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日本侵华时期的毒化政策
作者：■梅桑榆
九一八事变之前，一些日本人已在我国东北进行贩毒活动。1933年，日本关东厅公布了“鸦片专卖法”，并且成立了“鸦片专卖公署”，使鸦片的种植、经营、吸食都合法化。专卖公署以利诱和强制手段，使数以万计的中国农民停种大豆高粱，改植罂粟；伪满政府也对种植鸦片进行奖励，没过多久，许多地方便遍地罂花，处处芙蓉，整个东北不久便成了毒化世界。据当时统计，鸦片专卖法公布之后两年，东北地区的鸦片种植面积已达1066500余亩，平均每年生产鸦片达500至600余吨。
当时，日本人在吉林省的四平市西面的八面城建立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名为“制药中心”的制造白面、海洛因的秘密基地，毒品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散到东北各地乃至关内。后来，拥有海陆交通便利的大连，成了日本在东北的最大的毒品集散地。东北的鸦片产量不仅可以满足当地烟民的需求，甚至可以供应中国大部分省份。
随着“塘沽协定”的签订，日本的军事政治势力侵入华北地区，毒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于短短两、三年之内，日本便在北京、天津及华北各省建立了杀人不见血的毒化密网，天津则成了日本人制毒、销毒的大本营。这时，日本人的贩毒活动已逐步扩大到山东、河南、陕西、上海、湖北、福建等地。在这些省份，无论大小城市，只要有日本人，就会有烟馆毒窟，或毒品秘密销售点。据当时调查，在天津日租界的蓬莱、福岛、伏见等街道，白面庄和吗啡日本的毒化政策得以实施，主要靠大批的浪人及朝鲜游民。此外，一些汉奸也投入了贩卖毒品的行列。1932年以后，东北地区的烟馆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几乎每条大街都设有烟馆和毒品发售所。注射毒品的小摊子更是随处可见。瘾士们和初学吸烟的人可以在摊前接受皮下注射，男女老少都可享受一下吗啡、可卡因、海洛因的滋味。少年儿童在价格上享受优待，每注射一针只需一、两角钱。有些售毒的小店极为简陋，售毒人只是在板壁上开一个小窗，因为太穷而进不起烟馆的烟民，只需轻叩一下窗门，店主便将小窗打开，烟民捋起衣袖，将胳膊伸进去，手上放上两角钱，店主取钱后，便在他臂上注上一针。
在东北的大连、沈阳、哈尔滨等城市，都设有制造吗啡、海洛因、白面及其他毒品的工厂。这些工厂制造出的毒品，都标明“日本军用品”字样。有日军驻扎的地方如天津、北京、汉口等地，毒品均运交日军司令部，没有日军驻扎的地方，则运交日本领事馆。日本军舰在中国沿海运送鸦片，日本炮舰则在中国各大内陆河进行转运。
东北既然是日本人生产毒品的基地，这一地区的烟民数量自然多得惊人。据日方于三十年代发表的数字，全部登记的烟民达1300余万（这个数字可能是几年的累计数字，作者注）占东北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以青年为多，约占吸毒者总数的72％。由于东北的沦陷，一些意志薄弱的青年为了排遣国破家亡的苦闷，便用鸦片、白面来麻醉自己，聊慰精神上的痛苦。一些日伪军官也以烟馆作为麻醉的场所，茶余饭后，多半到那里去消愁解闷。哈尔滨一个名叫“青云阁”的鸦片零卖所里有一副对联：“千灯罗列，众生共颂王道政；一榻横陈，与尔同消万古愁”，便是大部分烟民精神状态的写照。
日本在华北地区推行毒化政策的大本营是天津。1933年中日签订“塘沽协定”之后，不到三年，日本人便建立了从天津到中国内地以及远东每个角落的秘密运输线。整个日租界，成了鸦片贸易和毒品制造的中心场所。在天津市区，烟馆、白面房子比比皆是，加上兼营毒品的药房、洋行、旅馆等场所，共有两百多家。在大街小巷或饭店旅馆附近，行人总会闻到烧鸦片的香味。烟灯烟枪等一切吸毒的用具，都可以在商店里公开陈列出售。在法租界与日租界交界处，有一条秋山路，属于日租界的那一边，所有的洋行都是烟窟。从早上7时到午夜，只要随便走进一家洋行，都可以看到许多中国人在那里吞云吐雾，人力车夫、小商人、机关职员、小官僚等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到了寒冷的冬季，毗邻日租界的南广兴大街和东马路一带，每天早晨总要抬出几具甚至几十具烟民的尸体。他们大多是因长期吸毒或瘾发时无钱购买毒品吸食而死的。
与天津毗邻的北京，也成了毒化的世界。日本人在市区强占民房和歇业的旅馆，用来开设烟馆、白面房子和赌场，售毒的店铺日益增多，充塞大街小巷，其数量多达300余处。在哈德门街附近的一座饭店后面，有一座日本人开的两层楼房的烟馆，到他那里购买或吸食毒品的中国人每天至少有400人以上。仅苏州胡同一处，销售毒品的店铺和烟窟就有10余家之多。日本人和朝鲜游民开设的烟馆、白面房子、什么东西都要，衣履杂物、自行车、甚至小孩，都可以用来作为抵押，换取毒品。结果使得在北城（北京当时的贫民区）和西郊一带，偷小孩换白面的事时有发生。
除大城市之外，日本人在华北地区的一些县城也开设了许多贩卖毒品的店铺和烟馆。长城各口和冀东各县，都是日本人公开输入和销售毒品的地区。
日本人推销毒品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他们为了诱使更多的中国人吸毒，设立了“花烟馆”，在烟馆中设置女招待，使烟馆成为吸毒和嫖妓的混合场所。其名称有：消愁处、卧云楼、神仙世界、世外桃源等等。在城镇的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招徕烟民的广告。其中有一首颇为流行的塔体词曰：“唉！瘾来，真难挨！忙把灯开，吸口可妨碍？这才合乎时派，消愁止咳祛病灾，少吸有益多吸没害。他说我吸鸦片不应该，我看他不吸烟也未发财。”日本鸦片专卖公署还经常通过新闻媒介做宣传，在日本人办的报纸上刊登以烟妓为题材的文章，并搞一些类似“菊评”、“花评”等以烟妓为题材的征文。
日本人为了使不同阶层的中国人都加入吸毒的行列，以扩大毒品的销量，除开设花烟馆外，还在各地开设了许多条件简陋的烟馆，有的只是一间房子，里面用木板支起床位，烟具因多人使用而变得满是油垢，龌龊不堪。光顾这种烟馆的多为体力劳动者和无业游民。有的烟馆内设有不同档次的烟室，除了称为“雅座”的高级吸烟室外，又设有“散座”，即在一个很大的房间内设置大炕或木板通铺，可容纳数十个甚至上百个烟民，他们脊背靠脊背地躺在上面，像沙丁鱼罐头般挤在一起吞云吐雾。伙计们则蹲在炕下，给烟民点烟。大炕的旁边有一个小桌，上面放着酒菜，以供烟民食用。这样的烟馆每天可以接待烟民1500多人次。
有些开烟馆的日本人让老顾客四处发展新烟民，谁能带来一个新顾客，就发给一定的赏金，或免费供他吸食一段时间的鸦片。这种办法可以起到滚雪球的效果，使烟馆的顾客队伍日益壮大，生意久盛不衰。有的日本人为了扩大销路，则雇用朝鲜游民和中国流氓充当推销员。这些推销员携带着优质的鸦片或海洛因，深入到一村一镇，宣传吸食毒品的好处，并且免费或以极低廉的价格，殷勤地劝中国百姓品尝。这类推销员的足迹，遍及东北、华北各地。山东沿胶济铁路一线，差不多每一个村镇都有日本人派出的毒品贩子。他们常以十分友善的面目出现，劝那些生了病的人吸食毒品，谎称其能够“烟到病除”，结果使许多人不知不觉地染上了毒瘾。在烟民比较集中的地方，一些烟馆还采取送货上门的办法。由于吸食的方便，价格又比烟馆便宜，使得不少寻常百姓家也有自己的烟室、烟具，有的一家数口人全部成了瘾士，男女老少，人手一“枪”。这种推销术使得一些地方的百姓吸鸦片的人比吸香烟的人还要多。有的日本人甚至强迫中国百姓购买；谁如果不买他的毒品，他们就将“反满抗日”的罪名加在他的头上……
染上毒瘾的人，形状十分可怕，原来是健康的人，吸上毒后，不久就变得面庞黧黑，时间一长，精神萎靡，形销骨立，成为废人。而吸食毒品要消耗大量金钱，当时不知有多少人因染上毒瘾而倾家荡产，卖妻鬻子，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或是铤而走险，成为杀人越货的罪犯。
日本在中国推行毒化政策之后，使东北、华北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城乡成了可怕的毒化世界。但是日本政府和军方却严禁日侨和驻华日军吸毒或赌博。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经印发了一本名为《日本人服务须知》的秘密手册，对在“满洲国”任职的日本官吏做出三十条规定：其中第二十一条就是：“绝对禁止日本人吸食鸦片、海洛因、吗啡等毒品和赌博行为，尤其是日人官吏，违犯者予以免职或其他处分，对于其他民族则放任不问。”这一条款中的“其他处分”是很重的，一个日本人如果在赌场中被宪兵发现，就要被遣送回原籍，吸毒的日本人有的甚至要被判5年徒刑。
关东军司令部发给士兵的小册子中的第十五条说：“毒品的使用是不配于像日本这样的优秀民族的。只有像中国人、欧洲人和东印度人这样颓废的民族，才会沉溺于毒品之中。这就是他们注定要成为我们的奴隶以及终将消灭的原因。”另一条则说：“日本的兵士如使用毒品，就不配穿皇军的制服，也不配尊敬我们神圣的天皇。”从这些规定中，不难看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推行毒化政策的用心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