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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萧乾二老远行
作者：郭岭松
1999年1月27日，萧乾喜庆九十华诞，适逢十卷本《萧乾文集》问世。久病中的冰心特意发来贺信，祝贺之余，冰心表示希望能和萧乾“拉着手一起进入新世纪”。上苍似乎过于残酷，不肯再多给两位老人一点时间。2月11日，萧乾2月28日，冰心两人相交七十年，情同姐弟，竟相继撒手人寰!或许这也是上苍在冥冥之中早已安排好的。
恋家的鸽子
五十所前的中国政局给所有与这九百六十万公里土地血脉相连的人们，出了一道单项选择题 ——大陆?台湾?华夏文明的传薪者，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出于不同目的，分别做出了各自的抉择。不少人去了台湾，大部分人义无返顾的选择了前者。萧乾和冰心同大多数人一样，抛开舒适安逸的生活，奔向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1949年8月底的一天，萧乾带着全家人，乘“华安轮”离开香港取道青岛回到北平。临行前，他是有一定顾虑的。萧乾深知，那篇“称公称老”的社论，开罪了大权威郭沫若，一旦回去。日子恐怕不会好过”。
二战结束后，萧乾回到上海，在《大公报》名义上兼管“文艺”，实际上主要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撰写了一篇题为《五四文艺节》的社论，对当时上海公艺界的祝寿活动有所指责。因文中有：英国的萧伯纳直到九十岁还在写作，而“我国作家，年方五十，就称公称老”一句，遭到郭沫若的批判，郭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文章指责萧乾是“黑色文艺”。31年后，路过香港，有人告诉萧乾：“另一个被郭沫若‘涂了颜色的’作家。就因而没敢去北平，说萧乾的胆子太大了。
童年时，目睹过“白俄”在北京街头的处境，萧乾不愿意留在国外当“白华”。回忆这件事时，他说：“当时促使我做出决定的就是‘回家’这个念头。我象只恋家的鸽子一样，奔回自己的出生地。……把我骂死，我也要当中国人”。
1946年11月，吴文藻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冰心随丈夫渡扶桑，曾在日本东方学会和东京大学文学部讲演，后来被东京大学聘为第一位外籍女教授，讲授“中国新文学”课程。在日本时，他们经常“偷听”国内的广播，“觉得祖国解放后一日千里，欣欣向荣，心向往之”。但是，当时新中国还没有同日本建交，加之台湾势力的阻挠，始终未能成行。
事有凑巧，1951年耶鲁大学邀请吴氏伉俪赴美讲学。冰心和吴文藻博士拿着耶鲁大学的聘书，。向台湾当局领取护照，当时就批了。他们像归家的候鸟，转道香港，经广州，回到北京，抱着以身许国的满腔热情，一头扑进祖国的怀抱。
姐弟!师生!
1910年1月27日，北京东北城根儿，一个男婴在一个汉化了的萧姓蒙族家庭里降生。孩子的父亲，在他尚未来到这个世界时，便已去世了。孤儿寡母无法生活，只得寄人篱下，受尽了白眼。六岁那年，进私塾念书，取学名曾路。十一岁上，进崇实小学高小半工半读，改名萧秉乾。每天天亮就得爬起来到地毯房去干活。一直到中午，下午才能去上课。就在秉乾从地毯房第一次领到工钱的时候，母亲死去了。萧乾那篇著名的散文《落日》，就是对那段悲惨日子的痛苦回忆”
谢为楫也是崇实小学的学生，和秉乾挺投脾气。下学后经常约他到中剪子巷“谢家大院”去玩。一来二去，秉乾和为楫的姐姐谢婉莹(冰心原名)也混得很熟了。便跟着为楫一起喊“大姐”。谁也没想到，这一声大姐一叫竟叫了七十年。
冰心是被“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震”上写作道路的。当时作为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她，满怀激情的投入到爱国斗争的行列之中。冰心冲破教会学校设置的重重阻碍，毅然走上街头，为营救被捕同学，怀抱大扑满，当街募捐；为唤醒民众，热情洋溢的在大街小巷讲爱国道理。为支持爱国运动，她还到法院旁听，将自己所见所闻所感，汇集成千言，写就了《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该文在《晨报》上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此后，她以冰心作笔名，写出了白话小说《两个家庭》。她的创作灵感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五四”爱国运动掀起的壮阔波澜，为初登文坛的冰心提供了广泛的写作题材。1919年10月7日到11日，《晨报》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冰心的小说《斯人独憔悴》。小说描写的是一场具有时代意义的父与子之间的冲突。它反映了由于顽固父亲的阻挠，青年不能自由参加爱国运动的苦恼。一个期后，北京《国民公报》就此发表了短评。1920年1月9日，学生剧团在北京新明剧院演戏，第一天上演的就是《斯人独憔悴》。这篇小说称得上是冰心的成名之作，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其反响之强烈，早已超出冰心本人意料之外。当时整个文学界都注意到冰心这个名字。周教授给同学们发了一篇讲义，冰心仔细一看，竟是自己前几天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她虽然没有出声，可心中却不禁暗笑，周教授如果知道冰心就是坐在下面的谢婉莹，不知做何感想。
1926年，初中毕业后那个暑假，萧秉乾到北亲书局去当学徒，每天跑邮局、跑印刷厂，过的很是充实。给作家们送稿费是秉乾的一项重要工作。名作家冰心的家。更是常去的地方。直到七十年后，冰心老人眼前还经常浮现出当年萧乾到她家送稿费的样子。每天下班，萧乾都要从书局门市部的架子上挑一两种书拿回去读。《呐喊》、《彷徨》等许多新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译本都是那个时候读的。后来。他曾经深情地回忆到：“北新可以说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接触到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各种思潮，也浅尝了一些文艺作品。”
高三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学校以“闹学潮”的罪名开除了萧秉乾，而且据说他的名字还上了市党部的黑名单。萧秉乾被迫化名萧若萍，南下汕头，到当地的角光中学任国文老师。1929年暑假，回到北平，改名萧乾。
1933年，萧乾由辅仁大学转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因选修吴文藻先生的社会学课，使得燕南园66号的女主人又成了萧乾的师母。1926年夏天，冰心获得美国威尔斯利女子研究院的文学硕士学位后，应聘回母校燕京大学执教。此时，《繁星》、《春水》、《寄小读者》等作品均已问世，她早已成为享誉华夏的名作家了。1929年6月15日，冰心与吴文藻博士喜结连理，成为燕南园66号的女主人。在那里，她度过了一生中最为稳定、安宁、幸福的八年时光，冰心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这座静雅、清幽的小楼里创作出来的。
人才济济、学术气氛空前的燕大，使萧乾在求教于吴氏夫门下的同时，还结识了不到三十 岁的美籍教授德加·斯诺。当时斯诺受聘于燕大新闻系，开了一门叫“特写——旅行通讯”的课，萧乾是他班上学生。在斯诺的启发下，萧乾认识到“新闻与文学并不是两码事”，“两者的素材都离不开生活本身”，从而使他“特别看中了跑江湖的记者生涯”。
1939年夏天，萧乾应邀到伦敦东方学院任教。当他登上法国邮船“阿拉米斯”号的第二天早晨，广播中传出英法对德宣战的消息，欧战爆发了。这一去，使得日后人们说起欧洲反法西斯的战地记者时，不能不提到中国有一个萧乾 。
文革中的日子
萧乾的顾虑并非杞人忧天。郭沫若那篇文章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他的头上久久不能散去。1949年到1979年，足足三十年的时间，中国文学史上不见了萧乾的名字。
不仅文字被封杀，他产精神和肉休也遭到摧残。1957年，萧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不久，便被错划成“资产队级右派分了”。此后的二十二年，他被彻底剥夺了写作的权利。若干年后谈及此事时，萧乾的一番话着实令人深思：古往今来。真正盼望国家兴旺发达的炎黄子孙，就没有考虑过与个人安危有关 。但事实是，凡说过一些针砭时弊的刺耳的话的。命运大多令人沮丧，说真话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就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文学应该是社会的洗洁剂，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而社会是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有人慨叹，如果没有这二十年政治上的风风雨雨，萧老将为中国文坛留下多少传世之作啊!不过，萧乾却以此为一大幸事。失去自己心爱的笔，纵然心痛。但是在那个鼓励说谎甚而是只许说谎的荒唐岁月里，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用他的话来说，“做人、做记者、做作家、做任何一种职业，说真话、不说假话就是原则、准绳”。萧乾与巴金老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真正原因也正在于此。
1969年，萧乾带着全家到了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那年，他五十九岁。在干校，身体状况不是分配体力劳动的标准。因为政治的需要。因为头上那顶无形的帽子，年届六旬的老翁，经常被当作壮劳力使用。他一个人挑着满担的粪在雨中泥泞的小路上艰难的走着，而年龄相仿的其他人，却可以享受两个人担半桶的“优待”。有时，还要到别的连队去帮忙，在干校人们是这样介绍拿了一辈子笔的萧乾的，“大力士，一次能挑二百斤”。
文革开始后，吴文藻也被划入“右派”的行列。丈夫是“右派”，妻子自然脱不了干系。冰心也被派到咸宁来从事劳动锻炼，她豁达、镇定、乐观、坦然，从不垂头丧气，意志消沉。劳动之余或午休时间，冰心经常抓空儿为别的同志编织毛袜子。闲暇时，许多人都喜欢提出一些文学上的问题或成语典故的出处，向她请教，冰心每每都能满足提问者的要求，大家尊称她为“活字典”。由于劳动出色冰心受到表扬，大队长在大会上夸奖她劳动如何如何好。听说之后，萧乾心中很不是滋味，他的这位老大姐已经七十岁了。
冰心也在无时不刻地关心着她的饼干弟弟。据萧乾夫人文洁若女士回忆，“那一年，萧乾落难，冰心大姐姐被迫上台批判他。她貌似严厉，汇声汇色地形容萧乾解放前如何西服革履。解放后不修边幅，穿上大棉袄，趿拉着一双大棉鞋，跑去告诉她：‘大姐，我又离婚啦!’她还回顾当年萧乾给她送稿费时，曾悄悄告诉他，北新书局怎样做了手脚，使她在经济上受了损失”。事实上，冰心是在巧妙地保护萧乾。好委婉地告诉听众，萧乾也是穷苦人出身，不要斩尽杀绝。
无论处在什麽样的境地，冰心的内心世界始终是一片空灵。在她心中惟一不能忘怀的是她的祖国。1967年，已被打成“黑帮”，在文联扫地的冰心，辗转托友人将几万元的存款上交国家，资助修建成昆铁路。1985年，她遵照丈夫的遗愿，把他积攒的3万元稿费，捐赠给中央民族学院所作奖学金；1990年到1992年她三次为福建家乡捐款；1995年，她把《冰心全集》9万元稿费全部捐给了中国农村妇女教育与发展基金会……帮助灾民和贫困地区的教育是冰心一生中“最大和最不假思索的支出”。“以她晚年写作的数量，稿酬收入肯定微乎其微”，而她却一次一次将大额捐款寄往贫困地区，这完全是她“简朴生活的节余”。尤其是她对教育的执着关心令人叹为观上。一个友人从福州回来，滔滔不绝地讲着那里的变化，冰心中途便打断他的话问，“教育呢?”在她的心目中，教育是头等大事。粉碎“四人帮”后，冰心率先发表文章《万般皆一品，唯有读书是第一》，以带起我国沉睡了十年的教育车轮的启动。
霜重色愈浓
历经磨难，姐弟俩迎来“第二次生命”。冰心说过，“生命从八十岁开始”。为了夺回丢失的时间，他们不顾年高体弱，拼命的工作。1980年6月，冰心因为赶着翻译马耳他诗人安东·布莱吉格的诗，劳累过度患上脑血栓，摔断了右腿。平反后，萧乾为了能到处采访竟然不顾医生的劝阻，坚持做了左肾摘石手术。术后，尿道不通，被迫摘掉了左肾。即便如此，姐弟俩还是创造出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
时光如白驹过隙，似乎转眼之间，冰心大姐和“饼干”小弟都已垂垂老矣。可他们胸中那团忧国忧民之火，燃烧得却越发炽烈。两个人在一起时，很少谈论自己的病情。他们关心的最多的是国家和民族。冰心被一件事情气坏了。一个人整天不上班，却占着一辆车，公家的一辆车!萧乾当然知道大姐指的是谁，可也无可奈何，“他有后台”。管他什麽后台，冰心大姐可不能容忍这种事，“如果换了我”，这样的人一定得撤职。两个老人用他们历经沧桑的双眼，愤怒地注视着那些“蛀虫们”身上肯定会很不自在。那是积聚了一个世纪的，对国家民族的爱、对敌人败类们的恨，正在他们身上燃烧。
时至暮年，冰心大姐、“饼干”小弟的友情更如陈年美酒散发着沁冽的芬芳。冰心九十四岁生日时，萧乾送上一份特殊的寿礼，自己的六卷本选集，并附上一封贺信，“如今，能活下来就是胜利，能干出点活来更是胜利”。1995年4月，正在住院的冰心获悉萧乾与文洁若合译的《尤利西斯》出版，高兴地口授一篇祝词，送到在社科院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宣读，一时间掌声雷动。
高龄，使两姐弟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问题——死亡。萧乾曾经问冰心，假如自己死了，冰心给不给自己写悼文。在肯定的同时，大姐认为自己会死在“饼干”弟弟的前面。两人为此还争执了一番。萧乾说过：“死亡使生命对我更成为透明的了”。在他清澈的目光里，整个世界都是透明的。他没有遗憾，微笑着迎接死神的降临，带着满足，平静地结束了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萧乾逝世两周后，她的冰心大姐还未来得及给“饼干”小弟作悼文，便也随他去了。
冰心、萧乾二老用他们延续了七十年的友情，用他们的生命，给中国文坛留下最后一篇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