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9期
延安岁月
作者：杨尚昆
1940年11月，我离开北方局，从太行回延安，去参加党的七大。同行的有广东的代表古大存、方方、区梦觉等党在华南很有名的领导人。他们从广东先到苏北，再转山东到太行，路上很辛苦。徐向前从山东经太行回延安，也和我们同行。那时正是皖南事变的前夕，日军又对华北根据地施行“囚笼政策”，严密封锁，路上很不安全。太行军区派了一个旅送我们过同蒲铁路，晋西北又派了一个旅来接应我们，在这年年底到达延安。
那时，延安确实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七大。中央原来决定1941年5月1日前召开七大，地点不是在杨家岭，而是在枣园的后沟修了个礼堂，还挖了些窑洞，准备给代表住。皖南事变发生后，形势很紧张，会期就推迟了。我们留在延安，先参加整风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分配我担任了一些工作，先是政策委员会的委员；1942年又参加中央调查研究局党务研究室的工作，研究室主任是副局长任弼时兼的。1943年，中央调整和精简机构，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3人组成的书记处，下面设组织和宣传两个委员会和中央研究局，宣传委员会书记是毛主席，组织委员会书记是少奇同志，委员有任弼时、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和我，并由我担任委员会秘书。中央研究局由刘少奇兼任局长，我是副局长。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指导，中央也作了统一分工。当时，周恩来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中央决定由王稼祥负责华北，刘少奇负责华中，任弼时负责陕甘宁和晋西北，陈云负责大后方，我负责敌占区的工作。这些同志直接对书记处负责。北方局书记的名义尽管仍由我挂着，实际工作由彭德怀代理。
延安整风是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七大可能开不成功，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在延安整风过程中出了一个问题，叫审干，把人关起来交待问题，那样做是错误的。至于“抢救运动”，那就“抢救”得没有边了！
康生和“抢救运动”
毛主席说，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力图派人打到我们内部来。1943年春天，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政治局势日趋紧张。在复杂的斗争中，审查干部，清除内奸，确实非常必要，但后来严重地扩大化了，康生在这方面起了很坏的作用。这年4月底，政治局批准成立反内奸的专门委员会，主任是刚从华中回到延安的刘少奇，副主任就是专管情报工作的康生，由他负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康生审干的办法，是按照苏联的“经验”。当时，共产国际有一名联络员住在枣园，名叫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字叫孙平。平时由康生同他联系。他介绍说：审干应该从下面往上追，最危险的敌人是埋藏在上层的人。
审干工作的进行最初是正常的，由各单位负责，重点在党校。但很快就发展到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把怀疑对象关起来交代问题，轮番逼供。有一次，在杨家岭礼堂开大会，“斗争”以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要他交代同特务的关系。会前，李富春、邓发和我去问康生：究竟有什么证据。我们还提出：这个会不能开，不然开了会闹不出东西来不好。康生架子十足，躺在床上，听都不听，说常委决定了，你们不要动摇。会上，和柯庆施一起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的有些人起来揭他。揭了些什么呢？我记得的有：“你戴了黑眼镜，大摇大摆地在东安市场走，说明你政治上有依靠！”“你还背着照相机，你是地下党员，凭什么敢这样招摇？”柯庆施什么也不承认，说你们这些人说的都是假的，根本没有这个事情。大家就喊口号，打态度，轰了一个下午，从下午3点钟一直开到7点钟，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那时，康生开了二三十人的名单，记得里面有邓洁，一旦柯庆施突破了，那二三十人都要抓，连关押人的窑洞也准备好了。散会后，我回家经过毛主席住的窑洞，他问我：你们开什么会呀？又叫又闹，开得这样热闹。我说：斗柯庆施嘛！他说：你进来坐下讲讲，怎么个情况？我把情况向他说了，还讲我们3个人向康生报告过，认为没有把握。毛主席听后说：这个会不要再开了，我会给康生打招呼。这件事还是发生在“抢救运动”之前，后来在“抢救运动”中，又变本加厉地追逼，柯庆施的夫人被逼得投了井。
“抢救运动”是1943年7月15日开始的。这时，正逢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蒋介石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命令胡宗南闪击延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边区周围频繁活动，中央对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康生又夸大事实，弄虚作假，制造混乱。在此之前，他先制造了两件轰动延安的错案：一件是混淆矛盾性质的王实味“托派奸细案”；一件是张克勤假坦白的“红旗特务案”。
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1942年春普遍整风开始，在发扬民主、检查领导时，他写了《野百合花》等文章，言词尖锐，冷潮热讽，有片面性。5月底研究院对他进行批评，开始时还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在会议中间，有人揭发王实味同托派分子王凡西有过联系，在上海时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传》中的两章。这时，康生插手了，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决定追查王实味与“托匪”的关系，成为敌我矛盾。其实，王实味过去和托派分子来往的问题，他自己在1941年早已向组织交代过，但康生决定要追查，中研院党委又召开了两个星期的“座谈会”，不但“追查”王实味，还把同他接近的4位同志也一起被康生定性为“五人反党集团”，把问题的性质上升为“党外斗争”了。我和范文澜、陈伯达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后，10月，康生授意院党委开除王实味党籍，并责成我到中研院去作一次发言。10月31日，我在发言中，按康生定的基调，说“我们这次斗争，按其性质已经是一种党外斗争了”。当时有同志反映：座谈会的斗争过火了，不够“与人为善”。我回答说，明白了斗争的性质，“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至于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其余4位同志，我讲了两点：一是确认座谈会对他们“仍然采取了严肃的、同志的态度，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报告与发言，并未用敌对的仇视的态度对待他们”，这是“希望他们翻然觉悟”，“考验他们是否还希望当一个共产党员”，“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二是，当有人提出座谈会应对他们作组织结论时，我回答说：“在今天是否适当，值得考虑。”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年底，康生将王实味关押审查。1946年，康生主持的社会部定王实味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对王实味同志从思想批判发展成政治冤案，以致王后来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这是十分惨痛的教训。
虽然蒙冤近半个世纪的王实味案，已于1992年2月由公安部认真复查，予以平反昭雪，但是，每想到这个教训，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对枪毙王实味，毛主席十分不赞成。毛主席听说这件事时，我在场，他拍了桌子，指着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说：林老，你还我的人。因为当时是把人交给边区保安处的。当然，林老同这件事并没有关系。
继王实味案之后，康生又制造了张克勤“坦白典型”案。张是由甘肃省工委介绍通过西安办事处进延安的地下党员，年仅19岁，在陕北公学学习。在审干中，康生用逼供信的办法，要张承认是打进来的“红旗特务”，成了“坦白典型”。7月15日上午，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中直干部大会，延安所有机关都派人来听。康生在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宣称：延安各机关“特务如麻”。接着，张克勤上台“坦白”，说甘肃省工委是国民党指示要他们出来组织的，实际上是国民党，是打着红旗的假党，所以叫“红旗党”。随后，河南、河北等省也有人出来讲自己是“红旗党”。这一来，延安各机关、党校、女子大学等纷纷召开“抢救大会”，一时“坦白”成风。那时，恰好有胡宗南要向延安进攻的消息，所以气氛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任弼时出来说话了。恩来同志当时的处境很困难，因为说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地下党是“红旗党”，矛头其实是对着他的。在李维汉问他“红旗党”是怎么回事时，恩来同志明确地回答：“没这回事。”弼时同志是非常正直的人，直接向毛主席提出意见。毛主席也觉察到了“抢救运动”中的问题，几次作出指示，规定政策，不许搞逼供信，断然地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捉。8月5日，中央下文件通告全党：“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已告一段落。”延安搞了20天的“抢救运动”刹了车，但陕甘宁边区如绥德地委等，继续在逼人坦白。结果在这个运动中，中直机关受到“抢救”的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新知识分子集中的陕北公学竟达到百分之五十三。后来毛主席看到了问题的严重，他在大会上向大家脱帽道歉。延安撤退时，他又特别关照我：所有审干的档案都要带出延安，不能损失，以便将来能根据事实平反。
应当说，毛主席最初是信任康生的，以为康生是最早起来反对王明的，常在同志中称赞他，把领导整风的总学习委员会的常务工作交给他，而不是书记处或政治局。后来，从莫斯科回来的孔原和冯铉等同志，向毛主席直接报告了实际情况。孔原是老资格，原名陈铁铮，后来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当时王明和康生是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孔原讨厌王明，觉得他不正派，反对王明反对得很厉害，王明和康生也恨他，开除了孔原的党籍。回延安后，他就找毛主席，说康生一直是宣传王明的，他不但没有反对过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且在列宁学院讲中国革命史课时就以王明这本小册子作教科书；有一次，在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上，他还带头在祝酒时喊：“王明同志万岁！”孔原跟毛主席谈话后，中央决定恢复他的党籍。这件事是孔原自己告诉我的。像这样去说的不只孔原一个人，从莫斯科回来的还有好几个人也去跟毛主席讲。不久，毛主席让康生离开延安，去搞土地改革。
康生离开延安时，李富春、邓发和我去找他，问他发动“抢救运动”那些情报的来源，康生的态度仍非常暧昧，只说那个时候还是有材料的。什么材料呢？后来一查，大概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国民党西安特务站的CC分子陈建中给当时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发过一个电报，说中共在陕北地区的一个领导干部，是他的同乡和同学，要何绍南进行策反。这个电报被康生截获了。陈建中也是莫斯科留学生，我担任国家主席时，他到北京来，还见过我。其实，问题不在于他有没有同学在延安，而要看我们的同志有没有接受敌人的策反。康生却不管这些，轻率地断言陕北的党有问题，西北局也有问题，最危险的敌人在上层。更荒唐的是，胡宗南在西安的“反共救国队”有意散布的政治谣言，竟也被康生用作“抢救失足者”的根据。“反共救国队”的队长是梁干乔，广东人，黄埔军官学校一期毕业生，1926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夏，因托派问题被遣送回国。他有意制造假情报说：每一次知识分子到延安去的时候，我们都派人进去，一共打进了多少人去等等。康生就把它作为重要依据，在大会上宣布“特务如麻”，“延安的知识分子最少有一半是国民党派进来的”。康生是主管情报工作的，他把这些情报提供给毛主席，毛主席对敌情的估计也严重了，不然康生不敢开大会，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但是毛主席也发现并制止了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如提出“抢救运动”不能发展；结论要有证据；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等。到延安撤退前夕，毛主席逐步发现康生这个人不大可靠。特别是康生在“抢救运动”中一系列的表现，使毛主席认为这个人“左”，用毛主席当时的话来讲：“我们党内‘左’得不能再‘左’的人就是康生。你们切记，不要相信他的话。”
我的第一份“委任状”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德、意、日法西斯集团走向土崩瓦解。但日军在远东仍进行垂死挣扎，以40万兵力发动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纵贯中国大陆的铁路交通线，进行顽抗。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而八路军和新四军却在华北、华中和中原地区对日军发起局部反攻。中外有识人士对蒋介石政府深感失望，延安成了他们瞩目的焦点。美国政府也希望盟军在中国登陆作战时能得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配合。在这种情况下，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组等接踵来到延安。中央决定我协助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接待来客，在接待美军观察组时用的对外身份是军委秘书长。抗战胜利后，叶剑英要到北平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他看我没有把家搬到王家坪军委的院里来，以为我有什么想法，事先没有和我商量，就到毛主席那里给我讨来一个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的委任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看，毛主席都签字委任你了，你赶快搬过来吧!那时，我们调动工作通常都只是口头交待，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得到的委任状。可惜延安撤退时丢了，不然，倒是很珍贵的文物。
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1943年初，美英等盟国记者向重庆当局提出要到延安等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的要求，各国驻华使节也积极支持。蒋介石当然不愿意他们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及其总部延安来访问，但他不好断然拒绝，只好尽量拖延。到1944年夏天，实在拖不下去了，只好答应，改用派人参加进去严密控制的办法，并将采访的名称改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正副领队是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邓是四川人，早年在成都时和我有过一点接触。他是中法学校的学生，1926年出川，考入上海的立达学院，后来毕业于燕京大学，是国民党宣传系统董显光的下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派处长魏景蒙和一名助手，负责检查记者的稿件。还有一名是专搞党务工作的杨西昆。外国记者有6人，中国记者9人。《中央日报》的记者是CC分子张文伯。中央通讯社的两名记者中，有一名“临时记者”叫杨家勇，是个冒充的记者，真实身份是中统特务。经过西安时，他们又派进来一名冒充工作人员的特务科长。记者团内，还规定了统一的行动纪律。
我们看到这个阵势，明白重庆当局的用意，但仍泰然处之，小心应对。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主管这一工作，由我担任交际处处长，副处长是金城。恩来同志指示的交际处工作方针是8个大字：“宣传出去，争取过来”。
6月5日，记者团到达延安。我们将他们安排住在南门外新市场南边的30多孔新开的窑洞里。当天下午，我们向记者团全体人员提供了在延安参观的日程，时间约一个月，然后去晋绥等根据地，共参观3个月。
第二天，斗争果然就开始了。一清早，随记者团来的国民党电台人员要将电讯器材搬入交际处，准备架设电台。这件事，头一天晚上我们已听到消息，金城曾来电话问我是否允许。明摆着，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控制发报权。我说：边区政府保证记者团能迅速、准确地拍发新闻稿，不同意他们自己架设电台。交际处的传达室就把电台人员挡住了。邓友德气势汹汹地责问金城：“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领队，你凭什么干涉我们的工作？”金城不卑不亢地回答说：我是交际处的干部，未经边区政府批准，交际处内不得架设电台。把对方顶了回去。
几天后，美联社的记者史坦因向我们提出，要求单独会见毛泽东主席。我们答应给予安排。有一天出发参观时，邓友德发现史坦因没有参加集体活动，又来责问金城：我们记者团有纪律，史坦因为何单独活动？金城说：我们这里新闻采访自由，你们团内的纪律我不想干涉；请你自己去和史坦因交涉。邓友德讨了个没趣。后来，伦敦泰唔士报的福尔曼也提出要会见毛主席、朱总司令、恩来同志等，一些中国记者也有同样的要求。我们一视同仁，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一来，他们约束记者采访自由的“纪律”被冲破了。
记者团在延安参观一个多月，会见了毛主席、朱总司令。恩来同志经常到交际处来检查工作，看望中外记者。叶参谋长详细地向记者们介绍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抗日的情况。参观的单位包括：从边区政府、新闻单位到中央医院；兵工厂、难民工厂到光华农场；自然科学院到日本工农学校等。还会见文艺界许多知名人士。一个长期被严密封锁以至被严重歪曲的新世界，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国民党当局派来的记者团领队当然十分恼火。中外记者采访团原计划参观3个月，结果，在延安活动的日程刚刚结束，准备去晋绥根据地参观时，谢、邓两个领队强令中国记者必须迅速返回重庆，不准到其他地区去。这使一部分原来想到其他地区看看的中国记者只得悻悻然离开延安。
7月初，连日大雨。12日，中国记者们准备起程离开延安乘车去西安。恩来同志和我都担心劳山公路可能被大雨冲坏，特别叮嘱金城，将交际处的两辆汽车提前检修好，同时准备好四辆胶轮大车，以备万一的需要。留在延安的外国记者，不理那个领队的约束，在8月间动身去晋绥抗日根据地。毛主席亲自到交际处为他们饯行。
中外记者参观团对这次采访反映很好。后来，爱泼斯坦为《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写了不少文章；福尔曼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路透社的武道出版了《我从陕北回来》；《新民报》的赵超构出版了《延安一月》。他们把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如实地介绍给世界。这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对红色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
延安外事工作的开端
外国记者还没有离开延安，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第一批人员又在7月22日飞抵延安。
美军观察组的派出，是史迪威将军和蒋介石冲突的结果。史迪威是中缅印战区美军中将司令，兼中国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对蒋介石把美国援华的军火不用于抗日而留着准备打内战，非常不满。美军要对日本发动反攻，曾计划在中国的山东半岛、连云港和大亚湾等地登陆，但这些地方，大部分是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范围内。为了作战的需要，美方要求派遣一个军事代表团，到延安直接同我们商谈合作事宜，并了解各解放区的军事实力。蒋介石却不愿意美方和中共直接建立任何合作关系。后来，在罗斯福总统的压力下，蒋无可奈何地同意了，但仍要降低规格，把“代表团”的名称改为“视察组”。我们说：“视察”的提法不妥，因为美国不是我们的上级。最后，经过三方协商，定名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
当时美国是我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盟国，中央欢迎同他们合作，由朱德、周恩来、彭真、林彪和叶剑英出面商谈。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在延安设立外事组。
外事组原来在重庆有一个，由周恩来兼任组长，叶剑英任副组长，成员有章汉夫、乔冠华、王炳南、龚普生等。延安的外事组成立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七中全会的主席团会议上提议由我兼组长，王世英和金城为副组长。成员有柯柏年、陈家康、黄华、凌青等。黄华是朱总司令的秘书，柯柏年是大革命时期很出名的老同志。还有一个马海德同志。我对外以军委秘书长的身份出面。这个外事组实际上就是做接待美军观察组工作的。
美军观察组由18名军官和陆军、航空、通讯、医疗等人员组成，有几个人是“中国通”：领队包瑞德上校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参谋部的情报官员。谢伟思、戴维斯是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谢原是美驻华领事馆二等秘书，父亲是传教士，他出生在成都，在上海的美童学校受教育、后来毕业于美国奥伯林学院，1933年来中国任外交官。德木克战前在山西太谷孔祥熙办的铭贤学校当教员，抗战初到过延安。他们都能讲汉语。还有十四航空队的斯特尔、二十航空队的多伦等。观察组的任务是了解我方政治、军事的实际情况，以便同我方商谈合作，并准备在有关的敌后根据地内建设飞机场。那时，美军已用B29重型轰炸机对日本进行“穿梭轰炸”。这些轰炸机从冲绳岛的机场起飞，轰炸日军占领的太平洋诸岛，投弹后飞回成都江油机场，休息一天，又去轰炸日本本土，然后返回冲绳。如果在我沿海的敌后根据地建立机场，自然可以大大缩短飞行的航程。
观察组到来前，我向外事组全体人员传达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指示精神：第一，我们和美国是反法西斯的盟友关系，政治上是平等的，工作上既要积极帮助他们，又要坚持原则。他们提出的问题，凡属于我们职权范围内的事，要坦率地正面解答，不要回避，要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不亢不卑。第二，生活上要热情周到，给予优待和照顾，但也要量力而行，不铺张浪费。第三，要广交朋友，建立友谊。观察组不是短期的，必然要同我们的干部和群众交往，广泛接触。要掌握好分寸，教育干部和群众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又应当提醒对方尊重我们民族的风俗习惯。
8月7日，观察组的第二批人员到达。15日，《解放日报》发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经毛主席改定的，标题上“战友们”几个字是他加上的。社论预祝观察组“工作成功”，将“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
在这样的背景和气氛下，我们同观察组真诚合作，友好相处，协商共事。他们初到延安那天晚上，提出要架设电台，我和剑英同志商量后，同意他们的要求。第二天清早，金城就组织人帮他们树立了装天线的电杆。当天上午，观察组和重庆的中印缅战区美军总部建立了电讯联络。包瑞德高兴地说：“你们的工作效率真高，这是重庆没有法子比的。”观察组曾提出要在各根据地同样设立观察组。我们婉言相告：前方环境不安定，观察组的总部在延安，你们要去前方，我们可以随时给予安排。他们接受了我们的意见。观察组初到时，住在交际处。考虑到他们工作的长期性，贺龙的联防司令部特地腾出一批石窑洞给他们，把自己的办事地点从新市场搬到了北门外。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住了两年多时间，应当说，在罗斯福总统任期内，双方的合作是比较顺利的：
第一，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组同美国政府沟通。7月26日，在欢迎观察组的宴会上，毛主席对坐在身边的谢伟思说：美国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领事馆，不然抗战一结束，观察组会立即撤出延安。以后，毛主席和恩来同志经常同谢伟思谈话，阐明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的症结和战后两党合作、和平建国的条件，使观察组成为同美国政府沟通信息的一个渠道。叶剑英参谋长常常向他们详细地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现状，友军和在华日军的状况，还请陈毅、贺龙、刘伯承、聂荣臻等将领先后向观察组作报告，并组织观察组部分人到晋西北、晋察冀和冀中等根据地考察。在王家坪军委所在地，我们还布置了一个作战室，墙上挂着各种军事地图和图表，请他们参观。后来马歇尔来延安时，也参观了作战室。马歇尔看后，觉得不可思议，说：共产党领导100多万军队，延安山沟里的统帅部却只有这么点儿大！毛主席说：我这个统帅部，只发布作战命令，其他什么也不发；要衣服没有，要粮食也没有，要钱也没有，要枪要炮也没有。他们确实发现，我们这里没有苏联提供的武器弹药，部队使用的武器是作战中缴获的和自己兵工厂内土造的。
这年8月20日，美军二十航空队的一架B－29重型轰炸机，返航时在盐城、阜宁上空爆炸，坠落在新四军防区内建阳的金家桥。当地军民营救出5名飞行员。把他们护送到延安时，一下飞机，他们就跪在跑道上，亲吻延安的大地，说感谢你们救了我们的命；还捧起一包黄土，带回国去作纪念品。这样被救的飞行员，先后有20多名，经过一系列工作，观察组对我们的反应很好。第一条，他们佩服毛泽东和普通人一样，平易近人，而且很讲民主。第二，边区虽然很穷，但是，自己开荒，自己打窑洞，丰衣足食，大家的精神面貌很好，总是乐呵呵的。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在报告中这样写道：“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指中共）。”
第二，观察组有定期的航班，我们可以搭乘他们的飞机来往于延安、重庆以及抗战胜利后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上海的中共办事处。当时，我和包瑞德等都很熟，只要我们带去的人，他都让搭乘飞机。特别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次，党的七大刚闭幕不久，我军许多重要将领包括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等还在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消息传来，他们急于返回前线指挥部队。如果从地面走，从延安到太行就得一个多月，更不用说到华东和华中前线了。我就和观察组商量，坐美军的飞机走。他们同意了。但是，飞机比较旧，要搭机的人又多，他们要求每人背一顶降落伞登机，以防万一。临登机时，大家照相，陈毅诙谐地说：如果摔死了就用这张照片开追悼会！后来，张闻天、高岗、李富春去东北工作时，也是乘一架美军飞机离开延安的。
第三，扩大了延安对外部世界了解的信息量。十年内战时期，我们一直在山沟里转来转去，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受到很大限制，所以，每攻下一个地方，毛主席就注意从邮政局收集国民党统治区和外国的报刊。长征快结束时，就是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陕北刘志丹有一块根据地，才很快找到落脚点。抗战后期，蒋介石对延安进行封锁，重庆寄来的邮件和书报，常常被国民党在邮检时扣住了。观察组建立后，消息相当灵通，不但可以从他们那里看到大后方出版的《中央日报》、《扫荡报》、《大公报》等，还可以看到外国的出版物。我们让柯柏年、陈家康等利用各种外国出版物提供的信息，编印了一种内部刊物，名叫《供你参考》，很受大家欢迎，相当于后来的《参考消息》，但发行范围很小。许多紧缺的物资如药品、电讯器材等也可以托他们带到延安。他们经常放映带来的新影片，请我们去看。我们也招待他们欣赏民间音乐，听《黄河大合唱》，看话剧《日出》等。他们听了《黄河大合唱》后，惊讶地说：“在偏僻的山沟里居然能听到如此激动人心的大合唱！”冬季，我还陪他们到延安附近的地方去打猎。
1945年7月中，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胡宗南部开始向陕甘宁边区的南线调集兵力，并进犯我爷台山一带。我方向他们交涉，他们矢口否认。为了揭露事实，中央决定组织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和美军观察人员共同前去耀县作现场调查。这件事由我和联防司令部参谋长张经武带队。但这时罗斯福总统已经逝世，杜鲁门上台，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反动，公然宣布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驻延安的观察组人员日渐减少，谢伟思、戴维斯等先后离开，留下的人对我方的态度也起了变化。到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前，观察组只留下3个联络员。4月11日，美军来了7架飞机，把观察组大部分东西撤走，留下的几辆中小型吉普车和手摇马达的发电机，折价移交给我们，由军委三局验收。他们一走，当天下午蒋介石就派飞机来空袭延安。毛主席第一次和谢伟思见面时的预言，不幸而言中！
延安外事组一直保持到我们进北平。在国共关系破裂以后，内战重开，重庆办事处的人撤回来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人也撤回来了。我们把所有外事人员集中在一起，撤离延安时，成立一个小分队，随后方委员会到晋西北，由薛子正任队长，黄华任副队长。进北平后，我才把外事组的工作交出去。筹备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时，重庆外事组、延安外事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外事人员三部分人，加上李克农那里的一部分人，就成为外交部的基本队伍。
至于谢伟思和戴维斯，50年代杜鲁门搞“整肃”，说他们是共产党间谍，被赶出了美国国务院。直到1959年，谢伟思才重返美国务院，后来成为尼克松总统的座上客。1971年和1984年，他两次访华，先后受到周总理和胡耀邦总书记、李先念主席的接见。
“四·八”空难
观察组初来时，我还住在杨家岭。每天早餐后，到北门外观察组的驻地，和常驻在观察组的黄华联系，没有特殊的情况，接着就到新市场的交际处，再到军委所在地王家坪，午餐后回杨家岭。一天来回走二三十里路。那时才30几岁，体力可以。
抗战胜利后，毛主席亲赴重庆，和蒋介石签订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但是，《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便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双方军事冲突日趋严重。
1946年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政治协商会议又通过五项协议，人们对和平建国又燃起新的希望。但3月上半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却违反协定，大幅度地修改政协通过的《宪法草案修改原则》。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政协宪草审议委员秦邦宪（博古），为了尽快向党中央汇报，于4月8日搭乘美军观察组的C－46飞机返延安。同时搭乘此机的有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委会主任邓发，原新四军军长叶挺和他的夫人子女，进步教育家黄齐生，还有八路军军官李绍华、赵登俊、魏万吉等共13人。叶挺军长是“皖南事变”后被蒋介石囚禁的。3月4日，他在失去自由5年后，刚刚从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监狱——白公馆里释放出来，就急着飞来延安。这一天，重庆天气较差，但他们仍按原计划起飞。不料，飞机在山西兴县东南、海拔2000余米的黑茶山，突罹空难，全机乘坐者连同美国飞行员共17人，无一幸免！
这次大空难，震动了延安和重庆。一时谣传纷起，因为死难的有这么多中共领导人，谣传自然集中到一点：是否是有人蓄意制造的破坏事件？当时，我经办烈士们的治丧工作，对这件事知道得很清楚。
4月8日，得知叶挺和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同机来延安，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很高兴，他非常想见叶挺将军等。我便着手组织人员到机场去迎接。那天，下着点细雨。上午10时左右，机场上空传来隆隆的飞机声，但看不到飞机，因为天空云层很厚，能见度极低。不一会，飞机的引擎声渐渐消失了。美军观察组的地勤人员也没有与飞机取得联系。等到中午，仍没有消息，我们以为飞机一定是转飞北平了，于是打道回府。
第二天零时过后，美军观察组忽然来电话告诉我：C－46飞机失踪了，既没有到北平，也没有回重庆。他们准备派两架飞机来延安附近搜索。我一下惊呆了。难道真的出事了？我立刻把这个情况报告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同时通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请他们立即通知所有的县区，了解8日那天是否有失事的飞机坠下？9日上午，果然来了两架美军飞机，在延安附近来回盘旋，从空中搜寻，但没有结果。我预感到飞机一定是失事了，心情十分沉重。
第三天，也就是10日早上，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来电报，据住在黑茶山附近的老百姓报告，8日上午听得山里头响了一个大炸雷，可是没有下雨，不知是咋回事？我请晋绥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李井泉赶快派人去察看。中央也随即责成晋绥分局保卫部长谭政文组织人力到黑茶山地区搜索。到了晚上，谭政文来电报告：黑茶山是一片森林，方圆30里内杳无人烟，现在分局已动员了上千民兵，反复寻找飞机残骸和烈士遗体。
那时，我们确实怀疑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在搞鬼，因为叶挺出狱时，是由国民党的邵力子陪同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的，邵是国民参政会的秘书长。正在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竟有人为这件事主张开除邵力子的党籍，说他对国民党不忠诚，这说明国民党内部法西斯分子大有人在。后来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和观察组一致的看法是：因为气候恶劣，天空云层厚，能见度极差，飞行员在机场上空盘旋，找不到跑道，只好改变航向，朝北平方向飞行，不幸撞毁在2000米高的黑茶山上。这就是群众反映的没有下雨而响起一个大炸雷的由来。
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十分悲痛。毛主席特别嘱咐一定要把烈士的遗体找到，要尽最大的努力。那几天，我日夜守在电话机旁，随时向中央报告情况。应该说，观察组也是尽了力的，他们派飞机连续搜索了3天。11日，我们找到了飞机残骸和烈士们的遗体，立刻组织修路，把烈士遗体先运到山西忻县一个日军使用过的旧飞机场。18日，由美军观察组用飞机运回延安。
延安组成了“四八烈士”治丧委员会，推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等15人为主席团。到机场迎灵的有干部群众一万多人。那几天，毛主席特别悲痛，提到叶挺时尤其难过，执意要去参加追悼会。我们极力劝他不要去，以免触景生情，过分悲伤。最后，他题了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追悼会在延安机场举行，任弼时、蔡畅和我主持遗体入殓。19日，参加追悼和安葬仪式的有3万多人。这样大规模的追悼会，在延安是空前的。遗体临时安葬在机场附近，后来，在杨家岭和王家坪之间建成了一个烈士陵园，才移入陵园。
1996年，“四八”烈士殉难50周年纪念时，我带着烈士们的亲属100多人，专程回延安参加了纪念活动。
王若飞是1922年入党的老同志，1923年入东方大学学习，大革命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1年在绥远被捕，在狱中6年，始终坚贞不屈，正气凛然，敌人逼他供出组织，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比上天还难！”抗战爆发初出狱，曾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后来跟毛主席参加重庆谈判。邓发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参加过省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和广州起义，1940年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45年9月，代表解放区职工出席巴黎世界职工大会。博古虽然推行过王明路线，但他认识错误后，诚恳检讨，并且在工作中做出了重要成绩，所以在党的七大上仍当选为中央委员。我站在修葺一新的烈士墓前，思绪万千。历史是曲折的，但历史也是公正的，烈士们对人民事业的功绩是与山河同存的！
离开延安就是迈步奔向北平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想独吞胜利果实，毛主席把他形象地比喻为想从峨嵋山下来“摘桃子”。他一面以和平谈判来欺骗人民，一面以美国为后台调集重兵沿平汉、正太、平绥铁路，分东、中、西三路进犯解放区，企图打通通往东北的要道，最后消灭共产党。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央鉴于东北是工业重地，而蒋介石在那里又没有一兵一卒，因此决定向北推进、向南巩固的战略方针。1945年9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并从延安等地抽调大批军队和干部兼程赶往东北。19日，又成立冀热辽中央局，以李富春为书记。彭真、陈云、张闻天、伍修权、萧劲光等离开延安前往东北，是坐美军观察组的飞机走的。
当时，李富春是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书记处办公厅主任，是任弼时的助手。书记处办公厅设在杨家岭新建的办公楼里，下设办公室、秘书处、机要处和行政处，王首道、李质忠、曾三和邓洁等同志都在那里。它实际起了中央办公厅的作用，只是不管王家坪军委那一砣。李富春一走，弼时同志提议由我接替他的工作。
1945年10月，李富春临走时，把办公厅的工作向我口头移交，说：我这里的工作你都清楚，就是这些人，这些事。他说：我早就想找个替身，现在总算把你找到了。我当军委秘书长是有正式的委任状的，到办公厅却只有富春同志的口头交待。那时，走的人很多，哪顾上这些，也不很注意这些事，后来到西柏坡才有正式的任命。
1946年上半年，和平在风雨飘摇中。6月下旬，内战全面爆发。11月12日，蒋介石片面决定召开“国民大会”。会前他调动100个旅的兵力，攻打解放区。这时，胡宗南手中仅有的20个旅，用10个旅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南线；在西线，马鸿逵、马步芳部袭扰边区，国民党的飞机不断来延安侦察，延安一派备战气氛。11月上旬，书记处决定保卫延安，在一两周内将部分人员和笨重物资器材疏散完毕。11日，刘少奇在党校召开的一次干部大会上公开进行动员，宣布我为中央直属纵队司令，邓洁为副司令，李涛为参谋长，一共3个人，负责疏散工作。疏散的第一步，先把年老干部、家属小孩，向瓦窑堡转移。如果敌人进一步逼向延安就东渡黄河向晋西北转移。我们集中了各机关的骡马，又向群众征调了一批骡马，分配给各机关。因为敌人的行动还没有开始，所以转移工作比较有秩序。过了一些日子，农历春节临近了，在瓦窑堡的婆姨娃娃开始想家了，嚷嚷：敌人又没有打延安，让我们回延安过个年多好。那时，照我的想法是不让回延安的，可是当时担任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饶漱石，跑到王家坪来找我，说：尚昆呀，照顾他们一下吧！我说不行，转移多么不容易呀；一两千人，有许多是要骡子要马的。他一再坚持，我就妥协了，答应有限制地回来，结果回到延安的有1000多人。他们住了不到一个星期，胡宗南就行动了，又只得回瓦窑堡。这一次就没有上次舒服了，不能要骡子有骡子、要马有马，只好让大家步行。好在从延安到瓦窑堡只有百把华里，结果有些人就骂娘了，说你们也不弄清楚敌情，害得我们脚上打泡！
为什么以后中央机关的大部队过黄河比较顺利呢？就是因为有这两三千人和一批笨重的物资器材已经先转移到瓦窑堡，所以胡宗南一行动，我们就赶紧通知这些人过黄河；没有这一招，还不成呢！这支队伍中，有许多老同志，如董必武、吴玉章、谢觉哉等，都需要坐车骑马，整个队伍是辎重性的。需要的骡马，都靠征调。我没有同他们一起走。
秘书处的转移，由曾三带队。他押送的是15箱档案和一部分金条和光洋，那原是特别会计科赖祖烈管的，这时就交给曾三统一管，共十几个驮子，还派了一个班的武装护送。
文件的清理是从1946年11月就开始的。中央规定：重要而机密的文件“指定专人妥善带”，事务性的应即销毁。秘书处将由高级干部交来的1.6万多件文件，经过分类，烧毁了十几箱。机要处烧毁电报1.33万件。毛主席特地关照：“疏散档案，不要惊慌失措，确实不需要的文电可以销毁，重要文电一定要保护好，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这以后，中央各部委向延安以外陆续疏散档案，中央秘书处先期将16箱档案疏散到保安县（今志丹县）的安条岭农场，另外13箱送到清涧县十家塬子。1947年3月上旬，中央机关开始撤离延安。我们特地组成统一的材料保管委员会，将秘书处、机要处、中组部和军委总政等单位的材料集中转移，曾三就是押送这批文件走的。
这时，国民党的飞机开始轰炸延安，各机关纷纷撤离。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延安到瓦窑堡、清涧、绥德至黄河渡口，一路上人畜拥挤，前面没有人指挥，加上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侦察、袭击，转移的队伍就乱了。为了防止空袭，我们经常夜间行军，白天隐蔽休息。曾三没有搞过这样的事，没有经验，指挥一班人，赶着几十头牲口，顾此失彼。为了保护文件，他把秘书处携带的15箱中央文件委托西北局的曹力如存放在志丹县的安条岭农场，忙了这一头，就没有顾得上其他的事。
1947年3月中，我离开延安到瓦窑堡。这时，叶剑英还留在王家坪。在瓦窑堡，我见到先期到达的任弼时。他有点焦急，因为得知曾三的队伍失去了联系，吴老、邓颖超大姐等还没有配备骡马，所以，一见到我就说：“你赶快到黄河边去指挥，不然一堆人渡河就乱套了！前面归你统一指挥。”我搞了一辆小吉普，当晚赶到黄河边，先去看董老、谢老等，给他们安排了牲口，让他们先东渡黄河，到山西临县贺老总那个“保险库”里。接着，把疏散的队伍理顺。在困难面前，大家同仇敌忾，自觉性很高。军委三局的武装坚壁队，在子长县吴家坪一带，夜以继日地抢运器材，坚壁物资。社会部的同志，见到其他单位的驮子翻到河沟里，跳进冰冷的河水，抢救物资和马匹。3月18日，中央增派管理局副局长范离为中央后梯队司令员，前去晋绥，主持东渡黄河和接洽安置工作，还指示曾三组织中央后方党委，在晋绥分局直接领导下，负责中央直属队的党政工作。我在河东、河西来回穿梭，把疏散的人员、物资运送过河，把河东的安置情况报告弼时同志。那时，我还没有到以后中央后委的驻地——山西临县三交镇。等叶剑英带着王家坪的同志到了三交，大家就慢慢地集中到三交。3月底，中央和军委直属机关需要撤离过河的人员，已经分别安置在晋西北的柳林、临县和兴县地区。
4月11日，中央电告我们和各解放区领导人，中央工作机构决定分为三部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一部分工作机构留在陕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率领一部分工作机构，经五台转移到太行；“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成为中央后方，暂留晋西北，由剑英、尚昆负责率领。”这就是“后委”。
离开延安，不是消极的撤退，而是迈步奔向北平！事实就是如此。
(责任编辑：瑶 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