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7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的苏俄密使
作者：李玉贞
1．布尔特曼（Н· Буртман）与李大钊。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使用的材料基本上相同，即A·A·缪勒尔的回忆录。缪勒尔是苏俄军官，在苏俄内战时期参加打击白匪高尔察克的战斗。他奉苏军方派遣，于1919年初经满洲里来到中国，在哈尔滨接触过孙中山的代表李某(疑为李章达)和当地的游击队头领马占山。 这位李某，同李大钊和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片山潜有联系，他们三人对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的看法相同。
布尔特曼也经由同样的路线，受秘密的俄共（布）哈尔滨地下党组织的派遣，约于1919年3月份到达天津，供职于美籍俄裔大实业家办的企业石德洋行（Штейнберг）。
当时布尔特曼还是个学生，“是一个热情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他大致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认识了李大钊。现将缪勒尔的有关回忆翻译如下，这是目前我们能够找到的关于李大钊同布尔特曼关系的唯一史料：
缪勒尔回忆说：“布尔特曼广交京津两地高校和专门学校的进步中国知识分子，与李大钊有私交。布尔特曼认为李大钊是一个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众所周知，在1919年5月北京学生反对帝国主义行径、反对凡尔赛和会上把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让给日本而举行的激烈抗议和罢课之后，各大城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天津也一样，布尔特曼直接参加了这里的运动”。
“1919年9月我认识李大钊的时候，我们同学生们的联系依然在持续中。他们今天一拨，明天一拨，几乎天天都到我们的住所来。”
“我们向中国学生介绍了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经常谈论关于中国的问题，分析孙中山的学说，介绍工人阶级在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我们不难让学生们相信，他们必须同天津的纱厂工人和码头工人建立联系，必须组建工会，当时天津还没有工会。这也是布尔特曼同李大钊两次谈话的内容”。
“1920年1月初我们离开中国前夕，有四名学生已经同码头工人建立了联系并着手实际建立码头工人工会的工作”。
缪勒尔介绍布尔特曼当时的打算说：“我向布尔特曼介绍了满洲的游击队和我们在那里会见过的一些出色的人才。他特别赞赏马占山。‘他到哪里去了？他不该在满洲，他应当在内地，到大企业来；他会大有作为的。要是能让他认识李大钊就好了。马占山没念书就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还是一个优秀的勇敢的鼓动家和宣传家’。”
1920年1月15日，布尔特曼离北京经蒙古回苏俄。石川教授据《东方经济学家》编辑的《致三浦铁太郎的信（1920年11月4日）》验证了布尔特曼的情况。综合俄日两国档案可知，布尔特曼是俄共远东局东方民族部委员，1920年6月初到伊尔库茨克，在远东局工作，8月成立远东局东方部，他为主任，主管哈尔滨和中国内地的活动。1921年死于手枪走火。
2．在上海秘密活动的苏俄人士最早的当推M·波波夫（Михаил Попов）。
关于此人，根据上海档案馆所藏工部局《警务日志》（Municipal Daily Report ）的零星记载，知道其别名叫Smolsky。来华前的身份是俄国阿穆尔军区现役军人，上校军衔，受该军区党组织派遣，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上海考察，会见过孙中山。石川教授做了远较我们深入的挖掘，他说此人最初出现于1928年出版的查普曼（Chapman）著《中国革命》一书中。五年后，即1933年青年协会书局出版的骆传华《今日中国劳工问题》第39页也记载了同样的内容。
石川教授介绍波波夫来华的情况是：波波夫受俄共（布）或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沃兹涅先斯基（Вознесенский）派遣，于1918年5月与苏俄人士波德沃依斯基（Подвойский）同到上海。以石川教授的书为线索，笔者为自己手中的英国档案找到了“家门”。学界同仁、旅英的李丹阳女士、刘建一博士赠予的珍贵史料证明了石川教授的说法。英国外交档案记载：
“（沃兹涅先斯基）不会到东方去，他要派遣波波夫和波德沃依斯基去建立一个情报局，以研究上海和北京形势。”
“布尔什维克使者波波夫到了中国，近已到沪。5月18日他用化名向《密勒氏评论报》提供了一份《俄国无产阶级呼吁书》，抨击日本和旅沪俄侨的‘反动头目’。他确已赴哈尔滨”。
关于此人，英国档案介绍说：“他在彼得格勒学过日文和汉语；通晓汉语，能用日语读写说。” 石川教授说，波波夫在五四运动前后第二次来中国。从1918到1920年7月先后四次出入中国。从英国档案“1920年8月的《每月报告》”可以知道他当年来中国的情况：
“符拉迪沃斯托克政府的秘密使者米哈依尔· 波波夫上校于7月中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沪”。像当时其他莫斯科使者一样，他也把《俄文上海生活报》当作联络点，并且参加了该编辑部的部分工作，9月28日对部分“俄国激进分子发表演说”。
石川教授据日本档案介绍了波波夫1921年春的情况，说他由上海到北京，后来可能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也许又来过中国。他在多大程度上参加了俄共和共产国际的对华工作还是有待研究的问题。
波波夫试图在上海设立情报局一事引起中外各方注意，所以石川教授使用的日本史料和李、刘二位查阅的英国档案对此都有记载，两份史料明确提及他先后接触的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张墨池和景梅九。
3．与波波夫同时活动的还有阿加廖夫。除了我们知道的《谢觉哉日记》，以及李达、邓文光等人的回忆录外，石川教授使用的新材料是1920年3月日本驻上海武官和总领事报告。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人名，经石川教授的细致工作，使我们得知，那个同波塔波夫接触并且翻译苏俄法令和发表托洛茨基文章的李林尼，原来就是李人杰，即李汉俊。
经查证俄国史料，阿加廖夫“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政局主席”，石川教授据一个鲜为人知的档案材料介绍说，阿氏到上海后与李汉俊、吕运亨（1885－1947）商谈出版俄文中文双语《劳动》杂志，并同中国倾向苏俄的人士接触。阿于1920年经天津回符拉迪沃斯托克，后又来中国，经北京回符拉迪沃斯托克，此期间经常活动于远东。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俄国的官方档案，还不能说他们就是由布尔什维克派遣的正式代表。但是石川教授据已经掌握的史料说：这些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酝酿毕竟还是发挥了相当的作用。这个结论应当是能够成立的。至少我们还可以说，他们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国际联络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4．亚历山大·斯杰潘诺维奇·波塔波夫（A·C·Потапов）。石川教授比较全面地对照中外文史料，说明早在1919年中国就知道这个人。就其接触的人和活动范围而言，波塔波夫比前三个人更加广泛，目的也更加明确。
波塔波夫是一名沙皇军官。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时他正在中国，得到关于俄国事态的消息后，他宣布拥护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并且在没有领受任何指令和任务的情况下，自觉地为苏维埃政权工作。
苏俄1919年7月发布的《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于1920年3月传到中国，引起中国人民对苏俄的广泛同情与支持。这时在上海的波塔波夫非常兴奋，自动在中国进步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宣传苏维埃革命。他在上海联络“农工商各界及军队”，且已经“与各界联合会代表陈家鼐、姚作宾、曹亚伯、许德珩等接洽”。他还在这个舆论集中之地组织了许多次会议，向中国朋友介绍十月革命。中国国民党的“要人孙伯兰、戴天仇等”早些时候也曾经参加过波塔波夫派遣的代表罗萨诺夫于1920年3月初组织的秘密会议。
从魏金斯基（吴廷康）的报告可知，波塔波夫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准代表”了。魏金斯基正式奉派前来时，已经知道波塔波夫在中国，不过他们没有联系上。
据史料记载，波塔波夫与罗萨诺夫当时已经考虑在上海组织一个总机关，刊登宣传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文章，以期使“一般人洞悉过激主义之精神及共产之利益”。北京政府内务部探测到这个“保的波夫”的活动，知道他接触的人中有上海工界协进会的主任陈家鼐、曹子祥等，他们还与这些来自苏俄的人士共同商定，要在各县遍设工商联合会及农工联合会，组织各省的农工商演讲团，赴各村镇演说平民主义，拟先从西南各省实行，并拟将领导机关和办事处设在上海。由此可以看出，与前三人相比，波塔波夫的活动带有更加明确的组织中国革命力量的目的。
石川教授概括波塔波夫在中国的经历：向苏俄提供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活动情况（1920年5月1日上海盛大集会的情况就是通过他传达转给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的）；他与上海学生运动领袖的接触；同莫斯科正式或非正式使者的接触；受魏金斯基资助在上海开展活动以及他对前者的间接帮助。
至于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有关的人士和活动，石川教授说，波塔波夫也参加了向中国知识分子提供共产主义文献的工作。例如，他曾向李汉俊提供了小册子，李译为汉语；托洛茨基的文章也通过他发表于共产主义刊物《新青年》1920年11月8卷3号上。石川教授的研究结论是：波塔波夫“肯定是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魏金斯基……（作为主要渠道）活动的一个侧面，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了促进作用”，他在中国活动和得到的情报肯定受到俄方重视和运用，并说这是波塔波夫与布尔特曼、波波夫的不同之处。
此外，波塔波夫在中国的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他在1920年4月底5月初访问孙中山和陈炯明。他带回了许多情报，如访问孙中山的报告、陈炯明致列宁的信、陈炯明致旅俄华工的信、南方政府参谋长李烈钧致苏俄代表的信、黄介民致劳农政府的信（1920年5月22日）等。这些文件，受到莫斯科领导人的重视，对当时一度存在的褒陈贬孙趋势的形成不无作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上把陈炯明称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更有甚者，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1921年年底，陈炯明及其所在的漳州还被称为“中国革命党的摇篮”，中国的“精英，革命分子”趋之若鹜的地方。这种看法一直持续到1922年6月陈炯明同孙中山的矛盾公开化。
5．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早在1919年8月，他就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在东亚民族中进行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并且得到后者的批准。政治局给他拟定了在远东实际工作的指令，其主要内容是：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立足于让日本、美国和中国发生利益冲突，即利用各种手段激化他们的矛盾；唤起中国、蒙古、朝鲜广大人民群众为摆脱资本压迫进行自觉的运动；支持东亚人民的革命运动并通过出版一些宣传品加强鼓动工作；帮助中国游击队的建立等。
为落实上述指令，他于1919年9月初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在那里同中国、朝鲜革命组织的代表建立了联系。与之联系的中国代表是自行到俄国远东的姚作宾，时任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1920年5月，他在上海建立了一个临时领导革命运动的中心，名为“第三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朝鲜、日本三个支部。其中，中国支部的“工作开展比较顺利”，出版事业也初见成效，北京和上海尤其突出。当时，倾向苏维埃政权的俄侨1919年起在上海创办了《俄文上海生活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也同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有联系而且得到后者的支持。上海依靠工人和学生组织开展活动，为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和其他地区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于7月5日，即他到北京的第二天就同在京的俄国共产党员举行了为期三天的会议，除了总结工作外，他们还专门就“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交换了看法。可见建党工作已经提到了日程之上。
从该书记处工作覆盖的范围——中国、朝鲜、日本来看，它同后来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肯定有一定关系。派遣他到中国的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该部于1921年1月划归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1年1月15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建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驻地在伊尔库茨克。原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委员会的大部分人员都并入该书记处工作。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的活动也相应地在这个框架之内。
由此已经十分清楚，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不仅正式领有俄共的指令，而且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了正式报告。他与我们下文要介绍的魏金斯基同是受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派遣。故此，在中共建党的筹备工作中他也是一个应当引起注意的人物。
6．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魏金斯基，原名札尔欣（Зархин）。据文献记载：他受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下设的“外交科”派遣前来中国。当时的化名是格里戈里耶夫，身份是“全权代表”。时间是1920年4月。与他同行的人有：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学院毕业的季托夫和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谢列勃里亚科夫。三人都是共产党员。关于这个举措的意义，正式文件告诉我们：“此举奠定了我们对远东国家有计划的组织工作的基石”。为了全面推进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建设，俄共上述机关“同时从哈尔滨往天津派遣了一个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斯托杨诺维奇（米涅尔）。
魏金斯基一行到中国后的具体工作成果是：在上海建立了由五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内中除魏金斯基外还有四名中国革命者。该委员会下设出版、情报鼓动和组织三个处。出版方面重要的成果是创办了《劳动界》和发行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读物，组织方面是：8月前米涅尔在北京同鲍立威一起组织在北京的中国共产主义者，8月后米涅尔又奉魏金斯基派遣到广州，建立与北京相同的革命委员会。情报处的主要工作成果是建立华俄通讯社，由其向31家中国报刊提供关于苏俄的信息。1920年8月17日后苏俄驻北京的外交代表团优林接过了这一行人同上海的联系。斯内夫利特（马林）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时，认为由于魏金斯基在中国期间的活动，“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织……这小组划分为七八个中心”。 他为筹备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做了直接的工作，但是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
石川教授用了很大篇幅系统地介绍了魏金斯基在中国期间同各地共产主义者的联系。
据荷兰社会历史研究所收藏的斯内夫利特档案可知，魏金斯基以共产国际正式代表使华是在1923年。是年1月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任命他和斯内夫利特为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魏金斯基从最初作为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下属机构的代表，到1923年1月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应该说他的地位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内已经上升了很多。
7．首次由共产国际向中国派遣的正式代表是亨· 斯内夫利特（在中国曾用马林、孙铎、Sentot、Simons等化名）。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他“奉命赴上海，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
8．参加中共一大的另外一名代表是红色工会国际派遣的尼科尔斯基（В·А·Нникольский）。
以上就是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有关系的莫斯科使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还有其他一些使者前来，如俄国共产华员局的刘谦，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等。但他们与中国党的建立没有直接关系，已非本文内容。 (责任编辑：江之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