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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鼎昌其人其事
作者：王 鹏
留学日本
吴鼎昌少年为华阳县（今成都市）秀才，入成都客籍学堂，于1903年获得四川官费留学日本，先在东京预备学堂修业，后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当时在留日的学生中，多数以同乡的关系，结成一个个不十分固定的政治小集团。四川籍的邓家彦、吴鼎昌等10余人组织了一个团体，但没有名称，只叫做革命团体。1905年8月20日，吴鼎昌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成立大会，任本部评议员。之后，孙中山知道他是学习经济的，就对他说：“你是从事金融贸易的人，最好不要隶籍党派，这样免得国家的金融商务受政局变动的影响。你不妨退出同盟会，只要心向着革命，还是我们的好同志。”这样，他就办理了退盟手续。
在日本留学后期，吴鼎昌一门心思学习经济理论，很少过问政治，基本不参加娱乐活动。学习之余闭门练习书法，精于小楷，准备回国考洋翰林。
初登政坛
1910年6月，吴鼎昌留学归国。是年秋，他以“最优等游学毕业生”在北京复试，得学部赏给商科进士，1911年春参加廷试，考中翰林院检讨，在北京政法学堂任教习。后经人介绍，他先后任和东三省总督署度支、交涉两司顾问以及中日合资本溪湖矿务局总办。1911年8月，他出任大清银行总务局局长，旋调任大清银行江西省分行监督。
辛亥革命时，他以与同盟会的渊源，任南京临时政府军用票发行局总办，参与了100万元军用钞票的发行。不久，他到上海，参与上海大清银行清理处事务，1912年2月，被任命为改组后组建的中国银行正监督，主持拟订了中国银行条例。他在中国银行主事期间，发行了第一批钞票。在筹备印钞时，有人主张钞票上印上孙中山的头像。吴鼎昌就此事请示孙先生时说：“钞票的头花，只是一种标志，并不表示尊敬，是一种信用久远的象征。”孙先生同意吴的意见，改用了传说中最善于理财的古人周公的头像。1913年5月，因与财政总长周学熙意见不合，他离开中国银行。
在袁世凯时代，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推荐吴鼎昌参加熊希龄组织的“人才内阁”（1913年），任财政部次长（部长为梁启超）。袁世凯迷信面相，有一次吴谒见后，袁对人说：“此人脑后见腮，说话带啼声，不宜重用。”碍于梁士诒的面子，1914年1月改派吴为天津造币厂总办。吴对这个差事很看重，是一任到底的。吴为什么非做这个总办不可呢？天津造币的总办有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造银元必须加铜，铜是从墨西哥进口的，经手铜有回扣，这笔钱大得没数。他还以铸造袁头银币和袁僭称洪宪皇帝金币，得以使袁世凯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袁死前几个月，曾一度发表他为农商部次长，但他未去就职。1916年6月，他再次担任中国银行总裁，7月兼国务院参议。1917年5月，他参与创建金城银行，任董事。
1918年3月，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吴任财政部次长（部长为曹汝霖），兼任盐业银行总经理。盐业银行是袁世凯的表弟张镇芳独资创办的，之所以要吴鼎昌出任总经理一职，是因为在1917年7月初张勋复辟时，张镇芳曾附逆当“议政大臣”之一，事平，他被列为“祸首”而通缉。段祺瑞政府“清理”盐业银行，张镇芳让吴任该行总经理，实为掩人耳目，实权则仍在张镇芳父子手中。1919年2月，吴任南北议和北方代表。
吴鼎昌亦确非等闲之辈，熟谙官场经济之道，有案可鉴：北洋政府财政部有一件公案要实行，曹汝霖已经批准了，但当时有一个规矩必须有次长附署。这件公案的案卷来了，吴鼎昌拿来一看有油水，他知道曹从中得到好处费80万元，故一句话不说，把案卷放进写字台的抽屉里。曹汝霖拿了人家手短，急着要快办，吴的附署总不拿来，他就懂了，写个信封把他受贿的支票（20万元）送去给吴，吴的附署马上就来了。
筹办储蓄会
1921年9月，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从海外归来，道经上海，对银行的运作发了一通议论。他认为，中国的各家银行本少利薄，且各自为谋，不相联合，实难与外国在华银行竞争。他当即以盐业银行总经理的名义，约请金城银行的周作民、中南银行的胡笔江商谈，决定设立三行联合经营事务所，并于11月5日将此事公诸报端。1922年5月，大陆银行总经理谈丹崖表示愿意加入联营，与三行共同遵守联合规约，于是将三行联合营业事务所改为四行联合经营事务所，并于9月设立了“四行储蓄库”。这个“储蓄库”，用为发行钞票的准备银行，共同支持中南钞票的兑现，这在当时的银行界中是有相当号召力和信用的。
1923年1月24日，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银行的代表集会于北京，在吴鼎昌的倡议下，决定在四行联合经营事务所下，由四行投资设立四行储蓄会，议定规约章程，并推选四行的总经理为执行委员，组织执行委员会，吴鼎昌为主任委员，总理一切事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北四行”。
四行储蓄会是一个特殊的金融组织，由银行出资，用储蓄会的名义办储蓄，在国内是首创。对于这个储蓄会，吴鼎昌征得大家同意，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储蓄模式，即存款人的所有存款保证周息7厘并有红利可得，如果盈利不敷付息，由四行负责补足，因此很受储户的欢迎。这个储蓄会吸收存款最多时逾1亿元，是国内银行界收储额最高的一家，外国人办的万国储蓄会和中法储蓄会都被它挤垮了。但储蓄会的这种联合经营，仅是一部分对外的业务项目，内部则四行依旧各自独立经营。
在当时的银行界，“四行储蓄会”已成为北方金融垄断集团，大有与南方的浙江财团对抗之势。因此，吴鼎昌既有盐业银行，又有“四行储蓄会”在他手中，俨然成为北方金融界、实业界的权威人物。
意在立言
吴鼎昌，字达诠，有人常把诠误为“铨”。吴笑话这些人是“拜金主义”，他说：“我并不缺金，我是要立言。”从1924年8月开始，吴鼎昌每月资助胡政之主办的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400元，其交换条件就是他写文章由《国闻周报》发表。他是要让读者知道，他吴鼎昌不仅是实业家，也是经济理论家。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经济方面的文章和评论，受到各方面的瞩目。
吴鼎昌绝不满足于写写文章，他曾沉浮于财、政两界，多年的政治风云使他懂得了真正掌握一份报纸对于赢得政治资本的重要性，又懂得办好一份有影响、有地位的报纸需要具备的一些必要条件。
投资办报
1926年夏，吴鼎昌在天津与留日老同学胡政之、张季鸾聚会，当他得知胡政之、张季鸾有续办《大公报》的志向，就主动投资5万元，自任社长。他在总结了民国以来报界受挫的原因时说：“一般的报馆办不好，主要因为资本不足，滥拉政治关系，拿津贴，政局一有波动，报就垮了。我计划拿5万元开一个报馆，准备赔光，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张季鸾对吴的见解表示钦佩：“达诠于新闻事业，见解独卓，兴趣亦厚，以为须有独立资本，集中人力，全力为之，方可成功。”在续办《大公报》之初，吴鼎昌遵守“不党”的诺言，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派系，专心阐述他的经济理论。他曾与《大公报》同人谈过他的新闻观点，“我们办报是为新闻的……我们办这张报是毫无目标的，如果有目标的话，那就是为新闻而新闻，要真心作人民的耳目喉舌。我们不为了某种利益而办报，更不为了某一个派系而办报，也绝不为某一个个人而办报，我们是为了人民全体的利益而办报”。这段时间，吴鼎昌住在天津，他虽兼差较多，但不过问具体事物，非常逍遥，他每天晚上到《大公报》编辑部来聊天，看看当天外边来的电报。他跟大家闲谈，不论公事，只讲新闻。
吴鼎昌工于筹计，《大公报》初期的订购白报纸，结算外汇，都是他运筹帷幄，选择时机，每次总是恰到好处。有一次，他对同事说：“我的麻将打得最精，全凭推测，能知其他三家手中拿了什么牌，所以每赌必胜。有一年，我和梁士诒同到北戴河避暑，一个暑期下来，赢了梁40万元，梁把他的北戴河别墅抵给了我。”还有一次，他忽然来了兴趣，对编辑们说：“你们可以考一下我的脑子，你们说一个三位数的乘法，一个数一个数讲，你们的嘴一停，我的答数就出来了。”一考果然如此，吴鼎昌确有他的天赋。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累计发行（包括英敛之、王郅隆时期）一万号，作为日发行量5万份（这在当时已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的报社社长吴鼎昌，接受来自各界的祝贺，蒋介石专门寄来贺词，赞誉《大公报》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这一天又正巧是他48岁的生日，他对部下吟诵着一首绝句：“已过光阴不计年，无端文字著因缘。今朝正是予初度，一年题签满十千”，喜在眉梢。
兴建饭店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国家竞相向中国投资，外国在沪人员与日俱增。房地产商为了满足这些外国人和中国上层人士的需要，争先投资以这些人为服务对象的大型饭店和商业设施。在这一背景下，吴鼎昌在上海派克路（现为黄河路）买进地产，以四行储蓄会的名义，投资建设一个24层高的大厦。吴鼎昌原本想在大厦建成后全部出租，其中14层以上作为公寓，后因未能出租，改为自办国际饭店。
上海国际饭店于1932年夏破土动工，1934年底竣工并开始对外营业。这座饭店的总投资为400多万元，由希腊建筑工程师设计，上海陶馥记营造厂承包施工。整幢饭店高度为84米，当时被称为“远东第一大厦”。如果站在它的顶端几层，可以鸟瞰上海全城；如果天气好，还可以遥望长江口的吴淞。
为官“二进宫”
吴鼎昌虽然在经济领域大显身手，又成功续办了《大公报》，但他的心思始终在政治，他是想以经济和舆论作为“敲门砖”，寻求时机继续在仕途发展。
1932年5月，吴鼎昌到上海，联络各方，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他把“内战”的标准定为“争权利，夺地盘”的“非剿匪性质的战事活动”，意图是支持国民党“剿匪”，支持政府“讨伐”西康刘文辉的独立，反对十九路军的独立，以此向蒋介石暗送秋波。7月间，蒋介石在庐山与吴鼎昌会面，连续谈了几天，对吴大加赞赏。在此之前，《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曾经在蒋介石面前揄扬过吴，蒋此刻为了装点门面，自然加以延揽。8月27日，“废止内战大同盟”在上海成立，吴鼎昌任大会主席，并向全国通电，宣传他的主张。1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组建“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前身），网罗各方面的有名人士参加。在金融界方面，钱昌照给蒋介石推荐了3人，即吴鼎昌、徐新六和张嘉趝。
1935年10月，吴鼎昌以团长的身份，率领工商界巨子34人赴日本“考察”经济。12月12日，吴鼎昌又以无党无派的身份参加蒋介石组织的一个“名流内阁”，担任实业部长。
此次是吴鼎昌二度为官，他确是想在政界有所作为，对此《大公报》资深记者孔昭恺一段回忆，可见一斑：“实业部有个小镜头：吴鼎昌假日照常到部，有事就办，无事看书。不论这是否是吴的为官之道，但与当时‘上海度周末’之风，却是强烈对照。在南京，每到星期六下午，不少官员（也有几个新闻界人物）一窝风似地跑上海度周末，家在上海的还有得可说，有的在上海‘金屋藏娇’，有的到上海花天酒地。五院中有一位院长每周‘例行’，风雨无阻。不知吴鼎昌有意还是无意开‘顶风船’，可这股风照刮不误”。由此可以看出吴鼎昌的“为官之道”。
在担任实业部长期间，吴鼎昌替蒋介石办了几件事。他得意地对张伯驹叙述道：“一是我亲自到四川，以同乡的关系拉拢四川大小军阀，要他们服从中央；二是劝说感动了段祺瑞离开南京南下；三是把曲阜衍圣公孔德成接到南京。所遗憾的是未能早把溥仪控制到手，而被日本人弄走了。”
在就任实业部长前，吴鼎昌在《大公报》上刊登启事，声明辞去《大公报》社社长的职务，仍保留董事头衔。从此，他不大过问《大公报》的事务，即使是主动找上门征询意见，他也只是“知道了”了事。有一次，《大公报》编辑主任徐铸成找到吴鼎昌，就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征询吴的意见。吴只是说：“参加与否，要看你自己的意见。你如果不愿意参加，留在外边讲话方便。”
主政贵州
1937年7月，吴鼎昌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主持京沪企业的内迁工作。11月，吴鼎昌转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12月兼任贵州全省保安司令，并参加国民党。这时，他就彻底摆脱了无党无派的身份。
吴鼎昌在主黔期间，一直提倡卫生、教育。在1938年以前，贵州虽有卫生行政，但无专门的卫生行政责任的机关。就是那已有的卫生行政，也因为经费少，人才缺乏，收效很小。所以，从1938年起，吴鼎昌就致力于加强卫生行政机构，充实卫生设备。1938年4月，在吴鼎昌的主持下，设立了一个卫生委员会，主持全省的卫生行政。从1938年4月到年终，用于卫生设施的费用为40万元，1939年度卫生经费为70万元，这在财力不充裕的贵州，算是比较多的。到1942年底，全省84个县，普遍成立了卫生院、卫生所。在中等教育方面，吴鼎昌从检定和训练合格师资入手。此外，鉴于交通不便，政府耳目难用，所以在教育厅设了30个视导员，时常视察各校，督导改进。
吸食鸦片是当时贵州的一个大问题。在军阀割据时，各县都种鸦片烟，因而贵州人吸食鸦片也很普遍。有的由于父母吸烟，婴儿在娘胎里就染上了烟瘾，胎儿一降生，就得用烟喷，不然就活不了。吴鼎昌到任后，首先下令从1938年10月起，把本省产烟最多的黔西等22个县断然禁种，制订了禁种鸦片后农业生产抵补办法大纲，通令施行。吴还指定民政厅第三科专管禁烟事务。
献策蒋介石
1945年1月，吴鼎昌从贵州到重庆，担任国民政府文官长，成了蒋介石的重要幕僚之一。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8月，日本投降，吴鼎昌向蒋介石献策：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团结建国大计。他预料毛泽东不会到重庆去，国民党可以借此宣传是共产党不愿意和平；如果毛泽东去了，蒋介石也可以利用国共谈判的时间抢先受降，准备内战。蒋介石采纳了吴的建议，便令吴起草了“寒电”，14日拍往延安。15日晨，吴把电文交给《大公报》，要在当日的《大公晚报》上发表这个独家的特大新闻。稿子发排后，被新闻检查所扣住了。检查所请示蒋介石侍从室，陈布雷说：“绝无此事，是《大公报》造谣”。原来像这样重要的电文，都是陈布雷起草，而这次却由吴鼎昌经办。结果这条特大新闻《大公报》没能抢先。
不敢“下船”
1945年9月，吴鼎昌一度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1946年8月，任南京政府制宪“国大”筹备委员会委员。1948年4月，“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吴鼎昌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这时，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很猛，蒋介石已经溃败得不成样子，大势已去。这时，《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问吴鼎昌：“你为什么还担任那个秘书长？”吴对王说了老实话：“这时候我不敢辞职，蒋介石一翻脸，可以把我的财产统统扣留。”他还说：“我已经上了蒋介石的贼船，就不能轻易下去了。”他又继续干了一段秘书长的差事。
1948年11月底，吴鼎昌参加熊式辉、张群等在上海筹备组织的“笃行社”。1948年12月28日，吴鼎昌为了不牵连《大公报》社，就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声明从1949年元旦起辞去《大公报》董事，这是他善后布置的第一步。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吴鼎昌便顺理成章地辞去了“总统府秘书长”的职务，开始料理自己的财产，把应该转移的外汇都汇寄到国外去了。等到蒋介石准备南逃，他背着人民判决的第17名头等战犯的罪名，离开避居香港，而未去台湾。
似有回心转意
1949年2月，王芸生在香港候船北上，《大公报》香港版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言论上有利地配合解放大军南进，拥护解放全中国。这时，吴鼎昌也在香港，却对一切都保持沉默，不轻易表态。有一天，吴鼎昌约王芸生到吴府见面。起先王芸生估计他会对《大公报》香港版的态度不满意，结果他只谈了时事，对《大公报》只字未提。此后，《大公报》港馆经理费彝民、编辑主任李侠文曾在浅水湾邂逅吴鼎昌，吴甚至赞同《大公报》香港版的言论：“你们可以这样做”。此时，吴的好友周作民、周诒春已返回大陆，据说吴也有北归的想法。
1950年8月中旬，《大公报》的老同事徐铸成到香港公差。有一天，一位先生忽然对徐提及吴鼎昌，问他是否有意访晤，探其是否愿意返回大陆？徐犹豫了一下问道：“他已经名列战犯，尚能容其回大陆吗？”这位先生答：“他如能回去，对祖国建设，还可尽力的。”徐正在踌躇之际，23日清晨，当他路过雪厂街花店时，见门前有不少新扎的花圈，俯首看其大者，则飘带赫然为“达诠吾兄千古”、“弟吴铁城敬挽”。徐知道吴鼎昌已于1950年8月22日去逝。
吴鼎昌是患肠癌，死在医院手术台上，终年66岁。
(责任编辑：萧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