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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任民与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
作者：■王红续
刚转到外贸战线担任领导工作的雷任民，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参加了这次盛会。
初到外贸战线
刚胜利完成接收港、九地区国民党政府机构的人员、物资及档案的任务后，雷任民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副部长，分管对外贸易工作。
雷任民到中央贸易部任职不久，就面临着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华“禁运”诀议的严峻形势。他作为主管对外贸易的副部长，立即参与主持制定针对这一形势的一些紧急对策。
1951年5月25日，中央贸易部以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名义拟了《关于禁运后对各项措施的指示》稿。指示在开头分析形势说，自美国对我国实施封锁、冻结以来，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各种程度上对我实行禁运，且日益加紧。此次禁运方案之通过不过是使禁运合法化，使美国将来进一步据以压迫其附庸国家对华实行全面经济封锁。今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总的形势将是困难越来越多，危险愈来愈大。在航运方面今后困难将更严重。根据这种分析，决定在贸易和金融方面做如下紧急布置：在贸易上，坚持易货制度，务求在交换中不落空；贸易重点转至华南。充分利用香港和澳门做跳板；防止我国重要物资如猪鬓、矿砂等走私出口等。在金融上，对欧洲方面新购买证暂时停开，对香港方面也改变原国内联行对港进口所开购买证方式。5月28日，这项指示紧急发给各大区及重要港口、边境城市的财经委员和贸易部(局)等单位。
6月21日，中央贸易部又以中财委名义发出《关于禁运后对各项措施的补充指示》。补充指示说，今后反禁运的斗争形式主要是走私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禁运封锁，也可以完成我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要求，但必须有适合这种形式与任务的组织领导和方式方法。
鉴于对外贸易工作越来越繁重，特别是在“封锁、禁运”的形势下，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活动极其艰难，仅靠贸易部下的国外贸易司就显得力不从心。为使外贸机构适应形势发展和工作的迫切需要，雷任民和国外贸易司于1951年下半年提出了设立贸易部国外贸易二司的建议。他们向上级报送了《中央贸易部关于成立国外贸易二司(对资本主义国家司)的初步意见及对国外贸易二司的组织与编制方案》。周恩来和中央财经委员会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仅仅增设一个处理外贸事务的司还不够，应该向苏联那样，专门成立对外贸易部。经过不长时间的酝酿，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做出决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同年8月15日，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发出命令，任命叶季壮为对外贸易部部长，雷任民为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1951年7月底8月初，雷任民、卢绪章等又提出了组织赴西欧国家商务代表团的方案。他们提出，组织赴西欧商务代表团的理由主要是：第一，瑞士、瑞典、芬兰等愿意直接与间接对我进行贸易，中波轮船公司使航运有把握。第二，以往及至今，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大部分通过香港或假手大的洋行。这样做不仅在业务上不能获得有力的保障，同时通过香港在价格方面亏更大(当时香港价与欧洲价差1－4倍)，何况香港也在加紧对我们进行封锁。第三，如我代表团常驻西欧开展业务，对西欧资本家将影响很大，既有经济意义又有政治意义。方案还提出了工作内容与方式，如直接或间接采购我所必需的物资(如铜、铝、重要钢材、稀有金属，重要的通讯器材，重要仪器设备等)，并直接推销出口物资；以我公开的商务代表名义，通过当地可靠进出口商代购等；在航运上，将所购货物用各种方法集中到波兰或捷克，然后租波轮直运回国，等等。
由于条件不太成熟，赴西欧国家商务代表团后来没有派出。然而，1952年4月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我国打开了对西欧国家直接和间接贸易的渠道，并在柏林设立了中国进出口公司的代表机构，解决了这个大问题。
总理点名让雷任民参加代表团
从1952年春节开始，雷任民负责抓贸易系统的三反和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搞了不长时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就要举行。国际经济会议是由第二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倡议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在1951年2月柏林会议上决定，应在苏联举行一个经济会议，欢迎各国的经济学家、技术家、工业家、商业家、农业经营者、从事合作事业者及工会工作者参加，来帮助恢复各国间的经济交换，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柏林会议决定在当年10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国际经济会议。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1951年10月27、28日，苏联、中国、波兰、法国、英国、西德、意大利、日本、巴西、印度、黎巴嫩等21个国家经济界人士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会议，决定发起组织国际经济会议。发起人希望在抱有各种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工业家、农业家、商人、技术人员、工会工作者、合作事业者中有志助成国际间经济合作的人，都来参加国际经济会议。会议的目的定为：寻求促进各国间及各种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间和平合作的方法；拒绝在国际经济会议上讨论各种经济社会制度之优劣点。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成立了国际经济会议筹备委员会。法国前国会议员香贝朗担任秘书长。
为了打破“封锁、禁运”，促进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贸易往来，中国积极支持召开国际经济会议，并参加了发起组织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出面组织，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进行筹备，并指派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吴觉农、中国银行董事兼副总经理冀朝鼎参加发起人委员会。吴觉农、冀朝鼎出席了1951年10月及此后召开的历次筹备会议。
国际经济会议发起委员会所设置的筹备委员会于1952年1月10日至1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筹备会议决定了代表的分配、会议的议程、报告及住宿等具体安排，并要求各国“原则上代表团须于2月底组成”，而将向大会做出的报告“应于三月初交卷”。这次筹备会确定参加国际经济会议各国代表团总名额为443人，其中社会主义国家129人，资本主义国家314人，苏联25人，中国也是25人。莫斯科筹备会还确定中国向大会作若干报告和发言。
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中国有关方面加紧了出席国际经济会议的各项工作。首先，根据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筹备委员会的要求，研究确定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名单。
周恩来总理对中国参加国际经济会议的人选问题很重视，对报给他的代表团人选方案做了非常慎重的考虑。这时，他点名要雷任民出席这个会议，领导贸易部系统的代表，主持会议期间对各国的贸易活动。1952年2月4日，他让董越千把他的意见转告中央财经委员会有关同志。当时中央组织部和贸易部提出，雷任民要抓三反五反，不能去。周总理则说：“让他去，叫他去交朋友，见一见世面。可以晚一点去。”这样一来，雷任民就一方面继续抓三反五反工作，另一方面又抽出时间和精力做赴莫斯科前的繁重准备工作。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有关部门经过反复斟酌，最后确定了由25人组成的大型代表团，由南汉宸和雷任民分别担任正副团长，冀朝鼎任秘书长。其他22名代表是：孟用潜(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理事会副主任)、陈维稷(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刘子久(中华全国总工会文教部部长)、章乃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李烛尘(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盛丕华(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翰笙(中国经济学会副主任委员)、吴蕴初(天厨味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孝慈(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邵井蛙(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刘莱夫(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曾凌(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处处长)、康利(贸易部计划司副司长)、卢绪章(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赵重德(中国畜产公司经理)、石志昂(中国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张立森(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理事会理事)、王越毅(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推销局副局长)、王寅生(中国经济学会常务委员)、樊弘(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狄超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和常景林(中国店员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
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人选确定后，周恩来于3月15日接见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他对代表团在这次重要会议的活动指导思想做了交代。他说：参加这样的国际经济会议机会难得，不能放弃。在那里，同外国代表团交往的面要宽一些，争取打开我们同西方国家贸易往来的局面。
周恩来还专门向雷任民交代了在这次会议期间进行贸易活动的指导原则。他说：这个会议是进步人士占优势，但也有反动人士参加。你们要广交朋友，不仅要交进步朋友，反动的朋友也要交。广交朋友是为打破“封锁禁运”。他认为，不一定只靠你们这个会议就能打破“封锁和禁运”，但是，你们可以扩大我们的影响，打开一个缺口。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雷任民主持制定了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期间进行贸易活动的周密计划。在这个计划中，首先确定了贸易活动方针，如“在普遍接触中以积极和主动的态度，根据不同对象和要求，建立各种不同内容的关系，如具体成交、委托代理、业务联系等，并重点地做成具体交易。对那些还不能立即做成交易，但对中国贸易有较大兴趣，或有较大利害关系的，予以今后展开贸易的希望”；“在交易条件上，根据不同对象，在交换不落空的原则下及有利于突破美帝封锁要求下，对交换品种与方式、方法上做适当的放宽”，等等。计划还规定，在会议期间的业务与交易采用以下几种方式：1、具体买卖合同；2、签订一般性的协议；3、签订代理合同；4、互派贸易访问团；5、建立今后的业务联系。计划还对英国、西德、法国、日本和锡兰等重点国家的贸易态度做了具体分析，并确定了相应的对策。
当时，雷任民等曾设想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以法国为突破口，准备主要与法国代表特别是工商界人士接触，首先建立中法民间贸易关系。之所以提出这种设想，是因为法国进步人士香贝朗与苏联合作发起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似乎具有更有利的条件。
在雷任民的领导下，中央贸易部国外贸易司起草并反复修改了将提交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各种报告、发言和宣传材料，包括介绍中国经济贸易发展历史和现状方面的材料，以及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发展国际贸易的意见和建议报告等。
会上会下积极活动
打开贸易往来局面
为使参加会议的各项准备更加充分，并向苏联同志请教，中国代表团乘火车提前5天来到莫斯科。雷任民因有贸易部的三反五反的大量事情要处理，没有同代表团一起提前出发。会议召开前一天，他才乘飞机赶到莫斯科。到达莫斯科后，代表团立即与苏联有关部门及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取得密切联系，并按周恩来及张闻天的指示，修改了各个发言稿，并将贸易活动计划进一步具体化。
国际经济会议于1952年4月3日至12日在莫斯科举行。虽然美国采取各种办法阻止各国代表到莫斯科，但参加会议的代表仍然超过会议原定的400－450名，达到471位。他们来自49个国家，包括苏联及波兰等12个人民民主国家，17个资本主义国家，20个经济落后国家。与会代表中有250余名工商业家，70名经济学家，65名工会工作者，21名合作社工作者，19名议员，以及其他方面人士40多名，会议采取大会和小组会二种方式进行，允许各国代表自由发表意见，努力求同而避免歧异。同时，每天会议时间较短(约三四小时)，以留出较多的时间让各国代表从事贸易活动、参观及看戏。
会议研究了世界贸易各方面的现状，认为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并不足以妨碍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经济关系；西欧各国、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各国、亚洲和非洲各国、苏联、中国、东欧和中欧各国之间，有着扩大贸易的巨大可能；世界贸易量可以大大增加；而各国之间扩大贸易关系，可以使企业界、工商业者和农业经营者得到很多利益，可以使一切国家的经济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可以增加就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到会的各国人士还指出了增加对外贸易量的方式和方法，并列举了他们能够在互利条件下卖出或买进的货物，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便于各国以本国货币进行交易。会议号召世界各国的企业家、经济学家、技术专家、工会及合作社工作者，不论政府见解如何，都来支持这次会议，为发展国际通商及消除通商障碍做出努力。
中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在全体大会上做了报告。他强调，“必须在世界和平的条件下，推广国际贸易，发展国际经济关系，改善世界人民的生活条件”。他指出，对苏联、中国与各人民民主国家实施“封锁与禁运”，影响了亚洲、欧洲、美洲许多国家的国际贸易，增加了他们的困难。因此封锁与禁运是荒谬和愚蠢的。他还说，不论有无外交关系都完全可以建立同样的平等与互利的国际关系，包括“促使美国政府取消封锁与禁运的措施，以恢复中美贸易的努力，是完全正当的，中国人民对于这种努力，愿意寄予希望”。
在发展国际贸易小组会上，雷任民介绍了中国出口和进口的巨大潜力，并再次明确表示中国的基本立场。他恳切地对各国与会者说：我愿意与出席大会任何一个代表进行有关贸易的商谈，并愿意根据彼此的需要与可能，商讨和签订各种协议，进行具体交易，或建立相互委托代理关系，对于目前还不能立即进行交易而愿意将来再进行的，也可以建立一定的相互联系，以便会后继续进行商谈。雷任民的发言，给各国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了在大会和小组会议上做报告、发言以外，雷任民等还在会下积极活动，举行招待会与此同时，在南汉宸和雷任民等的领导下，中国代表团的贸易活动首先抓住了西欧这个主要环节，而且从会议的实际情况出发，改变原先设想以法国为重点的计划，决定把英国作为突破口，以便迅速打开局面。
英国当时经济危机继续发展，民用工业尤其是纺织工业产品开始普遍滞销。英国兰开夏纺织工业出现了20年来所没有的严重危机，有人称之为英国经济上的敦刻尔克。此外，1951年英国对美国贸易入超高达12亿美元，等于1950年的三倍半，使其美元外汇储备日趋枯竭。在这种形势下，英国政府虽然不敢公开反对“封锁禁运”，但并不反对其商人对新中国进行贸易。因此，英国来了一批较大的工商业家和工党、保守党的议员。他们抵达莫斯科以后，首先寻找与中国代表团接触的机会。
同英国代表进行贸易谈判时，英方要求中国大量购买英国的纺织品。中方提出：纺织品可以买，但说明必须同时买化学品和五金，而且输入中国的农产品。双方很快达成一致。1952年4月8日，出席国际经济会议的英国商人组主席劳芮麦和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卢绪章签订了中英贸易协议。交换数额为双方各1000万英镑(按当时的外汇比价折合2800万美元)，英国售给中国的商品构成为：纺织品占35％，化学药品占30％，铜及铅以外的各种金属占35％；中国售给英国的商品构成为：煤、猪鬃、肠衣等占25％，蛋制品占20％，其它经双方商定的中国产品占55％。
中英贸易协议的签订，在会议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对中国同其他国家开展贸易谈判活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捷克代表团当时形容说：“中、英协议是大会原子弹。”中英贸易协议签订之后，法国、比利时、荷兰、西德等西欧国家均相继同中国签订与英国同样性质的协议。会议结束后，瑞士、芬兰等国商人还赶来与中国代表进行谈判。
中法贸易协议于1952年4月11日由中国代表团与法国商人缔结，成交的货物达800万英镑(折合2240万美元)。中国由法国输入金属、机器、药品、制药原料等；对法国输出丝绸、茶叶、畜产、油类、植物籽实、手工艺品、锰砂及其他产品。根据这个协议，同年8月9日中国进出口公司代表石志昂和法国代表杜孟在获得双方政府批准后在柏林签订了总贸易量100万英镑以上的中法第一批易货合同。
中荷贸易协议于1952年4月10日由中国代表团与荷兰商人签订，成交货物价值达460万英镑。中国对荷兰输出大豆、豆饼、花生、花生饼、丝、羊皮、手工艺品、桐油、蛋品、茶叶、瓷陶器、地毯等，由荷兰输入白糖、纸、化工原料、肥料、制药原料、金属品等。
中国与西德之间的贸易协议于1952年4月10日签订。双方贸易总额为3亿卢布(折合7500万美元)。中国输出大豆、油菜籽、玉米、蛋品、皮革、皮毛、猪鬃等；联邦德国输出化学品、人造代用品、纸张、工作母机和其他机器、工具、纺织品、药品等。
此外，中国出席国际经济会议的代表团还先后与比利时、瑞士、锡兰、印尼、巴基斯坦、芬兰、意大利等国经济界代表签订了贸易协议。这次会议期间，中国在与上述11个国家签订的各项贸易协议中所规定的进出口总额为22373万美元。
雷任民受命继续留在莫斯科
1952年4月12日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指示雷任民先不回国，而仍留在那里继续做一些重要工作。
周总理让雷任民在莫斯科继续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与芬兰代表谈中苏芬三角贸易协议问题。搞中苏芬三角贸易协议，是苏联的主张。苏联之所以要搞这种三角贸易，是想在北欧各国中先把芬兰拉过来。然而，芬兰却没有精神准备，所以雷任民同芬兰的谈判比较艰难。他在莫斯科同芬兰代表谈了几个月也没谈成。雷任民回忆说，这是苏联的“单相思”。害得他吃了几个月的面包。后来，苏联做芬兰的工作，才迫使芬兰同意。
1952年9月21日，三国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芬三角贸易协定。它规定，在1952年内，苏联以价值3400万卢布的货物供应芬兰，芬兰以同等价值的货物供应中国。中国再以同等价值的货物供应苏联。当然，芬兰只是暂时同意签订三角贸易协定。不久以后，芬兰政府就要求与中国政府开始进行贸易谈判，以便签订中芬两国间的双边贸易协定。(雷任民从1952年10月上旬起，又与芬兰驻华公使等商谈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事宜。1953年6月5日，双方代表在中芬两国政府第一个贸易协定上正式签字。)
在同芬兰代表谈商三角贸易问题过程中，雷任民又与三位日本国会议员进行了几次意义深远的贸易会谈。
来莫斯科的是日本的三位国会议员，即参议院绿风会议员高良富夫人(日中贸易促进会代表)、社会党众议员帆足计(日中贸易促进会代表)和改进党议员宫腰喜助(促进日中贸易联盟常任理事)。他们的莫斯科之行，历经曲折。
1951年秋，为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中国方面曾向日本等国经济界人士发出邀请信。日本各界名流积极响应。受到邀请的日本有关人士原拟派大山郁夫、帆足计等19人赴苏出席会议，但日本外务省顾虑美国反对，以“时机不成熟”为由，加以阻止。帆足计和宫腰喜助在西园寺公一等人的大力协助下，假借考察丹麦奶酪业为名申请出国护照，并向外务省出具了“不去莫斯科”的“保证书”，才得以成行。他们取道丹麦后路经芬兰，4月27日中午才到达莫斯科。此时会议早已闭幕。高良富夫人当时持有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会议的签证，所以得以提前成行。她到达莫斯科时，国际经济会议快要结束，她是在会议闭幕前一天发言的。据传，日本首相吉田茂获悉高良富不听政府劝阻，擅自访苏出席这次会议，曾大发雷霆。
中国代表团对三位日本议员予以周到的照料。根据国内指示，雷任民与他们就恢复中日贸易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商谈。4月27日晚上8时半，帆足计、宫腰喜助和高良富夫人一起到莫斯科大饭店访问雷任民。中央贸易部计划司副司长康利和国外贸易司二处处长张云啸也参加旁听。日方向雷任民介绍了日本经济情况及日本政府更严格地执行禁运的态度。随后，他们提出交换民用品货单的要求。雷任民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未做正面答复。他举这次会议期间和西德签订3亿卢布贸易协议的例子说，根据这个协议，西德卖给中国机器、五金、化工原料等货品，并着重指出，西德商人愿意回去和他们的政府作斗争以争取这些物资的输出。雷任民的意思是，日本工商界应向西德代表学习，与政府作斗争，争取向中国出口一些“禁运”商品。通过第一次会谈，双方了解了各自的态度。这几位日本议员了解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及对日贸易的方针。
4月29日晚上8时，高良富夫人、帆足计和宫腰喜助第二次来访雷任民。这次会谈首先讨论了在那里商谈签订中日贸易协议的问题。日方提出，他们拟由日本商人到香港去和中方谈，或者由中方邀请三、四家日本公司的负责人到北京去谈。日本客人还提出了两国商品交换、贸易平衡、运输、银行支付和互设贸易机构等问题。雷任民对日方提出的问题做了原则性的答复。
5月3日和6日，雷任民等与三位日本客人又做了两次会谈。帆足计和高良富夫人向中方各递交了一份《中日贸易意见书》。他们向雷任民提出准备由他们到北京与中国外贸部门进行贸易谈判，具体问题则由日本商人到香港去谈。雷任民同意他们到北京进行贸易谈判。他还指出：中日贸易的可能性是有的，过去主要的障碍是美国的禁运法令。要促进中日贸易必须打破禁运法令。三位日本议员告诉雷任民，他们准备于5月7日离开莫斯科，可能于15日到北京。
5月中旬，上述三位日本国会议员接受中国贸促会的邀请，到北京进行谈判。他们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成立后接待的第一批外宾，也是访问新中国的第一批日本代表。6月1日，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宸同他们正式签订了中日贸易协议。协议规定，两国贸易金额为双方同意以同等比例的同类物资相交换，即甲类各占40％、乙类各占30％，丙类各占30％。采取这种方式显然是针对“禁运货单”的。这是新中国与日本签订的第一个民间贸易协议。
同三位日本国会议员进行贸易商谈期间，雷任民还主持召开了中国赴东欧六国商务代表团团长与驻苏联商务参赞联席会议，参加了中苏两国1952年贸易议定书的签字仪式。
莫斯科会议成果的巩固和扩大
为了在闭会以后继续促进各国之间的贸易，国际经济会议决定与会各国成立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协助传播关于国际经济会议的消息；协助在平等与适当照顾落后国家工业化的特别需要的基础上，扩大各国之间的贸易。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选入了三位中国理事。他们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世界工会联合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刘宁一、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冀朝鼎。冀朝鼎还任国际贸易促进会常务理事。
为了冲破“禁运、封锁”，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贸易，遵照国际经济会议决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于1952年5月4日在北京成立。它积极进行对国内外联络、举办国际展览，开展宣传研究，以促进国际贸易。在1952年、1953年两年中，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与59个国家或地区的商人与贸易团体保持经常联系，建立了通讯联系，范围几乎遍及世界各个地区。
为了执行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与西欧各国签订的贸易协议，开辟直接与西欧各国民间贸易接触的渠道，中国进出口公司派石志昂率领一批干部于1952年4月间来到东柏林，建立了中国进出口公司办事处。
最初，中国进出口公司东柏林办事处仅作为履行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与各资本主义国家所签贸易协议的临时性机构。但经过一段时间与各国商人的业务接触后，石志昂等发觉东柏林办事处的工作在短期内很难结束，而且这一机构对开展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及了解研究资本主义国际市场均大有好处。石志昂在柏林代表处1952年工作总结中谈到这个柏林据点对于打破“封锁、禁运”的重要作用，因而主张让它长期存在，并要求补充干部，扩大机构。1953年初，中央财经委员会和外贸部均表示同意石志昂的意见。
在中国和东德政府批准后，1953年5月18日，中国进出口公司与东德柏林中国出口公司达成以下协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柏林设立一个新机构。此机构完全由中国领导，并完全用中国资金办理业务。新机构定名为：“中国进出口公司柏林代表处。”二、新机构的任务为代表中国进出口公司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德及西欧的贸易。协议还规定这个机构自1953年7月1日起开始办理业务，及机构要聘请柏林中国出口公司工作人员等。
中国进出口公司东柏林办事处及代表处对巩固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成果，打破“封锁、禁运”，开辟中国与西欧的民间直接贸易往来，以及配合民主德国对西德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但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中国对西欧各国的贸易局面已经打开，大部分国家与中国建立了直接贸易关系，民主德国亦希望中国对西德开展直接贸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进出口公司东柏林代表处失去了存在的必要。1956年下半年，这个机构正式撤销，其业务转由驻英代办处和驻瑞士使馆的商务参赞处办理。
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在西欧和亚洲两个方向取得了新的重要进展。1952年9月，英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开始为英国工商界人士组团访问中国做准备。次年6月，英国工商界代表团到北京，并在7月与中国进出口公司签订了双方各进出口3000万英镑的贸易协议。1953年5月，由法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德普拉率领的法国工商界访华团一行14人来到北京，于6月达成了一项关于中法易货贸易协定，规定每方向对方出口相当于1000万英镑的货物。1953年6月，中国同芬兰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继1952年6月签订第一次民间贸易协议后，中日双方又于1953年10月签订了第二次贸易协议，维持双方进出口3000万英镑的总金额。1952年9月和12月，中国与锡兰(即斯里卡兰)签订了两国政府间大米与橡胶易货贸易协定。这是对美国强迫东亚和南亚国家对华“禁运”的重大突破。在中锡米胶贸易协定签订后不久，中国又与巴基斯坦签订了两国政府间互相供应棉花、煤炭的贸易协定。印尼以锡兰为榜样，于1953年11月也派经济代表团访华，并与中国对外贸易部签订了第一个政府间贸易协定。
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使新中国的影响大大增强，中国同英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直接的民间贸易关系，中国与芬兰、锡兰、巴基斯坦、印尼等国则建立了政府间贸易关系。这个会议成果的巩固和扩大，为新中国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进一步拓展与西欧国家贸易往来局面，建立半官方贸易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中国代表团利用这个经济会议打了一场漂亮的政治仗。雷任民作为中国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代表团主管贸易活动的副团长，贯彻执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广交朋友，为突破“封锁、禁运”、打开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关系的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发展新中国对资本主义尤其是对西方贸易的开路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