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0期
日军侵华新罪证
作者：彭援军
踏破铁鞋，终得“珍品”
酷爱收藏早期书报刊的北京首汽集团的张建衡，每逢周六、周日，一定要到北京最有名的潘家园和报国寺两个文化市场去淘书。
多年来，张建衡淘书的重点就是收藏有关抗日战争的珍贵史料，而且已经陆续购得一些品相较好的《支那战争》画报，这些画报是日本侵华期间出版的，既有伪满洲国时期的，也有抗战时期的。收集这些资料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日军侵华暴行的图片和文字证据，以戳穿日本右翼势力在日本教科书等问题上不承认侵华历史的谎言，还历史真实面目，维护世界和平。
原日本侵华军人东史郎，有了认识变化和态度转变后，从参战转向反战，近年出版了揭露日军暴行的《东史郎日记》，反映事实真相，并就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一事，向东京法庭控告日本政府，揭发日军暴行，但日本政府庇护当年军国主义的恶行，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事件，说没有物证。日本右翼势力更是从多方面对东史郎的正义之举进行打击。2000年1月23日，日本右翼团体“日本舆论之会”曾在大阪国际中心举办主题为“20世纪最大的谎言——对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的集会，公然为日本军国主义张目，篡改历史事实，否定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残暴罪行。与此同时，日本最高法院再次判决东史郎败诉。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在教科书问题上所坚持的顽固立场，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激愤。这些事件充分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妄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进而妄图逃脱整个侵华战争罪责的丑恶嘴脸。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一些收藏家拿出许多珍贵史料来证明日本所犯下的战争罪、反人道罪，的确是决不容抵赖的事实。中国收藏家的有些资料，目前已让东史郎来中国看到了，也复印了。石家庄樊建川所写的《一个人的抗战》一书中，就收集了很多重要的书报刊史料和实物证据。中国的见证人曾回忆说，当时南京邮政大楼旁边有个池塘，日军把中国人活活推进池塘而杀害。但日本却抵赖说，日本的地图上没有池塘，所以没杀中国人。对此，樊建川和东南大学生物系教师李乃弘提供了昭和十三年(1938年)日本名所图绘社印刷、小山吉三出版、至诚堂发行的《最新南京地图》和中国当时印的地图，证明这两种地图都清楚地标明了这个池塘。从而证明日本的侵华罪证是赖不掉的，同时也说明物证的重要性。
张建衡由此受到启发，决心寻找更加早期和更为重要的日本侵华史料。他认为，日本侵华不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和南京大屠杀时开始的，在1931年侵占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之前就开始了。日本扶持溥仪当上儿皇帝，给溥仪娶日本妻子，日本通过建立满洲国而进一步控制东北三省等就是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他从报纸和《收藏》杂志上得知，日本曾经出版过《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新满洲国写真大观》一书，于是他全力寻找这部俗名叫《满洲号》的书，托潘家园、报国寺较熟的摊主找这本书，都说没见过。由于摊主的好东西往往不在明面上放着，于是他便挨着书摊找《满洲号》，但很渺茫。
然而，功夫不负苦心人。今年5月12日周六，一位长期在报国寺摆摊的卖书人说“有一部书像是你要找的”，他听旧书摊主描述此书封面样式和图文内容，断定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书。5月19日又一个周六，他终于收藏到了品相完好的《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新满洲国写真大观》一书。
写真“满洲”，铁证如山
这本《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新满洲国写真大观》(简称《新满洲国写真大观》)，是一部国内罕见、史料价值很高的图书，这一发现为揭露日军侵华罪行提供了新的铁证。
这本标准16开本的厚书是暗红色精装硬皮，硬皮上凸印有飞机、字符等图案。全书共200多页，由日本雄辩会讲谈社于昭和7年(1932年)4月15日印刷，4月20日出版发行，编辑兼发行者“野间清治”。当时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犬养毅题字：“群生乐土”；日本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和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分别作序。
这本《新满洲国写真大观》共分“新国家的阵容”、“满洲事变”、“上海事变”和“辉煌的满洲国”四大部分，前三部分160页，后一部分84页，内容包括对建立伪满洲国、满洲事变、上海事变及日本移民满洲等的详细叙述(共85页文字，约近9万字)，书中大量图片均为军事作战照片，并不乏日军残酷迫害我抗日志士的图片及东北军张学良部、上海十九路军蔡廷锴部抗日的图片，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三省及上海、杭州等地的全过程。全书近800幅图片及大量文字叙述，多为日本军方战地记者拍摄和撰写，而“满洲事变概要”和“上海事变概要”均由日本陆军新闻班长古城胤秀撰写。“新满洲国全貌”部分则由上田恭辅执笔。
该书第一部分，以几十幅照片反映了日本扶持伪满洲国成立的过程，并用图片一一列出当时伪满洲国的主要官员，从而有力地证明了日本妄图霸占我国东北的野心。在满洲事变一章中，用两个整页刊出日本国内和侵略东北时主要军事及行政官员的照片31幅，一一作了任职介绍，其中包括总参谋次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和军令部长伏见宫博恭王等，这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最高军事机构，其侵略行径无法否认。这一章中用多幅战争图片报道了日军占领奉天城、宽城子一带的经过，及占领嫩江、大兴等地时受到我黑龙江军队顽强抵抗的情况。书中还用大幅图片表现日军埋葬阵亡士兵的场景，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军队的顽强抗日精神。书中刊登的“昂昂溪附近黑龙江军配置要图”，反映了马占山军抗日的作战安排。此后又以几组图片反映日军占领大兴、昂昂溪后直逼齐齐哈尔作战及行军的场面。而那些反映我军战死的英灵们的墓地的照片，则暴露了战争中日军大量屠杀被俘虏的中国军人的事实。
一幅幅血腥的图片，又把我们重新带回到满洲事变、上海事变的历史中。书中从50页至72页用了51幅图片说明日军占领天津、辽西、锦州、山海关、锦西、哈尔滨和吉林等地的过程，以及东北军张学良部队所做出的英勇抵抗。其中，第77页图片上清晰可见的标语口号有“宁为断头鬼，不做亡国奴”、“打倒野蛮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这是日军发动上海事变的重要借口，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上海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其中一幅“上海附近战斗经过要图”则显示了日军攻战我国华东地区的全貌。上海事变部分以大炮控制下的上海为开端，画面阴森恐怖，接着是上海南京路上难民逃难的场面。四川北路和闸北也已成为日军陆战队同十九路军蔡廷锴部作战的阵地。
翻阅书中的一幅幅图片，满眼皆是枪炮、坦克、装甲车、军队，到处都是战场、硝烟、炮火、断壁残垣。一面是日军占领中国大兴安岭、满州里、海拉尔、齐齐哈尔、哈尔滨、松花江、山海关、大连港等一地又一地后的欢呼场面，如日军官兵挥舞着太阳旗站在锦州城门楼上欢呼万岁；一面是中国百姓在铁蹄蹂躏下的呻吟，如日军占领后的天津，中国人在过关卡时要逐一受到搜身检查。另外，书中也有一些“南船北马、热河风景”等粉饰和平的图片。这一切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所犯侵略罪行的有力见证，是日军法西斯行径的自我揭露，是日本对中国人民欠下的笔笔血债。这本日军旨在炫耀其占领中国的战绩的图片集，如今已成为日军侵华、践踏中华民族主权的有力的历史见证。恐怕这是该书编者所始料不及的。
重要发现，引起轰动
《新满洲国写真大观》一书中大部分照片是北京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锦州东北烈士纪念馆馆藏所没有的，也就是说，此书中的许多照片是国内首次发现，成为日军在东北、华东犯下滔天罪行的新的历史见证。一位书报刊收藏专家认为，这部书的发现肯定会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新闻界、文博界、史学界都会关注此事。
近期，笔者陪同《新满洲国写真大观》收藏者张建衡、《北京日报》记者周文丽等来到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权威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请这里的专家学者对这部藏书进行鉴定。
参会专家们对这一藏书给予极大关注。他们认真仔细翻阅《新满洲国写真大观》，深入分析书中典型照片的来龙去脉。这些曾经广泛涉猎各种抗战资料的专家们，此前都未曾见过这本《新满洲国写真大观》，而且，此书中绝大部分的照片，专家们也未曾见过。专家们说，通过这些难得的图片，可从中透视出许多情况，可将史实搞清楚。像书中有所谓两个日本商人被杀的中村事件；有上海闸北、江湾、四川北路激战甚烈的场面；有中国军人嘴咬炸弹引信、表明抗战决心至死不渝的场面；和尚逃难和上海居留民(即侨民)大会的场面；还有“打倒野蛮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宁做断头鬼，不做亡国奴”等中国抗战宣传画。由此，专家们认定此书的研究价值、历史价值、资料价值都非常高。在鉴定会上，专家们从不同角度谈了对这本书的看法，而且，这一鉴定会也成了专家们对日军侵华历史的声讨会。
章伯锋(北京抗日战争学会副会长)说：这本“满洲专号”本身就是日本侵华的重要罪证，书中的每张照片都是中国人一笔一笔的血泪账。我对收藏者花如此重金收集抗战史料表示十分崇敬。我懂得收藏家的性格，无论价再高也要拿到手。对这本书，我觉得买了它就很值得。同时我认为收藏者有着相当高的识别能力。此书反映了日军如何侵占满洲国和上海地区的全部过程，而且是以具有直观性的照片显现的，这就更有说服力。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发现这部书是极有价值的。但是不是孤本还不能断定，作为伪满洲国所在地的东北是否也有此书，需要调查，如原满铁的大连图书馆，当时收集资料就非常广泛。此外，如有条件，可听听东北大学和东三省社科院专家教授的意见。社会上称我们是专家，专家的知识、认识和视野也有限。但我们可以断定此书在世间流传极少。我觉得不在于这张照片发表过，那张照片没发表过；这张照片见过，那张没见过。总而言之，这本书本身就很珍贵，即使不是孤本，我们的新闻报刊也有发挥之处，可大加发挥，写出大块文章来宣传。现在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右翼势力活动猖狂到极点。日本首相小泉不顾日本国内和亚洲邻国的坚决反对，公然参拜靖国神社。我们的报刊这些年来对日本侵华这段历史的宣传却有淡化，而淡化这段历史已带来严重后果。据报纸报道说，天津电视台播出一部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电视剧，其中有日本鬼子把中国人当成活靶子来刺杀的镜头，我们的小孩看了却是哈哈大笑。这真是耻辱和悲哀!八年抗战，中国人付出了惨重代价，我们对历史的教育，对现实的教育，做得实在是太软弱了，教育等部门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远远不够，媒体对这些事情的反映力度更不够。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告诉下一代那一段血泪史，告诉老百姓对日本军国主义要警觉——“狼要真来了，鬼子真要进村了”，要透过抗战这段历史让人们看清过去、现实和未来，绝不能因政治上的短视而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我们应当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毋忘国耻”的教育，像《新满洲国写真大观》就是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书中不仅有“九·一八”，而且有“一·二八”，可以清晰地看到日军是如何“先在北方点火，然后在南方扩大”的。
庄建平(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说：我刚从南京回来，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到日本战地记者拍的一组录像分镜头，清晰地记录了日本兵挥刀砍杀中国人，中国百姓的人头从脖子上分离开、血喷如注的全过程。现在又看了《新满洲国写真大观》的照片，更加激起了我们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暴行的愤慨。我与章伯锋已搞了十几年抗战史料研究，出版了上千万字的《抗日战争》大型史料丛书，但尚未见过《新满洲国写真大观》。这些图片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只见过其中的百分之一、二十。目前，我们对日军侵华罪行的揭露大部分是当事人的回忆，尽管真实的回忆也是阐述历史的一种方法，但回忆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模糊，记忆也会有失实，甚至会因疾病等遗忘，但图片却永远不会改变历史，这就是图片价值高之所在。我知道，雄辩会讲谈社作为日本的一家老出版社，既出过大量文艺书籍，也出过不少历史政治书籍，现在这家出版社还在。《新满洲国写真大观》作为专号，印数肯定不多。或许在其他地区会有相同版本出现，但至少在北京是孤本。这些图片的史料价值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反映了日军侵占各地的情况；二是反映正面战场军民抗战的情况。其中有一张反映日军暴行的小图，画面上有“扫除国耻，取消一党专制，联合全民抗日”的标语，透过类似照片可以看出民族的正气。同时，我想讲另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就日军侵华问题展开对日斗争时，日本右翼势力往往赖账，我们提供照片，他们说这是假的；对于当事人的文字回忆，他们就更不承认。对于《东史郎日记》中对日军侵华史实的揭露，对于南京邮政大楼前面有水塘一事，现用河北、河南等地收藏的1937年日军军用图来佐证，令日方无法抵赖。但对当年南京市中心，日本兵用麻袋装一个中国人又放进手榴弹爆炸一事，日本拒不承认。但日本人自己拍的杀人比赛照片就是铁证。因此，作为日本人自己拍的自己编印的旨在歌颂大日本战绩的《新满洲国写真大观》，今天正好用来说明日本侵华暴行的铁证，这比我们写多少篇文章都有用，今后这个藏本将会在清算日本战争罪中产生重要影响。
卞修跃副编审说：二三十年代，图片集在资本主义国家就很流行，日本早在战前就重视用图片来表现，经常出版以图叙史、图文并茂的写真集，图片是一种真实的纪录。《新满洲国写真大观》中的彩色图片达到相当水平，从照片角度看，这本东西很集中，容易参用。不像一本书一本书地散落着找起来很困难。过去，自己在研究抗战史料时，对于日本人“抛彩带、缝千人针”等情况，只见过文字记载，而在这本书上我首次看到了这样的照片。“千人针”是指日军在出发侵略别国时，日本国民一人缝一针地由一千个人缝好一条腰带，送给日本军人系在腰上，以保佑在打仗时不会被子弹打中。另外，书中也有日本人在为日本军人送行时抛五色彩带的场面照片，这可从一个侧面对抗战史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当笔者提出如何发挥《新满洲国写真大观》这一藏本的作用时，专家们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说：假如北京、南京两个抗战纪念馆里能放上这些新发现的照片，可使展览陈列更加充实。另外，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图志》等重要图书再版时，可提供这些有史料价值的新图片入书。还有，也可将《新满洲国写真大观》翻译出版，但序言中要加上我们的观点。当然，有的收藏家考虑到有些珍贵文物的经济价值，好东西拿到手里不愿向社会公布出来，因为一旦公诸于众，其文物价值会有所贬值。但抗战类藏品与其他藏品不一样，它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收藏家若能把《新满洲国写真大观》的图片面世，将对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发挥更大的作用，媒体应当大力宣传，要让中国人和日本人都知道有这个东西，要让日本右翼知道战争罪责是历史的存在，赖是赖不掉的。专家希望收藏家在不影响收藏价值的情况下贡献出一些书中的图片。《新满洲国写真大观》收藏者张建衡欣然同意。
另外，笔者就《新满洲国写真大观》的发现，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方汉奇教授。
方汉奇教授谈到，针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狂活动，针对日本教科书对侵华史实表述的失实，针对否认日本侵略中国事实的说法，近年来我国史学界、文博界、收藏界对日本侵华史料的收集都十分重视，新闻界也不断加强这方面的报道。在海外，以世界著名人士陈香梅为首的美国华侨界已成立一机构，要在美国建立抗日战争纪念馆，目前已投资3亿美金，并且派人到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征集抗战史料。然而，很多收藏家寻找到的多是内容雷同的资料，收藏意义和法庭物证作用不大，史料价值就低多了。从目前看，只有《新满洲国写真大观》这部书是不好找的独一性史料。方汉奇教授认为，《新满洲国写真大观》有这样几点是其他史料所不具备的。第一，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国内罕见，书中许多图片是中国资料中所没有的。第二，这本书是日本人自己编的并且是在日本出版发行的初版书，而且有日本政要题词、写序，这说明此举是日本的政府行为，证明此书是官方认可和支持的读物。当时编写此书是为了宣扬武士道精神，炫耀日本的威力和战果。现在由我们中方看来，这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证，是日本人自己打自己耳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第三，书中所用近800幅图片都是当时日本随军战地记者拍照的，总计长达近万字的文章也是日本人写的，从而更加证明这些图片的真实性。书中的文字把整个侵华过程反映得淋漓尽致，把如何派兵到中国、干了哪些事情写得很细。我们从书中可以通过一幅幅图片直观地看到，当时日本是如何扶持满洲国，如何一步步进攻黑龙江、辽宁、吉林、天津、杭州、上海等地的。这些都从反面证明了日本赤裸裸的侵华战争史。第四，这本书不仅丰富了中国的馆藏史料，为揭露日军侵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加了新证据，而且可以为日本反战斗士东史郎等提供真实有力的法庭证据，直接驳斥了日本法庭对东史郎起诉日本侵华案的否定，同时也使日本右翼势力的谎言不攻自破，用事实证明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妄图否定历史真相的阴谋是不可能得逞的。第五，再没有比《新满洲国写真大观》更有价值的史料被发现的情况下，这本书能在北京发现，也为北京史学界、文博界和收藏界研究日本侵华提供了很大方便。
当笔者问到《新满洲国写真大观》的收藏者会不会以天文数字的价格把这部书卖给外国人时，张建衡说：“如此重要的史料哪能卖呢!现在，中国许多珍贵藏品都已流失到国外，就是因为有‘汉奸’作怪。若是《新满洲国写真大观》这样的重要史料被日本右翼分子买走后销毁，谁卖谁就是千古罪人。哪能当卖国贼呢，多少钱也不能卖啊。有的人搞收藏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有的人收藏是为了赏玩，有的收藏者是为人无我有的镇宅之宝感到很光荣。而我搞收藏、占有资料主要是为了今后搞研究，以后会出有关专著的。眼下我仍在继续寻找有价值的抗战史料。对于我收藏的这本《新满洲国写真大观》，国家有关部门若是需用资料，可以无偿提供复印。”笔者为张先生这一席话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之心所感动。
供图/彭援军 (责任编辑：庄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