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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一个士兵写作组
作者：■吴润生
巢峰先生主编的《文化大革命词典》，共收录笔名二十四个，但没有“解胜文”。
究其原因有三：一不是林彪和“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二没有卷入这两个阴谋集团；三存在时间不长，相对而言“知名度”不甚高。故而，一般“文革”史书籍都未收录。
但是，“解胜文”是一个典型的工农兵写作组，研究它，对于总结工农兵投身于“文革”的规律性，很有启迪作用。
应运而生
1965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这是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以总后勤部的名义送给林彪的，除去极力夸大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成绩，本身毫无价值，更无深文大意。而毛泽东却对这篇报告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兴趣，于第二天便作了长达近千字的批示，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据悉，林彪依据《五·七指示》精神，要求总政治部下发文件通知：军以上建制单位立即成立专职的“文艺评论小组”。这个通知的下发时间大约是五月底六月初，因《五·七指示》尚未公开发表，所以公开的名义是“纪念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四周年，积极参加文化革命斗争”。
“解胜文”就是这时候“应运而生”、“应令而生”。组建单位是陆军二十七军，驻江苏无锡太湖岸边。组建时间是1966年6月。因二十七军在革命战争时期曾编印过“胜利报”，取“解放军胜利报的文章”之意，定笔名为“解胜文”。
这个小组一开始称“评论组”、“写作组”，随着《五·七指示》的公开，《炮打司令部》的发表及“文革”的高潮掀起，这个组又先后称为“大批判组”、“战斗组”、“通讯组”。
选材标准
陆军二十七军的建制是三个整编师，外加几个特殊兵种的直属团。驻扎在除上海和南京以外的沪宁铁路两边的城镇和乡村，另有几个步兵团在苏北某农场搞生产。
“文革”前，某师有位新闻干事杜，因妻子出身于富农，虽“德才兼备”，总难以重用。组织送他去长沙政治学院深造，毕业后更是“满腹经伦”，然而，各宣传机构的编制已满，无法安排工作。只能作为军政治部的“超编人员”，以个人名义搞新闻报道。就在此时，军党委将组建“写作组”的任务交给他，并委任为“组长”。
杜组长虽有在全军挑选组员之权力，要在数万人中撒网捕鱼绝非易事。军党委要求选“又红又专”之材，当然把“红”放在首位。如依此标准，应在“活学活用积极分子”、“优秀党员”、“五好战士”中挑选。杜组长却对此不屑。他把近几年二十七军各部队在军内外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找来阅读，选出特别精彩之篇，再追寻它的作者之姓名、单位、交组织部门“发调令”，所在单位不能不予放行。用此办法共选七名“笔杆子”，他们的具体情况如下：
徐A，1960年高中毕业入伍，任某连副指导员，中共党员。但不是“活学活用积极分子”、不是“优秀党员”、不是“优秀政工干部”。杜选徐A主要还不是看中“文才”，是想让他负责写作的组织、领导、管理工作，杜自己只管业务，不管写作组的事务。
徐B，1961年高中毕业入伍，任某部电影队队员，中共党员。文才平平，但喜好美术、文娱，杜考虑到“文艺评论小组”的全面性，故入选。
张，中专毕业，入伍前是工厂的技术员。任某部班长、中共党员、五好战士，入选前写过几篇较好的文章，进组后相形见绌，成为惟一的提前退伍的战士。他是公认的“政治思想最好、写作水平最差”的成员。
姚，高中毕业入伍，任某部文书，中共党员、五好战士。他入选前曾多次帮助杜誊清文稿，字体端正、整洁，誊抄准确无误。杜选他的主要目的不是写稿而是抄稿，因为那时候打字机很不普及。
李，某部战士，非“五好”，非党员，非“积极分子”。因他思维极富创见，写的稿件观点很新，虽然基层认为他“只专不红”，杜用他出身好（产业工人）作挡箭牌，调至麾下，成为爱将。
吴，某部战士，非“五好”，非党员，非“积极分子”。他有一篇通讯稿被南京军区评为1965年“红旗稿”，编成书，下发全军区新闻工作者，作为范文学习。这在二十七军是个惟一。尽管基层反应此人“狂妄自大”，杜反复强调他出身苦大仇深（贫农），是“红根子、红苗子”，冲破重重阻力，将其调到麾下。
程，某部战士，非“五好”，非党员，非“积极分子”。此人不喜欢用手中的笔为基层唱赞歌（通讯报道），专写杂文、评论，抨击时事弊端，更不受欢迎。调他时，各级组织不仅用“只专不红”的借口阻挡，又拿“出身不好”的帽子来扣押。杜开动脑筋，查到程的亲哥哥现仍在空军某部任飞行员的例证，来证实这个家庭“政治可靠”（因稍有不可靠的人绝不能当空军飞行员），终于闯过组织上的“政审关”，得此爱将。
七个成员还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不仅入伍前都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而且都从见多识广的城市入伍（其中三人来自上海，四人来自扬州），可以说，都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真正的军人”不能划等号。说句笑话，这大概也是当时千千万万个工农兵写作班子的共同特征吧！
写作流程
1966年6月23日，“解胜文”写作组宣布成立。
新调入的七个人员虽然都具备一定的写作基础，终因是个人写作、业余写作，水平不是很高，很难适应文艺大批判的要求。“解胜文”一开始确定的总方针是“学中干、干中学、学中求深、干中求新”。具体写作方针是：“吃透上级精神，掌握运动进程，集体确定主题，各人分段执笔，反复研究修改，组长最后定稿”。
学习，内容主要是四个方面：
<一>马、恩、列、斯、毛的著作。绝对是采用“带着问题学”的方法，走的是“学语录”的捷径。
<二>鲁迅的杂文。这是全体成员特别喜欢读的书，对“解胜文”文风的形成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三>报刊上已经公开发表的同类题材的文章，不仅是作“范文”，也为了避免雷同，便于推陈出新。
<四>从批判对象中悄悄汲取营养，这是秘而不宣的经验。对于提高文艺素养作用较大。为了批判，“解胜文”拥有一项“特权”：任何一部中外名著都可以看可以读。批判《静静的顿河》时，每个人先通读全书，再细读全书并全面做摘录。为了加深印象，又从上级借来全部电影胶片，反复放映反复观看。到分工写作时，各人还可再读再看所涉及的内容。简直把这部名著“啃烂了”。嘴上批判，内容感动，潜移默化，暗中受益。
写作，主要分六步走：
第一步，吃透上级精神。这个“上级”不是军内领导，从那条路得到的“精神”不仅过于笼统，还常出差错，不可靠。“解胜文”的上级主要是四大报社编辑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和四大报社的电话联系经常不断，还不时地邀请编辑记者亲临指导。用“太湖美景”、“太湖美食”招待不必说，记者编辑因是到“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采访，又可彻底免除“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之虞，何乐而不为？
得到上级精神，还必须“吃透”。“吃”的方法和步骤是：先找马、恩、列、斯、毛的有关论述，主要是毛泽东的指示特别是最新指示；后找“历史背景”材料，并将过去有关的颂扬文章找来对照，最后确定上级“精神”的“实质”和“核心”。1967年下半年，《人民日报》传来中央首长的指示：批判《静静的顿河》，这是修正主义文学鼻祖的修正主义文学王牌。“上级精神”传来了，怎样理解？怎样批判？如何才能把肖洛霍夫“批”成“修正主义文学的鼻祖”？如何才能把《静静的顿河》“批”成“修正主义文学的王牌”？“解胜文”是颇费了一番脑筋的。不仅读了列宁、斯大林的许多教导，还读了布哈林等反面人物的言论。对毛泽东关于十月革命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更下苦功读。再把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和修正主义的文艺理论对照着读。搜集过去国内外的有关赞赏文章批判性地读。最后确定了高层建瓴、全局着眼、大处立论、将过去颂扬文章的主要观点翻覆过来立论，很快写出一组在当时被公认为高水平高质量的批判文章。几个主要标题是：“打倒修正主义文学的王牌”、“肖洛霍夫的笔和葛利高里的马刀”、“一坛阶级调和的毒酒”、“活命哲学的狂热吹鼓手”、“编年史是假，变天史是真”等，分别发表于《人民日报》1967年10月29日、11月7日和《解放军报》1967年10月26日。
第二步，掌握运动进程。有了上级精神，并已吃透。紧接着搜集从中央到地方报刊上已经发表的这一题材的文章，反复研读，在绝不重复的前提之下，选取新的角度、挖掘新的深度，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比如“文革”开始不久，林彪发出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佑铭来学”的号召，报社要“解胜文”写文章响应。当时，各级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们写出并刊登的学习“老三篇”的心得早已不计其数，解胜文尽力搜集整理编排归类，然后像“钻空子”一般“钻”“深度”和“角度”。最后写成两组稿件，一组围绕《为人民服务》从大处写、高处写的《人生的第一课》、《革命的基础课》、《终身的必修课》、《反修防修的根本课》。另一组围绕《纪念白求恩》中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八个字做文章：《重和轻》、《长和短》、《上和下》、《进和退》。两组文章均深得好评。
第三步，集体确定主题。这个方法可能和当时批判个人名利思想有关，也和部队重视集体力量的传统有关。文章不管大小长短，写作前总要组织八个人讨论研究，有时争论几天几夜才将观点统一起来。八个人的意见不一致绝不勉强动笔。
第四步，各人分段执笔。经过充分讨论，观点基本一致之后，如果确认文章的篇幅不长，便由一人执笔；如果篇幅长，便由数人执笔。不管是一人写还是数人写，都不是分配任务，而是自领任务。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执笔者的信心、发挥执笔者的特长。
第五步，反复研究修改。因为动笔前的集体讨论终归只是梗概，执笔者又一定会发挥自己的创造性。集体研究的意图能不能被有力地体现出来，执笔者的创造符合不符合规范，必须经过集体的再讨论再推敲，让执笔者再思考再修改。有时，这一过程要反复三、五次。
第六步，组长最后定稿。经集体和执笔者反复推敲修改后的文字不能算是“定稿”，最后的定稿权只由组长杜一人掌握。他关起门来苦思冥想，从大处小处、主题标题、段落文字，一稿有时分别投送一、二十家报刊编辑部。
“解胜文”写作组发表的文稿，部分用“解胜文”笔名，部分用八个成员的真实姓名，还有相当多的部分用的是基层干部战士的署名。这部分文稿的产生过程不是如一般人认为的“提刀代笔”，而是“假公济私”。每一篇这类文稿的产生，都不是先发现基层的好文章或好文章苗头；仍然是先“吃透上级精神”，再“掌握运动进程”，并“集体确定主题”，此后不是“各人分段执笔”，而是带着集体确定的主题下到某先进单位或者找来某几个先进个人，极其巧妙地向他们“灌输”预先确定的主题，让他们依样画葫芦的写出初稿。“解胜文”将初稿收上来集体研究出具体的提纲和修改意见，交给小组成员一人一篇地重写，几乎是推倒重来，甚至对原稿一字不留；仍然交给组长杜一篇一篇一字一字地修定。最后将定稿交一份给初稿人。发表时署初稿人姓名，文后加个括号，注明：“解胜文整理”。对于基层干部战士来说，发表稿中有无自己写的文字并不重要，借“解胜文”的笔给自己扬名，还会有什么意见呢？对于解胜文来说，也是假干部战士之小名，扬自己之大名。那时间只有“名”，全无“利”。稿费都是“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毛主席像章”，再加几本笔记和稿纸。文章发表得再多，战士仍然每月几元钱津贴，干部仍然拿原来的几十元工资。
名噪一时
“解胜文”的文风，用今天的标准看，有三个特色不容否认：
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虽然是“文革”所有的大批判文章的共同特色，“解胜文”的批判文章体现得特别鲜明。每篇文章只选取一个突破口，做到批深批透。有些观点无法从一点突破，便采取化整为零之法，将一篇文章拆成一组文章，又可达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批周扬的“文艺黑线”、批《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文章，全是这样写的。
二、杂文风格。“文革”中，允许公开阅读的过去的文学作品大概只有鲁迅的著作。鲁迅杂文是“解胜文”全体成员除毛主席语录外天天必读之书。因为当时允许读、提倡读，可以公开读，写作时参考着读，不写时随意翻阅。解胜文成员确实喜爱鲁迅杂文，写作时有意模仿着意学习，大多数批判文章都确有鲁迅之文风。如程写的一篇批判周扬“人性论”的文章，题目叫《剥开周扬的“人”皮》，写法完全参照鲁迅的某些杂文，大概题上“鲁迅”的署名可以假冒。此文不仅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登，新华社发了专稿，全国的大小报刊全都转载了。
三、文艺色彩。“解胜文”很擅于从“毒草”汲取艺术营养，给基层干部战士写心得体会时，全篇充满颂歌和赞词，有些干脆采用民歌、散文诗、警句组成一篇文章。1966年8月1日建军节，“解胜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近万字的文章，总题目是《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观点一点不新鲜。文章借用了几十个干部战士的名字，每人唱一段颂歌，组合成一首大合唱。如：“毛主席的话威力最大，中国人民听了毛主席话，就有几亿颗精神原子弹；全世界人民听了毛主席的话，就有了几十亿颗精神原子弹。”“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是投向旧世界的炸药包；毛主席的每篇文章，都是旧世界的判决书；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是无产阶级彻底粉碎旧世界的最先进最锐利的武器！”“毛泽东思想，一人学，一人红；二人学，一对红；人人学，一片红。这代学，这代红；下代学，下代红；代代学，万年红！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代代传、传万代，让革命人民代代红、红万代！”——这些语言，在当时无疑是最激动人心的颂词，发表后赢得普遍的赞赏。
因为有以上三条很鲜明的特色，在全国众多的工农兵写作组中称得上“独树一帜”。当时，真正的文艺家、理论家全被打倒了，“解胜文”的文章在全国报刊上大为吃香就一点不奇怪了。这个小组从成立到解散刚好三年，除去中央《红旗》杂志没有刊登过他们的文章，其他从中央到各省市的大小报刊或多或少都登载过“解胜文”的作品。经统计，包括首次刊登的和转载的，长长短短的文章的见报数超过一千篇次，几乎是平均每天有一篇文章见报，成功率确实惊人。千篇文章涉及的题材和体裁大致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大批判文章。这是主要的。批判的内容有所谓“周扬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四条汉子”的修正主义文艺理论、电影《祝福》、《林家铺子》、《燎原》、《访问印度尼西亚》、《红日》、《兵临城下》等，还有所谓“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黑《修养》”。批修正主义文学王牌《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日日夜夜》、《生者和死者》等等。真是政治、文艺，国内国外，无所不插足。
第二类，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有以“解胜文”名义写的，有以八个成员的真实姓名写的，更多的是假基层干部战士的名义发表的。涉及的毛主席著作有“老三篇”、《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年年学、月月学。
第三类，为“文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大吹大擂。红卫兵组织一诞生，他们写信《向文化大革命急先锋红卫兵致敬》；“样板文艺”一诞生，他们欢呼《革命战士最爱听钢琴伴唱“红灯记”》；“一月革命”爆发，他们及时写长篇通讯《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沪宁铁路巡礼》；革命委员会一成立，他们表态：《丹心献给红色政权》；为迎接“九大”召开，他们向毛主席报喜：《朝霞映在阳澄湖上——今日沙家浜》……
第四类，革命诗词，直接歌颂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当时，他们特别重视避免“标语口号式”，用从“毒草”中汲取的艺术手法尽力使“革命口号”艺术化。比如长诗《高山哨所庆新年》的第一节“青松枝，翠竹杆，彩门搭在白云间，毛主席像高高挂，万丈光芒红满天。”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也算得上好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成员吴深入南京长江大桥工地较长时间体验生活，以守桥部队干部战士名义发表的组诗《守桥战士唱大桥》，不仅和大桥建成通车的新闻稿同时发表于中央各大报纸，新华社还将组诗发了通稿，供全国报纸刊用。实属罕见。此后各种有关南京长江大桥的书籍资料，都收录了这一组诗歌，足见不同凡响。
可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千千万万个写作组，除了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御用文人，没有哪个有“解胜文”的名声大。
寿终正寝
前面说过，那时候写作无利可言，全国所有报刊不发一分钱稿费。谈名，也不强烈。大多数文章是署“解胜文”或基层干部战士的真实姓名。不否认调入写作组的战士想“提干”、干部想“升官”，但这样的动力是微不足道的。应该承认，他们和真正的革命军人还有距离，更多的是知识分子的习气。为了坚持自己所认为的真理，可以不顾一切，实质上是“政治狂热症”。追求自由，不拘小节。这些都和革命军队的要求格格不入。由此演出了一幕幕闹剧。
成员吴是战士，到南京长江大桥守桥部队深入生活时，为了能住上一间单人宿舍，便于学习和写作，在招待所登记簿的“职务”栏内填了“干事”（即干部。因战士只能住集体宿舍）。这情况很快反应到二十七军政治部，作为“追求名利的典型”大会小会反复批，口头书面反复检讨。将吴创造组诗成功的喜悦冲得一干二净。后来，某些人又抓住他的只言片语无限上纲上线，将他开除党籍和军籍，送回老家农村种田。
成员程，真正是个“才子”。除去“解胜文”本身，政治部的其他人员皆认为他“狂妄自大，目中无人”。1967年，他向党组织递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可能只是因为粗心大意，申请书上“承认党纲”四字后面，遗漏了“党章”二字。本来解决这问题并不难，组织可以派人找他个别谈话，让他补写或重写。程本人也可以承认自己态度不严肃，立即改正错误。双方都没有这么办。一直到通过申请书的支部大会上，几个党员突然诘问：“是不是连共产党的党章都看不起，拒绝承认？还申请入党干什么？！”程虽无思想准备，但脑筋动得很快，公开反唇相讥：“你们不是正在批判八大通过的黑《党章》吗？到底是批判它还是承认它？！”对方强辩：“我们要你承认的不是八大的《党章》……”“那是什么《党章》？”“九大的……”“九大还没有召开，新党章还没有制定出来，叫我承认什么？！”“不承认就不能入党！”“宁愿不入党，也不承认黑党章！”如此针锋相对，结果不用交待，九大开幕了，新《党章》制定出来了，程的入党之事永远吹了！请他卷铺盖退伍回上海当工人。
原是某部电影队员的徐B，因南京部队政治部有意提名“解胜文”做活学活用先进集体上报总政，二十七军政治部不盖章，他发了几句牢骚，被认为“丧失了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立场”，很快地办理了转业手续。成员李，几乎看透了环境，不想提干不要入党，只求早一点以“民主人士”名义退伍回上海当工人，当然“如愿以偿”。
《人民日报》1969年5月27日发表了“解胜文”的最后一篇文章《用革命的舆论粉碎反革命的舆论》，这个写作班子从此销声匿迹。它的寿命整整三岁。这么早地夭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二十七军是许世友的部队，在军内挂不上林彪集团的钩，所以没能像驻沪空军“卫东鹰”写作组那样得到重用，成为林立果舰队的成员。在军外又和张春桥是对头星，不可能得到“四人帮”的青睐。无人器重，自生自灭，这是“解胜文”的悲哀，也是因祸得福。
解散之后
三年“解胜文”，锻炼了一批人。
组长杜在写作组解散后，曾到某市革委会任秘书，总想自己不适宜官场，主动要求到某大学去教书，专心育桃李、矢志搞学术，最近出版一本专著《艺术变相论》，完全和政治分道扬镳了！
副组长徐A，写作组解散后，对笔杆子一片挚爱，宁要笔不要官，被调到某大领导身边，专职给他记录、整理、出版回忆录，署的都是领导的大名。对徐A来说，真正是一无名二无利。他一干多年，毫无怨言。
程退伍到上海当普通工人，业余时间笔耕不辍。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差点被张春桥政治利用，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文革”结束后，他刻苦学理论学文化，担任了上海市某校科研处处长，现为上海某大报评论部的负责人。
李，专爱创新的大脑在新时期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从普通工人到管理干部，现担任上海某开发区的总经理。
吴，被开除党籍和军籍后回老家农村当农民，对“解胜文”的经历十分留念，在报纸上公开呼吁“写作组的方向就是文科大学的方向”。二十多年来，当农民、当教师、当工人、当商人，人生沉沉浮浮，始终笔耕不辍，出版了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诗歌集。近些年又热衷于“文革”史研究，卓有成效。
1998年6月，在“解胜文”诞生32周年的时候，当年的八个成员相聚在太湖之滨，回顾当年，畅谈人生，不胜感慨万端。祝福改革开放的祖国永远摒弃“文革”的疯狂，迈向二十一世纪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