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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为毛泽东和鲁迅相知架桥
作者：余广人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日子，毛泽东逝世25周年的日子，也是冯雪峰逝世25周年的日子，将鲁迅与冯雪峰的交往以及毛泽东与鲁迅心灵的相通告诉读者，是对其最好的纪念。
因一场争论而相知，因柔石的引见而相识
1903年6月，冯雪峰出生于浙江义乌南乡一个名叫神坛的山村。9岁那年，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设在金华的浙江第七师范学校。1919年的“五四运动”波及金华，发生了反对学校当局专横压制的学潮。冯雪峰是学潮的带头人，被开除学籍，来到杭州。1921年秋，他考入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有幸得到叶圣陶、朱自清、陈望道等名师的教诲，与同学柔石、潘漠华、魏金枝、汪静之等组织“湖畔诗社”，成为湖畔诗人之一。1921年18岁时出了两本诗集，受到了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等的赞誉。
1925年，冯雪峰在北京大学旁听学习。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很需要得力的干部，他读了雪峰的新诗非常喜欢，于是写信给在北京的雪峰，希望雪峰能到南方去工作。雪峰当时正迷恋于文学，陶醉于“湖畔”，结果未去广州。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不少人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正是此时，冯雪峰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受党安排，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此时，在上海的文坛上正发生着一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争论的双方，一方是太阳社、创造社，一方是鲁迅。在争论中，太阳社、创造社把鲁迅、茅盾等一些新文学作家当作革命文学发展的障碍加以批评，宣布阿Q时代过去了，鲁迅思想已过时。论争初期，冯雪峰就十分关注，他对一些革命者盲目地参与对鲁迅的批判表示不满。1928年，他以画室的笔名写下了《革命与智识阶级》一文，表示了对鲁迅的支持态度。他认为：“在文明批判方面，鲁迅不遗余力地攻击传统的思想——在‘五四’‘五卅’期间，知识阶级中，以个人论，做工做得最好的是鲁迅。”“我们在鲁迅的言行里完全找不出诋毁整个革命的痕迹来”。因此，他认为，创造社对鲁迅的攻击是由于向来狭小的团体主义的精神，是十分要不得的。
鲁迅自然注意到了这篇文章。以此为契机，冯雪峰的朋友、与鲁迅关系很好的左翼作家柔石便把他引见给了鲁迅。
他们的初次见面话不多。冯雪峰对着第一次会面是这样记载的：
鲁迅先生的老规矩，对于初次见面人，话是极少的。我记得，柔石把我带去后，他自己有事就先走了，鲁迅先生除了回答我的问题之外，就简直不说什么话，我觉得很局促，也很快就告辞了。
但是，随着见面的增多，鲁迅的话也多起来了。当时两人都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就成为谈话的热点。“刚才我把卢那卡尔斯基的《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出来了。”一次鲁迅请雪峰坐下后，便愉快地这样告诉他。“我已把片上伸的《无产阶级文学诸问题》译出来了。”又一次鲁迅高兴地说。在谈起自己译了什么文章或看了什么书后，往往还紧接着说：“实在受益非浅！”于是两人就谈开来，谈社会意识，谈文艺问题。
为了谈话和求教的方便，雪峰也搬到了景云里11号甲，与鲁迅作了邻居。雪峰迁入景云里后，去鲁迅家更勤了，往往晚饭后，他在晒台上一看，如果先生处没有客人，他就过来谈谈，说是谈谈，其实主要是谈工作。
在这时期，雪峰主要精力放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出版的译著有12本，加上刊物上发表的翻译论文，共约70万字上下。可以说，数量之多从“五四”以来的三十年代初，没有一个译者可以同他相比。
其中，1929年一年里，雪峰出版的译著就有6种，翻译论文发表了7篇。
他与鲁迅合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共出8种：其中雪峰译的4种，鲁迅3种，几乎占了丛书的全部。丛书在1929年5月起由水沫书店和光华书局陆续出版。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雪峰得到了鲁迅“最大的帮助”。
鲁迅在译作“后记”中对雪峰帮他校勘补译，也写了“感谢雪峰君”。
鲁迅和冯雪峰的友谊，也在这样愉快的合作中加深了。仅1929年的《鲁迅日记》有关冯雪峰的直接记载，就有34条之多。当时雪峰还从事地下党工作，经济十分拮据，常靠朋友接济。鲁迅就用预支稿费等办法资助他。他们常作深夜长谈，从上半夜直谈到下半夜两三点钟。
谈话中，雪峰甚至可以“强迫命令”先生。许广平把这种谈话比喻为“韧的比赛”。她回忆说：
听听他们的谈话，觉得真有趣，F(指冯雪峰)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F的目的达到了。
鲁迅对这种“强迫命令”是感觉到了的，但并无反感，而且还赞许地说：“有什么办法呢，人手又少，无可推诿。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陈望道当时就明白地说过：“今天许多青年受鲁迅的影响，但他(指冯雪峰)不但受了鲁迅的影响，也时时刻刻企图影响鲁迅的。”
于是，共产党组织就委派冯雪峰——一个能够影响鲁迅的人，作为本党与鲁迅之间的联系人了。
联系鲁迅，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29年秋，太阳社、创造社与鲁迅的论争引起党中央的注意，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等中央负责人对论争的起因和过程作了分析研究，确认这是一场发生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双方在坚持革命文学的方向上并无原则分歧，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成员所犯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要求党员作家首先停止对鲁迅的批判，结束论争，争取把一切进步文艺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对敌。
作为联系人，冯雪峰的第一个任务是受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兼文委书记潘汉年之命，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之事。潘汉年说了两点：一、中央认为，创造社与太阳社批评鲁迅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该是立刻停止论争。鲁迅是位老战士，老前辈，是一位先进的思想家，应该团结他共同战斗。二、要以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这三方面的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听听鲁迅先生的意见，包括“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由先生决定。
大约在1929年10月的一天，雪峰去景云里鲁迅家“做工作”了。鲁迅表示完全同意成立左联，并说“左翼”二字很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当然，鲁迅之所以爽快地答应，原因也是多种的，一是他早已觉得这场论争是唱“空城计”，是自己人扭打给敌人看笑话。二是他对雪峰有一种信任感，觉得他的话很在理。三，更为重要的是，雪峰在平时与先生谈话中，已多次讲到先生对“革命文学”倡导者的缺点错误看得过重了些，没有看到“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不仅是挂一块招牌，而是有社会基础、有现实要求的。鲁迅接受了雪峰的这个意见，他后来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就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说“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今多伦路201弄2号)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鲁迅作了简单的讲话，由于左联成立大会是秘密举行的，没有作记录，三、四天后，冯雪峰搜索记忆，将鲁迅在会上谈到的，以及平时谈话中涉及的有关内容，整理成《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经鲁迅过目并修订了两处后，发表在他主编的《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上。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告成立后，鲁迅等左翼作家为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压迫和文化摧残作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而作为党与鲁迅联系的冯雪峰则与鲁迅并肩战斗。
1931年2月7日，左联作家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为了抗议敌人的暴行，纪念革命的同志，冯雪峰与鲁迅商量秘密出版了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鲁迅写下了《柔石小传》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的悼文；冯雪峰写下了《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这期还刊登了《中国左翼作家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等。《前哨》的出版，使国民党的残暴真相大白于天下。
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冯雪峰和鲁迅编辑《前哨》，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他们无所畏惧。正是在编辑《前哨》的过程中，鲁迅和冯雪峰两家人留下了惟一一张合影。4月20日的鲁迅日记中记载说：“下午同广平、海婴、文英及其夫人并孩子往阳春馆照相。”这是他们编完《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以后，对胜利的庆祝（《前哨》于4月25日出版），也是他们并肩战斗友谊的最好纪念。
冯雪峰：第一个向毛泽东全面介绍鲁迅的人
1933年秋冬之间，冯雪峰在上海被特务盯梢，他用巧计甩脱，幸免于难。由于他已暴露，党组织决定让他暂离上海。12月底，冯雪峰抵达江西革命根据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瑞金。1934年初，毛泽东为了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从汀洲回到瑞金，住在沙洲坝。冯雪峰很快见到了毛泽东。这是他们第一次正式会晤，两人犹如多年不见的老友，十分热情。冯雪峰向毛泽东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他特别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鲁迅先生的情况。毛泽东对冯雪峰讲述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在经过一番沉思之后，他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对于毛泽东的了解并不比哪个日本人多。他说，鲁迅看了毛泽东写的几首诗词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后，不仅开怀大笑。他的“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等名句，确有梁山好汉占山为王的气概。
苏维埃代表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又把冯雪峰找去，进一步详细询问上海的工作，询问鲁迅的事情。有一回，他亲自来到冯雪峰的住处，见面以后，风趣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毛泽东接着对冯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还对冯雪峰说，他自己也想重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书。他问冯雪峰，鲁迅这几年写了些什么。冯雪峰扼要地介绍了鲁迅到达上海后所写的文章，尤其是几次论争中的文章。
毛泽东对鲁迅的倾心向往，给冯雪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若干年后，冯雪峰对当年谈话的场景仍记忆犹新：在昏暗的灯光下，毛泽东靠床坐着，一边用旧报纸在桌角上卷旱烟叶子，一边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并有过几次插话。当雪峰谈到到自己曾经代表“左联”去请鲁迅写文章的时候，毛泽东抬起头来，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哦，你们还给鲁迅出题目！不出题目岂不比出题目更好吗？”
此时，冯雪峰又向毛泽东讲述了上海的党组织希望鲁迅将苏区的斗争写成小说，由他陪着陈赓将军到鲁迅家里。陈赓讲述了红军艰苦英勇的战斗，谈了一天。鲁迅非常重视这次谈话，以后一再提及，认为确实比《铁流》、《毁灭》里写的生活更动人，打算继续搜集材料，并深以自己没有实际感受为苦恼。
毛泽东没有吱声，陷入了沉思。过了片刻，冯雪峰继续说：“‘独立房’（当时中央局所在地）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干什么？谁主张的？”毛泽东问。“不是正式主张，只是随便说说。”冯雪峰解释说。“这些人，”毛泽东微微摇头，接下去说：“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
冯雪峰所说的“独立房”的主张，是在一次闲谈中“随便”说起来的。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在中央苏区，谈论在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和鲁迅是经常的话题。有一天，张闻天、博古、冯雪峰在中央党校谈起中央苏区一些部门的工作情况。张闻天说到有人反映教育部门的工作忙于琐碎的事务主义，打不开局面，应该充实该部的领导。博古提议，可以让鲁迅来当教育人民委员，主持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冯雪峰不赞成博古的意见，认为博古不了解鲁迅，低估了鲁迅在白区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还是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为好。张闻天赞同冯雪峰的意见；随后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也认为：“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在继续深入议论鲁迅的时候，冯雪峰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一枪两枪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很感动。他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下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品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终于能够维持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品格，这点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心情沉重，说话很少。但那天晚上与冯雪峰谈了很多，显得轻松、愉快、充满信心。他俩一直交谈到深夜。
此时，毛泽东已被“左”倾机会主义者调离红军，被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正受到王明势力的冷落、打击，而冯雪峰讲述的鲁迅，恰恰在上海对王明等人的做法一直表示不满和抵制。
以冯雪峰为媒介，毛泽东和鲁迅在感情上有了沟通和共鸣。作家李辉写道：
不可低估这一共鸣在毛泽东内心的影响。一个人，即使伟大政治家也不例外，当他身处逆境时，当他被误解、被冷落的时候，来自他人的理解与共鸣，最能给他以温馨。他会从一些细节中，一些言谈话语中，寻找到精神的知己，并以此来充实自己，来加强自信。
受党中央指派，冯雪峰又回上海，与鲁迅并肩战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进行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根据地。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取得了东征战役的重大胜利。鲁迅闻讯后极为欣慰，他和茅盾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及红军将领：“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5月中旬，毛泽东、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人联名致电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我党与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正在积极组成中，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中国革命发展是取着暴风雨的形势。”毛泽东、张闻天用鲁迅等的贺信来激励广大红军指战员奋勇前进，争取抗日救国的更大胜利。
1936年4月，党中央派冯雪峰从陕北回到上海工作，先任中央特派员，后任党中央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分别和他作长谈，交给他重要任务。张闻天并叮嘱说：“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下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这表明，毛泽东、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人把鲁迅看成是党在白区最可靠、最亲密的战友。4月下旬，冯雪峰到达上海第二天，即去鲁迅寓所找鲁迅，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新方针政策精神传达给鲁迅，并向鲁迅介绍了红军长征、遵义会议、抗日统战政策等内容。这时的毛泽东在鲁迅心目中已经不再是“山大王”了。他说：“干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我想过了，M（鲁迅对毛泽东的称呼）的政策是对的……”他对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深表敬意，他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还胜任的，用笔！”
这样，冯雪峰就在毛泽东与鲁迅之间、毛泽东思想与鲁迅精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开始了相互之间的联系与沟通，捍卫了作为文化斗争主将鲁迅的光辉旗帜。
到上海不久，冯雪峰受鲁迅委托，将鲁迅在病中所编的瞿秋白的遗作《海上述林》，以及火腿送给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还购买了十几条半线半毛的长围巾送给中共中央的其他同志，以御西北高原的寒风。此外，他还单独给毛泽东送去几听纸烟。他说：“当时陕北很苦，同志们生活得相当艰难，我进入上海，总想给他们捎点什么吃的或用的去。只要是吃用的东西，我都想买。但身边钱不多，只买了一些廉价的围巾和香烟。当时鲁迅有一笔稿费在我手头，我就先斩后奏地用这笔稿费代鲁迅给毛主席买了火腿。可惜火腿和香烟在西安就被别的同志瓜分了，只有那围巾是送到了的。”
冯雪峰用鲁迅的稿费购买火腿的事情，后来显然得到了赞成，用许广平的话说,这是鲁迅对毛泽东和红军战士的“丹心一片”。
冯雪峰初到上海的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赞许。1936年7月5日到6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安塞召开会议，听取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的汇报。在刘鼎即赴南京、上海之际，让他带走了一封致冯雪峰的长信。信由张闻天亲笔，周恩来修改，主要布置有关统战方面的任务，同时也谈到鲁迅，谈到冯雪峰到上海之后开展的文化活动。信中说：
“关门主义在目前确是一种罪恶，常常演着同内奸同样的作用。但这些人同内奸是不同的，解决的方法也完全不同。解释还是第一。你对周君所用的方法是对的。”
“你的老师（即鲁迅━引者注）与沈兄（即茅盾━引者注）好吗？念甚。你老师送的东西虽是因为交通的关系尚未收到，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的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载《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二年四期）
电文中涉及鲁迅的话不多，却蕴含着张闻天、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对鲁迅的深挚敬意与殷切关怀。当时，鲁迅正遭受到革命文学阵营内部一些人的宗派主义的指责而给他带来了伤害和刺激，使鲁迅的心情很不平衡；加之他的病情日趋恶化。冯雪峰及时向鲁迅传达了党中央张闻天、周恩来来电对他的问候，对身心交瘁的鲁迅，无疑是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由于冯雪峰卓有成效的工作，鲁迅对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更多的理解。在鲁迅逝世前不久,还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写道:“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指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引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我不相信你们(指托洛茨基派——引者)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
远在陕北的毛泽东，成为鲁迅治丧委员会的一员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寓所溘然长逝。冯雪峰代表党中央主持了治丧工作。他回忆说：
我是尊奉我党的指派去参与丧事处理的，但我只能藏在周建人先生的家里同沈钧儒先生以及许广平先生、周建人先生等商量问题，连出殡我都不可能参加。
在与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茅盾、许广平等商量治丧委员会名单时，冯雪峰想到了远在陕北与鲁迅相通的毛泽东。他提议，把毛泽东列在名单里面。上海一家报纸登载了这个名单。这时惟一一次公开把毛泽东和鲁迅联系在一起的报道。现今，这份由冯雪峰起草的治丧委员会名单，珍藏在上海鲁迅纪念馆。
党中央对鲁迅的逝世深表哀悼。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起草《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沉痛地宣告：“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张闻天在信中指出：“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同时，张闻天还代表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起草了《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及《为追悼鲁迅致国民党中央、南京政府电》。
鲁迅的丧事办得很顺利。在幕后默默工作的冯雪峰既不能到万国殡仪馆吊唁，也不能参加出殡队伍。10月23日，也就是鲁迅出殡的第二天，他一个人来到鲁迅墓前，强抑悲哀，向他所敬重的老师和挚友告别。
但是，冯雪峰与鲁迅交往近十年，鲁迅的一切已深深植根在他的生活里。此后，冯雪峰以研究鲁迅、宣传鲁迅为己任，一直到生命最后的一刻。
(责任编辑：萧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