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7期
刘鼎与新中国的兵工建设
作者：李 滔
1948年我由蒋管区到华北解放区参加革命，经中共中央城工部分配，到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工作。1949年9月，我被调担任刘鼎同志的秘书。刘鼎同志是老共产党员，又是党内闻名的技术专家。我在他身边工作了三年多，一直到1953年初，他被撤职为止。这一段，正是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刘鼎同志担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为兵工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历史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但许多往事在我脑海中记忆犹新。
马不停蹄的重工业考察团团长
1949年9月下旬，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以刘鼎为团长、沈鸿为副团长，各大行政区重工业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参加的重工业考察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工业经济方面，第一次重要的考察活动。陈云同志亲自出面，布置考察任务。各大行政区也很重视，派出了重工业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参加考察团。东北区有吕东、周建南、程明升、顾敬心等；华东区有汪道涵、郓震、褚应磺、吴恕三等；华北区有崔中、郭栋材等；中南区有曾志等。考察的范围是东北、华北和华东。开国大典的前夕，外地参加考察团的成员陆续到达北京。在开国大典那天，刘鼎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他让我陪同外地代表团成员到天安门临时搭建的观礼台观礼。
10月3日，代表团从北京出发，第一站是沈阳。沈阳是全国闻名的重工业城市，而铁西区又是沈阳市重工业的集中地。代表团听取了东北工业部的汇报，到铁西区参观了机床厂、重机厂、变压器厂、有色冶炼厂等。每到一个工厂，刘鼎同志都让我详细记录，包括工厂的规模（占地面积、厂房面积、职工人数），产品品种及技术水平等。那时，关内的大工厂还很少，看到铁西区烟囱林立，大工厂一个连一个，鳞次栉比，令人心潮澎湃！以后又陆续参观了鞍钢、本钢、抚顺露天煤矿、大连造船厂、吉林小丰满水电站等著名厂矿。代表们总的印象是，东北的确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参观后大开眼界，坚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信心和决心。
由东北回到华北，只在天津参观了新港造船厂、塘沽碱厂。相对来说，华北当时的重工业还较少。之后，又到上海听取了华东工业部的汇报，参观了江南造船厂、上海钢厂、虬江机床厂等，还察看了留在上海张华滨码头的日本赔偿物资，主要是机器设备。
重工业考察团的考察工作，历时约一个月。回到北京后，由团长刘鼎和副团长沈鸿向中财委作了汇报。这次考察使刘鼎同志对东北、华北和华东的重工业状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同年12月，重庆解放刚一个月，刘鼎同志又飞往重庆，考察了刚刚接管的国民政府兵工厂。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后方兵工基地，集中了将近一半的兵工力量。刘鼎同志逐个考察了第21兵工厂及鹅公岩分厂、第10兵工厂、第20兵工厂及磁器口分厂、第50兵工厂等。本来还准备去泸州考察第33兵工厂，因交通不便未果。国民党特务临撤退前对这些工厂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主要是动力设备。由于地下党组织工人严密护厂，使其阴谋未能完全得逞。刘鼎同志让我详细记录了每个工厂的情况（包括地理环境、规模、厂房设备、主要产品、职工状况以及遭受破坏的情况等），并绘制了工厂所在重庆市的位置图，回北京后向中央军委和中财委进行了汇报，基本掌握了四川省兵工的力量。
1950年1月，他又陪同首批来中央重工业部工作的苏联兵工专家，到山西太原对接管不久的阎锡山的兵工厂进行考察，包括山西修造厂（即枪炮厂）、子弹厂、炮弹厂和火炸药厂等；还考察了太原钢铁公司。
通过这些考察，刘鼎同志了解了建国初期全国兵工的实际情况以及重工业的概况，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尔后，他着手为新中国兵工的发展与建设，构思远景“蓝图”。同年7月，他与总后勤部杨立三部长联名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书，内容包括：制订中国制式武器系列型谱；建立兵工科研机构，开展新型武器研制；制定更新兵器工业生产纲领，改造生产技术条件等内容。
抗美援朝，全力以赴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美军已接近中朝边境。中共中央毅然作出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抗美援朝。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急需大批武器弹药。当时，贯彻中央减产转业会议精神，全国兵工正在调整、改组、转业。平战转折突然来临，形势十分严峻。刘鼎同志把正在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兵工会议转变为战备动员会，他说：我们要全力以赴地支援抗美援朝，完成中央军委交给的生产任务，否则就是犯罪！会议作出决定：所有兵工厂立即紧急动员起来，迅速转入战时生产，不分白天黑夜，加紧生产，支援前线。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志愿军只能靠手榴弹、爆破筒和炸药包攻击敌人坦克，效果自然很差，他们迫切需要后方提供反坦克武器。刘鼎同志立即组织有关工厂，研究试制。以沈阳52工厂为主，利用缴获的残缺不全的样品，经过解剖、分析、测试、改进和试验，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先后设计试制出90反坦克火箭筒和配用的两种火箭弹。当年就制造出火箭筒5000具、两种火箭弹20万发送往前线，击毁了敌人的大量坦克，有效地打击了美军的“刺猬战术”。与此同时，由西南50工厂和华北33工厂设计制造的57毫米和75毫米无坐力炮，和与两种炮配用的破甲弹、榴弹，也试制成功。还有山东兵工厂试制生产的反坦克手榴弹和反坦克地雷等也批量生产，发送朝鲜战场。1951年秋，志愿军某部在五圣山防御战中，使用57毫米无坐力炮，一举击毁敌人坦克7辆，荣获特等功。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兵工企业共生产了各种枪械60余万支（挺）、枪弹15亿余发、各种火炮9万余门、火箭筒7000余具、炮弹（含火箭弹）1400余万发、手榴弹2300余万枚、炸药6000余吨以及大量的地雷、航空炸弹等，为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刘鼎同志领导的十万兵工大军确实是有功的。
拟订兵工建设早期规划
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1951年初，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制订了提早建设兵器工业的方针。同年4月，成立兵工总局，刘鼎同志兼任局长。同年5月，刘鼎同志随同以总参谋长徐向前为团长的中国兵工代表团，赴苏谈判苏联援助我国兵工建设的问题。行前，毛泽东主席在同徐向前的谈话中指出，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器工业，不解决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中国兵工代表团与苏联政府进行了多次谈判。这次谈判的主题是争取苏联政府提供武器弹药制造的技术，以及为改善志愿军的装备争取支援。谈判历时半年之久，几经周折，双方终于在同年10月签定了《关于中国工厂获得制造苏联型式枪炮弹药特许权和交付苏式枪炮弹药样品、生产技术资料及必要时派遣苏联专家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协定规定的武器为152毫米加榴炮以下的陆军通用武器，较先进的重型武器未达成协议。
代表团回国后，刘鼎同志立即组织兵工总局的有关人员，根据我国兵器工业的实际情况、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对战备的要求以及与苏联政府达成的协议，经过综合分析与反复研究，提出了《兵工工厂调整计划纲要》和《新兵工厂五年建设大纲》，并上报中央军委。1952年5月，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兵工问题的决定》，内容包括：确定了中国第一批18种陆军制式武器的型谱（其中仿苏武器15种，自行设计的3种）以及配套的弹药；批准了兵工总局上报的工厂调整计划纲要和新建工厂大纲，并明确了按专业化分工，调整老厂的生产纲领和技术改造的原则。同年6月，刘鼎同志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二届兵工会议，传达并贯彻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关于兵工问题的决定》，李富春同志到会讲话时说：兵工历来在工业上是带头的，今后国家走向工业化，希望兵工也要带头，永远带头，推动其它工作前进。
1953年大规模展开的我国国防兵工的制式化武器弹药的试制生产、老兵工厂的调整与改扩建，以及新兵工厂建设的筹备工作，基本上都是在中央这一决定的基础上有条不紊地进行的。中国人民兵工创业者之一的刘鼎同志，在构思新中国兵工建设的第一批“蓝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组建兵工技术基础
1952年下半年，为迎接制式化武器弹药的试制，开展正规化的国防兵工建设，刘鼎同志精心组建了一批为兵工服务、具有技术基础性质的研究所，包括工厂设计所、技术资料翻译所、精密机械研究所、技术推广情报研究所、火炸药研究所和械弹研究所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一批技术研究机构，是发展兵器工业必不可少的。
工厂设计所甫告成立，就投入了一批老兵工厂的技术改造工作。127厂、247厂、296厂、375厂与456厂等都是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投资大，时间急，工厂无设计力量，都委托工厂设计所进行设计。设计人员通过设计工作的实践，不但完成了工厂技术改造的设计任务，而且积累了设计经验，为紧接着开展的新厂建设，打下了基础。
技术资料翻译所为配合制式化武器弹药的试制工作，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翻译并复制了几十种、几十万份苏联提供的制式枪炮、弹药、引信、火工品和光学仪器的图纸和工艺资料；在紧急情况下，翻译人员下到试制工厂，与技术人员结合，大大加快了翻译和复制的进度。
械弹研究所成立后开始搞中国的“标准块”（即长度基准）。这个“标准块”后来就成为中国检查测量的长度基准。
械弹研究所和精密机械研究所为支援航空工业建设的需要，后来都划归航空工业系统的建制。
其它几个所为完善新产品的测试手段，开始新型弹药的科学研究，推广新工艺、新技术等都取得了很大成果。这一批兵工研究机构起步早，为提高兵器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兵工专业技术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鼎同志对新技术、新工艺非常敏感、喜好。他去莫斯科半年，回来时带回了许多有关苏联这方面的书籍和小册子，例如电火花切割、钻小孔、金刚石模具、新刀具等。他一方面组织翻译，另一方面在各种场合广为介绍。他到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和机械工程学会组织的会议上作报告，很受广大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欢迎。这些新技术和新工艺也逐渐在兵工部门推广开来，如电火花切割用于工模具，钻小孔用于引信，以后则用于枪炮管的来复线加工等；至于金刚石模具和金刚石刀具，则在许多兵工厂都逐渐被采用，获得了很好的技术与经济效果。
组建重机厂，筹建汽车工业、船舶工业领导机构
重工业代表团在上海张华滨码头参观时，刘鼎同志就注意到日本赔偿物资中，有些重型设备如大型水压机、重型车床和龙门刨床等很适合重型机器厂使用。在太原考察兵工厂时，他又看到太原汾河西岸万柏林一带（阎锡山曾利用作为临时简易机场），很适合于建设重型机器厂。他还考虑到，华北兵工局有一批富有工厂管理经验的干部，可作为重机厂管理的骨干。至于技术干部，他在上海时就曾与机械专家支秉渊先生谈过，支秉渊表示大力支持。于是，一个在太原万柏林建设一座重型机器厂的规划，在刘鼎同志的头脑中就逐渐酝酿成熟了。
经过向中财委汇报后，取得了中财委的同意，并按照规定程序，办理了报批手续。太原重机厂由华北兵工局负责筹建，山西省和太原市大力支持。工厂的管理干部大部分由华北兵工局抽调；技术干部由支秉渊先生推荐，上海市大力支持抽调。太原重机厂从设计、土建施工、设备的采购与调拨（其中有些重型设备是向上海张华滨码头无偿调拨的）以及非标准设备的制造等项工作，均由我国独立自主地自行完成，这在50年代初期确实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刘鼎同志在这次工作中，既是策划人，又是组织领导者，可谓功不可没。
刘鼎同志是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按照副部长的分工，他分管兵工、机械、船舶、汽车和电器（包括电信）。汽车工业在建国初期只能修理，汽车制造还是空白。1951年，他参加中国兵工代表团去苏联，曾经参观过高尔基汽车制造厂。回国后，在他的建议下，在中央重工业部设立了汽车工业筹备组，由郭力同志任组长，汽车专家、原清华大学教授孟少农同志任副组长。经中财委批准，一方面将建设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项目列入了第一个五年国家计划，并列入请苏联帮助建设的重点项目；另一方面，汽车工业筹备组开始负责一汽的厂址选择。筹备组组织了一批汽车专家，根据刘鼎同志和大家商定的意见，开始在湖南长沙至湘潭一线、陕西西安至宝鸡一线以及山西太原至太谷一线选择厂址。周恩来总理对此十分关心，选择一汽厂址的报告一直送到总理办公室。经周总理批示，一汽厂址应靠近大钢铁厂，但又不宜离海岸太近，应在长春至四平一带选择。选厂组又奔赴长春至四平一带勘测，选定了长春附近的孟家屯作为一汽的厂址，并得到周总理的批准。1952年，苏联设计院设计的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初步设计完成后，报送给刘鼎同志，厚厚的十几大本，我曾有幸阅读过。
中国的船舶工业，在建国初期，已有一定的基础。上海江南造船厂历史上曾造过万吨以上的大船，但解放时几乎只剩一空壳；大连造船厂也遭到破坏，只能造数千吨的客轮。上海、天津新港、福建马尾、广州黄埔、武汉等地还有一些中、小船厂。但这些造船厂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更谈不上统一的发展规划。刘鼎同志考虑到这些问题，觉得有在中央重工业部设立船舶工业局的必要。当时，船舶工业的大部分力量（包括设计、制造和测试等）集中在上海，他与华东工业部副部长程望同志磋商，征得同意后，报中财委批准，在中央重工业部设立船舶工业局，由程望同志兼任局长。船舶工业局成立初期，包括局机关和船舶设计院，均设在上海，作为中央重工业部的派出机构，它可以对全国的船舶工业进行调查研究、制定统一发展规划。1952年8月，政务院机构调整，成立了统管全国机械工业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统管全国国防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后，船舶工业局的建制划归一机部领导。
不妥当的处分
1952年8月，政务院机构进行调整，成立第二机械工业部，统一管理包括兵工、航空、电子工业在内的常规国防工业。兵工总局改称第二局，刘鼎同志被任命为副部长兼二局局长。
同年12月下旬，刘鼎同志突然遭受到撤职查办处分。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12月25日上午，刘鼎同志接到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刘景范主任的电话，说有重要事情和他谈，他乘车前往，不到半小时就回到办公室和我说：“我被撤职查办了，你整理一下文件，准备移交。”过了两天，二机部机关党委召开座谈会，参加者多为与刘鼎同志共事多年的司局级干部。我也被通知参加，主要任务是做好记录。监察委鲁厅长到会传达了中央关于给刘鼎同志撤职查办处分的决定，主要原因是“对抗美援朝不负责任”、“在执行兵工建设方针中，表现有严重的消极思想，妨害了兵工建设”以及兵工产品质量问题等六条错误。会议开了两个下午，到会同志都发了言，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历史时期，谈了自己对刘鼎的看法，主要还是一些一般性的缺点和错误。12月28日，在中共二机部机关全体党员大会上，人事司司长向机关党员干部传达了中央给刘鼎撤职查办处分的通知，内容与鲁厅长传达的基本一样。那时，机关中传说：原来的决定更为严重，叫做“贻误军机，撤职查办”，正式传达时，“贻误军机”四个字不见了。
自从接到刘景范的通知后，刘鼎在家中闭门思过。关于他“犯错误”的问题，没有任何领导找他谈过话，包括他的顶头上司、到职刚刚三个多月的二机部部长赵尔陆。曾任重工业部代部长的何长工对此也难以理解，他曾向有关方面提出异议，并表示：“我是重工业部主要负责人，要处分应首先处分我。”1953年4月6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刘鼎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给予刘鼎撤销副部长职务、留党查看两年，工资由7级降为11级的处分；同年4月16日，政务院发出了《关于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鼎同志所犯错误的通报》。两个文件的主要内容与先前口头传达的相同。
新中国建立后，给高级干部这样严重的处分，刘鼎同志可能是第一人。刘鼎同志在家中写检查材料达八个月之久。1953年秋，在两个处分决定下达后，中共二机部党组副书记张霖之找刘鼎同志谈过两次话，要他以部工程师的名义出来工作，勉励他改正错误，大胆负责。赵尔陆部长任命刘鼎同志为一级工程师，仍在二机部机关工作。1954年正是全国兵工厂开展专业化技术改造与试制制式化新产品的高潮时期，从此刘鼎同志深入到各兵工厂的试制现场，协助解决各种技术难题，受到各兵工厂、特别是老工人的欢迎。1955年，当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撤销后，刘鼎同志被重新任命为二机部部长助理；1957年，恢复二机部副部长职务。
刘鼎同志是1924年就入党的老共产党员，他一贯组织纪律性很强，要求自己严格。他的一生，既富有传奇性，又十分坎坷。1953年初他受到不妥当的处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次处分，既来得突然，又有些莫名其妙。然而，这一处分的包袱，他一直背了三十多年。直到1986年他病重住院，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座谈会，与刘鼎同志共事多年仍还健在的老同志参加座谈，一致认为1953年给刘鼎同志的处分是个错案，应予撤销。经中央组织部复议，作出了撤销1953年对刘鼎同志错误处分的决定，并派人到病床前宣布，使他能安然离开人世。
(责任编辑：瑶 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