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0期
理论创新与党的建设
作者：朱 地
与时俱进、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
朱地：80年来，我们党在带领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精辟地概括为三点重要启示：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始终自觉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您能否着重谈谈对第一点“重要启示”的理解。
孙英：通过学习“七一”讲话，我的体会是，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可以说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同实际的结合中才能发挥其指导作用，也总是在同实际的结合中才能获得发展。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和成就，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的结果。党的80年历史证明，什么时候结合得好，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结合得不好，脱离中国实际，我们的事业就受挫折，甚至遭到失败。我们党的历史上，多次犯过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些深刻的教训，应当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朱地：从党的80年历史来看，真正做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不容易。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是在经历了成功与失误的反复比较和艰辛探索之后，才实现这种相结合，从而走上了一条顺利发展的道路。那么，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处理好哪些关键环节，才能少走弯路，比较顺利地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相结合呢？
孙英：党的80年历史告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抓住两个关键环节：一个关键环节是实践在理论指导下不断发展，另一个关键环节是理论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达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在指导思想上决不能搞“多元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否则就失去了灵魂，丢掉了根本。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僵死的教条，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必须在实践中运用，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
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摘编》，17日又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怎样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文，读了使我们非常受教育，受启发。恩格斯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列宁说：“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个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动范例很多，这里只谈其中的一件。这就是苏维埃俄国新经济政策的提出。从中可以看到列宁提出这一政策的理论勇气和探索精神。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在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武装叛乱的严峻形势下，苏维埃俄国曾实行国家粮食垄断制、余粮征集制、全部工业国有化和取消商品、货币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在严酷的战争条件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国内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仍然实行这种“直接过渡”的政策，就越来越严重地脱离了苏维埃俄国的实际。
朱地：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什么态度？
孙英：列宁一开始当然也是赞成这种政策的。难能可贵的是，列宁一旦觉察到了这个失误，一旦了解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严重损害了农民群众的利益，损害了工农联盟，造成了生产力倒退，即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纠正这个失误，探索新的道路。“新经济政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1921年10月，他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提出了“必须再后退一些”的设想，他认为，不仅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他还提出，必须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体系，恢复小农经济，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恢复和振兴大工业。列宁尖锐地指出，不这样我们就不能摆脱危机。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朱地：对于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当时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有没有不同的反响？
孙英：列宁提出的新道路，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原来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最初的实践也有着明显的差别。因此，“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引起了党内外比较多的猜测、疑虑和困惑，不知道“新经济政策”究竟要把苏维埃国家引向何方。当时流亡欧洲的“路标转换派”曾这样议论“新经济政策”：“布尔什维克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可是实际上这不是策略，而是演变，是内部的蜕变，他们一定会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应当支持他们。历史是殊途同归的。”他们把复辟罗曼诺夫王朝或克伦斯基政府的希望寄托在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上了。
朱地：历史往往如此，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
孙英：的确如此，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是议论纷纷，有些人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在俄国复辟。例如，一位党员这样说：“当听到要把巴库和格罗兹尼的石油租让给外国资本家去经营，还要把北部和西伯利亚西部森林以及其他许多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家经营的时候，真像当头挨了一棍似的痛心。就在这一瞬间，脑海里出现了这样的想法，十月革命的大厦正在摇摇欲坠。这意味着转向资本主义。等着瞧吧，当新经济政策达到这一步的时候，就是说当许多企业取消了国有化，实行自由贸易、恢复原先的经济关系的时候，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才会清醒地认识到，也不能不认识到这是对共产主义的背叛，是公开抛弃十月革命所取得的一切成果。”但实践的结果与这些人的预料却恰恰相反，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础，正是新经济政策奠定的。所以，不顾形势的发展变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做出的个别结论当作教条固守，只能葬送社会主义；只有与时俱进、勇于理论创新，才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在这一方面，列宁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朱地：由此也可以看出，突破传统观念，不仅需要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对复杂现实的准确把握，而且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魄力。这种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范例，在我们党内也很多。
孙英：谈到我们党自身的经验，我们就更熟悉、更亲切了。建党之初，我们学习十月革命经验，在城市搞工人运动，想走城市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不合中国的国情，革命受到很大挫折，后来才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如果不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从中国国情出发，不从时代特征出发，就没有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邓小平理论。我们党的新时期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都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在这里，我着重讲讲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是如何开辟了一条党的建设的新道路的。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农村。在农村环境中，党员成分发生了巨大变化。党从一个以知识分子、工人为主要成分的党，发展成为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这种情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不曾出现过。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时，全国党员约有4万人，其中农民占76.6％，而工人仅占10.9％。从这时起一直到建国初期，党内一直是农民成分占多数。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坚持以及怎样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成为党的建设的首要问题，也成为当时和以后一个时期在党内引起严重争论的问题。
朱地：当时的主要分歧是什么？
孙英：当时争论的焦点是：党组织发展的重点是工人还是农民?农民党员占绝大部分，能不能以及如何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主要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思路：
第一种思路，力主通过发展工人党员改变党的组成成分，以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保证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当时中央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口号，一是“党的指导机关工人化”，二是党的组织基础无产阶级化，即发展产业工人入党，改变党员成分结构。1928年党的六大，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6名，有21人是工人党员。1931年中央通过决议，提出开展发展工人党员竞赛，规定“每人每月至少需介绍一二工人党员”，“当作工作成绩主要标准之一”。这条党的建设的思路，实质上是为当时“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这种左倾政治路线服务的，而完全照搬俄国革命做法的左倾政治路线，严重背离了中国国情，是根本行不通的。因此，由这条政治路线所规定的党的建设的思路，也就必然要给党的建设工作带来重大损失。1933年初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实际上宣告了这一思路的破产。
第二种思路，是把党的工作重点和组织发展的重点放在农村；在农民党员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同时加强党在其他方面的建设，以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这一思路的发展，以后形成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即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在这条思路的指引下，到抗日战争前夕，中国共产党即从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走了出来，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的大党。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党组织更获得空前的发展，到抗战结束时已发展成为拥有121万党员的大党，保证了抗战的胜利，并为民主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
朱地：当时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党的建设思路有什么看法？
孙英：中国共产党探索出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党的建设的道路，当时并不为共产国际所理解。周恩来曾回忆：他1940年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同志都还担心中国共产党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不能保证无产阶级化。周恩来说，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是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共产国际的领导者都是这种态度，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对毛泽东的主张持有异议，也就不足为奇了。这说明，任何一种创新，都有一个艰难的过程，往往为固守旧有观念的人难以理解。
朱地：但在实践的教育下，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终究会承认这种理论创新的。1945年的七大，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就是一个证明。
孙英：实践是最好的老师。有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反复比较，有了长期艰难曲折的探索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就尤为深刻。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邓小平同志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用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江泽民同志也指出：“不能拿本本去框实践，而是要用实践去发展本本。”“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成不变和干巴巴的教条，那就不会有说服力，也就会丧失生命力。”我大量引证我们党三代领导人的这些论述，是因为我们党80年的这条最基本经验，极其宝贵，极其重要，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朱地：当前在理论创新方面，还存在什么问题？
孙英：现在的突出问题是，有些同志不同程度地存在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习惯从概念出发，用本本去套实际，本本主义严重。这些同志没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他们没有认识到，实践在不断发展，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新变化层出不穷。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固守过时的观念，搞本本主义、机械主义、形而上学，搞“左”的一套，老祖宗的话一句都不能动，那就必然会思想僵化。是否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是关系党、关系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大事。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党的80年历史经验证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的成果。坚持这一条，始终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之路，面向新的世纪，面向充满机遇、挑战和惊涛骇浪的未来，我们党就会无往而不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
朱地：通读“七一”重要讲话，我们感受最深的，是这篇文献所体现的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请您谈谈，应该怎样理解这种创新？
孙英：“七一”重要讲话，通篇贯穿一条主线，这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以，要理解“七一”讲话的理论创新，就需要准确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使我们党能够追赶世界先进潮流，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更好肩负起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从这样的历史高度、这样的时代要求出发，从根本上回答了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性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观察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赋予党的性质以鲜明的时代意义，赋予党的宗旨以鲜明的时代内涵，赋予党的任务以鲜明的时代特征，是理论创新的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新要求，为我们党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对于保证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长远的指导意义。因此，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看作我们党又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把贯穿这一思想的“七一”讲话称为中国共产党进入新世纪的政治宣言，是恰如其分的。
朱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概念的科学内涵是什么？
孙英：先谈谈先进生产力的问题。
首先要明确先进生产力的基本含义。先进生产力就是具有很高劳动生产率的生产力，它要求作为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的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的人，应该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另外在物的方面，最重要的是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应当看到，社会生产力的先进性是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为坐标，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由低到高、生产者积极性的发挥程度由小到大、生产的社会化水平和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先进生产力是相对于落后生产力说的；发达生产力是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具有整体性的特征。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发达生产力之上。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面临的任务有多么艰巨。
朱地：怎么样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呢？
孙英：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多方面的，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国家发展战略上，把先进生产力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以先进生产力的优先发展，来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促进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解放和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的生产力打开更广阔的通途。各历史阶段都有这一任务。它涉及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涉及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全党同志要树立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观点和自觉性。”三是坚持把不断提高劳动者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作为第一要务。四是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五要坚持开放政策，实行“走出去”战略，在直接参与国际竞争中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为了实现以上几个方面的要求，需要我们敏锐地把握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切实的工作步骤，不断促进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要求。
朱地：与先进生产力紧密联系的，就是先进文化。毛泽东曾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我们今天所说的先进文化，是怎样反映当前的政治与经济的呢？
孙英：对于我们所坚持和提倡的先进文化，江泽民同志作了如下的说明：“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发展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他还说：“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努力繁荣先进文化，把亿万人民紧紧吸引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旗帜下。”江泽民同志的这些论述，有这样几个要点：首先，必须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同时提倡精神文化生活的多样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宪法规定了的，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同时，我们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和要求，主动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着眼于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上精神上正确武装和不断提高起来。
朱地：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精神文化生活多样性是统一的，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就是指导多样性的精神、文化生活的。
孙英：可以这样理解，这是一层道理。其次，这种先进文化，既要坚持中国风格，具有中国特色，又要兼容并蓄，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化成果。如果不坚持本国、本民族的特色和风格，就失去了自己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地位；如果不坚持文化上的对外交流和开放，就难以了解和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先进的思想文化成果，不利于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第三，这种先进文化，既要注重普及，也要注重提高；既要发扬优良的传统，也要勇于创新。中国先进文化是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服务的，毫无疑问，它必须具有普及性。江泽民同志所一再强调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实际上讲的就是这种文化对于人民群众的教化作用，也就是它的普及性。但是，由于生产力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断地扩展与提高，这就要求先进文化也要不断地发展、提高、创新。
朱地：您讲的这几个方面，都十分重要。今天我们发展先进文化，还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孙英：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全面了解思想文化战线的复杂形势和特点。社会主义文化在我国居于主导地位，这是主要的方面。同时要看到，事物总是复杂的，多层面的。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各方面带来的新变化，既为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提出不少新的问题。特别是经济社会各方面出现的“多样化”的发展，使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加，市场经济又容易诱发人们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发生变异，产生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看到对外开放有利于人们开阔眼界，增加见识，活跃思想这一面，又要看到一些没落腐朽的思想文化也会乘机而入；我国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和愚昧落后的遗留观念，在新的条件下也会沉渣泛起。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将长期存在，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也不会改变。所有这些复杂因素，都对我们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文化创新，繁荣先进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朱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终的落脚点是为了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怎么理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呢？
孙英：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概括起来说，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这是我们党存在的全部依据。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三个“一致性”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原则。
朱地：按照“三个一致性”的原则，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当前的利益关系呢？
孙英：“七一”重要讲话指出，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我们党长期执政以后，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益格局、利益关系、利益矛盾出现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坚持这个基本观点尤为重要。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必须正确处理根本利益与利益多样化的关系，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因为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在我们党长期执政的今天，尤其显得重要。由于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总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因此，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我们党要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关心群众疾苦，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绝不允许以权谋私，也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总之，“三个代表”是内在统一的整体，不可分割。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朱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突出的理论创新，就是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怎样建设这个党的问题。这一理论创新，集中体现在“七一”重要讲话里。当前，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怎样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孙英：这个问题涵盖面很广，在这里我只讲几点。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问题。先进性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本质体现，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核心问题。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员成分对党的性质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是由工人阶级中最有觉悟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政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工人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作为彻底的科学理论，不可能在工人中自发产生，这也就是我们讲党的先进性主要看它的理论和纲领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理论、纲领是党的先进性的理论基础。当然工人阶级最能接受马克思主义，一旦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工人阶级就从一个自在的阶级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独立地走上历史舞台，成为建立党的坚实的阶级基础。
其次，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我们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党的阶级基础只有一个，就是工人阶级。党的先进性的阶级根源，就在于它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中国工人阶级，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没有不断增强的阶级基础，党的先进性就无从谈起。工人阶级是以全人类的解放为自己解放前提的没有阶级私利的大公无私的阶级，是一个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彻底性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的阶级。这就是党的先进性的阶级基础。
朱地：“七一”讲话提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要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也是一个新提法。
孙英：是的。这一重要论述，丰富了党的先进性的内涵。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在实践中是统一的。这种一致性在于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奋斗方向的一致性，前进动力的一致性。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正因为把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出发点，我们党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把最广大人民团结、动员和组织起来，才能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成为深受中国人民热爱和拥护的执政党。
再次，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例如，以拥有知识、从事脑力劳动为特征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众日益增多，出现多层次的社会群体。具有一定文化素质、没有固定单位、居无定所的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现在，一些人的身份日益表现出多样性、多重性、多变性。国有企业的一些工人进入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大批农民成为乡镇企业工人或者进城打工，一些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成了商人或者自由职业者，各阶层中都有一些人成为股份持有人或者私营企业主。有些人在就业和生产经营活动方面流动增强、变化增加，人们的职业、身份和地位不再固定，原有意义上的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界限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应当看到，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通过诚实劳动和辛勤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自己贡献。肯定这些人员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完全符合现实状况的，这也是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需要，是增强党的凝聚力、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的需要。“七一”重要讲话提出：“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思想、新观点，是从党的事业出发，从实际出发，从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出发而得出的正确结论。
朱地：如何正确理解和在实际工作中正确把握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增加党的社会影响力的问题呢？
孙英：在实践中，有以下几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第一，把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定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一个正确的重要论断，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从这一群体的构成看，从这一群体的大部分人的创业史看，从这一群体的思想政治状况看，都应该给以积极的恰当的评价，确实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还非常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注重自身的社会形象，具有较高的爱国热情，愿意为振兴中华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新的社会阶层的人员中，有一类人员，他们掌握一定生产资料、雇工人数较多、企业规模较大，有的是股份制企业中个人控股的大股东。这一类人员的情况比较复杂，要作具体分析。需要明确，这些人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不是旧社会的资本家，不能简单地把他们说成是剥削者。当然，要实事求是地看到他们的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有劳动经营的一面。以自己的技术、专利、管理为社会创造劳动价值，而且有许多复杂劳动和脑力劳动。包括技术、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这也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占有的生产资料获得企业的利润，取得不同程度的非劳动收入。从这一点看，他们又不同于一般的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
朱地：国内外都有这样一种议论，认为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实际上就是“资本家可以入党”。应该怎样分析这种说法？
孙英：有一点应当明确，在新的社会阶层中，把那些符合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不会改变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会带来什么风险。有的人把它简单归结为“资本家可以入党”，这完全是一种曲解。
我还想说的一点是，要看到，新的社会阶层成员素质参差不齐。有表现很好的，也有表现很差的，甚至违法犯罪的。对后一种人当然就不是什么能不能“入党”的问题了。我们党允许新的社会阶层中的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入党，是有严格条件的，绝不是“敞开大门”。
最后，要始终高度重视思想上建党，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充分发挥党的共产主义大熔炉的作用。要正确处理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与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中发展党员的关系。必须明确，发展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始终是发展党员工作的重点。
朱地：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责任编辑：吉 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