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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教科书：日本军国主义的还魂之尸
作者：■卞修跃
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由8家出版社送审的将于2002年4月开始采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修订版，全数经审定“合格”，获得通过。其中包括由扶桑社送审的、由日本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版本。此次获得通过的8个版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对日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侵略历史的认识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倒退和右倾，尤其是扶桑社送审的右翼版教科书，更是明目张胆地歪曲历史事实，无耻地美化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极度淡化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日军在海外所犯下的极端暴行，大肆宣扬“皇国史观”和侵略有功论，公然为曾经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军国主义举幡招魂。对此，中国、朝鲜、韩国等曾经饱受日本国家及其军队侵略蹂躏的国家及其人民表示了强烈愤慨，对日本政府蓄意放行存在严重问题的历史教科书、纵容右翼新编教科书出笼、公然为其国内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思潮张目的卑劣行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一、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由来
日本自明治维新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其国民教育的中心内容就是宣扬“皇国史观”，进行军国主义教育。“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占领日本。在当时世界民主主义势力的影响下，驻日美军总司令部根据《波茨坦公告》和《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的精神，针对日本过去的军国主义教育，命令日本当局修改教育内容，废除《教育敕语》，禁止在教科书中传播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思想；取消鼓吹天皇制和军国主义的教学内容；把天皇制军国主义教育体制改为地方分权制的教育制度，缩小文部省的权限，使其由原来对教育事业的监督、统治转为服务，规定文部大臣由教育家担任；改变战前的“国定教科书”制度为“审定教科书”制度，停开修身、日本历史和地理等鼓吹侵略战争的课程；对教员进行甄别，把军国主义分子及反对占领军政策的人驱逐出学校和教育机关；禁唱《君之代》歌，禁止拜奉天皇御像和遥拜皇宫，制定日本战后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等，导入教育委员会制度。这些措施，对日本战前教育进行了大力度的改造，沉重地打击了当时日本国内妄图恢复和继续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的右翼势力。
但是战后不久，随着世界两大政治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和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的对日政策逐渐转变，开始支持右翼势力，重新武装日本，试图以之作为限制共产主义苏联和中国大陆的防波堤，作为其所构筑的包围亚洲大陆的西太平洋环形防卫岛屿链中的重要一环，从而造成了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侵略战争罪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没有进行彻底的清算，为军国主义势力的沉渣泛起培育了社会土壤，为军国主义在日本的重新复活和泛滥预留了空间，战后日本教科书问题正是出现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之下。
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文部相天野贞佑第一个跳将出来，反对战后日本教育改革，主张恢复以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为战后日本教育的总纲和全体国民的道德行为规范。1955年8月，当时的民主党认为“教科书问题令人担忧”，试图重新恢复战前的日本教育制度。1958年岸信介内阁上台，反华亲台立场十分“坚定”的右翼政客滩尾弘吉出任文部大臣。在他的主持下，日本对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战后第一次重大修改。书中不仅不再写明中日甲午战争的侵略性质及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反而以赞许的笔调称甲午战争“提高了”日本在当时的国际地位。这一修改是军国主义势力在战后日本教育界重新抬头的明显标志。在滩尾弘吉的操纵下，日本政界、军界和财界的右翼势力纷纷介入教育界，文部省也利用审定教科书的大权，对历史教科书强行修改，把有关“战争反省”的内容全部删掉，大幅削减日军海外暴行内容，刻意淡化日本国家的侵略战争罪责，并强行在教科书中塞入提高天皇地位、宣扬“皇国史观”的内容。
进入二十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国内右翼势力进一步抬头，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时刻鼓吹着修改教科书，恢复战前教育。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发生了在日本现代教育史上影响巨大且受到亚洲各国人民广泛关注的“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这一诉讼案前后持续32年之久，日本文部省因为强行篡改家永三郎所著的历史教科书，蓄意歪曲日本侵略历史，被家永三郎先后三次推上被告席，而日本教科书问题也围绕着家永三郎与文部省之间的斗争展现开来。
进入80年代后，日本右翼势力利用其在参众两院选举中同时获胜的有利条件，与文部省默契相配合，不断蓄谋策划，发起了“修改教科书运动”。1981年3月，在自民党众议员、“宗教政治研究会”会长玉直和郎的策动和倡议下，由日本部分国会议员组成了“教科书协议会”，公开要求文部省对教科书进行全面修改。至1982年，日本篡改教科书的活动进入第一个高潮期。6月25日，文部省对将于1983年度采用的高中二、三年级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大量蓄意歪曲的修改，企图借以掩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史实。如书中把日本对他国的“侵略”一概改为“进入”，把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改为“全面进攻”；把日军占领南京后惨无人道地杀害我无辜的30万军民的南京大屠杀轻描淡写成“占领南京时，在一片混乱中，日军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把日军侵华当局在中国推行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改为由于中国“抗日运动的展开，迫使日本军队保证治安”等等。日本文部省这种篡改历史、推脱侵略战争责任的行径，立时激起了曾经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和人民的怒声谴责和强烈愤慨，也引起了日本朝野有识之士的反对和批评。迫于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日本政府最终不得不对中国等亚洲国家公开表示，要对目前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同时，从1982年起，日本政府在《高等学校教科用图书检定基准》中增加“领国条例”，规定：“在处理与近邻亚洲各国之间发生的近代和现代历史上的事实和现象时，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观点出发，将给予必要的考虑。”
然而，就在1982年文部省篡改教科事件尚未得到认真解决之际，日本国内右翼分子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出面，于1982年10月即开始策划编写、出版新的历史教科书，为侵略战争进行翻案。经过两年时间，“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出《新编日本史》，书中把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说成是日本为了从欧美列强统治之下“解放”亚洲的正义战争，公开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1985年8月，书稿送文部省审核。1986年5月27日文部省宣布该书审定合格而予以放行，掀起了第二次篡改历史教科书的高潮。
日本文部省放行存在严重问题的历史教科书的作法，极大伤害了中国、朝鲜、韩国和其他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感情。从6月中旬起，国际舆论对日本政府的抨击日趋强烈，中国、朝鲜、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的政府发言人和新闻媒体，纷纷起而谴责日本。在国内外舆论和外交压力下，6月23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发表谈话，重申要根据1982年内阁官房长官的谈话精神处理此次教科书事件，敦促文部省主持修改，并召开阁僚级协商会议制定措施。随后，中曾根又召开了有外相安倍晋太郎、文部相海部俊树和内阁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等人参加的协商会议，最后决定由文部省通知《新编日本史》的编者，“如果不接受修改要求，最终将决定审定不合格，不得出版。”至此，1986年日本第二次篡改历史教科书的风波算是暂时告一段落。
二、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出笼
由于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军国主义思想恰似一缕幽魂，飘荡在战后日本社会中，始终不能散去。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间，随着日本成为世界上超一流的经济大国，同时也伴随着日本国内各种严重社会问题的出现，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发展，作为战前军国主义思想和法西斯侵略扩张政策之核心理论的“皇国史观”也逐步向日本社会意识和国家意识中渗透。10余年间，日本政要经常不断地散布歪曲历史、否认日本侵略战争罪行的言论。与之相呼应的，是教科书问题在经过了近10个年头的表面平静后，再一次随着日本政局的右倾、日本社会的有意无意对右翼势力的纵容，在一些右翼团体和学者的策划下，重又浮出水面，且表现出了与以往在教科书审定过程中的局部篡改完全不同的对日本侵略历史的全盘否定和公然美化的特点。
自1995年由“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对日本侵略历史进行全方位的歪曲、篡改以来，日本国内一些毫无学术良知的所谓学者，与日本政界的那些毫无历史责任感的右翼政客密切勾结，在日本社会掀起了一股否认南京大屠杀、进而全面否认和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逆流。1997年1月30日，由日本电气迅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为会长的“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成立，该编撰会主张要为成长在21世纪的日本孩子编写一本新的历史教科书，从根本上重整日本的历史教育。在他们看来，日本的战后历史教育忘却了传承日本的文化和传统，丧失了日本人的骄傲，尤其是在近现代日本史的教育方面，使日本人陷入了一种永远需要向邻国谢罪、如同罪人一样的命运之中，陷入了一种错误的“自虐”史观之中。该编撰会声称，现行的日本历史教科书，是把原敌对国的宣传当成事实来记述，是在向日本下一代传导着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念。为此，该会自成立之初，就向文部省要求把现行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的记述尽行删去。该会会长西尾干二，是近年日本国内极力主张全面修改历史教科书、打破所谓的“自虐史观”、重树日本国民自信心理的右翼史家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1999年10月，由其一手炮制的《国民的历史》一书，对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本侵略战争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否定。该书被称作是“编撰会”旨在预计于2002年度采用的初中《历史》或《公民》送审教科书的先导版，曾名列流水书房1999年12月畅销书榜首。由于2001年是根据日本教科书审定制度规定的2002年版教科书稿送审年度，针对1997年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该会发誓要对日本历史教科书进行全面的修改，将有关“南京大屠杀”、“随军慰安妇”、“七三一细菌部队”等内容全部从大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删去。因此，新编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以西尾干二的《国民的历史》所宣扬的史观为基调，进行新的历史教科书的编写。
在编辑新编历史教科书的过程中，“编撰会”得到了日本国内众多企业和财团的广泛支持和资助。据有关资料显示，截止于1999年10月6日，共有三菱、东芝、马自达、日野、富士通、鹿岛建设、住友金属、朝日工业等95家日本企业和东京三菱银行、住友银行、日本开发银行、樱花银行、横滨银行、广岛银行等16家日本财团先后向这一右翼团体提供巨额捐助，使其每年的活动经费多达4.2亿日元。此外据香港《明报》批露，编撰会还得到日本国内畅销的保守报刊、带有右翼色彩的《产经新闻》的撑腰。
2000年4月，日本文部省征集将于2002年度被采用的初中历史教科书送审稿本，8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版本送审，由新编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由扶桑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亦在其列。7月底，日本《朝日新闻》对此次历史教科书送审、编撰会所著之历史教科书对日本侵略战争历史所做的全面歪曲等情况作了披露，立即引起日本国内和亚洲各国人民的高度关注。9月初，《朝日新闻》再次报道了日本文部省审定历史教科书的最新动向，指出在目前送审的各家版本中，有7家出版社的历史课本均大幅度地削减了关于慰安妇、三光政策和南京大屠杀的记载，撤除了战后慰安妇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赔偿的纪实性照片，多家版本省略了南京大屠杀中中国受害者的具体数字，并将南京大屠杀改称为“南京事件”。对日本侵略历史进行了极大限度的淡化。对此，日本国内多个民间团体和各界人士、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受害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强烈的反对，进行了严厉批判。然而，日本政府、日本文部省却一意孤行，执行要把新撰会所编之充满荒谬史观和歪史实的历史教科书放行出笼。2000年12月，文部省对编撰会的书稿提出了137条审定修改意见。审查意见虽然宣称是根据1982年的《邻国条例》要求在书稿中加上日本当年对亚洲国家实行的殖民统治的实际情况和造成的损失与伤害。但是，即便是完全按照文部省的意见进行修改，编撰会的历史课本的内容和所记史实也与真实的历史和正确的史观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根本无从扭转这一版本编者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宣扬皇国史观的险恶意图。作为日本政府之一重要组织部门、对教科书负有重要审核责任的日本文部省，它对该书稿提出的审查意见，与其说是在履行其自身的职责，毋宁说是在蓄意纵容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歪曲历史、淡化战争罪行的卑劣行为，是在为皇国史观和军国主义思想张目开道，是在为新编右翼历史教科书的最终获得通过扫清障碍、指点前途。2001年2月21日《朝日新闻》头版头条报道，日本政府决定，对历史教科书的审定工作采取“不进行政治干预的方针”。这种态度，不啻于明确表示将对存在严重问题的历史教科书放行，更是对亚洲各国的公然蔑视，立即招致亚洲相关国家的新一轮的谴责。
针对来自于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和地区以及日本国内的批判意见和外交压力，日本政府当局不得不硬着头皮出面表态。3月2日，日本文部大臣町村信孝3月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遭到反对的历史教科书已经过大幅修改。3月3日，日本外相河野洋平表态说，在审批新版历史教科书时，日本政府会考虑邻国的意见。3月30日，日本首相森喜郎在接见中国《人民日报》代表团时，在谈到历史问题，特别是当提到历史教科书问题时说，日本政府对于过去历史的认识，正如1995年村山首相谈话所表明的那样，日本对由于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害和痛苦，表示沉痛的反省和由衷的道歉，现内阁对这一立场没有任何改变。同时他还表示，日本在正视历史的同时作为和平国家已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道路，日本今后仍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然而，日本政府首相、外相和文部相等人所作出的上述种种表态，充其量只是一种障眼法，严重地说来则是对亚洲各国人民的愚弄，日本政府在教科书审定问题上所坚持的顽固立场并未因此有丝毫的改变。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将于2002年4月被选择采用的中小学统一教科书的审定结果，送审的155种小学教科书，105种中学教科书被检定合格，8家出版社送审的、多数在历史认识和史实记述上存在问题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全被放行通过。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虽然自其送审伊始即遭到日本国内各界士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批判和坚决反对，但最终还是被多年来始终受到日本右翼势力影响和操纵、顽固地坚持错误的历史观的文部科学省放任出笼。这一审定结果，彻底地暴露出日本文部省、日本政府当局企图利用教科书向日本下一代隐瞒本国侵略历史、传播荒谬史观、纵容右翼势力猖獗和军国主义思想复活的险恶用心，彻底暴露了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就其本国侵略历史问题向亚洲各国做出的多次表态的虚伪，以及日本政府的国际政治信誉和日本政客历史责任感的荡然无存。
三、右翼教科书：日本军国主义的还魂之尸
这部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编写的右翼历史教科书究意是怎的一种货色？它在书中记述了怎样的一部日本历史，欲向日本的下一代国民传播怎样的一种历史认识？它的最终被文部省放行而反映了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怎样一种认识和态度？根据相关的资料，我们对此可以获得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
首先，该历史教科书公然宣扬战前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核心理论，并且统治日本国民意识半个世纪之久的“皇国史观”，有意识地充当军国主义的还魂之尸。在该书的第一章“原始与古代”中，著者把原本子虚乌有的关于日本国诞生的神话故事当作历史写进了教科书，把传说中的日本天皇的祖宗之神天照大神的诞生、传说中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事迹等神话故事同样当作历史一一写进了教科书，并在书中地图上标出了神武天皇“东征”立国所经过的路线。这种东西，在战前是被当作历史教授给学生们的。此番该教科书的著者有意识地把神话等同于历史，其用心自是十分明显的，就是要在青年学生中再一次神话天皇，宣扬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皇国的历史观，宣扬日本人都是神的后代子孙，大和民族是亚洲乃至世界上至优的族类。而恰恰是这种历史观和世界观，在战前导致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恶性膨涨和侵略扩张政策的正当化，导致了日本国民对亚洲各国人民的极度蔑视和日本军队在亚洲邻国肆无忌惮的残忍施暴。
该教科书中还全文刊登了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这一战前日本天皇制军国主义教育的标志性圣旨，赞誉它是“近代日本人的背景”，并对之进行了注解。意在重新在现代日本国民教育中推行战前军国主义教育纲领，复活战前日本国家意识，重把日本现代国民的思想和行为纳入战前道德行为规范中。
第二，关于日本国家在近代和现代对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该教科书在极尽歪曲否认历史事实之能事的同时，极力加以美化，公然宣扬侵略有功论，推御日本国家的战争罪责。
对于近代亚洲历史的认识方面，该教科书的送审稿原来的表述是：日本“对列强的武力威胁反应敏锐，转变国策开始学习西方文明。但是中国和朝鲜两国……固守传统的中华思想，抱着看轻日本的姿态，没有和日本一样对列强的威胁采取积极的对策。”经过文部省审核后，修改为：“也有意见认为日本……对列强的武力威胁反应敏锐，转变国策开始学习西方文明。而中国和朝鲜两国……面对列强的威胁没有采取充分的对策。”虽然在表述中反映出的对中国和朝鲜的指责相对淡化了一些，但根据它的逻辑，则必然在日本的学生中导致出日本之所以在近现代发动侵略战争，其责任应归结于中国和朝鲜，而不在于日本自身。
中日甲午战争，在日方教科书中一般被称作“日清战争”。它是日本明治维后走向对外侵略扩张和殖民统治的开端。对于这场战争的性质，送审本表述为：“日清战争是走向欧美式近代立宪之路的日本与中华帝国之间不可避免的战争。”修改后这段表述被删除。但在记述“日清战争”中日本战胜中国的原因时，该教科书这样写道：“无论是陆战还是海战，日本都大获全胜，日本获胜原因之一是：日本兵是由愿为本国献身的国民组成的，而清国的军队都是钱雇来的兵，一旦战况不利，马上失去了斗志。”那些受到军国主义严重毒害而成为侵略者、对邻国人民大肆屠戮的日本人，都被美化成为“愿为本国献身的国民”，可以看出，这里著者所宣扬的观念与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所流行的向邻国扩张、为天皇效命的观念是完全一致的。
对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该教科书只字不提日本自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对中国的侵略的逐步扩大，反而指责为“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但因受到通过暴力实现革命的苏联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日趋过激。对于不断扩大势力的日本，中国抵制日货，袭击日本人的排日运动变得十分活跃。”不自我反省自身的侵略战争责任，而对中国人民的反抗侵略的爱国救亡运动横加指责，这更是一种十分荒谬的认知逻辑，其目的不言而喻是想把日本挑起侵略战争的责任推卸干尽。对于由日本侵华日军当局在被其侵占的领土东北一手炮制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书中则是满含溢美的笔调记述为：“满洲国以五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为口号。通过日本重工业投资等获得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改善，中国人的流入也显著增加。”这不仅是在歪曲历史，而且更是在公开地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和对中国人民实行的殖民统治了。
关于太平洋战争的目的和日本的战争理念，审定本的表述是：“战争初期，日军打败盟军，为长期处于欧美殖民统治下的亚洲各国人民鼓起了勇气……日本为要求亚洲各地区国家对战争提供合作，同时也为显示亚洲各国的团结，于1943年11月召集该地区代表汇集东京，召开了大东亚会议……会议通过了提倡各国独立自主、合作发展经济、消除种族歧视等内容的《大东亚联合宣言》，明确了日本的战争理念。”“日本方面宣告，战争目的是自存自卫和将亚洲从欧美统治解放出来，进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且，书中还把亚洲各国战后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印尼、印度、缅甸等国的相继独立归功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这些地区从战前就有要求独立的动向，其中日本军队的南下也成为亚洲各国加快独立的一个契机。”这种无耻荒谬的表述，彻底隐瞒了“大东亚共荣圈”背后日本对各国人民的残酷的镇压和血腥的殖民统治，把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完全美化成“解放亚洲”的战争，把作为侵略者的日本美化为亚洲各国人民的“救星”。显而易见，该教科书的著者是在毫无掩饰地鼓吹侵略有理、侵略有功的反动思想，其口吻直与当年日本侵略战争的指导者们如出一辙！
第三、对于日本国家军队对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无以数计的极端暴行，该教科书则竭力加以淡化、否认或辩解。该教科书中，只是以“日本军队使民众中也出现了许多死伤者”、“杀害了许多中国民众”、“日军造成的死伤人数也很多”、“出现了日军强迫当地人从事残酷劳动的事件”等只言片语而一笔带过日本军队对亚洲各所实施的无数的非人道的战争暴行，而对近些年来备受世人关注的七三一细菌部队、日军强征亚洲各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强制劳工、三光政策等等问题，则更是绝口不提一词。对于侵华日军残酷杀害30多万中国军民的南京大屠杀事件，该教科书竭力加以否认，甚至在全书中连“南京大屠杀”的字样都未出现，而只是轻描淡写地称之为“南京事件”。在该书的送审版中，对此是这样表述的：“东京审判法庭认定，日军在1937年发起的进攻南京的战斗中，杀害中国民众20万人以上。但是根据当时的资料，南京人口是20万，在日本进攻一个月后增加到了25万，除此之外该事件还有许多疑点，现在还在继续争论。因为是战争当中，即便是发生某些杀害事件，也不是大屠杀一类的问题。”经过日本文部省的审查后，该书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记述修改成：“日军认为，如果攻下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蒋介石就会投降，于是12月占领了南京。（这时日本军队使民众中也出现了许多死伤者。南京事件。）”“东京审判认定，日本军队在1937年日中战争中占领南京时，杀害了许多中国民众（南京事件）。同时，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资料上也有一些疑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至今争论仍在继续。”近十余年来，日本国内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论调甚嚣尘上，弥漫于日本政界、学界，该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的否认，正是这种论调的又一次无耻的表演。
第四、在对日本发动侵略的历史进行全面的否认、歪曲、美化的基础上，该教科书进而蓄意混淆战争的性质，企图在日本青少年中散布一种极端错误的战争观念。
在送审版中，书作者把战争的性质表述为：“战争是外交的手段，是政治的延伸。有时是一种政治游戏。”“战争是悲剧。但战争难以分清善恶，它不是用哪一方正义、哪一方非正义可以说明的。国与国之间因为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且无法以政治手段解决，作为最终的解决手段，就发生了战争。”在这里，书作者本意是想彻底模糊战争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界限，混淆关于战争性质的是非观念，而这种观念的尽头，正是战前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理论的基本理念。因为，当战争不再被认为具有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时，它就沦为殖民主义侵略者和战争狂人们推行强权政治的有力后盾。教科书中这一段关于战争性质的表述最终在文部省的审查下被修改为一段不着边际、但绝不是对人类理性关于战争性质的观念认同的话语：“日本为什么与美国进行战争呢？……还是读一读特攻队员的遗书和当时的回忆录再来想一想战争中人们的心态吧。”
想通过明确的语言表述在教科书中直接地宣扬混淆战争性质、替军国主义的战争观张目的目的没有达到，书作者便对日军海外极端暴行进行轻描淡写的记述之余，不惜笔墨地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史及日军的极端暴行狡辨：“在迄今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而未杀害或虐待过非武装人员，日本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日本士兵和平民牺牲。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侵入满洲，在对日本一般平民进行杀戮、抢劫和殴打之后，将包括俘虏在内的60万人掳至西伯利亚，强迫从事苛酷劳动，致使近10％的人死亡。美军对日本进行狂轰滥炸和投掷原子弹，也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右翼教科书中全面回避“侵略”字眼，把日本国家对亚洲各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行为一概表述为“进入”、“进攻”，却反而把作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阵线中的主要力量之一的苏联红军进军中国东北地区、歼灭日本关东军的行动指责为“入侵”；闭口不提日本侵略军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造成的巨大灾难、犯下的无尽暴行，却对盟军对作为侵略国的日本的军事打击力加指责，把日本标榜成为一个受害国，其混淆战争性质的企图可谓昭然若揭，日本国内右翼学者的表演可谓无耻之极了。
此外，该右翼教科书中还充斥着诋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对抗国际共识，企图推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战后对日本国家战争罪行的审判，为日本战犯喊冤叫屈、夸张现代国际关系紧张局势、鼓吹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等许许多的谬论和主张。可以说，这样的一部教科书，是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否认侵略战争罪行、推卸侵略战争责任、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宣扬皇国史观等各种论调的集大成之作；它之被文部省审定放行，是日本政府关于其本国侵略历史之错误认识、日本社会各界对右翼势力放纵和支持的典型表现；它那充斥着荒谬论述的纸卷，正是战后飘荡在日本社会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军国主义幽魂借尸还阳的躯骸。
四、亚洲各国人民的愤怒
日本文部省公布教科书审定结果，放任全面歪曲日本侵略历史的教科书出笼后，曾经饱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和人民感到强烈的愤怒，掀起了谴责日本右翼教科书歪曲史实、美化侵略战争历史的言论，谴责日本政府蓄意纵容右翼教科书出台的卑劣行径的怒潮。
即在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放行右翼历史教科书的当天，即2001年4月3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陈健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中方对日方的教科书审定结果的强烈不满。4月4日，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就日本文部省有关教科书的审定结果向日方提出严重交涉。同一天，中国教育部发言人、全国人大外委会负责人、全国政协外委会负责人也都纷纷发表谈话，愤怒谴责日本政府蓄意放纵右翼教科书出台的行径。中国史学工作者、特别是抗日战争史研究工作者也都纷纷集会，批判日本右翼教科书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历史的反动言论，呼吁各界警惕和遏制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苗头。4月10日，中国外交部长助理王毅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再次要求日方严肃认真处理历史教科书事件。4月12日，中国驻日大使陈健在东京再次就教科书事件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大陆内地、香港、台湾的各大报刊媒体、学术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也都纷纷发表文章、声明，批判日本右翼教科书和错误史观，谴责日本文部省的倒行逆施。
韩国政府也就此次教科书事件向日本表达了强烈的抗议。4月3日，韩国外交通商省发言人表示，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的教科书存在着歪曲历史和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问题，因此韩国将可能召回驻日大使。4月4日，韩国外长韩■洙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对日本的作法“表示遗憾”。4月6日，韩国政府决定成立“日本教科书对策小组”，计划在4月内完成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严密审查，然后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要求修改的具体内容。4月9日，韩国宣布暂时召回其驻日本大使，与此同时，韩国议员无限期地推迟了与日本议员的年度集会，韩国民人也强烈呼吁抵制日货。4月11日，韩国总统金大中表示，日本文部省审核通过的历史教科书“很不令人满意”，韩国国民对此十分不满。
此外，朝鲜、越南、新加坡等国的官方或新闻媒体也发表谈话、评论，对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右翼教科书一事进行批评，呼吁日本对过去的历史应该有正确的认识，警告日本当局，今天的右翼战争史观不让子孙以史为鉴，结果必然会祸延其子孙。
此次日本教科书事件，清楚地向世人表明：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在日本国家和社会中始终存在军国主义的残余势力，已经伴随着日本国家在世界尤其是在亚洲地区内经济力量的壮大、日本政府的纵容和大部分日本国民的默许，重新壮大起来，形成为一股在当今国际社会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最为反动的、倒退的强大力量，其嚣张气焰和狼子野心，连他们自己也已不再加以任何的掩饰。其对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蔑视也已经到了极其狂妄的地步，其所掀起的波澜和逆流已经达到足以对亚太地区安全产生严重的现实威胁的程度，这种倒行逆施，理应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亚洲其他各国人民和政府的严重关注、高度重视和及时而有力批判和反击。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此次8种在对待日本侵略历史的认识上严重倒退的历史教科书的出笼和最终获得文部省审定通过，与当今日本国内政治严重右倾化之间，具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与日本社会在各种名义下对军国主义势力的有意纵容，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同时，也与日本国家和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认识之间，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日本国家、日本政府在此次教科书事件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间的道理很明显：教育事业，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大事，它负有着普及先进的文化知识、传播文明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宣传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培养国民综合素质、造就未来国民的重大使命。任何国家，不论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多么巨大的差异，国民教育都是国家政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和任务，这一点在日本同样也不例外；学校教育，是一个国家中国民教育最为重要的场所，是体现国家教育方针、执行国家教育政策的根本重地，是一个国家政府完成其所负的国民教育工作、实现其教育目的的最为直接的承担者；教科书，既是文化知识、思想观念的物质性载体，同时也是国家向其国民、尤其是下一代国民传播知识、灌输思想观念、宣扬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根本媒介；历史教科书，作为这种文化的载体和观念的传播媒介之一，负有着向国民传播本国或世界历史知识、宣传本国优秀历史传统和人类进步的文化观念、向国民输入正确的历史观、从而增养国民的现实责任感和合乎人类智性处事理念和道德信仰的重大使命。日本文部科学省之作为日本国家政府一个重要的部门机构，根据其本国的教科书审定制度，对其国家各类学校所采用的教科书进行审定，正是一项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行为和政府行为。然而战后50多年来，它的这一行为中，始终潜藏着一种不可告人但又昭然若揭的企图，那就是否认侵略历史，淡化战争罪恶，宣扬“皇国史观”。此次教科书事件，正是日本政府这一企图最为充分的暴露。它明确地向我们展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纂改教科书的民间“学术”团体行为，与日本国家政府纵容和文部省裁定认可的政府行为，互为表里，相为上下；右派集团和国家政府，已经紧紧地抱在一起，结为一体，向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发起了公然的挑衅。
我们要做出强有力的反击：中国的学术界尤其是中国的史学工作者，要联合亚洲各国的抗战史研究专家乃至日本国内的正义人士，运用实实在在的研究和无可辨驳的历史证据，对日本右派教科书和其他一切歪曲历史、美化侵略、宣扬荒谬历史观的“作品”予以严厉的批判，与日本国内蓄意纂改历史的所谓“学者”进行毫无妥协的、针锋相对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