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0期
毛泽东为何看重张闻天
作者：张培森
第一件事是，在1931年一次中央讨论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人选的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对最初提出的向忠发的人选方案，作了否定的发言，从而导致会议提出毛泽东人选方案的成立。
这件事我在编《张闻天年谱》时是不知道的，而得知这件事是看了去年《中华儿女》杂志刊载的江西凌步机同志的一篇文章之后。随后我又请教了最早披露这一史实的《任弼时传》作者章学新同志，他告诉我这一材料来源于中央档案馆。显然是过去档案馆向我们提供张闻天年谱史料时遗漏了这一资料。为了弄清这一史实，也是为了将来修订《张闻天年谱》时能进行补缺，我向档案馆申请查阅有关这一史实的原始档案。在档案馆同志的帮助下我终于看到了记载这一史实的会议记录。
这是1931年2月20日中央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向忠发、陈绍禹（王明）、周恩来、任弼时等，张闻天是作为会议的列席者参加的，除张闻天外，列席的还有沈泽民、王稼祥等。这里顺便要指出的一点是，这是目前所见张闻天最早列席中央会议的记录。张闻天是这一年年初从苏联回到国内的，到达上海的日期是2月17日。这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目前出版的《张闻天传》和《张闻天年谱》述及他最早列席的一次中央会议，是3月2日，这时距离他到达上海已有半月。然而这次中央档案馆新提供的会议记录表明，他至少是到达上海的第3天就列席中央的会议了。
从记录看，这次会议的议程之一是关于正在筹建中的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构成和委员名单，而讨论中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关于苏维埃政府主席、副主席的人选问题。当时为筹备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事前在政治局下面组成一个苏区委员会，成员有周恩来、王明、任弼时、沈泽民、刘峻山五人，会议开始讨论上述议题时，首先周恩来代表苏区委员会向政治局提出了一个初步方案。这个方案列出了一份包括向忠发在内的党内30人左右参加政府的名单。临时政府拟设立外交、军委、土地、劳动、经济、财政、文教、政治保卫及交通等九个部门。关于临时政府主席、副主席人选一项，方案的意见是：主席由向忠发担任，毛泽东、项英为副主席。
这份方案提出之后接着发言的就是张闻天，他的发言从记录看很简单，对方案强调指出两点，一是过去“立三路线”时期犯错误的人列入是“绝对不妥当”的，二是“要特别注意”选拔当地的非党干部。发言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对临时政府主席人选提出了不同意见：“我觉得特生（即向忠发）做政府主席是没有必要的。”
张闻天的这个不同意见立即引起会议的讨论，王明接着就这个问题发言，他说：苏维埃主席问题，确是一个大的问题。担任这个职务需要在全国有威信，因此我觉得除特生（向忠发）以外，没有别的人。但他又不在苏区。同时在秘密条件下又不妥当，这是要注意的。在王明发言之后，接着有人发言仍然同意苏区委员会的方案，认为还是特生（向忠发）好，因为他在全国有威信。最后倒是向忠发本人作了表示，他说：我同意闻天意见，一方（面）我在上海，一方（面）我又不进（苏区）去。我觉得泽东可做主席。会议最后议决：这个问题待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相商后决定。后来同远东局商议的结果是，同意毛泽东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人选方案。
今天人们不禁要问：为何会议最初会提出向忠发的人选？向忠发原是一个工人出身的武汉地区工会干部，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共产国际强调中共“领导干部工人成份化”，便很快将他从地方提到中央。而且其党内职务直线上升，才一年多的时间，向忠发就从中央委员升到中央政治局委员，直到党的六大被选为党内最高职务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通称总书记。他还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可是这位名义上担任党的最高职务的总书记，一直也没有起到主要领导人的作用。尽管如此，但在这次中央讨论筹备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人选时，按照他当时党内的职务和影响，应当说提名他担任苏维埃主席还是顺理成章的。出人意料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能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而且从会议情况看，如果不是张闻天提出异议，不是向忠发本人的表态，向的当选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这里张闻天的反对，对于改变会议原来的导向，最终导至毛泽东当选，客观上至少是起了扫清道路的作用。
历史往往是曲折复杂的，但无论如何，党中央最终确定毛泽东人选是正确的，也是符合当时实际的恰当人选。尤其从后来发展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在“一苏”大会上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这件事，其意义就更是深远。人们知道，毛泽东在党内被推选为党中央的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是1943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而在这之前人们很长时间一直称呼他为“主席”，实际乃是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职务开始习惯的称呼。
在我们从上面获知毛泽东当选政府主席之前的一段历史插曲的同时，还是有必要再来看一下张闻天这次发言。由于记录过分简略，他所说的向忠发担任政府主席“没有必要”的理由究竟是什么，有无提出新的人选，都不得而知。我想今天也没有必要再去作想像的推理分析。但是有一点是值得称道的，这就是表现出的他的独立思考的个性，并在党的会议上敢于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
他的这一特点还可以从此后不久发生的另一件事上看得更加清楚。也就是在这次中央会议后的第10天，即3月2日召开的另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在如何估计工人运动形势的问题上，同王明发生了争论。张闻天认为当时工人斗争是“分散的”、“自发的”，而且“主要是经济斗争”，工人运动形势是“防御性的”；而王明则认为工人运动的形势是“新的斗争浪潮的发展”，是“由反攻走向进攻”的态势。张闻天当面批评王明这种对工运形势过高估计的主张是“不妥当”的。他还指出：“我们不能因为反对右派而给自己打吗啡针，我们要反对右倾，但亦要打击‘左’的估量。”而王明则坚持自己的意见，以至接着在同月18日中央会议上二人又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争论，会后张闻天还专门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雷利斯基，申述自己的观点。
如果说前一件事直接与中央苏区有关系，后一件事则毫无关系，这里举出来只不过是说明张闻天后来在苏区能够较早地觉察博古的错误，并且敢于起来斗争并非偶然，他的独立思考敢于说出自己不同意见这一特点，差不多从回国之初就表现得非常鲜明。这应该说是毛泽东所说的他的“本身因素”的一个突出因素，也是他之所以能够从错误路线转变，并在党的遵义会议历史转折中作出特殊贡献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
第二件事是，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曾兼任中央党校第一任校长。
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江西中央苏区后不久，中央在瑞金开办了一所新的干部学校，学校的名称叫“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据中央党校研究校史的专家查考，这所学校算得上是我党最早比较正规的中央党校。但是学校创办时的第一任校长是谁，则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张闻天同志；另一说是任弼时同志，而张闻天则是接任弼时之后的第二任校长。那么倒底第一任校长是谁，则还是一直没有弄清的问题。
前几年我在编辑《张闻天年谱》时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查阅了许多有关资料，均无明确的记载。但发现有一件资料为查明这个问题提供了有用的线索，这就是1933年3月15日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上刊载的，一则关于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开学的消息报道，报道说：“正当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开学了。十三日下午一时，全体学生暨各机关代表均到达该校，齐集礼堂，举行极庄严的开学典礼。中共中央局、中央政府与全总执行局代表均有重要演说，勉励学生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后由校长训词，学生答词后，即宣布散会。”这里所报道的开学典礼上的校长，我想毫无疑问应是第一任校长。可惜报道上没有写名字，但是我想，若是有还健在的老同志来认定，不就可以迎刃而解地解开这个疑团吗。
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但是刘英说她是1933年6月到达中央苏区的，闻天以前的事情她不完全清楚。于是我便又想到当时尚健在的杨尚昆，他不但同张闻天在莫斯科同学，而且一起结伴回国，回国后又一起在上海地下党共事，1933年到达中央苏区后的起初一段又在张闻天身边工作，特别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开学时，他正好担任副校长，副校长绝对不会不知道正校长。所以我想他在证实这个问题上几乎是健在的老同志中唯一的权威证人了。
1986年我曾随刘英访问过尚昆同志，不过那次我们编辑小组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那时还在职，也不可能一次谈话谈那么多的问题。现在又一次机会来到了，1997年春天尚昆同志身体小有不适，于这年3月22日我和程中原随刘英去看望他。这次访问距离上次已经十多年了，90高龄的杨老说话思路还是那么清晰，四川调门的嗓音还是那样洪亮。刘英称他“杨主任”，他称刘英为大姐，两位多年的老战友见面，倍感亲切。这次谈话刘英还当面请尚昆同志为她的回忆录《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再版作序，杨老欣然答应，话题自然便又集中到闻天同志。他这次又讲述了一些人所不知的关于张闻天的历史情况，其中特别关于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问题他说了一点新的情况。他说，事实是在遵义会议上就已经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由于张本人再三推辞，因而这个问题直到二十来天后才作出决定。这一史实是从未听说过的。在尚昆同志谈兴正浓之际，我便乘机提出苏区时期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长的问题。为了准确地提问，也是为了便于他联想回忆，我一开头就拿出1933年3月15日《红色中华》上的那篇报道，请他回忆“校长训词”中的校长究竟是谁。没有想到他脱口而出：“是张闻天。”我又请教他，现在有种说法是任弼时，他断然否定了这种说法。可惜他没有对这个问题展开说更多的细节。但是他在谈论这些至今还为人所不知，甚至搞乱了的关于张闻天的史实时，却感慨地说：对于张闻天至今也还有个“拨乱反正”的问题呵。
访问回来我对尚昆同志这句话想了很久，深感他说的确实是实情。诚然自从1979年党中央为张闻天平反以来，十多年通过对他的文稿资料的搜集和对同他生前共过事的老战友的采访，应该说我们这些文集编辑组的同志，对张闻天的一生事迹，比起一般人来说是要了解得多些。但由此也就同时深切体会到，张闻天由于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对待，而他本人又从不对别人谈自己过去做过的好事。这就不仅造成历史上留下的文字资料大批流失，而且连许多对他知情的战友，在过去谈及有关史实时都不得不绕开他，这样肯定就有许多有关他的宝贵史料永远地消失了。
这里涉及的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仍然是如何看待他30年代教条主义错误的问题。毋庸讳言，张闻天这位当时“左”倾中央领导成员之一，也是中央分管宣传教育的负责人，确实犯有“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但是过去人们在批判他的教条主义错误的时候，却从没有人认真研究过他与王明、博古在理论素质方面的不同。就拿上述苏区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来说吧，过去虽然弄不清他的校长的任职，但有一本在苏区出版的他在该校授课的讲稿却流传了下来。这本书开宗第一讲的题目就叫《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讲稿引用大量数据和资料，对当时的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性质进行了科学论证。据查考，这一章讲稿就是他在一年多前化名发表的，同托派夸大中国资本主义成分，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已经资本主义化的错误理论，进行论战的一篇有影响的论文基础上写成的。说实在的象这样系统论述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论著，在当时没有相当的理论基础和对中国社会经济实际状况的切实研究，是根本写不出来的。事实上这篇论著的基本分析后来1939年成为毛泽东同几个同志合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第一章《中国社会》中“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内容的基础。
说到张闻天的理论素质不能不联系到他回国之前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段经历。这里且不去评论这所学校历史上曲折复杂的背景，以及如何看待它在帮助培养我党早期干部方面的历史作用，仅就对张闻天而言，我认为其影响应该看到有两个方面，即一方面他在学习期间直接受到当时苏共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特别是斯大林“左”的错误理论的影响。他回国后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所写的许多错误文章，可以说大部分都是主要来源于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所谓“第三时期”理论，和“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的策略思想。然而今天客观地说，还应看到其另一个方面，这就是他在莫大学习以及后来进入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深造期间，是确实认真研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打下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而这一点，不仅是王明、博古不能与之相比，而且也是他后来能够在实践中较快地转变，并在转变后再没有犯大的错误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在收集张闻天莫斯科学习时期资料时，找到1928年他在莫大填写的一张表格。这张表格中他在回答“进校后学习情形怎样”问题时，就曾这样写道：“学习中最感兴趣者，即为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实际。第三年内，对于这门课，曾担任教课，曾加以特别研究。”在回答“今后学习的意见怎样”问题时，又写道：“还想对中国问题加以详细的研究”；在回答“对学校教务有什么意见”时，就提出了“各种材料应尽量中国化”的意见；在回答“对学校党务有什么意见”时，还提出“多讨论中国党内的现状”的要求。从这里不仅可以窥察到张闻天当年学习时对列宁主义理论所下的功夫，而且一种渴求研究中国实际的愿望跃然纸上。
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而实践又是一个人理论学习好坏的最好检验。张闻天回国后之所以能够较早地从教条主义错误中转变，也应当说确实与他前一段的理论学习有关。这里不妨举出他1932年春在上海党的地下刊物《斗争》上发表一篇题为《论“总同盟罢工”的口号》的文章，文章通篇谈的是罢工口号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文章的末尾却有这样一段话：“去具体的分析客观的实际情形，去灵敏的感觉群众的情绪，去深深倾听群众脉搏的跳动，然后才能提出正确的口号，使这一口号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真谛。”自然在他当时思想还没有能摆脱“左”的窠臼情况下写的这篇论述党的口号的文章，其分析和论述本身未必都十分精当，然而文章最后的这段话却是多少反映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灵魂的正确领悟。仅此一点，就不能说他在苏联的前一段学习全是教条主义。而事实上他后来的转变，也正是与他多少领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真谛有关。
有意思的是，在苏区，博古发表的文章可以说完全照搬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斯大林的指示，全然不顾“客观的实际情形”；而张闻天虽然也犯有照搬的错误，但当他根据“客观的实际情形”愈来愈多地提出不同意见时，却往往遭到博古等冠以“右倾”的指责。对此张闻天也毫不客气地回敬他们。他拿出的武器就是列宁的论述，尤其是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批评他们“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一窍不通”。如若将双方当时暗中论战的文章相对照，就明显看出张闻天同博古他们理论素质的不同。而这一点应该说，也正是当时毛泽东所看中张闻天的“本身因素”之一。
第三件事是，长征前张闻天在中央苏区作过一次闽赣省苏区的实地调查。
熟悉党史的同志都知道张闻天延安整风中曾到陕北晋西北进行过一次长达一年多的农村调查，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晋陕调查。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早在中央苏区时就进行过一次农村调查。这次调查过去一般党史书上没有记载，只是在张闻天本人1943年写的延安整风笔记中曾经说到长征前博古曾派他到闽赣省去进行过一次巡视，而待他巡视完成回到瑞金时，中央关于红军转移的一切重大事项均已由新成立的最高三人团（李德、博古、周恩来）作出决定。此时他立即感受到这次博古派他去巡视是为了排斥异己。但笔记对于这次巡视本身却没有更多的记述。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编辑《张闻天文集》过程中，从中央苏区出版的《斗争》第71期上找到张闻天当年在闽赣战地委员会扩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虽然该刊发表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然而就仅从这篇留下不全的报告所反映的情况看，这次巡视也完全称得上是一次战地前沿的实地调查。
闽赣省原本是1933年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由原有几块根据地合并和扩大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根据地。不久，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省会黎川失守，根据地遂遭分割。1934年初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入闽作战使根据地一度出现转机，但不久主力红军奉命撤离后，根据地又不断缩小，区域内刀匪团蜂起，地方苏维埃政权处于危急之中。张闻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赴该地区进行巡视的。
巡视于1934年7月初从江西瑞金出发至8月下旬回来，前后共约一个半月。就在他巡视期间，进攻闽赣的敌军疯狂地从北向南推进，以至中共闽赣省委和省府机关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迫后移。就在张闻天到达闽赣省委之前不久，省委机关就已从福建建宁县城撤至县城外边的都上村。接着在他巡视过程中，省府又搬迁两次，先从都上村移到安远（时称澎湃县），不久又从安远搬到宁化城关。而张闻天也就正是在这种战火纷飞、刀匪蜂起的危险环境中，重点调查了建宁、安远、宁化这几个地区的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土改、肃反等几方面工作的情况。仅从他的报告所掌握的资料就可以看出大部分都是从实地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报告不但从面的调查中提出问题，而且列举了许多直接调查获得的典型的例证。这些生动的例证即使是今天的人们读起来也都会从中真切地感受到，当时那种红白两军对垒地区的惊心动魄的残酷斗争。然而这篇报告若是从研究张闻天的思想角度来看，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它恰好反映了张闻天个人思想在根据地斗争问题上的重大进步和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在发展地方群众武装问题上观点的变化。报告开头就指出闽赣省的许多同志包括个别领导还不了解“武装群众，发展游击战争”是当前“第一等的中心任务”。为此报告举出了从调查中发现的一个奇怪现象：在我主力红军撤走后，敌人尚未完全建立起统治的许多地区，我们的同志不是首先去发展群众武装，而是忙于寻找某个地方筑起一个堡垒，作为苏维埃政府的“安身之所”，然后再以此为支点开展工作。殊不知还没有等到工作开展起来，地方上的刀匪团就很快袭击了这种“堡垒”，端了我们的机关，以至我们很多同志惨遭杀害。张闻天的报告正是从总结这些血的教训中结合当时苏区的形势，向闽赣省的广大干部强调认清发展群众武装的重要的。然而有意思的是，张闻天这篇报告所特别强调的关于发展地方武装的观点，恰好正是一年多以前他在批判所谓“罗明路线”时，所针对的罗明在一篇写给闽粤赣省委报告中的观点。其中包括发展群众武装在地方党工作任务中重要地位的认识，群众武装力量的增强与提高群众斗争信心、消除群众畏敌心理的关系，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的规律等。其实这些也都是毛泽东早在创建根据地过程中论述过的真理。而对于张闻天来说，这里可贵的不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未曾有过错误，而是他不断地从实践中反省自己，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向真理靠拢。
第二个变化是在指导地方工作方针问题上形而上学观的摒弃。报告强调指出地处中央苏区边区（其中还包括一部分新区）的闽赣省和中心地区的群众工作方式应有所不同。根据闽赣省当时的具体形势，报告提出群众工作除了公开方式外，还要有秘密方式来补充，也就是要从单纯自上而下的公开的方式，向着同自下而上的秘密工作方式相结合的转变。报告提出的这一点对于主力红军已经撤走，正在向游击区转变的闽赣省来说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同时这里也使我们看到他在指导地方工作方针的思想方法上的一种变化。须知“左”倾中央不仅在整个路线方面是错误的，而且在指导实际工作方针上也是“一律化”，形而上学的。前面说到的罗明给省委的报告在陈述要发展地方群众武装的理由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领导上照顾到边区与中心区的情况的区别。而张闻天那时批罗明的文章恰恰是无视这种区别，一味拿所谓“脱离政治路线”大帽子进行压服。现在张闻天这篇报告中这类抽象的大帽子没有了，代替的是不同情况的具体分析，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第三个变化是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基本方针问题上的理论认识接近成熟。报告指出当时闽赣工作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基本任务缺乏认识。虽然这里还没有看到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左”倾中央本身，但它毕竟反映了张闻天本人认识的进步和提高。
例如在武装斗争问题上，报告不仅反复强调要把武装群众发展游击战争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并且认为“只有群众的武装斗争才能解决闽赣苏区的基本问题”。报告在批判那种脱离群众武装期望用建造“堡垒”来维护政权的幻想时指出：“这个政权决不是脱离群众的空机关，而是从群众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它的存在不是依靠于一块空招牌，而是依靠于群众武装的力量。”又说：“游击队的活动不仅限于军事的，而且还应是政治的。它应该组织群众搜山，没收地主豪绅的谷子财物散发给群众，立刻分配土地，捉杀反动派，在这些行动中来发扬群众斗争的积极性，使群众自己相信自己的力量，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政权。”
再如关于土地问题，报告不仅强调这是闽赣省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而且是中国革命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报告尖锐批评闽赣前一段放弃土地革命反而埋怨群众落后的错误时说：“不是闽赣群众天生一副贱骨头不愿意革命，而是我们党没有坚决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报告在批评种种放弃或推迟土地革命的错误观点之后，要求闽赣省各级领导“立刻执行彻底分配土地，消灭地主阶级的路线”；“同时在分田中不要一刻忘记去武装群众保卫分田胜利与保护秋收，去建立真正有群众参加的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权。”
应当指出，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以革命政权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正是毛泽东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时期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基本内容。因此张闻天以上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基本方针问题的这些认识，如果再加上早在两年多前他提出的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即：“中国革命的特点正表现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把苏维埃政权从乡村推进到城市，从小城市推进到大城市。”可以说他到这时为止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认识，包括从发展规律到一套基本方针的认识，已经同毛泽东基本达到一致。
纵观这篇报告所反映的张闻天三点思想变化，若要从一个革命家的素质来说，它尤为凸显了张闻天个人素质的又一个特点，也是最可宝贵的一点，即善于从实践中不断地修正错误，吸取新的营养，达到新的认识。张闻天30年代的转变，苏区时期是个关键。而事实上这一时期他不仅在许多问题思想上有所转变和进步，而且在当时有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的观念上也有所突破。这种突破也都体现了他的这一素质。
这里仅举一例。1933年冬蒋介石派往福建“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也就在此时，在围绕如何看待这个事件，可不可以与愿意同我党联合的十九路军合作反蒋抗日的这个重大问题上，身为中央常委的张闻天同主要负责人博古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分歧。可惜最终的结果是博古不顾张闻天等人的不同意见，固守关门主义，丧失了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机。
值得研究的是，张闻天同博古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分歧的焦点究竟在哪里？必须指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矛盾上升使得国内的阶级关系开始发生新的变动。然而当时处于上海的“左”倾中央却看不到这个事实，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而现在，也就在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第五次“围剿”的时刻，福建事变这一突出表现阶级变动的事实，又直接在苏区摆到了我党中央的面前。而张闻天同博古认识的分歧的焦点也就正在于在这种情况下是闭眼不见，还是承认阶级关系新变动这个事实。
从九一八事变起，“左”倾中央领导有一个怪论，即把所有起来要求抗日和对蒋介石不满的国民党内的不同派别和地方势力，都统统说成是“为了欺骗群众”，“为了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因而党的任务不是去联合他们，建立广泛统一战线，而主要是要“揭露”和“批判”他们的“欺骗”。张闻天在去苏区之前的上海时写的一些错误文章，也都是宣传这个观点，套用这个公式。实际上这一怪论的理论来源就是斯大林关于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的理论。固守这个观念就必然看不到当时阶级关系的新变动，打倒一切，从而孤立了自己。
而张闻天与博古的不同也就在于在新的事件面前改变了过去错误的认识。这在福建事变爆发后他批评博古的文章中看得十分清楚。其中主要有三点：一是认为在“全国的民族危机”、“民众反帝斗争的高涨”以及帝国主义与军阀“内部矛盾更进一步加紧”等情况下，国民党内部必然会发生“新的分裂”；二是认为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营垒中有可能出现愿意接受我党联合抗日条件的“个别军阀”，因此我们不但要号召工农民众起来“参加民族革命战争”，而且也要号召“一切在反动营垒中真正爱国的分子同我们在一起为中国民族的生存而战”；三是确认反日统一战线不只是限于下层士兵，而应该包括上层军官，即也可以“进行上层的统一战线”。
归纳起来，从原来一概认为是“欺骗”，一概要“打倒”，到承认有“真正的爱国分子”，可以与他们进行“上层统一战线”。这应该说是对“左”倾关门主义观念上的重大突破。虽然这个突破当时并没有能说服坚持错误的主要领导人，使其在行动上得到纠正。但若从我党后来整个的纠“左”过程来看，张闻天此时在这个事关党的全局问题上的观念突破，其意义却是十分重大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这个观念上的突破，就不会有后来瓦窑堡会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路线的制定，也不会有同张学良东北军的联合，以至扩大到同整个国民党的联合。
总之，独立思考、相当的理论素养和善于从实践中学习是体现于张闻天身上的三个宝贵素质，也是他当时之所以被毛泽东所器重的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萧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