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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商建国大计的重要会议
作者：李 青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也是北平和平解放及新中国成立52周年。在这世纪之交，不禁使我回想起1949年1月16日周恩来到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同民主人士座谈解放战争形势、共商建国大计的种种动人景象。
重要历史时刻的重要会谈
这次座谈会是在重要的历史时刻召开的。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已陷入败境，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败，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上陷于崩溃，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一大批大中城市相继解放。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响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庄严号召，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及国外华侨的热烈响应。从1948年下半年起，经过中共中央及周恩来的周密部署，秘密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的著名民主党派领导人分批进入解放区哈尔滨及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李家庄，共同筹划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大计。至1948年底，到达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已有毛泽东的老师符定一及胡愈之、沈兹九、刘清扬、韩兆鹗、周建人、吴晗、杨刚、宦乡、严信民、楚图南、雷洁琼、田汉、安娥、张曼筠、周颖、及何惧（上海工商界人士吴羹梅的私人代表）等10多人。
1949年元旦，早已日暮途穷的蒋介石为挽救其政权的垂死命运，玩弄两面手法，发表新年文告，要求在保持其伪宪法、伪法统等条件下“停战和平。”毛泽东洞察其奸，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坚定宣告：“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一定要“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1月4日毛泽东又发表《评战犯求和》，深刻揭露蒋介石的停战和平阴谋。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八项条件，表示可在上述八条基础上与国民党反动集团进行和平谈判。
如何认识和把握中国时局的走向，顿时成为民主人士普遍谈论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正是在这一重要时刻，1949年1月16日晚，周恩来在百忙中专程到李家庄看望民主人士，并举行了座谈。当年我作为中央统战部的工作人员，有幸参加这次座谈，并作了详细记录。
毛主席的八条区别了真和平与假和平
这次座谈会是在一间简陋的平房内举行的。周恩来身着灰棉军大衣，双目炯炯，神采奕奕，满面春风，与民主人士一一握手致意。落座后，胡愈之要求周恩来“就最近时局为大家报告一下，首先谈谈毛主席公布的八条。”
周恩来应邀作了长篇发言，说：毛主席的八条，区别了真和平与假和平。蒋介石要维护伪宪法、伪法统，维护军队，这是一个阴谋。对伪宪法，我们一开始就不承认。两年前召开的伪国大，在座诸位当时都不去参加。废除伪宪法是大家的要求。所谓法统，就是封建正统，这正是反封建的革命对象，我们要建立人民的正统。蒋介石要维持军队，这是他的命根子，而我们则主张用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来改编，建立一支人民的秋毫无犯的民主军队。不追究战犯，人民哪能心服？现在蒋区各界人士都在积极地提战犯名单。毛主席的八条，就是要尽快搞垮南京的统治，使人民和平早日到来。
周恩来接着从战争形势发展、军事力量对比，进一步分析提早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可能性。他说：去年（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开会总结前两年的战绩。第一年消灭国民党军队97个旅，第二年消灭94个旅，两年合计歼敌250多万人。八九月时敌人还有285个师，人数还有360多万，比起大举进攻时的430万人，只少了70多万。当时估计每年消灭敌军150多万，三年可以完成。所以说再打三年，可以根本打垮国民党。但是九月会议刚刚结束，形势的发展马上就推翻了我们的论断。济南战役时，华东局副书记曾山估计还有两个月才能解放济南，但只八天便解决了战斗，这远远超过我们的预算，曾山同志赶回去都来不及了。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实在是突飞猛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新式整军。部队经过了诉苦教育，眼泪都变成了力量，不但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就是俘虏的阶级觉悟也提高了。如从黄伯韬军中俘虏过来的战士，帽子都来不及换就赶上前线杀敌。有的因带着中央军的帽子，在作战中挂了花，临死前还说：“同志，换我一顶解放军的帽子吧！”苏联名医阿洛夫说：“这种方式的整军，不要说西欧，就是苏联也没有过。诉苦运动和有领导的民主是最成功的。”军队哭起来打仗，是前所未有的。还有“三评”，评思想、评战斗、评干部。许多战士经过三评教育入了党，许多战士临死前还提出入党要求。战士、党、干部三者密切结合起来，便无敌了。还有诸葛亮会。因为上级的命令有时不够周密，诸葛亮会可以补充其不足。淮海战役进展神速，是和积极诉苦、三查三评、诸葛亮会分不开的。更基本的问题是土地改革。土改是一场巨大的浪潮，冲刷了全部污泥浊水，贫下中农翻了身，这是人民力量的源泉。土改中也免不了冲掉一些肥土，有些人受了损失，已经纠正，做了赔偿、照顾。现在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农民满意，这是翻天覆地的力量。所以，队伍的新式民主再加土改，是所向无敌的。去年9月济南之役到今天四个月的形势发展确实惊人，超过了敌我的估计。
今年有把握打垮国民党
周恩来进一步分析战争形势的发展，他说：第三年上半年总结，共歼敌148个师，其中整师的有111个，变成了一年计划半年超过。第三年原规定歼敌150万，没想到半年即歼灭170多万，再加上一月份的战绩，杜聿明的18个师，天津的几个师，塘沽的5个师，北平的22个师，共52个师，只在一月内即可全部解决，人数可达50万人，加上半年的170多万，就是七个月共搞掉他200个师，220万人。这样，国民党剩下的军队不足200万人、150个师左右，不可能再有攻势，再加上北平的解放，情况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再也组织不了什么进攻了。
周恩来满怀信心地指出：现在，北平的胜利在望。阎锡山在山西的日子也不久了。太原我们没有用力打，只摆一个兵团在那里，只要稍稍增加些兵力，便没问题了。华北方面除一小部分据点外，全部地区由我控制。北平解放后，华北就没啥了。黄河流域除西安外，就只有青岛了。其他地区：第一、汤恩伯控制的范围以南京为中心，包括苏杭地区共50个师，都是新兵及败退下来的残兵，战斗力很弱。第二，白崇禧的统辖以汉口为中心，共30个师。白的嫡系部队共8个师，其它都是新编的杂牌军。第三、就是胡宗南以西安为中心的这一部，共28个师。这三部分就是蒋介石所依靠的主力，其他在新疆、广东、四川、台湾、昆明有一些，也就是二三十个师，不成其为力量。胡宗南号称28个师，但战斗力很差。白崇禧不准备大打，可能向广西跑。剩下来只有汤恩伯这一部要拚也很困难了。若抽胡宗南，又恐我入川。若要他往回撤，没有那么多飞机，只好开步走。往哪里走呢？若步行走汉中入川，又路远，时间来不及，赶不上，中间夹着白崇禧，这次就被白扣留了胡的3万支枪。白崇禧表示不服蒋介石，“有礼地抗上”，企图撤到广西，以衡阳为前线，并争个出海口，与美国建立联系，但其部下又不能完全跟着走。程潜最近扣留银圆，也企图“割据”。现在我们就准备进攻南京！总之，国民党第二年一开始就转入防御，第三年战役的进攻都搞不起来。现在它是全面防御，败局已定，这是中外一致的认识。美国洋爸爸也知道，再支持蒋介石也没用了。中外许多报纸都开始骂蒋介石了。45亿的美援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能够做什么？再加上10亿又能怎么样？借款、求援等等，都丝毫不能挽救蒋介石的死亡。蒋介石所剩下的150个师又能如何？况且这些兵力不能全部集中在南京。因此若从军事力量对比上看，可以说现在已经根本上打垮蒋介石了，挖了根了！进攻天津，只用27个半小时就解决了战斗。所以，今年有把握打垮国民党，即使渡江晚些也不要紧。
各方对毛主席八条的态度
座谈期间，有人问和平阴谋最近发展情况怎样？程潜、白崇禧要逼蒋下野，是真的假的？
周恩来回答说：他们是要逼蒋下野的。李宗仁向黄琪翔说要蒋下野，可能用立法院、监察院的组织逼蒋下野，并要黄到解放区来观察一番。程潜、白崇禧也是各有自己的打算。只有胡适劝蒋“决不要下野”，蒋很感动，成为蒋在四面楚歌声中的新交。阎锡山对蒋说：“我统治山西30多年的经验，就是当危机发生时，决不走开，就可以转危为安。”蒋介石看到新交和对头都不要他走，就想支持下去。其实阎锡山是看中了蒋介石的援助。果然，阎的算盘打对了，前些日子，蒋的飞机空援丢下傅作义不管，向太原飞了。总之，南京方面非常混乱。美国在这一时期对华政策非常动摇。完全出兵不可能，撤走军队又不甘心。若保住蒋介石，担心内部会乱拼掉。若要蒋下台，又怕“树倒猢狲散”。因此，只好尽量保住它在中国的家当，并设法钻进新政府，但都没有保证。究竟是保蒋还是丢蒋，举棋不定。因此先造出和平阴谋，看看反应，但是又冷淡得很。北京的物价上午稍落，下午就猛涨开了。和平阴谋，更暴露它自己的虚伪，更加深了蒋内部的混乱。张群也在打西南的主意。大家都想搞点资本要在将来同联合政府分庭抗礼，有人现在还想着搞“南北朝”呢！美国以前在华的计划是“撤出东北，力争华北，巩固华中，繁荣华南，”现在这个旧梦再也不能重温了。我们发表43名战犯名单，杜鲁门最不高兴，说43名太多了，发表谈话称“一个国家哪有43名战犯的道理”。
周恩来说，毛主席的八条发表以后，美方可能有两种反应。第一种，认为“八条”无异于投降，没什么可谈了。这八条对统治阶级来说，的确是投降，但国民党内除以蒋介石为首的战犯外，还有机会赎罪，甚至个别的变成爱国分子，以求谅于人民。第二种，派代表来讲讲价钱。如这样做，只能加速其内部的瓦解，有利于人民的胜利。革命要靠实力。只有战争，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夺取，现在无论如何，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过去政协达成了协议，但被蒋介石制造的校场口事件立即撕毁。我当时和他说，革命而不流血不是很好吗？他立即反驳我且无意中说了真话，说“就算和平革命不流血，但还是要革我的命啊，不成。”可见他阶级觉悟之高了。现在有人觉得蒋介石已经跪在地下，于是心软起来。这点，鲁迅先生最坚决。他说：落下水去的狗还要打。我们这些出身封建家庭的人，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再加上十九世纪遗留下来的影响，这三者便构成我们不忍心的心理。这批反动分子把整个社会搞得没有活力，中国又怎样工业化？所以对这种人的宽恕，便是对人民的残酷，这样的感情应该除掉。因此，八条是根本大计，一条也不能少。
美方策动和平阴谋，可能有两种前途：第一、改组南京政府，去掉蒋介石，且承认八条，再讨价还价。这是可能的情况，我们已作了准备。第二、美国出兵，我们也有了准备。不过这样南京、上海人民暂时要苦一些，但我们不能因希望美国不出兵便接受美国的条件。总之，对美蒋的诡计，我们一定要非常警觉，不要上当。而最大的可能性还是第三种，就是继续打下去，直至解放全中国。
筹备召开新政协共商建国大计
在谈了军事形势和政治局势的发展之后，周恩来着重谈筹备召开新政协，并与在座的民主人士商讨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问题。
（一）新政协的地点和安全问题
周恩来说，现在香港和蒋管区的民主人士还要继续来解放区。北平若解放得早些，政协筹备会的工作更要加紧进行。将来打算逐步发表这方面的消息，但为避免敌机骚扰，开会的地点要保密。对外公开说还在哈尔滨召开，使敌人相信。最近敌人在北平策划要布置暗杀，对象不但是中共，且可能包括民主人士，企图从各方面来破坏。特务分子不是一下子能肃清的，须有周密的布置。以前我们反对敌人压迫时，在群众面前要起带头作用，如闻一多先生给群众演讲，影响很大，人民受到了教育，但代价是很大的。今后情形变了，我们是人民代表，人民成为统治者了，地主阶级及官僚资产阶级是被统治者，他们不会甘心，还会钻出来破坏人民民主专政，或暗杀人民代表，因此要加强保卫，提高警觉，不要给他们以机会。否则，在新政权下受损失便不好。历来革命胜利后，失败者只能用这种卑鄙手段加害革命，如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便是一例。到北平后大家都住在招待所，成立一警戒区，加强防范。座谈中有人提出进入北平后清查户口用连环担保的办法怎样？周恩来回答说，这办法很危险，真正的特务没查到，人民反而受到波动，引起对我们不满。关键还是加强防范保卫，确保人身安全。
（二）人民政府的组织问题
周恩来希望民主人士在没去北平前多谈一些政府组织这方面的问题。他恳切地说：军事方面我们摸得比较熟，政治斗争方面，30多年来还懂得一些，但财经方面便不太懂。农业生产、公粮等还好一些，但对城市就很生疏，如税收问题，有的城市到现在还没有收税，战争负担还依然靠农民。这就不合理。如济南，在国民党时期每月可收65亿北海币，而我们则三个月没有收，不收税，商人反而认为养肥了再宰。哈尔滨解放后，也好几个月没有征税，实行配给，结果农民负担加重了。天津解放后再不征收便成问题了。以后到城市，取消一些苛捐杂税，正经的税先收再说，慢慢再改革。许多财经问题都不熟悉，若搞对了，力量就很大。这方面希望大家多贡献意见。尤其内政方面，如户籍、水利、卫生、劳动、司法、教育、文化、艺术等等，都是生疏得很。整个政权之内，国防还好，财经不大懂，内政更弱，希望多讨论。政权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当然不是旧民主，这比议会制表面上吵闹不休实际上寡头专政要好得多。宪法制定恐怕要在全面胜利之后，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这些问题要好好交换意见才好。打破国民党的法统，我们的政权组织形式当然不会抄袭他们那一套。
周恩来进一步说：参加新政协筹备会每单位6人，共38个单位，若算是40个单位，就有240人。我们希望从新政协产生出中央政府。政协是国民党王世杰提出的名词，但国民党不承认。我们把它捡起来用，而赋予新的内涵。这是名称的偶然得之。政协是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组织，可以作为组织形式长期保存下来，将来有些大问题可在政协会谈谈。在没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政协可存在，有了人代会，政协可成为参谋部。将来是人民共和国。至于总统制、内阁制的问题，大家可以谈谈。总统制给蒋介石搞臭了，用“主席”也好，这是名称问题，无关宏旨。政府中的行政机构，职权如何?如何组织才能发挥最大效能以取得人民拥护？政府委员会设多少部门?内政、财政、国防等部门的职权如何等等，都希望诸位多想想。
（三）对待战犯和官僚资本问题
周恩来发言告一段落后，会议转入讨论。何惧说：我有个生意人的想法，万一蒋下台，换别人来谈判，若提出不要惩办战犯，不要没收其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周恩来反问：若不没收官僚资本你愿意不？何答：我当然不愿意。周恩来说：战犯将功折罪，还勉强可以。不没收官僚资本就通不过。八条中废除伪法统，决不是修改法统。在废宪、土改、联合政府、废除卖国条约等八条中，只有战犯之惩办轻重、人数多少有伸缩余地，如果本人将功折罪处罚就轻些，这取决于他们自己。
田汉说：在国际法上，美国可以收容这些战犯，并可为之保留资产，我们是否将他们作为政治犯处理？政治犯与今天的战犯有何不同？胡愈之说：战犯问题，可在对外新闻公告中表示“若不愿做中国之友邦，可以自由容纳，要做中国友邦，就不许容纳。”德国垮台以后，就有这样的通告。周恩来说：昨天到新华社谈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的家产大了，美、英、法将来必有求于我们。100多年的殖民地，到今天算是有了扬眉吐气的日子啦！
何惧提问：清查官僚资本的办法标准是什么？周恩来答：可以成立委员会。何说：以工厂为例，有人说某工厂是官僚资本，但有人说不是。为了维持生产，是否有监督有规定比较好一些？可以规定原来的股东不准过户，慢慢调查，这些原股东在社会局都有登记。周恩来说：股东的名字会不会造假？有许多原来就不用自己的名字。他对何惧说，请你到天津专门搞清查工作怎么样？何答：可以。周接着说：清查官僚资本要有内行人及地方关系的协助。东北官僚资本就不多，都是国家企业，占百分之九十。天津上海就比较复杂。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要多多搜集，而执行可以慢些。
（四）关于外交及文化思想政策问题
周恩来说：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原则上要区别人民阵线及帝国主义阵线，然后再区别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但具体实施时问题一定会很多。解放平津后，外籍记者成为不速之客，如何对待？原则上不承认外国新闻社记者资格；若遵守法律及军管制度，可作为侨民受到保护；愿留者留下，要去者送行，但不管去留，须先到公安局外侨科登记；如外国报纸改变了态度，则根据其影响及具体情况，考虑某些记者及某些通讯社的合法地位。凡同情人民解放军及新民主主义者，不但新民主主义国家即使帝国主义国内的进步报纸也一律欢迎进来。有这几条政策便全面些。估计外国通讯社报纸可能会走一些，但还会有一大部分留下。对外国的矿山，有必要时可临时与之签订合同买些煤及必要的物资。海关问题，只有照旧有的税先收再说。
吴晗提出：海关的技术人员怎么办？周恩来答：全部留用。邮政人员也是这样。当然头子要换几个，或由军管会派代表来监督。旧有职员及技术人员原职原薪、先维持现状，慢慢来。对外国的贸易、宗教、学校、医院、慈善团体、记者、通讯社、文化团体等问题，许多只暂时允许维持现状，到北平后再仔细研究。若急于解决，总要陷于被动，宁可慢些。要防止“左”右倾，违法者要惩办，要防止激烈分子搞游行向大使馆示威之类的行动，这样会被破坏者钻了空子。我们只要“不承认、有保护”就够了。合法的经商应当允许。接着周恩来问，平津研究外交的教授有没有？他们的观念怎么样？吴晗答：有专门研究的教授，可成立一个研究机构，汇集研究外交史，将帝国主义的侵华史实整理出来作为外交的参考。周恩来说：由怯弱外交转变为独立自主的外交，也需要有理有利有节。会上商定成立一个外交政策研究委员会，吸收这方面的专家进行研究。
关于文化及思想教育方面。胡愈之、吴晗提出：解放天津后，知识分子较多，这些人大多对政策不了解，思想改造是一个问题。周恩来表示：对文化思想教育问题，这方面我没怎么摸，到平津后还要仔细研究。总之，大学要维持现状。北大、燕大要找人出来维持。思想问题不要过于强调，只要不反动，愿意革命，有点自由主义也没关系。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凡对革命有帮助的不要使他不安。有教授要讲唯心论，只要有学生听，有市场出售就可以。杂志上有不同见解可以展开讨论。至于怎样搞更适当，还要研究。会上吴晗提出学校经费问题，以清华为例说，抗战前清华每年经费是80万美元（何惧当场折算说约合2440石米）。周恩来表示，到北平后请吴先生在这方面做个调查，各个大学的经费，希望精确一些。楚图南说：“大学一般少到5人多到30人就开一个班，有的一个系只有两个学生，这样虽有其好处，但浪费很大。”周恩来表示，教授有利于人民事业者予以保留，员工要减少。
在座谈期间，周恩来多次表示，到平津后，财经、文化、外交问题紧跟着来，大家要多想办法研究解决。
这次座谈会，从晚上8点开始，一直持续到午夜。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没有准备夜宵。周恩来和与会人员始终精神饱满，坦诚相见，商讨各种问题，达成了共识，气氛十分热烈。深夜时，大家饮几口由越南前线送来的缴获的法国白兰地，使精神倍增，谈兴更浓。座谈结束时，已是凌晨1时许，周恩来与民主人士亲切告别，在星空闪烁下乘吉普车返回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
这次座谈会后半个月，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2月2日，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陪同住在李家庄的吴晗、雷洁琼等15人第一批进入古都北平。我和中央统战部一部分干部也于2月11日到达北平。从此，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领导下，大家更加紧张地投入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同各界民主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往。
在那些日夜繁忙的工作中，在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的通力合作、共同奋斗下，新中国这座宏伟大厦，已经岿然在望！
(责任编辑：瑶 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