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阎红彦生平片断

作者：■陆　云　尤宇文

　　阎红彦生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云南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这里记述的是他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几个片断。
　　
　　在王明路线打击下更加坚强
　　
　　阎红彦是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他1909年10月26日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入党，1927年参加了党在西北地区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清涧起义。1931年参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游击队开辟了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的游击区，建立了以孝义县西宋庄为中心，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人口10余万的游击根据地。后来，阎红彦率领的晋西游击队因山西环境险恶而转移到陕北，和刘志丹等领导的武装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长子任总指挥），1932年2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陕甘边第一次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帜。陕甘游击队转战20个县700里江山，同敌人进行了数十次大小战斗，建立了农村根据地，同时它又受到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陕西省 在平原建立苏区，威胁西安，从而给部队造成严重损失。由于游击队进行了抵制，省委做出了“彻底转变陕甘游击队与苏区机会主义的领导”的错误决定。
　　1932年6月，游击队在韩城失利，损失惨重。领导人对部队的行动方向发生了“南下三原”和“北上乔山”之争，双方各自分驻一个村子，互相争人争枪。正在黄龙山执行任务的阎红彦闻讯赶回部队，双方都来争取他。他认为“南北分兵”会造成部队分裂，力主维护团结统一，就地开展游击战争。他的意见得到刘志丹和队委扩大会议的一致同意，大家一致推举他担任总指挥。7月23日，正当游击队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时，省委派军委书记李某来游击队任政委。李到任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指责阎红彦等是“上山路线”、“游击习气”、“逃跑主义”，要求部队“停止游击战争”，“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在占领只有六、七户人家的五顷塬以后，又不顾周围集镇都有敌军驻守，并正在积极准备围剿游击队的客观条件，盲目要求在敌人眼皮底下安放一颗炸弹，提出“死守五顷塬,不让敌人铁蹄踏进五顷塬一寸土地"，限令20天之内分配完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李的错误受到阎红彦等人的抵制，但他拒绝接受一切建议和批评。继续在组织上推行宗派主义，一面利用职权，把阎红彦等领导人集中受训，一面非法成立了“秘密队委会”，对阎红彦等人进行打击迫害。省委获悉李把部队搞得七零八落，人心涣散，后来虽然处分了李某，但是并没有改变对陕甘游击队的错误估计。12月，陕甘游击队被陕西省委改编为红26军。先后任总指挥的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再次被杜衡（后叛变）扣上“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的帽子，被撤职、留党察看。谢子长、阎红彦还被开除军籍，送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
　　上海中央局对阎红彦进行审查并撤销处分后，派他到北平、张家口、包头等从事兵运工作。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阎红彦因对革命有功，1935、1936年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褒扬。
　　
　　熟背共产国际的密电码
　　
　　1934年7月，上海中央局选派阎红彦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华北、西北的情况。同年10月阎红彦到达莫斯科，入国际列宁学院、苏联红军陆军大学学习。这时我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断了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共产国际为尽快恢复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1935年4月派未及参加代表大会的阎红彦带密电码提前回国。他用极大的毅力熟背英文组编的密电码，和刘长胜同志一起从苏联经新疆、甘肃、宁夏、绥远到达北平，一路上骑骆驼、毛驴，乔装富商，历尽艰险。中央到达陕北后不久，他于1935年12月25日抵瓦窑堡。他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作了汇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了一年多的电讯联系终于得到了恢复。毛泽东握着阎红彦的手说：感谢你千辛万苦完成了共产国际交给你的大任务，你为革命立了一大功！1936年，阎红彦任黄河游击师师长、红三十军军长。由于他主动请求并出色完成了为东征、抗日筹备渡船等艰巨任务，又一次受到毛泽东的热情赞扬。
　　
　　为揭发高岗被冤枉十多年
　　
　　1942年夏末的一天晚上，当了西北局书记的高岗找到住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阎红彦说：西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不就是子长、志丹、你和我创建的嘛！他要求阎红彦证明他是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队委，在临镇战斗中他临阵脱逃是被人绑架走的。交换条件是高岗要求中央成立一个陕北师，让阎红彦当师长。阎红彦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知道。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成立时，你是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你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那时候你没有负责任。在临镇战斗中，你火线上当了逃兵，大家都很气愤。队委会决定开除你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按当时游击队的纪律，叛逃者抓回来是要枪毙的。后来你回来了，编造了一套谎言。当时，我任游击队总指挥，考虑到你是自己回来的，给你留党查看处分。刘志丹要你立功赎罪。队委会决定让你到一个游击队小组去当战士。两人争吵一夜，高岗恼羞成怒，倒打一耙，说阎红彦对他“造谣、陷害”，“有野心”。
　　1945年，阎红彦被选为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当高岗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时，阎红彦根据多年来对高岗的了解观察，向刘少奇、任弼时提出了反对意见。但他的意见未被重视，阎红彦还受到了误解和批评。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高岗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阎红彦表现出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再次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了几条意见，指出高岗伪造历史，临阵脱逃，品质不好，诡计多端，不可信赖，望中央注意，并要求中央把他的意见记录存档。为了帮助高岗改正错误，阎红彦把他向中央反映意见一事坦诚地告诉了高岗。高岗不思悔改，对他更加怀恨在心。在7月份召开的“西北历史座谈会”上，指定人揭发斗争阎红彦，因为没有事实，斗不下去。最后康生出面说：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
　　1954年高岗反党篡权事件发生后，中央查阅了阎红彦的“几条意见”，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是真正忠于党的事业的。在揭露高岗问题的会议上，阎红彦受到主持会议的彭德怀的表扬。1958年3月，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把阎红彦叫到身边说：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你，把你冤枉了十多年。毛泽东问: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有？阎红彦平静地回答：多少年前的事了，我没有什么意见。
　　这十多年，蒙冤受屈的阎红彦一如既往，继续为党的事业披肝沥胆，英勇奋斗。七大后，他来到晋冀鲁豫野战军，先后任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二野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挺进大别山以及著名的淮海战役、渡江作战和解放大西南的胜利进军。1955年，阎红彦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面对错误不能光唱赞美歌
　　
　　1959年9月，阎红彦从四川调到云南工作。面对1958年“大跃进”的破坏所造成的困难局面，阎红彦坚持和提倡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思想作风，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60年初有一次下乡考察，他看到正在一条山路上修路的许多农民衣着破烂，面黄肌瘦，负疚地说：我们有责任啊！他了解到高估产、高征购使一个公社的群众只能分到三天口粮，立即在全省采取补救措施，并在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检讨说：省委错了。他一再告诫各级干部：不能光一天唱赞美歌，而置群众死活于不顾。他说：只要你认真了解了、分析了情况，把情况真实地反映出来，认真负责地解决问题。那就不怕问题多了。他还说：我们党什么都不怕，就是怕脱离群众。他说，执政党如果不加警惕，在政策上，在具体工作上都容易脱离群众，而且一时不容易发现，也是不容易改的。
　　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干部认为“左”比右好，怕犯右倾错误受处分，不敢反映真实情况，中央纠正“左”倾错误的政策很不容易贯彻下去。1961年6~8月间，阎红彦主持了省委召开的“西山会议”（包括地、县委书记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会议实事求是地揭露“左”倾错误，敞开思想，有啥说啥，总结经验，分清是非，达到团结。他说，我们违背了客观规律，剥夺了农民，现在受到了严重的惩罚。我们欠了农民的债，犯社会主义的大法，只有彻底退赔，才能取信于民。针对小组会上发生的争论，他说，你们说公比私好，大比小好，我看现在办不到就不好。说集体比个体进步，公有比私有进步，我看不能促进生产就不进步。
　　云南是一个边疆多民族的山区省。国境线长达4000多公里，边疆地区70%的人口是少数民族，有13个民族跨国境而居，他们分别脱胎于封建领主制、奴隶社会和原始社会末期，生产靠刀耕火种，生活原始落后。1958年“大跃进”中，边疆地区大搞反对边疆特殊论、民族落后论和条件论的所谓“反三论”，实行“一大二公”，“一步登天”，强迫少数民族从互助组、初级社“跑步进入人民公社”，还普遍办起了公共食堂，引起边民大量外逃，严重影响了生产、生活和边疆稳定。阎红彦经过调查研究，指出“反三论”的观点不是没有常识，就是说假话，是主观主义。1960年，他主持制定了“照顾大局，服从稳定”的边疆工作方针。1962年又组织工作组，“全面审查以所有制为中心的边疆各项政策”，把所有制退到1958年以前的“实际”上去，实行促进商品生产发展的政策。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逐步扭转了云南的困难局面。
　　
　　“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
　　
　　60年代，中央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阎红彦提出：边疆调整以所有制为中心的各项政策不要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干扰，既有初级社、互助组，又有单干的所有制要“百摇不动”。他说：“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1962年12月21日，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的文件，明确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而要从云南实际发出，开展“以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管理为中心的”社教运动，“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力上去，这是广大群众的根本要求”。为此，毛泽东批评阎红彦说：这是大胆的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后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到云南做了实地调查，他说：你们搞得还好嘛!我没有什么批评的，你们自己都解决了。
　　1965年1月，中央发布指导社教运动的二十三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纲领。阎红彦对这个问题比较清醒和谨慎，他根据前两年亲自蹲点和各地试点的经验，把二十三条中正确的东西加以强调，认为这次运动搞了两年了，多吃多占、贪污在多数单位已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领导落后，不讲政策和经营管理上的问题。因此，四清搞得好不好，主要是看生产上、经营管理上、领导水平上是不是有了显著的变化。他一再提醒要把握好两个问题，一是对干部要实事求是，“不要整干部”，不要“没有问题硬找问题”，二是“打击面不能搞大了”。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四清，他主张1963~1965年暂时不动。经过试点和反复调查研究，他在1966年1月正式提出：边疆“不搞整党内走资派”，“可以先从生产、生活搞起，让群众增加点收入，同时开展一些文化、教育工作。”他说，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刀耕火种、不会使牛、合作社没有会计的基础上。他认为，判断制度的优越性就是要表现在生产的东西多，群众生活好。不能因为怕资本主义而不敢发展生产，还是要发展生产，再从发展生产中来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阎红彦说：“还是照我们的办法办”，“我们要把生产搞好些，也是为国家着想。”
　　
　　“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
　　
　　阎红彦对林彪的许多讲话都“听不进去"。1965年下半年林彪鼓吹“句句照办”、“立竿见影”时，他认定“这不是一般的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这背后不知又有什么文章”。1966年，林彪鼓吹“高举”、“政治可以冲击一切”，阎红彦针锋相对地提出“带上一部《毛选》，一把锄头，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这年上半年，云南十几万干部下乡抓生产。下半年，“文化大革命”造成地方党政系统指挥失灵，阎红彦担心农业生产出问题，“来年群众饿肚子，部队供给也会成问题”，便通过部队和人武部系统抓秋收秋种秋征。结果夺得了丰收，粮食总产量比1960年增加三成，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面对“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局面和严重后果，阎红彦忧心忡忡。他以一个共产党人对党对国家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向毛泽东和党中央直言相谏。1966年8月，阎红彦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小组会上，对“文化大革命”既破坏生产又破坏社会秩序的做法提出意见。11月， 委十一月工作（扩大）会议的情况报告》中说，一些干部认为这个运动“方向不对”、“一定有坏人捣乱”，运动对干部是“打闷棍”，“红卫兵拿着（领导干部还不知道的）中央的东西来整我们，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对大民主想不通”，“怕这样搞下去，生产要受影响”，“公余粮任务和今冬明春的农田基本建设的任务就有落空的危险”。
　　对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诡计和倒行逆施，阎红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青、陈伯达召集部分领导干部揭发邓小平的问题。有人说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阎红彦立即站起来驳斥：“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原野战军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他又问原三纵作战部长赵增益：你知道不知道？回答是不知道。陈伯达、江青见会议开不下去，不欢而散。
　　几乎在这同时，康生把阎红彦正式列入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名单。不久，北京街头出现了“炮轰阎红彦”的大标语和“江青、陈伯达派北京红卫兵赶赴昆明冲击云南省委”的大字报。有恃无恐、无法无天的造反派集中火力揪斗阎红彦，一天轮番批斗他11个小时，不让他喝水、吃饭，查抄、进驻了他的家，进驻了省委办公大院，强占了省委书记处临时办公楼，他的生命安全面临着威胁。1967年1月4日，造反派多次冲击昆明军区机要大楼，强占了省委书记处临时办公楼，进驻了军区大院，把大院搞得混乱不堪。6日，省委同两位书记失去联系，赵健民书记因为拒绝“交出阎红彦”被游街示众并扭伤了脖子。在这紧要关头，阎红彦这位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共和国上将，这位刚正不阿，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以威武不屈的气概，为真理奋斗不息的意志，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竭力扭转混乱局面。他一面派人及时给中央发了请示汇报的电报，一面坚持省委的领导。他说：省委不能散，省委的集体领导一定要坚持，要团结一致抓紧工作，不做工作不行。为了在8日召开书记处会议，他工作到7日深夜12时。不料8日凌晨1时许，陈伯达直接出面，从北京给阎红彦打电话对他横加指责而一直不让他说话，阎红彦怒不可遏，严词斥责：“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你们这样搞下去要出乱子的！”这成了他留给人间的最后几句话。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以后，在邓小平多次直接关怀下，中央为阎红彦的冤案进行了平反昭雪，赞誉他和许多敢于坚持真理的老干部是林彪、“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