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6期
乔冠华和龚澎——我的引路人
作者：■张 彦
在人生途程中，我已经走过79个年头，向80、90进军了。饮水思源，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引路人。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的今天。
我的第一个引路人，当然是生我养我的父母。他们给了我生命，也教给了我做人的基本原则：要做好事，要与人为善。从朦胧时代走出来以后，给我引路的，是在抗日救亡中几位先知先觉的西南联大同学，是他们引导我开始接触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迈上了将社会推向前进的道路。踏入实际社会以后，我又幸运地遇上重庆《商务日报》另一批忧国忧民的先知先觉者，是他们带我走进新闻圈子，学习做一个为真理而奋斗的记者。到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伟大斗争进入关键阶段，则是业已献身于这个斗争的乔冠华和龚澎带领我跨出了这决定性的一步，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熟悉中国现代外交的人，不分中外，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乔冠华和龚澎这一对光彩夺人的风云人物。虽然他们已经于1970和1983年先后离开了人世，他们的名字无疑都早已载入史册。
我和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何去何从的历史时刻，是在毛泽东与蒋介石正在谈判以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山城重庆。我们见面的地点是位于两路口的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主持这个代表团的是周恩来。乔冠华和龚澎正是他的得力助手，从事外事和宣传舆论工作。我当时刚从昆明西南联大毕业出来，开始踏入社会，就凭着地下党的一纸藏在牙膏管里、只有一寸长的介绍信，来到这个办事处。没有想到，接待我的竟是他们二位。虽然我们是初次见面，其实我对他们已经早有所闻了。
如所周知，龚澎不仅是周恩来的出色翻译，而且是活跃于外国驻华记者圈子的风云人物。不少外国记者认为只有从她那里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有的甚至主动充当她的“保镖”以防范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外国朋友常说：“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赏的周恩来作风。”他们指的正是像周恩来那样的爱憎分明、实事求是、平易近人而又满腔热情。这种作风，使她成为一个善于为中国赢得朋友的人。
乔冠华当时以“乔木”闻名，人们都喜欢喊他“老乔”。因与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秘书胡乔木有同名之嫌，而且都是有名的“笔杆子”，故有“北乔”与“南乔”之分。为了避免混淆，毛主席又为他们“断名”，让他们都回归原名，于是老乔重新启用他的本名乔冠华。他以“于怀”笔名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每两周一篇的“国际述评”，早已脍炙人口。他的著名文章《形势比人还强》和《人创造了形势》，被不少进步人士视为观察世界大战态势的一盏明灯。他的国际述评不同一般，文笔优美，论点鲜明，时时有动人心弦的精辟警句，让读者视为非读不可，并且读了以后不由得为之广为传诵。人们至今还忘不了，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他写的“国际述评”题目是：《天亮了！》开门见山就是：“长夜终于破晓”，紧接着，引用了大诗人杜甫的名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和这样的人接上关系，而且对我非常热情，自然使我喜出望外。他们显然已经知道我的“底细”，也明白我的来意，一见面就紧握我的手说：“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战斗！”我顿时感到热乎乎的。虽然初次见面，我在他们面前却丝毫不感到拘束。他们俨然是在为一个刚开始迈步的小兄弟安排着前途。他们谈到当时重庆复杂的形势，谈到正在斗争最前线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谈到外事工作和宣传工作在这场斗争中有多重要，为什么特别高兴有新生力量来参加战斗。
但是，他们在分析重庆谈判时，认为很可能要转移到南京、上海一带去进行更加复杂的斗争，让我先取得一个合法身份作掩护，然后听候他们的召唤。于是，到1946年初，我成了重庆一家比较灰色的报纸《商务日报》的记者，他们则跟随周恩来迁往南京和上海，上海的住址是马斯南路的“周公馆”。没有多久，我便得到通知，让我前往上海，参加即将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出版的英文周刊《NEWCHINAWEEKLY》（新华周刊），向全世界揭露国民党破坏和谈、发动内战的阴谋。主持这个刊物的就是乔龚夫妇。果然，这本刊物一出来就备受各方面的关注，外国记者和使领馆纷纷引用它的评述。这时候，和谈破裂已成定局，内战实际已经打响。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当局连一点假面具也不要了，就在这个刊物出了三期以后就毫无理由地勒令它停刊了。于是，我不得不转移到其他工作的掩护之下；我和老乔的单线联系，也不得不改在不引人注意的小咖啡馆了。工作越来越艰巨。蒋介石借助美国的援助，在东北战场发动大规模攻势，一举攻占了长春，沸沸扬扬，不可一世。在这种形势下，我不能不对自己的前途作出最后的抉择了。我在西南联大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青”以后，地下党的领导人曾经启发过我考虑入党问题。当时，我思想上依然笼罩着我父亲一生不参加政党的“清高思想”的阴影，心目中追求的顶多是做一个“非党布尔塞维克”，因而就以“自己还不够成熟”为托词而拖了下来。如今，形势已变得如此严峻，要革命该走哪条路已经再明确不过了。于是，我正式向老乔提出了入党申请。没有想到，不到几个星期就传来了喜讯：我的申请已经被组织正式批准，介绍人就是老乔和龚澎，时间是1946年10月。尽管限于当时的形势，没有举行入党宣誓仪式，但这一天已经永远铭刻在我心中，决定了我的一生命运。
不久，老乔和龚澎转移到了当时还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利用这个“中间地带”的特殊条件，对内对外展开了大量工作。紧接着，我也被调到这里来了，作为他们二位的助手，同住在英皇道173号三楼，长达两年半之久。综观我的一生，这一段时间正是我从25岁毛头小伙开始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而我有幸能与这样两位名师朝夕相处，受到了实践的锤炼，学到了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为我的前程打下了基础。
作为龚澎的助手，我参加了出版在解放战争时期唯一对全世界宣传中国革命斗争的英文半月刊《CHINADIGEST》（中国文摘）的全过程，从编辑、翻译、打字，直到每两周下厂去校对、出版。龚澎不仅是我们的总编辑，而且是我们的好榜样，身教更胜于言教。每天晚上，她屋里的打字机声音总是要响到深夜。出自她手的社论《观察家》，总是既简洁有力，又给人以新鲜感。她常常是将来自延安窑洞的精神，很自然地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或者她在外事工作中所接触到的舆论结合起来，加以评述，特别具有针对性和说服力。历史已经证明，这本杂志在那个时期，的确成了沟通中国与世界的一个重要纽带。
作为老乔的助手，我的任务主要是翻阅和摘录大量的外报外刊，参与一些时事的讨论，编译一些稿子送交报刊使用。对于我来说，这是个大好的学习机会。特别是在时事讨论中，常常可以听到许多名家的高论，像夏衍、胡绳、章汉夫、林默涵等人就经常是我们的座上客。老乔每写一篇文章，必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特别是写辩论性的，总要下功夫研究对方的材料和论点，长时间地反复思考，想成熟了才下笔。然后，往往是一气呵成，读来铿锵有力。而且，他总是用满腔的热情来写，从不写那种干巴巴的文章。他最鄙视“拾人牙慧”，每写必有新意，必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从不说“人云亦云”的套话，更不说假话。他只要酝酿成熟，口述出来就是一篇好文章。他当时那篇颇有影响的大文章《论世界矛盾》，就是由他口述，我替他记录整理，经他过目修改而成。他没有教我怎样写文章，却无形中为我树立了最好的榜样，而且大胆地放手让我在实践中学习锻炼。他常常出些题目，让我为报刊写稿，以至于在一年以后，让我接替国际问题专家张铁生为影响很大的《华商报》写“每周国际述评”。在报社派人来取稿之前，他总要为我审稿，有时还下笔修改。这样的言传身教，为我打下了基础，使我终身受益，铭刻在心。
解放以后，我们分道扬镳了。他们成了外交战线的骨干，我则入了对外宣传的行列。然而，我们仍然亲密无间。他们一直关心着我的生活和工作，处处给我以帮助。1955年，老乔随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特意让我这个记者团成员兼作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因而得以参加了许多历史性的重大活动，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成了我一生中的里程碑。当1957年中国历史出现大转弯以后，他们二位也和我一样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只不过由于受到周总理的保护，他们没有像我这样被“连根拔掉”。尽管陷于自身难保的境地，他们仍然像兄长大姐一样十分关切我的命运，鼓励我切不可丧失信心。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开始以后，去找他们已经不那么方便了，我们只能在电话里相互交心。那时侯，他们也和我一样，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并不理解，只能顺应形势的发展而已。我永远不能忘记，1968年，龚澎在电话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严格要求自己！”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的谈话竟成了我们之间的永诀。两年后的1970年9月，《人民日报》突然刊出一条新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同志，于1970年9月23日因病逝世。龚澎同志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终年56岁。龚澎同志患病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曾前往医院看望她。”当时，我正在河南汲县“五七干校”。从地里劳动归来，突然读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两眼发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但事实毕竟是事实，我再也见不到我这位大姐了，心情十分沉重。三十年过去了，她的音容笑貌依然萦回脑际。在我眼前，经常会出现她那在女同志中算是魁伟的身躯，一双炯炯发光的大眼睛，和蔼可亲的笑容，落落大方的风度，还有那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思考的神态。
刚解放时，乔冠华作为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兼《人民中国》总编辑时，还继续领导着我的工作。但是，他的工作重点显然越来越转向外交战线了。他担任了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直接辅助担任主任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早在1950年12月，他就以“顾问”身份，随大使级特别代表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参加对中国政府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问题的讨论。1951年年中，朝鲜战争进入停战谈判阶段，他被周总理点“将”与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赴朝参加谈判二年有余。当时不断传来佳话：对方花招百出，谈判几经曲折，乔冠华料事如神，屡屡挫败敌人阴谋。后来，他和龚澎随周总理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以及随同出访十多个国家，外交活动频繁。中苏关系紧张以后，他又成为这场激烈论战中一支有力的笔杆子。1970年龚澎不幸去世以后，他悲痛欲绝。但是次年，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斗争终于获得胜利，邀请中国派代表出席大会。当时，国内正在文革的动乱之中，去还是不去？毛泽东当即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做团长。”“乔老爷”，那时侯已成为乔冠华的“代号”。这个决定一出来，外间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可能派出的最合适的人选”。果然，他不负众望，以不卑不亢，谈笑风生，充满自信而又萧洒自如的泱泱大国风度，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讲坛上的威望。我们在国内每天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都兴奋不已。当外国记者问坐在“中国”席位上的乔冠华“感觉如何”时，他仰头大笑地回答了他们，记者当场拍下了他大笑的镜头。这张照片，后来获国际新闻摄影奖，并成为中国外交胜利的一大标志。紧接着，他就跟着周总理卷进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复杂而激烈的谈判，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国务卿基辛格密切接触，终于实现了中美建交。继而他又参与了中日建交的会谈，最后达成了协议。从此，改变了当时的世界格局，中国外交出现了繁花似锦的新局面。老乔也更加忙碌了，我们这些老朋友们只能在他有空的晚间去看望他。每次听他侃侃而谈，都好似上了一堂活生生的国际斗争大课，大大长了我们作为中国人的志气。而且，每次还能听听他新带回来的唱片，分享一下这个外交家在休闲时对于音乐的高品位欣赏。1973年以后，因与志趣相投的章含之相结合，使乔冠华又一次得到了很大的慰藉。
但是，随着中国政局的急剧起伏，老乔的工作和生活也动荡不已。在这个期间，他官升至外交部长，连续五年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大会。1975年4月，毛泽东决定复出的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时，指定乔冠华为助手。然而，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在外交部又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尽管在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心里并不轻松。1976年9月底，他带着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发言稿，赶赴纽约出席31届联合国大会。在发言之前，他已经按照在毛泽东逝世后代理主席职位的华国锋的电报，删去了发言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但是，《人民日报》发表这个发言全文时，不知什么原因，这句话并未删去。于是，10月6日“四人帮”被捕以后，在外交部的大字报上，乔冠华就成了“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的人。再加上，“四人帮”得势时，曾经私下拟定过一个“组阁名单”，其中在乔的名字下面有“副总理”字样。于是，他又进一步成了“上了‘四人帮’贼船”的人而被审查，他的外交生涯也从此结束了。在漫长的审查期间，他又做了肺癌的切除手术。与他的一生辉煌成为强烈对照，他的晚年岁月是凄凉的。
然而，去看望乔冠华的人却发现，他的心地依就坦然，并不在乎这些。在史家胡同一个相当宽敞的高级四合院里，耸立着一棵他心爱的老梨树。他和章含之一起在这里安度晚年。他们都特别珍惜这一段十分难得的安详幸福的生活。一次，一个老朋友去看望他，见他桌上玻璃板下压着“新年开笔，大吉大利”八个大字，便问他：“你在养病，还准备开笔写什么？”他说，他现在已经不能恢复工作了，但还想做两件事：一是想写一部外交回忆录，一是想把过去写的文章汇集出书。后来，他果然将他30年代在香港、40年代在重庆以及建国以后写的国际评论翻出来，作了校勘和必要的修改，编成了《乔冠华国际述评集》，还为这本集子写了一千多字的《自序》，交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他没有能亲自看见这本集子的出版。与此同时，他还将他1971至1976年的诗作35首，工整地抄写了一遍，并作了大量的注释，自己留作纪念。他还口述了自己的身世《童年·少年·青年》，由章含之录音整理，留作以后发表。最大的遗憾，当然是他想写的一部《外交回忆录》竟成了泡影。
1982年元旦过后没有几天，老乔来信约我们夫妇去他那里聊聊。四分邮票寄来的这封信，一张纸上只有几行他的手迹，却意味深长。抬头他写的是我几十年前在地下党时期使用的代号“DONALD”，怀旧之情溢于言表。接着他写道：“要说的话太多了，见面再谈吧！”果然，那天我们谈了许多许多。尽管已经有病在身，他还是和过去一样健谈，妙语连珠，不时还放声大笑。没有一点怨气，更没有泄气。谈得较多的，似乎是他那念念不忘的“外交回忆录”。显然，他对于如何写这部回忆录已经考虑得相当成熟了。他说，过去常有这种情况，关于某个重大问题的决策，只有很少的人参加了议论，毛主席、党中央作出决定后，就立即分头去执行了，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录和档案。所以，他觉得特别需要把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写出来。
他还特别强调，他写这部外交回忆录，既不是为个人宣传，也不是就事论事地仅仅写那些具体的外交活动，而主要地是写毛主席、周总理、中央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国际局势和重大国际事件曾作了怎样的战略估计，根据这种估计作出怎样的外交决策，制定了怎样的方针政策。他将主要写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和周总理的外交艺术，实际上也就写出了新中国外交的风貌。当然，这里有个了解情况的问题，还有个如何理解和评价的问题。他相信，这样一部回忆录，将能够为后人研究新中国的外交史，总结历史经验，提供比较丰富的思想资料。
他在讲这番话时，显然是满腹经纶，胸有成竹。他认为，他要写的回忆录，不同于官方的外交史，不仅写事，还要写人。不仅写国家领导人，还要写众多的新中国外交工作者，包括对外交工作做出过贡献的新闻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他将以个人身份来写，写亲身经历的国际事件、国际会议以及直接间接打过交道的世界闻名的外国政治家、外交家，而且还要对他们作出他个人的评论。他甚至连章节题目都想好了，准备用口述录音的办法来完成它。听了老乔这一席话，真令人兴奋不已。我仿佛又回到了半个世纪以前，眼前又出现了在香港听他口述我为他记录整理成文的情景。多么渴望早日能读到他的这部巨著啊！
令人万分痛惜的是，录音还没有开始，老乔就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以至于写这部独特回忆录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大憾事，而且对于所有关心中国外交史的人们，这也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就在这年的12月，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委托习仲勋、陈丕显，在中南海约见乔冠华和章含之，详细询问了乔冠华的病情，并代表中央对他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你是党内老同志，受点委屈要想得开。”陈丕显还以自己为例，讲了受过不公正对待的经历：“我们入党几十年，差不多都经过这样、那样的挫折，受过委屈，你也不要计较了。你有那么多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还要为党的外交事业多做工作。”不久，乔冠华即被安排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担任顾问，章含之任常务理事。
进入1983年以后，乔冠华病情恶化，癌细胞进一步扩散，9月2日最后一次住进了北京医院。21日下午，习仲勋代表中央到医院看望乔冠华，章含之让他有什么要对中央讲的就对仲勋同志说。他的回答是：“不说了，什么也不说了！”紧接着，夏衍急匆匆地拄着拐棍来到病床边，他和这位相交半个世纪的知心友人的最后谈话，也没有什么别的，只是他念念不忘的文天祥的绝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在第二天，22日上午10时40分，他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仅70岁！
据说，关于乔冠华的丧事如何办，还发生过一度风波。根据家属的建议，取消了官方的遗体告别仪式，改为家属自办，10月25日在北京医院举行，生前友好自愿参加。那一天，前往北京医院的胡同里挤得水泄不通，人头涌动，汽车堵塞。来悼念这位风云人物的络绎不绝，有头面人物，也有布衣百姓，有青年学子，也有国际友人。足见，乔冠华的一生，无需他人在身后评说，历史和人民是最好的见证。
乔冠华去世以后，他的骨灰没有存放在八宝山，他长眠在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苏州太湖之滨的东山上。他的墓地简朴庄重，横式花岗岩墓碑上刻着书法家、他的老友黄苗子所题：“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将乔的骨灰安葬在这里，是他的生前至交李灏夫妇选定的。江苏是他的故乡。墓地是吴县人民政府赠予的，墓是章含之出钱建造的。
几年前，我和老伴捧着鲜花前去给老乔扫墓时，这个华侨公墓的管理人员告诉我们，因为前外长乔冠华安睡在这里，许多海外的友人也跟着来此长眠了。来这里扫墓的人当中，常常有一些不知名的人士在乔冠华墓前献上花环、鲜花、果品，并鞠躬致敬，以寄托他们的崇敬和爱戴。
老乔，您应该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