沿着连羊肠小道都算不上的小路，向着烈士的殉难处爬去。
经过近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到了那块导致这幕悲剧的巨石――烈士殉难处。从现场来看，这块巨石不在黑茶山的最高峰上，而是在山的南坡东侧方向。巨石露出地面大约只有十来公尺，石质非常坚硬。可以想见，飞机撞上后，巨石既不会断裂，也不会动摇。如果飞机略飞高一两公尺，就会越过侧峰，这幕悲剧就完全可以避免。如今，这块巨石上刻着“殉难处”三个大字，飞机撞击的印痕仍清晰可见。
当地人在山上采集了几束野花，摆放在这块巨石前面，使凭吊的肃穆气氛中增添了一份温馨的怀念之情。围坐在这块巨石旁边，与当地人交谈的中心话题，自然是烈士遇难后的一些情况。
当然，这也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因为这恰恰是我参与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
探访烈士殉难后失事现场处理过程
在现今留下的关于烈士殉难的材料中，关于烈士殉难的过程，已经很详细了。但是，烈士殉难后失事现场的发现与清理的情况，鲜有史料披露。陪同我们的当地人，也是“后生”。虽然他们热情地介绍了很多情况，但看得出来，这些情况多带有口碑的痕迹。我的不满足显然是溢于言表了，所以“后生”们告诉我们，在东会乡东会村（黑茶山属于东会乡上庄村），有一个老同志，当年曾参与过失事现场的清理，他知道的情况会更详细一些。
一直坐在一旁的王兴，大约是刚刚从喘息中平静下来，他告诉我，他手中有一份材料，是当年晋绥公安总局局长谭正文的机要秘书兼机要股长顾逸之写下的回忆文章。顾在1998年年初写完这篇文章的，二月即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此文也就成了绝笔。这份题为《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的文章，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在四八烈士纪念馆，我见到了参与失事现场清理工作的老人张根儿。他71岁，1944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四八烈士遇难时，他是民兵副中队长。看来他已得知我们要访问他，所以，提前写好了一份回忆材料——《四八烈士善后处理目击记》。
对照顾逸之和张根儿的材料，以及张根儿的口述，我大致理出了关于这一事件的脉络。
张根儿是在4月8日得知飞机失事的。他在回忆材料中说：
当我们赶到飞机失事地点，惨状目不忍睹，十几具烈士遗体分散在飞机残骸四周，面目全非，地上半凝固着殷红血迹。我和康俊文商量后（，）决定收残骸遗尸，隧指挥民工砍树枝，把遗体裹在树梢里扎紧（，）抬到白石洼土窑洞内。安置妥当后，天色已晚，其它（他）人都已回家，我和康俊文燃起野火（，）守着尸体住了一夜。
晋绥公安局总局局长谭正文是在4月8日接到中央来电的。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都在延安等候这架飞机，他们甚至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但是，飞机并没有出现在延安的上空。到了傍晚，中央给中共晋绥分局发来电报，询问在这一带是否发现了飞机。谭正文立即让顾逸之与各地联系。
4月9日下午，兴县黑茶山地区的一位区位书记来到了公安总局，向顾逸之报告了飞机在黑茶山坠毁的不幸消息。这位书记说：当地群众都以为是国民党的飞机，后来他带领民兵来到出事现场，拣到了乘机人员的名单，才知道是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出事了。顾逸之听后，马上向谭正文作了汇报。谭正文让一室主任金昭典与兴县地委的组织部部长苗逢澍火速赶到现场，先把现场保护起来。谭正文到中共晋绥分局作了汇报并请示后，第二天带领顾逸之等同志也来到了出事现场。顾逸之在文中回忆说：
我们首先在飞机遗骸东西两侧较远处比较顺利地找到了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和叶挺四人的遗体，他们四人大概是坐在一起的。四位烈士的遗体都很完整。……我们陆续将他们的遗体搬运到山坡上的破房子里。谭局长亲自负责在破房子里看守烈士遗体并拍下照片。
将四烈士的遗体安放好，天已经黑了。4月11日早晨，寻找、识别其他烈士遗体的工作继续进行。他们陆续找到了叶挺的爱人李秀文、女儿叶扬梅、儿子叶阿九，以及黄齐生、李少华、彭踊佐、魏万和和赵登俊等遇难者的遗体。美国方面的四位驾驶员都在驾驶舱遇难。机上遇难人员共17人，我方13人，美方4人。这些遗体陆续集中在黑茶山山脚下的村庄场院里。
顾逸之的说法与张根儿的略有不同，但显然更可信。以现在黑茶山的地貌来看，地形虽不算复杂，但树木繁多，没有一条称得上路的山路，飞机在撞击巨石后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不但使飞机身首异处，而且遇难者的遗体也会四处散落，民兵一下午的工作，显然难以完成。
在完成了安放烈士遗体的工作后，顾逸之在文中回忆说：“晋绥边区行署派来的医务人员开始对遗体进行清洗、整容、防腐和整装等工作。公安总局和县局大批干警，则集中力量专门收集和清理烈士的遗物。”
张根儿等民兵也参与了这一工作，他回忆说：
上级领导从兴县县城运来了白布、白酒。我们负责来清洗遗体。将遗体清洗、整理后，有关人员当即拍了照片，确认遗体并一一写上姓名。
这一工作进行到12日结束。此后，顾逸之又担当了另外一项任务，就是起草给中央的报告：
我集中精力又在出事现场详细绘制飞机失事现场示意图，以便尽快报告中央，如：飞机撞石处情况，飞机遗骸散落分布情况；烈士遗体散落分布情况等等，要先一一详细地标志出来，然后再起草一份关于“四八烈士”遇难事件的专题报告，经过数日突击，才于四月十七日脱稿。
在等待中央通知的时候，在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晋绥边区政委李井泉的主持下，晋绥边区党政机关举行了隆重地悼念烈士的公祭活动。从黑茶山脚下的灵堂，到去岚县机场沿途的几十里的道路两旁，各村村口都搭起了祭奠烈士的牌楼，各村干部、党员群众都纷纷前来进行祭奠活动。张根儿至今仍记得当年公祭的场面：
在村上的灵堂里，晋绥分局的领导同志来了很多。我记得李井泉也来了。他先到飞机出事地点进行查看，然后来到灵堂里，亲自守灵。分区的党政领导也在这儿守灵。我们东会村的人，也都集聚到上庄村。设灵堂、搭公祭牌楼的工作，都是由我们民兵做的。
4月17日，晋绥分局接到了中共中央的电报，告知明天美方的一架飞机要来岚县机场，将烈士的遗体运往延安。晋绥分局决定，让谭正文和顾逸之亲自护送，并向党中央作汇报：
四月十八日一早，我随谭局长从黑茶山赶往岚县机场，沿途我看到很多公祭牌楼，我们到机场时，美方军用飞机已经停在机场等候。开始美方驾驶人员要求首先装运美方驾驶人员的遗体，我们不同意。我们首先将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和叶挺同志亲属的遗体抬上飞机，其余我方五人遗体和美方四人遗体留待下次再运。烈士的遗体是用白绫布裹绑在简易担架上的，遗体和遗物一一抬上飞机后，谭正文局长和我才带着手枪和背包告别了机场上的群众。
飞机到达延安后，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机场迎接。之后，中共中央社会部找到了顾逸之，告诉他王若飞和秦邦宪的夫人要见他，主要想了解一下识别遗体的情况。顾逸之考虑到她们都处在十分悲痛的精神状态中，只让他们看到了整容后的照片，至于整容前的照片则交给了社会部，以免引起她们的更大痛苦。
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成立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续范亭、李鼎铭参加的治丧委员会。19日，延安三万人举行隆重追悼大会，朱德、刘少奇主祭，朱德致悼词，林伯渠报告烈士生平，康生宣读祭文。毛泽东为烈士写下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挽词，以及《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的悼文。追悼会结束后，将烈士的遗体安放在延安的墓地。朱德、刘少奇等执绋，下葬时，鸣礼炮24响，蔚为悲壮。
4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出版了纪念四八烈士的专刊，刊登了挽词、挽联和悼文。
烈士遗物的收集
在黑茶山，烈士遗体虽然已运往延安，但是善后工作仍在进行。因为烈士随身的遗物有手表、铜笔、眼镜、照片、法币、美元、证章等，出事现场杂草中散落这大量绝密文件和干部档案材料，都需要进行搜寻工作。而且飞机在4月8日失事后，当地百姓曾经在现场拣到过一些东西，他们当时以为是国民党的飞机失事，拿走了部分枪支、金条、皮包等，这些也需要找回来。这项工作由金昭典等同志负责，当地民兵配合进行。张根儿参加了这项工作。他回忆说：
遗体运走后，我又奉命在山中寻找散落的遗物。在山上的工作结束后，我们又深入各村，走访群众，查收飞机上的丢失之物。经过三十多天的深入走访，基本找回所失物件。
这些寻找回来的烈士遗物，在我们参观的“四八烈士纪念馆”中并没有看到。张根儿说，遗物都交给了上级领导，想来当时也都转到中央了。叶挺的部分遗物，现在保存在叶挺的儿子叶正明处。叶挺的孙女叶晓梅说：
在纪念叶挺将军逝世45周年之际，曾办过一个展览，展出了叶挺的部分遗物，其中有我爷爷给奶奶拍的一些照片。这些照片有的已有烧焦的痕迹。是当年周恩来交给我伯伯叶正明保存的。
在为纪念叶挺将军逝世45周年而出版的画册《叶挺将军摄影集》中，我看到了叶晓梅所提到的那些有烧焦痕迹的照片。照片都是小小的2寸照。由此我想到，当年搜集烈士遗物的工作肯定是相当艰难，而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居然连2寸大的照片都能找到，想来晋绥分局的工作是相当细的，这里当然有像张根儿这样的同志的贡献在内。
与张根儿谈完以后，烈士的后代们在“四八”烈士纪念馆举行了祭奠活动。在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中，每个烈士的后代向他们的亲人敬献了花圈。随后，在纪念馆外的空地上，又各自栽下了一棵常情树，以表达后人对先辈们的纪念哀悼之情。
夕阳西下时分，我们在当地人依依不舍的目光中，离开了黑茶山，离开了庄上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