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6期
邓颖超与战时儿童保育会
作者：■李学通
救救战火下的孩子们
在南京查档，偶然发现了一封邓颖超同志1942年写给战时保育会总干事长熊芷及理事长空美龄、副理事长李德全的一封信，和该会发给邓颖超同志的几封公函。
敬启者：陕甘宁边区分会所辖第一保育院，收养儿童实数于去年已达伍佰伍拾余名。总会每月所发经费为伍佰名，其超过之伍拾余名之儿童养育费，完全由借贷苦撑，年余积欠，至今未偿。远在去年，即拟请总会批准扩增此已收养之儿童数，奈值有停止收养儿童之决定，故未便提出。兹者常务理事会近已决议再续收儿童，并发给养育费用。特函请，即希裁夺为感。此致
战时儿童保育会总干事熊
理事长蒋
副理事长冯
邓颖超敬启
十一、十一日
信中所称“战时儿童保育会”，全称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正式成立，抗战胜利后结束。该会是妇女界组织领导的，以救济教养战时难童为宗旨的抗战爱国团体。该会也是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产物，由宋美龄、李德全任正副理事长，一些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任理事及常务理事，许多共产党员参与了保育会的发起和组织领导工作。邓颖超同志自始至终担任该会常务理事，组织妇女界积极参与难童救助教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该会发起之际，邓颖超同志正确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积极推动，正确引导，使这个“中国妇女界最早成立的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得以顺利诞生。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国土沦丧，人民惨遭屠戮，大量难民流离失所的形势下，幼弱的儿童更是最大的受害者，即使幸免于敌人的炮火之下，也要丧亡于饥饿疾病之中。甚至于传来许多敌人掳掠战区儿童，将其鲜血输给受伤的日军；一些儿童被日军用船载往日本作细菌武器的试验品，有的则被“施以奴化教育，使其将来成为攻打我们父老兄弟姐妹的敌人”的消息。儿童的悲惨处境，引起国人尤其是妇女界的广泛忧虑和极大同情。社会舆论也不断揭露日军在华暴行，呼吁“救救孩子”。
在当时的全国政治中心武汉，妇女界爱国人士也在积极寻求为抗战救亡工作尽更大力量作更大的贡献的途径。邓颖超同志于1937年末与周恩来同志一起来到武汉后，任中共长江局委员及妇女组组长，负责妇女工作。在1938年月1月5日出版的《妇女生活》杂志上，邓颖超同志即发表了《对于现阶段妇女运动的意见》，号召“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1938年初，在汉口女青年会举办的座谈会上，著名女电影演员、共产党员陈波儿首先提出要赶快到各战区去抢救难童的建议，得到与会者的拥护。与此同时，救国会中的妇女界领导人、《妇女生活》杂志主编沈兹九也多次主持召开以“抢救难童”为题的座谈会，邀集邓颖超、史良等妇女界知名人士，讨论如何宣传动员社会各界，开展和支持抢救难童工作。邓颖超表示：“要把力量集中起来，组织各界人士，一起来抢救难童！”随着讨论的深入，成立固定组织，专门从事这项既迫切又复杂的工作，在妇女界形成广泛共识。为此，邓颖超与周恩来还专门拜会了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希望他们积极支持这项工作。1938年1月24日，邓颖超出席了在汉口女青年会召开的儿童保育会筹备会，并推举李德全为筹委会主任委员，同时她也担任了筹委会常务理事。
成立儿童保育会的倡议，得到各界广泛响应。除妇女界人士外，沈钧儒、郭沫若、邹韬奋、田汉等各界知名人士也都参与发起。当时许多人提出请孙夫人宋庆龄出任正式会长，但出于推动国共合作和更利于工作开展的目的，邓颖超让刘清扬、史良、沈兹九做工作，请宋美龄出面担任保育会领导。宋美龄以将儿童保育会的工作纳入她领导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系统为条件，接受了邀请。于是儿童保育会的正式名称便成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后因各地成立有分会，又被称为战时儿童保育总会。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圣罗以女子中学正式成立。宋美龄、李德全分任正副理事长，邓颖超、孟庆树、曹孟君、沈兹九、史良、安娥、郭秀仪、黄卓群、唐国桢、陈逸云、徐闿瑞、任培道、舒颜昭、张霭真、陈纪彝等为常务理事。刘清扬、徐镜平等为候补常务理事。为扩大影响推动工作，保育会同时还广泛邀请各党政军机构长官、各界知名人士担任名誉理事。从蒋介石、毛泽东，到胡适、老舍，都是该会的名誉理事。正如邓颖超同志所指出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由共产党提倡发起的。保育会理事多半是中共、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也包括个别的国民党员组成。战时儿童保育会可以说是我们抢救战时儿童工作时，首先出现的各界妇女联合战线”。
根据该会有关章程，战时儿童保育会总会实行理事会制，设正副理事长各一人，主持该会各项事宜。由理事长指定11至30名理事组成常务理事会，负责关于工作方针的策划、订定；经费之筹募；经费保管及发款；经费之审查；各分会及保育院一切行政实施计划之核定；聘请总干事、各分会理事；核聘保育会股长以上职员及各保育院院长；推举常务理事专业视察；保育会国内外宣传等工作。常务理事会内设审查、保管等委员会为工作机构，分掌各项事务。设主任委员及委员3-5人，由常务理事中推举，理事长聘任。总会设总干事长1人，由常务理事会聘请并秉常务理事会之命，“综理本会一切对内对外并督导全国所属各保育院事宜”，负责该会日常事务。邓颖超信中所提到的“总干事长熊”，就是民国政要熊希龄之女，近代著名的幼儿教育专家，长期主持香山慈幼院工作的熊芷。她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陈纪彝，曾先后长期担任保育会总干事长一职，为战时难童保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战时儿童保育会以建立保育院的形式，对被收容的难童实行集中养育。成立伊始，保育会即派出抢救小队，冒着炮火和敌机轰炸的危险，赴战区前线抢救收容难童，运往后方。在武汉三镇被轰炸及武汉撤退最紧张的时期，保育会又连续发动了几场抢救运动。年轻的抢救队员（大多是女性）在共产党员曹孟君、徐镜平等人带领下，一次又一次冒着危险和炎热，在战火中抢救难童。除收容战时失去亲人无家可归儿童外，保育会也收养战区难民无力抚养的子女。1938年5月1日在汉口成立了第一个战时儿童保育院。此后，在各地热心人士的帮助下，总会及各分会先后建立了数十所儿童保育院，使难童救济教养工作有步骤地开展起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也积极响应保育战时儿童的号召，由高岗、林彪、蔡畅、成仿吾、丁玲等60余人及边区妇女联合会、各界抗敌后援会、青年救国会、鲁迅师范学校、延安儿所等十余团体共同发起筹备，并于当年7月4日正式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会议选举宋庆龄、宋美龄、何香凝、李德全、邓颖超等13人为名誉理事，康克清、蔡畅、张琴秋、丁玲、杨芝芳等15人为理事，其中9人常务理事。杨芝芳任会长。在延安托儿所基础上扩充建设的延安儿童保育院，于该年10月正式成立。这便是邓颖超在信中所提到的“陕甘宁边区分会所辖第一保育院”，简称边一院或延安保育院。
按保育会的设计，每个保育院以收养难童500名为限，年龄分配在婴孩100名，幼儿200名，小学生200名的比例，保育生的全部费用由保育会负担。据现存档案可知，延安保育院的经费也是由在重庆的总会按月拨发。一般是以中央银行支票的形式，经邓颖超同志之手转递。现存战时儿童保育会总会为陕甘宁边区分会经费问题与邓颖超同志函有：
1942年5月7日总会函邓颖超，拨边一院5月份经费56250元；
1942年7月21日总会函邓颖超，拨边一院8月份经费57484元；
1942年12月31日总会函邓颖超，拨补发边区分会12月份经费1687.5元及1943年1月经费63517.5元，共65205元正的中央银行支票。
1943年10月4日总会函邓颖超，拨边一院10月份经费114783元；
1943年11月4日总会函邓颖超，拨边一院11月份经费114783元。
1944年6月19日总会函邓颖超，拨边一院7月份经费414010元。
其中1942年12月31日函，即是对本文开始所录邓颖超同志11月11日信件的回复。从中可以看出，总会只是从12月开始对边一院经费增加了1600余元，至于邓颖超信中所提“年余积欠”并未补发。此外，由于物价上涨等因素影响，保育经费也不断有所提高。
档案中还存有两件张晓梅同志与保育总会的往来信件，也反映出当时的一些情况。1944年9月12日张晓梅同志函告总会，该会所发给边一院的8月份经常费及1944年度单衣费系国库支票，因边区无法汇拨，只好交邮代寄，共619514元，用去汇费43420元8分。因“边院经费困难，实难负此巨大支项，乞请总会如数发还”汇费。不久总会回复，同意此次汇水由总会补发，但以后应由边区自己设法免费。在这封回函中，总会除补发了8月份汇水43422元8分外，同时又拨发了边一院11月份经费404455元，及1944年被服费1487826元5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因战争的特殊原因而产生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及其保育院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经研究决定，儿童保育会及所属保育院一律复员。一般由行政院社会部或各省社会局等机构接收。此时，各保育院尚有在院儿童共12916名。在陕甘宁边区，除个别儿童由家长领回，一部分升入延安中学，一部分转送剧团及职业学校。其余“由地方接收者”，实际只是不再保留战时儿童保育会之名，仍由公费供养。
保育儿童，是丰富伟大的事业
保育会发起于战火纷飞之时，最直接的目的、“最大目标拟以将战区儿童移送后方”，救成千上万难童于日军铁蹄魔爪之下。自1938年5月成立汉口临时保育院（后迁重庆）始，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在后方及敌后的延安建立了约40余所保育院。这些保育院或由总会直辖，称直属第某院，如直属第一保育院，简称直一院；或由各分会领导，称某分会第某院，如四川分会第一保育院，简称川一院等等。总会先后设有直属保育院11所，其中第11所后改为思克职业学校。
保育院实行“机关家庭化，行政科学化，教育社会化、生活化”的管理方法。难童大多来自战区无力抚养的贫苦之家，甚至就是因战争失去亲人流浪街头的孤儿，初到院时身体健康状况极差。如李德全所讲，“儿童初来多是癞痢头，生恶疮”，一副病弱的身躯和憔翠的面容。保育院教师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工作也就从治病、加强营养和大搞卫生三项工作开始。孩子们逐渐变得清洁、健康、活泼可爱了。保育生按年龄及文化程度分班组，保育院无论难童还是教师，都是以院为家，同食同住。保育员即是教师，又是家长。这样不仅密切了师生关系，更有助于教师全面了解保育生情况，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效果。
战时儿童保育会一直非常重视难童教育，把它当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邓颖超同志在保育会成立之始即提出：“保育儿童，是丰富伟大的事业，不仅要救济与教育儿童，尤其要以坚毅的精神，培养儿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人。”宋美龄、李德全等也经常强调教育在保育会工作中的重要性。宋美龄曾说：“现在孩子们无家庭教育，全靠保育院。我们是对他们负了相当责任的，我们应使他们自动的有能力的做一个国民，才不负社会及捐款人的希望。”她还特别提出：“教育不（仅）是书本的，（还）包括德智体育。”“德育更重要，因为无道德反而遗害社会。有知识无道德比无知识的更坏。”李德全则要求保育工作者要经常自问，“我们是否给了他们适当的教育？”
由于总会重视，特别是广大保育教师充满爱心的辛勤努力和积极探索，保育会逐渐建立起比较完整系统的教育体系。保育院接收的保育生一般在初中以下年龄。七岁以下幼儿入幼稚班。七岁以上依照普通小学学制，学习六年。以上教育均在保育院内完成。小学毕业后，可参加升中学考试。达到标准，即可升入中学继续学习。因为国立中学也是由政府负担全部费用，所以保育生大都进入国立中学，如国立二中、六中等。保育会后又商请教育部，专门成立了主要招收保育生的国立第十五中学。也有一些有特长的保育生被陶行知先生挑走，进入育才学校。保育生在这类非国立中学的费用，则继续由保育会负责。进入大学的保育生，则由保育会代为申请国家公费。
由于难童来自各地不同的家庭，原来的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保育院通常先对入院保育生进行文化水平测试，然后按其程度编入不同的班级。课程设置一般与普通小学相同，也具有许多独特之处。战时儿童保育会依照“保教合一”，“有教无类”，“因人施教”为方针，制订了《教育实施大纲》，并于1938年底专门编写印刷了针对保育生的统一教材——《抗战建国读本》。总会还每年举办一次院长会议，报告院务，交流经验，研讨儿童教养保育工作。如1944年度的“教保问题研讨会”，分别就“如何培养儿童正确的人生观”；“情绪问题”；“养成习惯问题”和“如何指导离院保育生”等四大类，共13个小问题展开研讨。大到“如何培养保育生的国家民族的正确观念”，小到“如何培养保育生节俭惜物的习惯”，可谓无微不至。一些办的较好的保育院，如一直由共产党员赵君陶任院长的直三院，还组织了教育研究会，保育教师经常开会研讨教学方法、教材内容、儿童生活训练方法，交换工作经验。许多保育院都因地制宜，办出了自己的特色。
保育院特别注重品德教育。以“加强儿童的民族意识、增强其国家观念，培养报效国家民族的英勇坚毅、刻苦耐劳的新生一代国民”为指针。每个保育院也都把“教养小主人，培育小战士，复兴民族，自求解放”作为重要教育内容。战争环境和保育生自身的特殊经历，也使爱国主义教育自然成为最突出的内容。保育院还组织儿童宣传队、救护队、歌咏队、演剧队及服务队等，与当地政府、学校互相观摩，宣传抗战，为社会服务。
生产劳动教育是保育会较有特色的教育内容。开展生产劳动教育，一方面是为了培养儿童勤劳的身手，掌握初步的生产知识和技能，同时也是为了以自力更生精神克服物质困难，改善经济条件。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制作草鞋、竹器等手工艺品，饲养家禽，甚至于开荒种菜、自制豆腐等生产劳动。
失去或远离亲人、背井离乡的流浪生活，在许多难童的心灵中留下阴影，一些儿童中出现性格孤僻、情绪暴躁、行为怪异等现象。对这样“问题儿童”的教育，保育会也非常重视，专门开会研讨，制定了设立“问题儿童表证院”，集中各院14岁以下问题儿童，请心理卫生专家进行研究及治疗，作“协助儿童解决问题，俾能恢复常态”的工作。一是因为战争时期，各种条件本来就困难，而保育院又大多设在远离战场的穷乡僻壤，物质条件较为简陋。
以保育儿童安全，使之成为健全的国民；以最经济办法，合理教养，加强儿童年健康；启发儿童爱国思想和发扬发族精神，使儿童有集体习惯、集体纪律之自觉；培养儿童的劳作和独立自主精神等为主要内容和目的。后又设职业学校、手工艺训练厂，对年长保育生进行职业培训。1945年，“为造就具有现代知识技能之工农技术人才”，保育会在重庆成立了以李德全为董事长的思克职业学校，收12至16岁小学毕业程度的保育生进行职业教育。
伟大慈母的爱
为了促进国共合作，加强难童保育会工作，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延安组织许多优秀妇女干部到保育院工作，还派出了许多妇女干部到大后方保育会系统工作。这些人中，既有在总会上层公开以共产党员身份参与工作的邓颖超、孟庆树，也有以民主党派或无党派身份出现的沈兹九、曹孟君、徐镜平、安娥、罗叔章，更多的则是在基层保育院中默默无闻地从事保育工作。她们以伟大的母爱，高昂的抗日救国热情和为革命无私奉献的精神，投身难童保育工作，如陶承、赵郁仙（君陶）、任锐、黄杰等。她们用寓教于乐的方式，以讲时事，演唱救亡歌曲，组织儿童剧团等形式，宣传革命道理和敌后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故事，受到儿童们的爱戴。总会代表在直三院的视察报告中，对赵君陶有这样的评价：“院长之能力、人品、学识俱佳，同事及儿童对院长之感情甚厚。”1986年，在赵君陶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邓颖超同志又特意为她题词：“在抗日战争中用伟大慈母的爱培养下一代。”
在以邓颖超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员和妇女界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战时儿童保育会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为抗战伟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救助了难童。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工作，使近三万名难童得以免遭战火涂炭，保育了国家民族的未来，厥功甚伟。据档案记载，八年间战时儿童保育会共救助抚养难童29486人。这些孩子虽也因战争的关系备受磨难，但这3万幼小的生命终因保育会的救助得以于战火之中幸存，并受到了较好的培养教育。这些难童以后大都成长为国家有用之才，其中许多人还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宋美龄在保育会成立会上曾言：“我们苟能于苦儿中培植成材，十年二十年后，不特为民族谋幸福，且为全世界谋正真和平。我们今日所做儿童事业，不特为民族而做，实亦为全世界而做。”可以说保育会达到了目的，实现了目标。
二支援了抗战。保育会以民间组织的形式，承担难童救助，减轻了政府和难童家庭的压力，间接支援了抗战。侵华日军的暴行，造成成百上千万难民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丧失衣食来源，需要政府救济。但由于对战争缺乏充分的思想及物质准备，国民政府于战争爆发后穷于应付，顾此失彼，难民救济机构形同虚设，赈济工作也是徒有其名。战时儿童保育会先于所有官方救济机构，率先提出抢救保育难童的设想，组织成立救济保育机构，迅速开展救助难童工作，并以行动赢得了社会的关注与支援。这不仅减轻了政府的压力，更促进了全社会对难童救济工作的重视。正是有了儿童保育会，才有了1938年6月27日国民政府振济委员会通过的《难童救济实施办法大纲》，才有了10月20日行政院通过的《难童救济教养实施方案》，以及社会上其他难童救济组织，如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的成立等等。
三促进了妇女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妇女统一战线之发展和加强是以战时儿童保育做起点的”，而且“它促进了中国妇女不分党派的大团结。”抗战时期妇女界的统一战线，就职从关注难童救助工作开始，通过抢救难童、创办战时儿童保育会等一系列儿童保育工作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时在武汉的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及时抓住这个全国各界尤其是妇女界最关注的社会问题，积极引导和推动各界妇女，通过关心救助难童工作，团结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战时儿童保育会也是抗战时期中国妇女界最重要最突出的社会工作之一。儿童保育会总会及各分会的理事，从政界到知识界、宗教界，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妇女界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直接参与保育会工作的人员则来自各党派、各地方、各阶层，有知识妇女，有劳动妇女，也有不少家庭妇女，有一万以上的妇女，直接或间接着从事战时儿童保育工作。
四战时儿童保育会通过自己的工作，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战时儿童保育会以自己出色的工作成绩，获得国内外各界广泛的好评。郭沫若曾说：“就我所知道的范围内，有两个妇女组织是认真地工作，而且有成绩的。一个是战时儿童保育会，是由邓颖超、史良、曹孟君诸位大姐在积极推动，使不少的孤儿，在战争中失掉了父母的，保留下了他们的小生命。”而且，保育会通过为难童募捐等活动，不仅组织动员了各界抗日力量，还进一步揭露了日寇的侵华暴行，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
在艰难的战争条件下，为保证几万名儿童的丰衣足食和基本的教育条件，战时儿童保育会从筹备成立之时，就将募捐工作做为该会重要工作内容。作为民间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经费“大部分明从募捐得来的，政府拨了一部分的津贴”。因此，不仅保育会上层领导积极作劝募工作，保育院所到之处也都积极向地方各界人士宣传难童救济工作的意义，征取获得经费和物资上的援助。
据档案记载，保育会1941年度的全年行政及事业经费预算为1908万多元，其中维持各保育院的经费为1300余万元，到了1945年，因物价上涨等因素，需拨给各院的经费预算已达1亿8640余万元。而战时儿童保育会所募经费中，相当大部分来自海外华侨华人及国际友人的捐助。为了争取国际社会和海外华侨华人对儿童保育会的支持，儿童保育会用各种机会揭露日军在华犯下的种种暴行和中国儿童的悲惨处境，宣传中国人民坚决抵抗侵略的决心和斗争情形，以及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工作情况。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宣传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儿童保育会的《征信录》上可以看到海外华侨华人有个人，也有团体、基金会，少则１元、２元，多则成千上万，不论贫富，踊跃捐输。美国援华后成立后，每年均向保育会拨款支援。如1945年1月，战时儿童保育会即接到4183万余美元的捐款。不论是重庆还是延安的保育生，都穿着用“罗斯福布”缝制的衣服。为纪念美国友人杜宾思克（Dubinsky）先生热忱无私的捐助，战时儿童保育会特将所设职业学校命名为“思克职业学校”（Dubinskyschool）。许多来华的国际友人，都要到保育会办的保育院去参观一下。延安的保育院，甚至成了到延安访问的中外人士必去之处。
五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工作，其意义不只是在于从战火中救助了几万名无家可归的难童，虽然仅此就足以使其彪炳史册，其更伟大之处在于，她以伟大的母爱，弘扬了人道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爱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优良传统。保育会工作八年中所遇到和克服的困难往往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例如，儿童抢救到保育院后，仅仅是困难的开始。因为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保育院不得不不断的迁送转移，往往才预定好的路线与一切准备，立即被不可预期的战局所取消。于是再转移，再准备。“没钱，没交通工具，没吃的，没住的，疾病，死亡，治安，轰炸，天气转变，无鞋衣，无被，无袜，受白眼，流言，恐怖，没有一件是容易对付的。有些院才把院址选定，规模也草创了，因为各种原因要立即迁院，于是又是上述的苦难，又是上述的周折。”几名妇女带着几百个陌生的儿童，长途跋涉于峻岭河湖之间，其艰难之状可想而知。保育会的工作人员，以伟大的母爱，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战后有数名保育会工作人员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
尽管第一线的广大保育工作者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由于战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保育会及其保育工作者难童保育经验的不足，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保育工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由于国民党右派坚持反共,排斥异己，将保育会作为政治斗争工具，使一些保育生也受到牵连甚至是虐待。保育会中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她们影响的保育生的行为，逐渐引起国民党右派和特务组织的注意。国民党右派分子利用各种机会对她们打击迫害，甚至在保育生中训练特务，在院中监视共产党员和思想进步的保育人员。皖南事变以后，许多党员按照党的指示被迫离开保育院，于是一些平时接近这些保育老师、思想倾向进步的保育生受到迫害和虐待，使他们的生活蒙上了阴影。
几十年过去了，邓颖超始终没有忘记这些孩子，这些孩子当然更不会忘记他们的邓妈妈。1988年在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50周年之时，当年的保育会师生欢聚人民大会堂，邓颖超同志专函致贺。会场上，已两鬓染霜的保育生们情不自禁地齐声高唤：“妈妈您好！”他（她）们今天都已成长为国家有用之才，其中许多人还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民族的振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