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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佩珠与中国
作者：杨天石
潘佩珠是越南著名革命家、爱国主义者、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原名文珊，号巢南，别名是汉。1867年生于越南义安省南坛县。家世读书，父亲是塾师。佩珠四五岁时，虽尚未识字，但通过母亲口授，已能背诵中国古典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部分篇章。6岁时，被父亲带到塾馆，教授《三字经》、《论语》等书。后来曾考中解元。
潘佩珠年轻时，法国殖民者正积极侵略越南。1884年，顺京失守，绅士、义民纷纷起兵勤王。潘佩珠奔走于年轻读书人之间，结合60余人，组成“学生军”，企图起兵抗法，正在募捐制造军械之际，法兵攻到，义军被迫解散。此后，佩珠一面授徒卖文，一面精心研习《孙子兵法》及诸葛亮等人的军事著作，结交绿林豪杰与勤王党人，为长期抗法作准备。
1904年，潘佩珠组织维新会，以“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设君主立宪国”为宗旨。当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境内大败俄军，潘佩珠认为日本是“黄种新进之国”，想到日本求援。但法国殖民者严禁越南人出国，有敢于冒险者则杀其父母，掘其祖宗坟墓。1905年，潘佩珠在老母去世，又将妻子安排妥当后，便化妆成旅越华商的仆人，潜入中国，辗转到达香港。他首先访问中国保皇党机关报《商报》主笔徐勤，徐勤不见。潘便转而访问革命党人的机关报《中国日报》，会见主笔冯自由，通过笔谈，与冯交换意见。冯自由同情潘佩珠等人的抗法斗争，声称10年之后，中国“排满”成功，届时当援助越南，现在则尚非其时。冯自由建议潘佩珠往见粤督岑春煊，或可得一臂之助。潘觉得冯所言有理，便写了一封信托人送给岑的幕客周某，请周转呈。周某初时称，得到岑的消息后即派人到香港接潘。但是，此后竟杳无音讯。佩珠白白地在香港等了好多天。此事使潘佩珠认识到“专制朝廷之无人”，满清和越南王朝，“一丘之貉耳”！
潘佩珠与梁启超
潘佩珠在越南国内时，读过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中国魂》及《新民丛报》等书刊，非常敬慕梁启超的为人。他在自香港至上海船中，从一个中国留美学生那里得到了梁启超在日本横滨的地址，打算一到日本，首先访问梁启超。4月下旬，佩珠抵达日本横滨，带着名片及自我介绍信登门求见，中云：“吾必一见此人而后死，吾必一见此人而后死无憾。”梁启超读后，非常感动，亲自出门迎接潘佩珠，梁的门弟子听说来了越南人，蜂拥而至。梁启超觉得说话不便，约定次日再谈。第二天，二人在临近太平洋的一家小酒楼见面，笔谈三四小时。潘佩珠向梁启超详细叙述了越南亡国后的悲惨状况：皇帝被送到非洲软禁，法国人选了个10岁的亲王做小皇帝。如果不是一家人，4个人聚于一室，就有被捕的危险。屋梁有税，窗有税，门有税，增加一窗一门，税率就随之增加。这一天，海阔天高，风和日丽，但潘佩珠心情悲苦，泪流不断。梁启超在笔谈中写道：“一、贵国不患无独立之日，而但患其无独立之民；二、谋光复之计划有三要件。一为贵国之实力，二为两广之援助，三为日本之声援。但贵国苟内无实力，则二三两条均非贵国之福。"写到这里，梁启超特别提醒潘佩珠：所谓国内实力，指的是“民气、民智与人才”。两广的援助指军队与饷械，日本的声援指外交。当潘佩珠谈到想请日本出兵援助时，梁启超断然反对，写道：“此策恐非善。日兵入境决无能驱之使出之理，是欲存国而反促其亡也。”
过了些日子，梁启超又将潘佩珠请到家里，作了更详细的笔谈。梁向潘保证：“我国与贵国地理历史之关系，二千余年密切，甚于兄弟，岂有兄坐视其弟之死，而不救之乎？”他向潘提出两条建议。其一，多以剧烈悲痛之文字，描写沦亡惨状及法国人的毒辣计谋，唤起世界舆论注意；其二，鼓动国内青年出国游学，为兴民气、开民智之基础。梁启超要潘佩珠等人“卧薪尝胆，蓄愤待时”。他说：“一旦我国大强，则必对外宣战，发第一之炮声，实为对法。盖贵国毗连我境，而越桂、滇越铁路，实为我腹心之忧。我国志士仁人，无一时忘此者，君切待之！”
潘佩珠觉得梁启超所言，极为有理，有豁然开悟之感。于是，迅速写作《越南亡国史》一书，交给梁启超，梁为之修改润色，10天后，书迅速出版。潘佩珠带着还散发着墨香的《越南亡国史》秘密回国，动员优秀青年出外游学。此后越南历史上有名的“东游运动”，即发端于此。此外，潘佩珠还带回了梁启超给越南爱国者的亲笔书信。梁建议从组织农会、商会、学会入手，这些意见，也得到越南爱国者的采纳。
潘佩珠在国内停留了一个多月，即启程返日。途经广州时，曾往访中法战争时的名将刘永福。刘时已七十多岁，但精神健旺，谈起西洋人时，便拍案大呼：“打！打！打！”
潘佩珠与孙中山
潘佩珠曾因梁启超的介绍，认识日本政治家进步党领袖犬养毅。某日，犬养写信邀请潘佩珠来住所，要介绍他认识中国革命党大领袖孙逸仙。当时，孙中山正为组织中国同盟会事逗留横滨。犬养对潘佩珠说：“贵国独立当在中国革命党成功之后，彼党与君同病相怜，君宜见此人，预为后来地步。”次日晚8点，潘佩珠持犬养名片及介绍函到横滨致和堂见孙，二人笔谈。当时，佩珠尚未摆脱君主思想，孙中山则痛斥君主立宪之虚伪。最后，孙要求越南党人加入中国革命党，声称：“中国革命成功之时，即举其全力援助亚洲诸保护国，同时独立，而首先着手于越南。”潘佩珠同意孙中山对民主共和政体的评价，但要求中国革命党先援助越南，待越南独立时，“则请以北越借与中国革命党为根据地，进取两广，以窥中原”。两人辩论到夜12点，约定次日再谈。过了几天，二人在致和堂再次相见，彼此重申前意，未有结论。
尽管在援中、援越的先后次序中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两国革命党人却自此结下友谊。此后，潘佩珠和越南革命党人曾经得到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的真诚援助。在《自判》中，潘佩珠称：“其后吾党穷急时，得借手于彼等为多，则此两夕会谈为之媒介也。”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潘佩珠作挽联云：“志在三民，道在三民，忆横滨致和堂两度握谈，
卓有真神贻后死；忧以天下，乐以天下，被帝国主义者多年压迫，痛分余泪哭先生。”
寄希望于中国革命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影响迅速发展，仅在东京一地，就出现了几十种中国革命党人的刊物。其中有一种《云南》，办得相当成功。潘佩珠为了联络中国革命党人，共同奋斗，便向《云南》杂志主编赵伸自荐，担任杂志的义务编辑员。
1907年2月，《云南》杂志第4号刊出《越南人之海外血书》，呼吁越南人民“鸣我自由钟，树我独立帜，向役夺我家财之强虏索还我家财”。
同年7月，《云南》杂志第6期刊出《哀越吊滇》，文称：“悲莫悲于吾族之越南，而忽忽焉俱吾死焉；悲莫悲于吾邻之云南，而岌岌焉后吾亡也。”
这两篇文章的作者都是潘佩珠。
在《云南》杂志上还登有一首中国留学生赠给潘佩珠的诗，中云：“瘦骨嶙嶙鬓已皤，栖迟海外手无柯。伤心最是巢南子，亡国孤臣唤奈何！”从中可见潘佩珠忧虑国事，奔走呼号的情景。
和中国革命党人来往多了，潘佩珠本人的“民主之思想日益浓厚”，决定改弦易辙，转向革命。同时，潘佩珠这时也感到，依靠日本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而寄希望于中国革命。此前，孙中山曾向潘佩珠介绍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宫崎劝潘说：“贵国自力必不能推倒法人，求援友邦，未为不是。然日本何能厚援于君。日本政治家，大抵富于野心，而贫于义侠。君宜劝青年辈，多学英语及俄、德语，多与世界人结交。揭扬法人罪恶，使世界人闻之，重人道，薄强权，世界不乏此等人，始能为君等援耳！”潘佩珠觉得宫崎的话很有道理，将活动重点从日本政客转向日本“平民党人”和各国在日革命者。1907年至1908年之间，东京有一个亚洲各国革命者的组织，名为东亚同盟会（或名亚洲和亲会），其宗旨为“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章程规定，“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日本方面参加者有幸德秋水、鶭利彦、宫崎滔天、大杉荣等；中国方面参加者有章太炎、张继、陈独秀、苏曼殊、景梅九等；朝鲜方面参加者有赵素昂等。此外还有印度、菲律宾在日本的革命者。潘佩珠等十余名越南志士参加了这一组织。
同一时期，潘佩珠还与云南赵伸、广西曾彦组成滇桂粤越联盟会。
潘佩珠参加东亚同盟会后，只活动了几个月，就被日本政府解散。滇桂粤越联盟会也因清政府和法国政府出面干涉，被日本政府勒令取消。1909年4月，潘佩珠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
遁迹香港及广州
潘佩珠被日本政府驱逐后，迁居香港。当时，越南抗法武装斗争活跃。潘佩珠得到国内支援的经费，派人从日本购得长枪数百支，在中国革命党人李伟的帮助下，运回香港秘藏。为了将这批军械运回越南，潘佩珠曾于当年6月到新加坡，访问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华商陈楚楠，向他请教秘密运输军械的方法；又曾到泰国，会见皇室的一位亲王，请求帮助。1910年2月，中国革命党人在广州新军中谋划起义，潘佩珠和在港越南同志商量，决定将这批军械赠给中国革命党人。据潘佩珠回忆，该批军械计长枪480支，全部交给了孙中山的哥哥。
1910年春夏，潘佩珠隐姓化名，潜居广州，经常到香港、澳门码头，出卖自著各种爱国或革命书籍。卖书告白称：“濡毫血泪借为革命之先声，失路英雄权作吹箫之后援。”有些同情革命的中国学生或商人，常以高价购书，因此，收入颇丰。潘佩珠每有所得，常和二三越南同志买醉酒家，有《酒中杂咏》诗云：
倚楼南望日徘徊， 心绪如云郁不开。
疏雨深宵人暗泣， 斜阳初月鹰孤回。
可无大火烧愁去， 偏有长风送恨来。
顾影自怜还自笑， 同胞如此我何哀！
本诗写滞留他乡时对祖国的怀念，充分反映出潘佩珠的一腔忧国忧民之情，有情有景，对仗工稳，是越南汉诗中的上品。
在广州期间，潘佩珠认识了一位名叫周伯龄的中国妇女，在西关开着一家女馆，以教授女学生为业。这位女教师得知潘佩珠是越南革命党人后，大为赞佩，便将女馆作为越南革命党人的居留之地，潘佩珠等人亲切地称她为周师太。有时，越南革命党人经济恐慌，周师太便典衣卖簪，供应潘佩珠等。这位普通的中国女子，不仅为人豪侠仗义，而且胆量很大。潘佩珠等将炸弹武器藏在女馆里，周师太毫不畏惧。某夜，越南革命党人借用周师太的菜刀，杀了跟踪的暗探。次晨，周师太笑着问道：“你们昨晚宰了一头猪吧！”多年后，当年在周家女馆住过的越南革命党人中，有三人背叛，带着重金到周家探视，周师太得知重金的来源后怒骂说：“我当年容养你们，把汝等看成人，现在成了狗，还有脸来看我！”骂得三人面惭心愧，狼狈而去。
在广州成立越南光复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三个月不到，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宣告民国诞生。当时，潘佩珠正在暹罗种地，“寓党于农”。喜讯传来，潘佩珠怦然心动。他认为，中华政府必将继日本之后，成为亚洲强国，如能中日联合，全力对欧，则越南、印度、菲律宾等均将获得独立。因此，准备到中国，再赴日本，进行合纵运动。他利用工作余暇，起草了数万言的小册子《联亚刍言》，极言中日同心之利与不同心之害。写成后，便寄给旧时相识的中国革命党人，祝贺成功，微示回华之意。不久，收到章太炎、陈其美、谢英伯诸人回信，表示欢迎。潘佩珠即到曼谷，访问《华暹新报》主笔萧佛成。萧是中国革同盟会在暹罗的主要负责人，见到《联亚刍言》后，马上印刷了1000本。
1912年1月，潘佩珠带着新作回到广州，仍住周师太家。当时，孙中山是新任临时大总统，广东都督胡汉民、上海都督陈其美都是潘佩珠的老朋友。于是，散处中国各地和留在本土的越南革命党人，纷纷聚集羊城，至有百人之多。大家都想借中国革命胜利机会，恢复越南江山。有人并从国内带来消息说：“中华革命成功之风潮，影响于我国甚大。人心激奋，比前骤增。在外苟有先声，不患在内无再活之气势。”2月上旬，潘佩珠借用刘永福在沙河的旧宅，召集在粤全体越南革命者会议，讨论越南国体，选派委员回国运动及联络中华革命党人，设立机关等问题。会上，潘佩珠提出，拟在越南建立民主政体，得到多数与会者赞成，议决取消维新会，成立越南光复会。会章第一条即规定：“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共和民国，为本会唯一无二之宗旨。”下设总务、评议、执行三部。潘佩珠被选为总理；沙河刘家祠、黄沙周氏馆等被确定为党人聚会地点。
越南光复会成立，但是，缺乏活动经费。在这一紧要时刻，中国革命党人再次伸出了援助之手。心社负责人刘师复捐助200元，民军统领关仁甫捐赠100元，谢英伯、邓警亚等捐100元。有了这一笔款子，在成立大会上选出来的回国运动委员三人立即启程回国，大部分经费则用来印刷光复会章程及宣言。
在越南光复会干部中，有一位杨镇海，中国台湾人，原是台湾高等医学学校学生，富于革命思想，因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被捕，关在监牢里，设计杀死狱卒，后逃到上海。日本政府以杀人罪向中国方面提出控告，又改名逃到广东，读到越南光复会宣言及潘佩珠所著各书，即加入光复会，被选为庶务委员。
到南京、上海求援
2月下旬，潘佩珠抵达南京。当时，孙中山已决定让位给袁世凯，国事丛杂，应接不暇。潘佩珠和孙中山只见了一次面，谈了几分钟。晤谈机会较多的是黄兴。黄兴表示：援越实为我辈不可辞之义务，但此时尚属太早。现在所能为君计者，惟有选派学生进入我国学堂或军营，储备人才，等待机会。10年后，倘有所需，皆能办之。潘佩珠闻言，颇为失望，但不得不勉强同意。黄兴即刻为潘写信给胡汉民，托胡照顾越南在粤学生。潘佩珠带着黄兴的书信，转赴上海，会见陈其美。陈为人豪侠慷慨，潘所熟知，便毫无隐瞒地将越南革命党人的困窘状况和盘托出，要求援助。陈其美立即赠以4千银元。潘向陈透露，将回国“行大剧烈之运动”，陈其美不以为然，声称“宜从教育入手，无教育之国民暴动不能为功”。潘则表示：“我国教育权，完全在他人掌握。所立学堂，全为奴隶教育。又禁私立学堂，禁学生出洋，凡百教育之具，我辈无一毫自由。我人求一生于万死之中，惟有暴动。”潘佩珠并用意大利志士玛志尼的“教育与暴动并行”一语打动陈其美。陈听了这一番话，表示赞同，赠给潘佩珠军用炸弹30颗。潘佩珠得到这一礼物，才粗感安慰。
组织振华兴亚会
潘佩珠带着对陈其美的感恩之情回到广州，忙着光复会的各项工作，如制订国旗、军旗等。他一心一意在越南发动武装革命，但仍然苦于经费短缺。这时，中国同盟会会员、原民军统领苏少楼劝潘仿照中国革命党人办法，在两粤及越南发行军用票。潘觉得可行，委托苏少楼等印制。正文为“越南光复会军用票”，背面用汉文及越南文说明：“这票系越南光复军临时政府发行。依票面数字兑换现银。俟民国政府成立时，以实银收回，给息一倍。禁冒假滥发，违者重罚。”
除发行军用票外，苏少楼、邓警亚等还向潘佩珠建议，成立振华兴亚会，用以联络华人，壮大声势。潘随即起草章程及宣言。宣言书很长，大意是：中华地大、物博、人众，甲于亚洲。又为东方文化最古之国，当为全亚洲之兄长；欲举全亚洲兄长之责，当以扶植亚洲诸弱小国家为独一无二之天职。继则详叙中华国耻，全在外交不振，而外交不振之故，由于国威不扬，除对外排欧，更无他策。又言：苟援越，则胜算必在中华。华人一入，越兵倒戈。结论是：中华国威振则东亚因之而强，而其第一着手之方针，莫如援越人之独立。
振华兴亚会的章程和宣言面世后，得到许多中国人赞成。潘佩珠即在广州租借洋式二层楼房一幢，作为振华兴亚会会所和越南光复会会堂。装饰布置，焕然一新。广州报界不少人是潘佩珠的朋友，积极为之鼓吹。十日间，不少广东人表示愿意入会。1912年8月，振华兴亚会召开成立大会，出席各界名流二百余人。会议选举邓警亚为会长，潘佩珠为副会长，商定第一步援越，第二步援助印度及缅甸，第三步援助朝鲜。邓警亚倡议认购光复会军用票，当场售出1000元。
同年9月，越南光复会改组，吸收华人参加。公举潘佩珠为总理，苏少楼为副总理。在会中担任职务的华人还有黎丽（财政部总长）邓冬生（军部副总长）杨镇海（庶务部长）等。
当时，潘、邓、苏等人计议，由潘分派同志归国，成立光复军，在越南发动；由粤省同志组成援越军，从边境突入，共同推翻法国殖民统治。为此，邓警亚专访刘永福，动员他参加援越军。刘虽有其志，但此时精力已衰，慨然长叹道：“吾老矣！无能为力了！”他答应，在义师发动时，派爱将吴风典率钦州子弟及遗存部队参加。邓又去动员原新军起义参加者，时任广东新军第五混成协协统的黎萼，得到同意，决定以黎为援越军总司令。次年，黎萼调任潮梅军务督办，独当一面，邓警亚认为时机成熟，计议半年后发动。不久，黎的军职被陈炯明解除，邓的计划遂成泡影。
四年广州之囚
光复会改组后，三位回国运动委员从越南来到广州，对潘佩珠说：“国内军事之运动，非先有惊天动地之一声，殊难有效。”潘佩珠觉得有理，便派遣会员携带炸弹回国，企图在越南再现张良刺秦始皇、安重根刺伊藤博文的壮烈事件，借以激动人心。不料有关人员回国后，均未达到预定目的，法国殖民者反而找到了借口，向北京政府控告越南光复会是“杀人犯之机关”，潘佩珠是“杀人犯之领袖”，要求引渡。当时，袁世凯当权，有笼络越南人士之意，托词缺乏证据了事。1913年，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失败，龙济光任广东督军，法国殖民统治者借机与龙交涉，要求引渡潘佩珠等人。同年，法国神父魏畅茂向龙济光告密，致使潘佩珠被捕。
潘佩珠被捕后，一度绝食7天，濒临死境，突然从报上得知欧战爆发，德法交战的消息，觉得是越南独立运动的好机会，喜而复食。但其后，潘佩珠又不断得到同志被捕、被害的噩耗，非常悲愤，作了许多哀悼诗，如“头恨不先朋辈断，心难并与国家亡”，“江山剩我支残局，魂梦随君涉重洋”等，反映出一个爱国者的深沉苦闷。1917年，龙济光被护国军打败，潘佩珠才得到释放。
通过蔡元培结交俄国人
潘佩珠出狱后，住到周师太女馆中。从周师太处得知，法国人仍在严密注意他，有一个被收买的越南人，几乎每天都来侦察。潘佩珠感到处境不利。第二天便离粤赴沪，不想上海因有法国租界，到处是成群的“嗅狗”。潘佩珠便转移到杭州。
在杭州，潘佩珠从报纸上得知，法国北部九城均已为德军攻陷，便准备回国，发动反法斗争。他经南京、宜昌，辗转入川，会见渝军总司令黄复生。黄在宣统年间，曾和汪精卫一起在北京谋炸摄政王载沣。民国初年，潘佩珠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与黄有过一次晤谈。此次见面，分外欢快。黄复生想挽留潘佩珠，但潘归心似箭，于艰难跋涉后到达云南。其时欧战已停，法国成为战胜国，昆明是法国人的势力范围所在，潘佩珠虽持有黄复生给唐继尧的介绍信，但唐竟然不敢见潘一面。在此情况下，潘佩珠不得不折返重庆，黄复生委潘为川军总司令部咨议官。潘佩珠到职七日，便辞别黄复生，仍回杭州。其间，一度浮海赴日，但仍然无所作为。
1920年12月，潘佩珠听说有不少“红俄”共产党人聚集北京，而“赤化之大本营”，即在北京大学，便动了研究共产主义的念头。当时，日本人布施辰治著有《俄罗斯真相调查》一书，对劳农政府的主义、制度，叙述甚详。潘便将该书译为汉文，带着它自日本前往北京，想以此自荐于俄中两国的“社会党”之前。
到北京后，潘佩珠首先去北京大学会见校长蔡元培，蔡非常高兴，为他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俄国劳农游华团团长，一位是俄国驻华公使加拉罕的汉文参赞。潘佩珠向后者打听赴俄游学的办法，这位汉文参赞极为亲切、和蔼，回答说：“劳农政府对于赴俄游学之世界同胞，大为欢迎。如越南诸君，能游学尤为便利。”他详细介绍了赴俄的路径、办法，表示赴俄入学、归国等各项费用，均由劳农政府负担，但入学之前，必先承认：“一、愿信仰劳农之主义；二、学成归国，必任宣传劳农政府主义之责。三、须实行社会革命之事业。”该参赞还称潘是他第一个见到的越南人，要潘用英文写份材料，详述法人在越南的真相。但是，潘佩珠不懂英文，无法答应。
1921年至1922年之间，潘佩珠先在北京，为《东亚新闻》写作，后到杭州，任《兵事杂志》编辑员。当时，在北京士官学校就读的越南人很多，但因国籍关系，难以在中国军界任职。段祺瑞时任国务总理兼陆军部总长，便授意浙江督军朱瑞在杭州创办《兵事杂志》，借以安排部分越南人。潘佩珠应该社总理林亮生之聘，为杂志撰写时评、社论、小说。对这一工作，潘佩珠不很满意，但通过这份杂志，潘佩珠得以“发挥其世界革命之精神”，并且尽情挥洒，写作“痛骂帝国殖民之文”，他也感到，这是“壮士穷途中的趣事”。
改建越南国民党
1924年7月5日，越南志士范鸿泰在广州法租界谋炸途经中国的法国印度支那总督马兰，炸死法国领事等四人，重伤二人，被法警追捕时投珠江自沉。事后，法国当局要求广东大元帅府驱逐在粤越南人，赔偿损失并道歉，均为孙中山及省长胡汉民所拒。孙中山说：“余未闻有越南人，脱使有之，亦皆好人，无一凶手。”
范鸿泰事件发生时，潘佩珠仍在杭州编辑《兵事杂志》。事件发生后，他南下广州，为烈士墓竖碑。同年年底，廖仲恺等申请拨款3000元，将烈士改葬于黄花岗，建亭刻石，碑心大书：越南志士范鸿泰先生之墓，为邹鲁手迹。
越南光复会自潘佩珠入狱后，会员零散，几近消失。范鸿泰事件发生，越南革命者的精神为之一振。潘佩珠到广州后，参观黄埔军官学校，会见校长蒋介石和副校长李济深，要求接纳越南学生入学，二人都表示赞成。
当时的广州，正是国民党召开“一大”，国共合作之际，一片“世界革命”气氛。潘佩珠和越南同志商量，决定取消光复会，改建越南国民党，党章、党纲均由潘佩珠起草。潘佩珠自称：“其组织规模大抵取中国国民党之章程，而斟酌损益之。”
在上海被法国人绑架
越南国民党党纲及章程宣布后不久，胡志明从莫斯科来到广州，多次和潘佩珠商量，要求修改章程。1924年10月，潘佩珠回到杭州，拟于第二年6月赴粤，讨论改组越南国民党问题，同时参加范鸿泰牺牲一周年纪念。
6月28日，潘佩珠自杭州到达上海北站，刚出站口，就发现一辆漂亮的汽车，环车站着四个洋人，其中一人上前对潘说：“这个车很好，请先生上车。”潘佩珠婉言表示不要，一洋人自车后跃出，用力抱持潘佩珠进车，疾驰进入法租界，驶向海滨，一艘法国兵舰早已守候在那里。
在被囚于法国兵舰的日子里，潘佩珠作有《古风》一首赠给杭州的林亮生，诗云：
“奔驰而十年，结果仅一死。哀哉亡国人，性命等蝼蚁。嗟余遭阳九，国亡正雏稚。生与奴隶群，俯仰自惭愧。所恨羽毛薄，一击容易试。歼斋计未就，尚蓄椎秦志。呼号十余年，同胞竞奋起。以此苏国魂，大触强权忌。网罗弥山河，荆棘遍天地。一枝何处借，大邦幸密迩。侧身覆载间，局鍀胡乃尔。今朝游沪滨，适才北站至。飚驰一汽车，环以凶徒四。捉人拥之前，驱向法领署。投身铁网中，鸡豚无其值。使余有国者，何至辱如是！余死何足惜，所虑在唇齿。堂堂大中华，一羽不能庇。兔死狐宁悲，瓶罄之耻。”
诗中，潘佩珠叙述了自己被绑架的原因和经过，抒发国亡身危的悲哀，同时也对虽逃亡中国，却仍然得不到保护表示叹息。
潘佩珠被送回越南，软禁于顺化，直至1940年10月29日逝世，始终未能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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