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9期
时代要求与党的先进性
作者：徐伟新
根据这个线索，我们对“三个代表”可以得出这样一些认识：第一，它是一个新东西，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新世纪党的建设应对新挑战的一个新概括。既是一个新东西，那就不应该用以往不合时宜的观念来理解它、解释它。第二，江总书记强调学习、理解和贯彻“三个代表”，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认为这正是抓住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理解认识“三个代表”的关键所在。的确，如果不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就难以理解“三个代表”的精神实质和根本，就容易误解“三个代表”。第三，根据这一指导性线索，对“三个代表”的认识和探索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封闭起来，不能停顿下来。“三个代表”是面向未来的党的建设的纲领，是一个大的题目。至于这个文章具体怎么写，还有待于我们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在实践上加以深化。根据这样一些基本的认识和基本的方法，我认为，“三个代表”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重大历史性创新。
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以回避的两大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一个是世界历史性大变化，一个是中国历史性大变化。世界历史性大变化，突出地表现为世界范围内三大潮流的兴起：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多极化以及文化的多样化。这三大潮流使得21世纪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包括我们刚刚经历过的20世纪。2000年美国《外交政策》季刊，在世界上找了十大著名人物来寻找新世纪的标志性特点。对新世纪，10个人有10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它将是一个资本统治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有人说将是一个政府权力弱化的信息革命时代；也有人说将是一个公民权利的时代；还有人说是一个大市场的时代，等等。总之，我们看到世界正在经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变化。与此同时，中国也正发生着一场历史性的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世界历史性大变化和中国历史性大变化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什么要求？是不是可以说，这样两大历史性变化在实践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性转折的客观要求，它要求中国共产党去适应两大变化。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要不断地获得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事实上的执政的合理性，要成为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力量，就必须适应世界和中国的两大历史性变化，就必须应对两大变化的挑战。我认为，“三个代表”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这两大历史性变化的高度的自省，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积极、自觉、主动地适应和应对两大挑战的一次重大历史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一个历史性进程，当这个进程正在展开的时候，我们还难以准确、清晰地指出这个进程的全部内容。但是，有一些情况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有这样四大转变：
一是在基本任务目标上从革命转向建设。历史上，我们党是一个成功的先进的革命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之后，我们提出了基本任务目标的转移。但是，这样一个转变充满了曲折，也经历了反复。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重新提出并坚定实现了工作重心和战略重点的转移。“三个代表”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更加鲜明地标志着我们党在基本任务目标方面的根本性转折，更加自觉地转向对物质、文化、制度的全面建设。同时，我们党工作的动力也发生了很大转折，即从阶级斗争、革命或战争转向改革与科学技术进步。
二是在基本工作思路方面，从除旧转向创新。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长时期内，我们的基本工作思路仍然片面强调“破字当头”。“‘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着力于对封建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等等不良的东西进行反对、清除和抵制。应该说，“破”与“立”是辩证统一的，但根据形势变化应有不同的侧重。今天面对中国的历史性变化，我们必须立足于创新，从除旧转向创新。
去年《学习时报》发表了一篇《落日的辉煌》。在撰写这篇文章时，我们感慨良多。一个民族，无论你多么强大，也不管拥有多么深厚的文明积淀和多么优秀的文明成果，如果不能创新，不善于创新，不能走在时代的前列，最终将被世界的发展所淘汰。在18世纪，中国正值“康乾盛世”，世界上那么多大学问家大思想家都盛赞中国，包括马克思。但是同一时期，西方在创新，从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创新，因此他们的社会迅速地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中国社会则骤然下跌，然后就是一蹶不振。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在面对世界一个新的文明、新的变局的时候，固守封闭，茫然无知，一潭死水，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成为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比尔·盖茨在他新著《未来的时速——数字神经系统与商务新思维》中谈到一个观点：80年代是注重质量的年代；90年代是注重设计的年代；21世纪的头10年将是注重速度的时代。而且他提出，当速度足够快的时候，商务的本性会发生变化，他的这一观点与爱因斯坦的一个观点是一个非常的巧合。爱因斯坦曾讲过当速度接近光速的时候，光线会发生弯曲。据此，有的学者指出，按照比尔·盖茨的这种观点，在一种速度经济、创新经济中，不仅商务的本性发生变化，企业的定义将改写，企业的人员组织结构、企业的管理观念、管理结构等都会发生变化。在这样一种新的时代、新的经济、新的理念面前，我们的党若要始终保持先进性，就必须实现工作思路的根本转变，必须立足于创新。
三是在活动的视线和视野上从一国转向世界。过去我们党的活动主要面对的是国内不同的政治、军事力量。随着对外开放，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我们党的活动视野从一国转向了更广阔的范围，转向了世界。我们所面对的不仅是国内的各种力量，而且是全球的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的力量，我们必须善于在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动中整合国内的不同力量。同时我们也不仅限于在一国范围内立足，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仅仅来源于一国范围，今天来看已经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走向世界，我们党只有领导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立足，党最终才能在中国立足。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始终保持先进性，不能把国内的力量整合起来，不能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足，那么最终党就难以在国内立足，可能就会被中国历史所抛弃，失去中国人民的选择。
四是党在代表性方面更注重先进性。党要代表先进性，是80年奋斗岁月所给予我们的一条宝贵经验。今天，时代不同了，历史任务也不同，党的先进性有了新的内涵新的要求。我们看到由于世界和中国的两大历史性变化，整个社会的结构都在发生改变。西方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改变。这种剧烈变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出现一些新的社会阶层。这些阶层的许多人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把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会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我们还要看到在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人类文明以多种形式丰富多彩地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像毛泽东所说，而且要代表一切民族的、一切国家的、一切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世界发展的进步潮流浩浩荡荡，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只有更充分地保持先进性，才能更牢固地代表广泛性，如果没有先进性，我们将最终失去广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