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中共领导人子女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作者：维·乌索夫
进过“红日”的有来自40多个画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家和工人运动家的子女。只要列举他们父辈的姓名就知道了：陶里亚蒂，布洛斯—铁托，尤金·丹尼斯，片山潜，毛泽东，刘少奇。来自中国的孩子最多，30年代末，他们在国际儿童院超过了40人。一度甚至打算为中国孩子专门办一个儿童院。1937年在莫尼诺是开了一个，但没维持多久—1941年，法西斯逼近莫斯科时，所有的孩子都被疏散到了伊万诺沃。当时那里已经有一个“第一”国际儿童院在积极工作了。这个“第一”本是载去第一批儿童院小学员那趟列车的名字。这批孩子共140多人，早在1933年夏天就到了这座城市。
谢辽沙·永福——毛泽东的长子
在国际儿童院里，所有的中国的孩子都用化名。有一些孩子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他们是否还活着。因此，中国学员们谁也不会猜到他们的班上有毛泽东的子女，更不知晓他们如何来到这里。请看事情的经过。
1930年10月24日清晨，8岁的岸英在睡梦中听见敲门声，还有人高声喊叫。他睁开眼睛，看见一个穿着制服的彪形大汉正把母亲往门外拖。小岸英仿佛被蛰了一下似的从被窝里跳起来，冲向她，用尽嗓门大声叫：“你们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我妈妈是好人，别抓好!”那个士兵恶狠狠地从牙缝里挤了几个字：“好，那就把这个共产党小惠子也一块抓走。”女佣人试图起来保护自己的女主人，她也被抓了起来。他们三人，加上岸英的弟弟，都被投进了监狱。
毛泽东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被多次残酷地毒打，以至全身体无完肤。她的孩子们也没有幸免，特别是岸英。从那进起，他落下了厉害的头痛病(后来的国际儿童院学员们还记得，他经常受到这个病的折磨，苦不堪言)。20天后，杨天慧被国民党折磨致死，②孩子们倒是获释出狱了。他们回到毛泽东的岳父③家。但危险依然存在，因为他们可能再次被抓。当地地下党组织决定送毛的三个孩子——岸英、岸青、岸龙去上海。那时候他们的叔父毛泽民夫妇在上海。1931年4月，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孩子们被董健吾收留到自己家里。不久这家人迁居武汉。两个无家可归、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孩子，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亲人。
由于中国的局势依旧紧张，岸英和岸青被决定送往苏联。利用东北军将领李杜去欧洲的机会，地下党决定由他带上岸英、岸青。1936年6月底，李杜和毛泽东的两个孩子一起从上海起程。他们乘船到达香港，然后经西贡，再穿过苏伊士运河、地中海，于7月底到达马赛。从那里乘火车抵达巴黎。到了1937年初，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才将他们带到莫斯科。在学校宿舍里，哥哥岸英得到一个名字：谢辽沙·永福，弟弟则叫科利亚·永福。④
1938年，一个从苏联到当时中央所在地延安的中国人，给毛泽东带去了孩子们的照片。当时中共中央总部与莫斯科之间已安排有定期联系，这样孩子们得以与父亲通信。毛泽东收到他们的第一封信时，捧着如同天书，他看不懂，—信是用俄文写的，这使毛极为不悦。他开始给孩子们寄去各种中国书籍，抱怨他们的中文不好。
1941年1月31日，兄弟俩在伊万诺沃收到了父亲的一封很厚的信。他说，他很高兴他们的进步，“你们长进了”。“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毛泽东写道：“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关于自己，父亲写道，他这一年身体差些，对自己不满意，读书也少，因为太忙。
写给斯大林的信
德国法西斯突然入侵苏联后，已经19岁的谢辽沙·永福紧张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中国史料证实，谢辽沙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说：“我，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在您领导的苏联学习了5年。我像爱中国一样爱苏联。我不能眼看着德国法西斯军队的铁蹄践踏您的土地，我想为数百万被害的苏联公民报仇。我坚决要求赴战场。请答应我的请求!
致以
革命的敬礼!谢辽沙(毛泽东之子毛岸英)。”
他等待着，但杳无音信。他写了第二封信，后来又写了一封。有一天，负责他们机构的共产国际主席团书记曼奴伊尔斯基来到了国际儿童院。岸英前去找他要求上军事学校。很快他如愿以偿，转到那里进了速成班。
伊万诺沃档案馆里收藏着一些迄今为止人们还不知晓的毛泽东之子的书信，从中看出岸英一直没有中断与国际儿童院的联系，经常写信向朋友们介绍学习情况。上完军事学校，谢尔盖到了莫斯科。从他例行的写给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院长玛卡洛夫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等待着蒋介石批准他回中国，这期间暂时集中精力准备上军事学院深造。
1943年1月，毛岸英加入了联共(布)。他的归国之事搁置了起来，不过是来过一封电报，通知他蒋介石已同意他回到父亲身边。谢尔盖以中尉身份上了前线，参加了一些战斗。
1945年至1946年，岸英和弟弟一起在东方学院学习(顺便提一句，俄国的许多中国学家都对谢尔盖记忆颇深)。岸英何时回到中国，真是说不准：根据各种史料，他于1946年1月新年刚过时突然动身去了延安。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说是1948年。只有一点众所周知，就是他的离苏归国与毛泽东的健康急剧恶化有关。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安排了两名医生，因岸英通晓俄语，便一路陪同他们。起程前，斯大林召见了他，赠给这位毛泽东之子一把刻有自己姓氏的枪作纪念。
回到祖国后，毛岸英与他的父亲之间产生相当严重的分歧。父亲起初打发他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后来又让他跟随彭德怀带领的中国志愿军去了朝鲜。不久他就战死疆场了。
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毛泽东于1949年底首次到莫斯科，在那里逗留了将近两个月，但他竟然没有安排儿子岸英和女儿李敏(1936年生)前来看他。
未来的中国国家主席的孩子们
刘少奇的大儿子刘允斌和女儿刘爱琴于1939年来到莫斯科。起初兄妹二人被安排在莫尼诺儿童院。已经在这里的有毛泽东的儿女、瞿秋白的女儿和李富春的女儿，稍后他们都转到了伊万诺沃。“战争开始后，”刘爱琴回忆道，“我们开始学习军事，学习射击，参加值夜班。虽然我只有14岁，我还是努力不落在哥哥的后面。”1942年底，允斌(他在国际儿童院还有一个名字叫克里姆)成了共产党员，负责一个党支部。而爱琴则加入了共青团。
爱琴和费尔南多的侄子伊巴鲁里交起了朋友，二人同年。人们常看见他们出双入对。不久他们结为夫妻。年轻人憧憬着今后的共同生活。但命运却对他们作出另一种安排。1949年，刘少奇来到莫斯科。他和女儿已有10年没见面了。他对爱琴的行为极不满意，坚持要她回中国去。她怀着孩子，但儿子的出生已是回北京之后的事了。爱琴在中学教了一段时间俄语，后来上了人民大学。与费尔南多团聚的希望破灭后，她又结了婚，和丈夫一起在内蒙古工作了一些年头。他们是在干部下放运动的背景下被送到那里的。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父亲以极其荒廖的莫须有的罪名受到指控，迫害也降临到孩子们头上。爱琴被开除党籍，放弃了专业，遣送到工厂“接受再教育”。他不知道，和父亲在一起还有三个幼小的孩子需要抚养，丈夫离开了爱琴，她忍受不了侮辱，曾试图自杀。她给朱德写信要求恢复名誉，这之后又遭到迫害。直到1979年，爱琴才恢复了党籍，重新获得了公民权。现在她已退休。
她的哥哥于1945年中学毕业时获得金质奖章，后上了钢铁学院。但不久他对核物理产生了兴趣，进莫斯科大学读研究生，先后通过了副博士论文答辩和博士论文答辩。1957年回国后，刘允斌被分配到中国的第一批研制核武器的包头某国防工厂，在秘密的“202厂”工作。这个企业有着特殊意义。我们都记得，中国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允斌的生活发生了剧变。他和妹妹一样遭到迫害，被宣布为“苏联特务”。1967年11月21日刘允斌不堪凌辱而卧轨，在火车轮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42岁。
元帅之女
朱敏是朱德的女儿，她的遭遇很不寻常。1941年初她和毛泽东的女儿李敏一起离开延安时，人们为她取了一个新名字——赤英(“红色英雄”)，给她编造了一假身世，以防万一。朱敏装成一个富有的中国医生的女儿。两个女孩与另外两个男孩被放在飞机行李舱里秘密送到新疆，从那里乘火车抵达莫斯科，进了国际儿童院。在国际儿童院呆了三个月后，健康状况不良的(她从小肺病)朱敏就与班里的孩子们决定到白俄罗斯一个离明斯克不远的疗养营地过暑假。“直到6月21日晚上，”她回忆道，“我们才到达地点。两天的行程使大家都非常疲劳，我们很快地吃了点饭，就躺下睡了。谁也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个和平的夜晚……”
明斯克被占领后，夏令营成了“孤儿院”。谁也顾不上这些饥饿的孩子，那些最虚弱的孩子已是奄奄一息。有人靠乞讨糊口。而朱敏则开始在街头跳中国舞、教别的孩子织毛活，以换取面包。简言之，尽管处在艰难时期，学员们竟然还能自己谋划生计，所有的孩子情同手足，分享着仅有的食物。在一次搜查时，德国人抓走两名欧洲小男孩，他们原来也是疗养营的休养员，二人遭到枪杀。盘问朱敏时，她交待了自己的假身世。她说她是中国医生的女儿，到苏联来治病。在盘问过程中她剧烈地咳嗽着，怎么也停不下来。结果，他们相信了她的话，放过了她。一些孩子决定逃跑。有人成功了，而与朱敏一起从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来的张闻天的儿子，在潜逃到莫斯科附近时死于轰炸。朱敏也想跑，但因为患病没有跑成。另外，由于发生了一连患的逃亡，德国人加强了警戒。
1942年下半年，朱敏和其他孩子一起被送往集中营，在那里一直呆到1945年1月。他们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本来是要把囚犯们全部杀死，但德国顾不上了，因为苏联军队在集中营附近地区发起了十分猛烈的进攻。
朱和两个捷克女孩子决定向东部逃跑。有一天，她走着走着，就找到了一支苏联部队。在那里说出她的起初身份——朱德的女儿。这样，朱敏才在1946年回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1950年夏天，她回到中国过暑假，终于又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朱敏在莫斯科中学毕业后，上了师范学院，嫁给一个来苏联留学的中国人刘铮。五十年代中期，他们回国。朱敏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她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年代遭受了很多苦难。丈夫被遣往“五七干校”(为知识分子和干部办的劳改营)，长期接受“再教育”。1996年，朱敏退休后还住在北京。她的经历被拍成了一部电影⑤——她的传奇经历太引人入胜了。朱敏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发行量很大。
国际儿童院学员的命运总的来说非常耐人寻味。1949-1950年毛泽东和周恩来访问苏联时，双方达成协议，即所有未满18岁的中国孩子返回中国，而已满18岁的青年，则自行决定在哪国生活。大多数人都回到中国。很多人需要在陌生而全新的社会文化氛围中经历复杂的磨合过程，要学习自己的母语中文，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参加中国发生的各种政治运动。整体上，国际儿童院学员们都能够融入中国的现实，他们成为各个科技领域带头的专家，掌管着企业和机关部门，担任教师、翻译。但实际上所有的人都被迫经受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变故，遭到迫害。刘少奇之子的经历是很有代表性的。不过那只是此类遭遇中最悲惨的例子之一。■
李琦译，李玉贞校
①维克多·乌索夫博士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2000年9月-10月间本文校者访问俄罗斯时，蒙乌索夫教授厚爱将其新作相赠并请译为中文发表。乌索夫博士曾几次赴国际儿童保育院查阅档案并发表过毛岸英等与给斯大林的信件。
②事实上她是被国民党枪杀的。——译者
③确切说应是“岳母处”，此时毛的岳父已经故云。——译者
④谢辽沙是谢尔盖的爱称，科利亚是尼西拉的爱称。另外，实际上，毛岸英的化名为杨永福，毛岸青为杨永寿，随母性—译者。
⑤故事片《红樱桃》就是以她的经历为素材经艺术加工而成的。——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