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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批示与新华日报的厄运
作者：■丁 群
江青扣下一顶吓人的大帽子
1966年6月28日，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接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来的紧急电话：江青在上海找到魏文伯，说有人向她揭发新华日报和江苏省委，扣压并篡改邗江县方巷大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申讨“三家村”黑帮的稿件，抵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江青就这份控告信所列举的罪状做了批示：“据说从新华日报到江苏省委，有一条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新华日报有坏人，应予彻查。”
其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席卷全国。继以“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在中央书记处揪出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在北京揪出所谓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帮”，一大批领导干部和文化知名人士已经受到残酷的摧残和迫害。之后，人民日报又于这年6月1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已经横行无忌的红卫兵们，从此更是大打出手，在全国掀起了“横扫”、“炮轰”、“砸烂”的狂潮。这时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满天飞舞，谁也害怕，但也不知道这顶会致人于死地的帽子，什么时候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现在，这顶帽子不是从别人，而是从气焰薰天的江青那里飞过来了，这是何等地令人胆颤心惊啊!难怪经受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自以为很受毛主席信用的江渭清，在把新华日报总编辑高斯找到省委以后，就急得跳脚说：“你看看江青同志的这个批示。这件事弄不好，可要粉身碎骨的呀!”
莫须有罪名的由来
那封寄送到江青手上的告状信，如今已无法查找；但是从江苏省档案馆所保存的江渭清给魏文伯和江青的答复信件，以及新华日报编委会和高斯等同志所做的书面检查中，仍然可以看出那封告状信，给新华日报和江苏省委罗织了四大罪状：
其一，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扣压并篡改方巷大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申讨‘三家村’黑帮的稿件，大砍大反毛泽东思想。”
其二，是“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特别是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时，有意压缩新华日报的发行量，封锁毛主席的声音。
其三，6月15日新华日报刊用林彪“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语录时，做了别有用心的编排，出现了“要专政毛”的反动口号。
第四，新华日报发表的《工农兵所向无敌》的社论中，把毛主席比作“玉皇大帝”，恶毒攻击毛主席。
这几条莫须有的吓人罪名，说起来会令人捧腹大笑的。
关于第一条罪名，新华日报编委会和有关同志，在检查中提供了如下的基本事实：
“三家村”被揪出来以后，新华日报为跟上北京的部署，于1966年5月14日召开了有七个社教重点和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组织批判“三家村”的稿件；并与邗江县委宣传部干部朱运山，研究了方巷大队的有关报道，由朱运山打电话回去组织采写方巷大队学毛著积极分子申讨“三家村”的稿件。这篇由江苏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吴邦义写成的稿件，采取一稿多投的办法，分别寄给了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多家新闻单位。
这时，申讨所谓“三家村黑帮”的来稿多如雪片。新华日报每天收到这方面的稿件，由几百件猛增到一千五百多篇。为了处理好这些稿件，报社临时成立了一个编辑组。原来在新华日报农村版工作的袁骏贵，也被调到这个组帮助工作。
这年5月17日晚上，袁骏贵同志在阅读大量来稿时，发现方巷大队的这篇申讨稿写得较好，因为自己还承担着农村版的有关报道任务，就想把这篇稿件留给农村版刊用。新华日报农村版是一张三天出一期的四开报纸，这篇稿件当然不可能在两天内刊出。而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5月19日清晨即广播了人民日报当天所刊载的方巷大队学毛著积极分子申讨“三家村”的稿件。按照常规，人民日报刊载了这篇稿件以后，新华日报就可以不再刊用。但是在那个动辄得咎的年代，新华日报还是采取紧急措施，找出了这篇稿件，由这个临时编辑组的负责人金惠风亲自编发，刊载于5月20日的新华日报第一版。
自己组织采写的稿件，因为作者一稿多投，有关编辑稍有耽误，比人民日报迟登了一天，就被扣上了扣压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稿件的帽子，这已经够出奇了；有关的人民日报20日发行到南京以后(当时人民日报当天还不能到达南京，金惠风19日编发该稿时也无法与人民日报核对，也不需要核对)，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又在鸡蛋里挑骨头，将两报所刊用的方巷稿件加以对照，给新华日报强加上大砍毛主席语录、反对毛泽东思想等吓人的罪名。
当时人们讲话或写文章，已经形成引用毛主席语录越多越革命、越是忠于毛主席的不良风气。在方巷大队的这篇稿件中，作者在写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侯玉兰的发言时，连续引用了四条毛主席语录：
“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引用这么多语录，无非是说明毛主席相信群众，重视贫下中农。金惠风在编辑该稿时，认为有前面三条已经足够了，考虑到报纸版面有限，就动笔划掉了第四条语录，同时删去了一些颠三倒四、重重复复的字句。这些本属编辑工作通常范围的事，竟被扣上了大砍毛主席语录、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不仅如此，诬陷者还借人民日报编辑在“毛主席相信群众”这句话中间，添加了一个“最”字，新华日报的同志就稿编稿，没有添加，又被诬告为“有意贬低毛主席。”
至于其他三条罪状，也都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诬陷之词。
当时报纸的发行量，是受计划控制的。计划规定：新华日报1966年的期发数为20万份。但从3月1日起，实际发行数已达21.8万份。报社纸库空虚，不得不一面向上求援，一面要求邮电部门按计划发行。当年5月，“文革”风暴骤起，中共江苏省委为救报社之急，下令要江苏人民出版社拨出200吨纸给新华日报，并向中央文化部求得增拨新闻纸350吨。报社当即决定将发行量再增加一万份，同时增加零售量。这些千方百计满足读者需要的事实，竟被歪曲诬陷为“有意压缩报纸的发行量，封锁毛主席的声音”。
1966年6月15日，新华日报完全按照人民日报5月28日的编排，在一版用大字分五行横排刊出了林彪“四个念念不忘”的语录。觊觎者竟然撇开从左到右的文字顺序，不从横看从竖看，从中找出了“要专政毛”的所谓反动口号，诬陷新华日报有反革命。
《工农兵所向无敌》这篇社论，是由省委办公厅同志起草，经省委书记处审定的。其中“玉皇大帝”的说法，是直接引用毛主席不久前在杭州的讲话，矛头是指向所谓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首领的。谁也没有想到，直接引用毛主席的这段话，会变成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所谓“根子都通到江苏省委”
江青认定上述四条“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状，根子都通到中共江苏省委，所以才做出了“据说从新华日报到江苏省委，有一条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这样的批示。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诬陷之词。但是，对于当时红极一时的方巷大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江苏省委确实是有不同意见的。
方巷大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按照林彪提出的“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方针进行的。新华日报在方巷工作组入队三个半月以后的1965年12月19日至28日，曾经以一版和三版几乎三个整版的篇幅，报道方巷大队“大讲毛泽东思想，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刊登方巷大队农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体会文章。其宣传规模可以说是前所少有的。
这时候，江苏省委的负责人找到新华日报总编辑高斯，要求报社对方巷大队的经验，采取有分析的冷静态度。因为江苏省委对林彪所提出的“二十二字”方针，特别是对其中的“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持有不同意见，认为不够科学。同时，认为方巷的社会主义教育，没有按照毛主席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俗称的“二十三条”办事，将原有的领导班子全部靠边，也甚为不妥。这个大队的社教运动才开始三个多月，其经验还不够成熟，需要再看一看。
新华日报作为中共江苏省委的机关报，当然要按省委的指示办事。从1966年1月起的一段时间内，新华日报对方巷大队的报道，采取了有选择、有节制的态度。而一些热衷于方巷报道的记者，尤其是江苏人民广播电台驻方巷的记者吴邦义，则事无巨细，大量向新华日报发稿，稿必冗长，并且不时假传“圣旨”，给报社总编辑打电话，要求将那篇稿件登在那一版的显著位置。这就激起了报社同志的反感。
关于江苏省委并不认同方巷大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笔者曾经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件事：1966年1月间，笔者作为新华日报编委会成员，随同一位省委书记，去扬州地区检查工作。一天晚上，扬州地委书记胡宏在汇报工作时，拿出方巷大队工作组编印的《学毛著识千字》语录本，请示能不能印发到各个生产大队、生产队。这位书记气鼓鼓地答复说：搞社教不按“二十三条”办事，“二十三条”不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他们要印，你们给他们印去!
对于新华日报和江苏省委的这种态度，那个在方巷蹲点搞社教的工作组负责人也非常反感。因为他不仅自以为做得正确，而且已经把方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做法，汇报到副统帅林彪那里，得到林彪的首肯，指示“应该推广方巷大队的经验”。随着以造神整人为特点的“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即有人向中央文革小组告状，揭发新华日报和江苏省委抵制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对毛泽东思想。新华社在播发方巷大队活学活用毛主席经验的稿件中，也不点名地批评江苏省委“以具体政策(即‘二十三条’)代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应该说，中共江苏省委与方巷大队社教工作组对于方巷经验认识上的分歧，是有人向江青告状新华日报和江苏省委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江青的批示使许多人蒙灾受难
面对江青批示的严重威胁和强大压力，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不得不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当新华日报总编辑高斯向省委说明了事情的原委，表示新华日报编委会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决不牵扯到省委以后，省委明知道江青的批示是未经调查核实的胡言乱语，告状者所列举的四大罪状全系诬陷不实之词；但是，对于蛮横无忌、以整人为乐的江青，不能不采取虚心检查、委曲求全的态度。除要求新华日报编委会召开全社大会，就迟发和修改方巷稿件做公开检查，向省委提交书面检查报告，并给有关人员以党纪处分，以便向江青有一个初步的交代以外，还采取了两项特殊的措施：
第一、派出强有力的工作组，进驻新华日报，彻底查清报社的问题；
第二、在方巷大队召开现场会，学习和推广方巷大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经验。并要求新华日报从即日起，所有有关方巷大队学毛著的来稿，都不加删节地刊登，以免惹出新的事端。
1966年7月1日，即江青的批示由魏文伯转达给江渭清后的第三天，江渭清即写了一份报告，给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韩哲一，呈上《省委批转新华日报编委会关于处理方巷大队新闻稿件所犯错误的检查》；同时就所谓新华日报有意压缩报纸的发行量、刊登林彪语录和“玉皇大帝”等三个问题，做了检讨性的说明，希望华东局将省委的这份报告转交江青。
魏文伯为保护省委过关，对江渭清的这份报告，做了精心的修改。其中突出的有两处：原报告表示“你们提醒我们对报纸的问题不要麻痹，要认真检查，这很重要”。魏文伯在后面加了一句：“我们完全同意”。原报告中“新华日报6月15日刊登的‘四个念念不忘’，是学习了人民日报5月28日的版面，编排完全是一样的”，魏文伯觉得语气太硬，将这段话改为“这四个‘念念不忘’，是仿照人民日报5月28日的排法”。魏文伯除要求江苏省委把原件收回重新打印上报外，还建议江渭清直接给江青写一封信，表示对她的批示的尊重和重视。
于是，江渭清在1966年7月6日，给江青写了这样一封信：
“文伯同志并江青同志：
你们在电话中指示我们，根据报道方巷大队一篇新闻稿件和其他方面的问题，要我们严格注意报纸的问题，这很重要。我们完全同意。
我们已派南京市委书记、市长岳维藩同志和无锡市委副书记宗毅同志等组成工作组去新华日报，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内揭外帮，彻底查清报社的问题。
新华日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我们以后续有报告。”
建国以来，新华日报虽然也奉命进行过多次政治运动，但是从未进驻过由外单位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这次江苏省委所以派出如此强大的工作组，完全是江青的批示逼出来的。由于外单位人员并不完全了解报社的实际情况，加上受到“彻查”任务的驱使和“文革”狂潮的影响，致使新华日报的大批中层干部被打成“三反分子”或“牛鬼蛇神”，受到摧残和迫害。运动的开展和发展，制造并加剧了工作组的依靠对象与批斗对象、保工作组人员与反工作组人员之间的矛盾，种下了派性斗争的种子，又使更多的干部在报社被造反派夺权以后，受到更残酷的摧残和迫害。新华日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种种悲剧，无论从大环境或小环境来说，都来源于江青一伙。
新华日报编委会，当年自愿承担起方巷事件的全部责任，是想以自己的牺牲来保护江苏省委。江苏省委所以将责任推给新华日报，也是为了丢卒保车，掩护自己闯过难关，再来收拾残、被批斗、被摧残的厄运。在他们的身上，几乎无一例外地背上了一条“抵制方巷农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
重新审视当年的方巷经验
当年江苏省委为了做好在方巷召开现场会议的准备工作，曾经要求省级各新闻单位派人组成一个庞大的记者团，去采访总结方巷大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并指定我担任这个记者团的团长。因而我有机会到方巷大队蹲点采访了半个月。其采访所得，记满了一本采访本，多达近10万字。其后，又参与了会议主要文件的起草，并随同省委领导人出席了是年10月下旬在方巷召开的现场会。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的部分采访笔记已经散失，但这本笔记还幸存着。因此，我不仅认为当年的方巷经验需要重新审视，我作为当年的采访总结者，也有资格、有条件进行这样的重新审视。
当年的那次采访，是在“如临深渊”的心情下进行的。因为我完全了解这次采访的背景，加上在组织记者团时，省委一位负责同志将我找到办公厅，做了这样的交代：这次采访，到方巷只能说是来学习的，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方巷方面征求你们意见时，你们只能说好，不能说任何不同的意见。我不便直露地向来自各个新闻单位的20多位记者，传达省委的这个指示，只好以制定采访手则的办法，将省委的指示化成从正面规范的条文。
我们进入方巷大队，不仅坚持以虚心学习的态度进行采访，坚持吃住在贫下中农家里，还抽出时间参加了三个半天的集体生产劳动。稿件写成后，都送给工作组和大队党支部征求意见。我们如此谨慎小心，但最后还是发生了问题。当记者团临别前征求意见时，那位满脸络腮胡子的新任工作组长，竟在全体记者参加的告别会上，对“个别记者”提出了令我大吃一惊的批评。
一件事发生在记者团入队之初。全体记者在工作组同志引导下，到各生产队巡看一遍，以了解这个大队的概貌。途中，江苏人民广播电台驻无锡记者何星川，发现水稻品种比较混杂，就建议方巷大队到无锡地区去换换种子，说那里的品种较纯。
另一件事发生在采访中间。一位记者发现个别干部不是用毛主席著作启发教育群众，而是用毛主席语录搞强迫命令，就向这个干部提了一些改进的意见。
很明显，这两位记者所提的建议和意见，都是善意的、正确的。可是这位不可一世的工作组长，竟然给记者扣下两顶帽子：
“个别同志觉得方巷的生产，与苏南地区比，差得比较远。还问我们有没有到苏南去看看。是不是苏南没有学毛著，生产反而搞得好？”
“有些人对方巷学毛著积极分子，不是高兴，而是挑剔。”
他还借题发挥说，前些时“专区农科所的一个技术人员来了解生产情况，回去汇报方巷生产上有五个问题：出勤率只有40%；水稻没有发棵；草荒；旱得厉害；没有很好治虫。地区派工作组来一查，结论相反。以后一了解，这个技术权威，家里是资本家。”
他这样讲，已经带有威胁的成分了。我越听越感到吃惊，心想：方巷的工作组怎么这样不讲理呀!
这位工作组长所提的意见，清清楚楚地记在我的采访本上了。
当年到方巷大队去参观学习的人，同我们记者一样，对于那里尊崇毛主席和大讲大学毛主席语录的气氛，是衷心钦佩的。请看各地代表到方巷参观学习后讨论时的发言记录吧：
“方巷气象好，到处是语录，大人小孩不离语录。”
“到了方巷，看到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气氛。街上也好，每村每户也好，都挂了毛主席像，张贴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书家家都有，每个社员身上都有，有的挂在胸前，有的提在身上，语录牌扛在身上。”
“凡是墙上耀眼的地方，家里能写的地方，都写了毛主席语录。耳闻目见，到处是语录。”
“社员小洪兰家里，贴了七张毛主席像。”
方巷大队党支部书记房正山向笔者介绍说：“我们这里的毛主席语录牌，劳动时都扛到田里，上工前读，劳动中用，收工时对照”；“每次开会，都要领读语录，唱语录歌，齐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在我的笔记本中，还留有一张工作组发给的《方巷大队生产队更名情况》表。当时全大队的12个生产队，都一律废弃旧村名，改成以“红”字当头的新队名。如，薛庄改为红庄，房庄改为红心，宋庄改为红光，陆庄改为红旗……
如今该不难看出：方巷大队的这些做法，多是当年林彪、“四人帮”一伙大搞造神运动的表现和产物。
方巷大队当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主要用于“破旧立新”、“破私立公”。所谓“破旧立新”，就是根据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挨户搜索破“四旧”。包括撕“福”字、剪胎毛、烧喜帖、毁家谱、砸祖牌、砸孩子身上挂的百岁锁。所谓“破私立公”，就是不准外出捞鱼摸虾，不准外出做小工，自留地的粮食由集体收、统一分，连“田埂也归公了”。“社员小洪兰家养了20多只鸭，学了张思德，自私自利要不得，便把鸭子全部交给集体，当年少收入100多元”。“老贫农房金昌看到老伴挑了一担粪上自留地，马上赶过去阻止，要她一心为公”。“社员陈朝干，会做皮鞋，以前在外面做零工，每月有45元收入，学了毛主席著作，就下决心扎根农村种田”。“贫协组长侯玉兰(后入党任党支部副书记)，有四个小孩，原来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学了白求恩，为了参加集体劳动，就叫十岁的大孩子不去上学，在家带小孩、烧饭。小孩带病了，饭烧焦了，丈夫劝她等孩子大了再参加集体劳动。她说，无数先烈为革命牺牲了生命，我们为什么不能作点牺牲？”
当年，这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事迹，曾经使我们深受感动；现在看来，这样的活学活用，不仅否定了党的现行政策，破坏了社会分工，阻碍了城乡经济的发展，也剥夺了一些儿童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这些极左的违反群众利益和群众意愿的做法，当然会受到群众的抵制。于是，毛主席的语录，就被一些人用作压服群众的工具。“社员彭德林跟一些社员，农闲时到供销社扛包，收入只肯拿出一半交公，干部就拿出毛主席语录，问他是从人民利益出发，还是从个人、小团体的利益出发”。“社员陈元富在车站做零工不要钱，儿童服务队就到他家门上写了八个大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社员陆元芳独生儿子的头上留了个小辫子，大队指导员陆元伯对她说，这属于‘四旧’范围，要剪掉。陆元芳不服，就是不剪。指导员搬出毛主席语录，她服了。”
正因为有这样的所谓“成效”，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侯玉兰才向笔者介绍她的体会说：“我们说服人，说一万句也抵不上毛主席的一句”。方巷工作组也介绍说：“有什么问题，只要毛主席著作一见面，就解决了”；“过去干部也管，有人就是不买账，现在可以用毛主席的话同他斗”。
用毛主席语录去强迫命令，似乎会收到某些成效，但是采取这种做法的干部，是难以得到群众的真诚拥护的。方巷大队著名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侯玉兰，就曾坦诚地向笔者诉说过她的苦恼：“因为敢于斗争，大多数社员都反对我。说‘侯玉兰原来好好的，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生产队选人民代表，54人有26人公开反对我。我落选以后，气得回家睡觉了。”
将以上分析综合起来，也就不难看出：当年方巷大队工作组为组织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虽然倾注了很大的精力；许多农民积极分子在学用毛主席著作中，虽然表现了令人感奋的热情，甚至还为所谓的“好人好事”做出了不少牺牲；但是从总体来说，当年的“方巷经验”，还是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为极左路线服务，并为林彪、江青这样的野心家所利用的。
为了验证这个结论，我于世纪之交重访了方巷。那里呈现出的，已经是完全不同于过去的面貌。我1966年去方巷采访时，大多数农户还住着低矮的草房，如今90%以上的人家都建了楼房。过去一个劳动日的单价最高时不过七毛钱，一个农民终年劳动一天也不休息，全年的毛收入不会超过300元；如今全村人均年收入已超过4000元。由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全面兴旺，原来的方巷村头，已经出现了具有城市风韵的新街道。当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侯玉兰，多次挨批的生产队长彭德林，以及他们的子女，都已经拥有堪称宽敞的楼房，家庭生活明显已城市化。我问侯玉兰如何看待当年的搞社教和学毛著，她指着不远处小女儿的那幢别墅式楼房说：“那时搞来搞去，无非是要大家守穷，农村哪能盖起这样的楼房!?”
造神整人的结果是守穷，改革开放的结果是致富。两种历史经验谁劣谁优，方巷农民的心里是最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