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1期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与我方的秘密接触

作者：■　于化民

　　
　　蒋介石在解放战争中的节节败退迫使美国重新调整对华政策，等待“尘埃落定”；毛泽东思考未来新中国的外交格局，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工作方针
　　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即1948年秋季，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8年9月，解放军在济南战役中，歼灭敌人主力10余万人，解放了济南，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大规模战略决战，歼灭敌军154万人，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将战线推进至长江北岸。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已基本上被消灭，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捉襟见肘，摇摇欲坠。1949年元旦，走投无路的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表示愿意与中共“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熟知蒋介石惯于翻云覆雨的毛泽东，当即写下《评战犯求和》的评论，揭露了蒋介石假求和的虚伪性，1月5日以新华社的名义发表。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及改编一切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曾经不遗余力地支持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反共、反人民内战的美国政府，虽说向蒋介石集团投下几十亿美元的援助，也难以挽救其灭亡的命运。一向精于为自己盘算的美国人，在倍感沮丧和失望的同时，开始重新检讨和调整对华政策。1948年9月8日，也就是辽沈战役前夕，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提交了《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备忘录，认定“蒋的命运江河日下”，国民党大势已去，美国的近期对华政策必须是极其“灵活”的。作者还向决策者提出三点政策建议：
　　1、继续承认现存的国民政府；
　　2、在国民政府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消亡之后，视当时的情况决定承认谁的问题；
　　3、尽可能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
　　这些建议的实质是，美国应设法从中国内战中“脱身”，以免成为蒋介石集团的殉葬品。1949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这一建议制定了NSC34/1号《美国对华政策》文件，提出美国应当“制定相应计划，并适时作好准备，以便在中国出现机会时，加以利用；同时保持灵活性，避免无可挽回地束缚在一条行动路线或一个派别身上”。这一政策2月4日由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执行。这就将上一年美国“尽一切力量阻止中共取胜”的政策目标，改为“尽一切力量阻止中共成为苏联的附庸”；决定“放弃”大陆而集中力量“不让台湾落入中共之手”。与此同时，艾奇逊出任国务卿后回答国会共和党议员提问时，发表了著名的等待“尘埃落定”的谈话。他在谈话中称中国不是跳板，而是泥潭，“大树已经倒下，尘埃还未落定，对华政策究竟如何，还要等着瞧”。之后，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试图接触、观察和伺机而动的微妙阶段。
　　1949年的早春，太行山中的小山村西柏坡依然是冰天雪地。毛泽东在紧张指挥战略决战的同时，也密切注视着太平洋彼岸华盛顿的动向。他在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敏锐地指出：“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为了对付美国的两手策略，毛泽东在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计算在作战计划内，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他提醒全党注意，美国的对华政策处在变化之中，在人民解放军接近全国胜利的时候，他们甚至会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办法，以求得合法地位，实施“内部破坏”政策。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已经注意到美国有承认新中国的可能。
　　革命胜利后，新中国必然面临着如何处理对外关系的问题。毛泽东经过缜密的思考，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这一方针主要是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他指出，不急于解决帝国主义承认的问题。旧中国长期为帝国主义控制，应该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势力和影响后，再与帝国主义建交，这样对防止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捣乱有好处。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又一次明确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涉外事务越来越多。中共中央于1月19日专门作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作为处理涉外事务的原则。指示中指出，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国帝国主义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承认的任何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看待，但保护他们的一切合法利益和人身安全。这一指示在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追击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遵守和执行。
　　
　　司徒雷登早就对蒋介石失望，多次建议美国政府“换马”；国内和平谈判破裂，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没有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而是异乎寻常地留在南京
　　1949年1月21日，四面楚歌、内外交困的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为辞，无可奈何地宣布“引退”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而自己回到浙江奉化老家在幕后继续操纵一切。在美国政府一手导演的“换马”闹剧中，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起了重要作用。作为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通”，他十分清楚蒋介石的独裁专断和蒋政权的腐败无能。早在1947年9月国民党军队还在向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时，司徒雷登便已经看到战争态势朝着有利于共产党而不利于国民党的方向发展。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对蒋介石屡屡表示不满，希望由他看好的李宗仁主持局面。他说：一切迹象表明，“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趋式微，甚至目之为过去之人物，而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说他对国民党政府没有好感的传说，不足置信。”他在10月2日写给当时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说：
　　在国民党内弥漫的腐化和反动势力已是尽人皆知无须再说了。……这个党当权的整个时期中内部分歧从来没有停止过，生活费用的日益高涨大大加剧了中国的局势。前途无望中产生出来的失败主义情绪使一切创造性努力无能为力。
　　同时他还极不情愿地说：
　　共产党，没有战斗力和士气降低的任何迹象。毋宁正相反，他们似乎得到比较好的武器供给，自信有能力继续战斗两三年，估计届时将会控制长江以北地区。他们正稳步地改良组织及训练，军官和士兵同甘共苦，为了理想而献身地战斗，超越一切自私的野心或享受。很少或者没有迹象表明，莫斯科给与他们物质援助。
　　在1948年6月11日的报告中，司徒雷登又借他的秘书傅泾波之口，说蒋介石在迅速衰老，暗示应当尽快让他下台：
　　傅泾波，大使的私人秘书，对我们说，他仔细地观察了大元帅（指蒋介石）两年，觉察出他显著地衰老下来。即使大元帅继续在谈话当中用笔记下别人讲话的要点，但他不能像过去一贯那样迅速做出决断来；他越来越不能察看他的指示是否得到贯彻，越来越健忘了。傅认为大元帅已经变成一个疲乏的老人，不能有效地应付事物，正在日趋丧失威信，迟早不可避免地将被解除职务。
　　1948年9月，他再次向国务院提议：“是否可建议委员长退休，让位于李宗仁。”尽管如此，从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出发，国共的战略决战开始时，司徒雷登还是频频致电美国国务院，要求增加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惨遭败绩，解放军挥师长江，南京指日可下。这时司徒雷登又向美国政府建议“换马”。1949年2月5日，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和政府主要部门从南京迁往广州。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称：这个政府已愈来愈众叛亲离了。他积极活动，迫蒋介石下野，游说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拥戴李宗仁任代总统，并请求美国政府支持李宗仁政府，企图同中共划江而治，搞“南北朝”。
　　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在司徒雷登的支持下，向中共发起最后一轮“和平”攻势，企图能保住半壁江山，或者取得喘息时间，以便东山再起。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中共方面以周恩来为首席谈判代表，代表团成员林彪、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聂荣臻等。双方谈判代表在北平六国饭店经反复协商，拟定了八条二十四款的和平协定草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夜，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以雷霆万钧之势渡过长江，23日解放军第八兵团一部占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捷报传来，毛泽东喜读《人民日报》号外，以兴奋的心情写了辉煌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还在1月下旬，国民党外交部就正式照会各国驻南京的大使馆，宣布政府将迁往广州，要求各外交使团随行。在苏联大使都带了使馆部分人员去了广州的情况下，作为众大使“领头羊”的司徒雷登，态度却非常暧昧。为此，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叶公超曾面见司徒雷登，力主司徒雷登同他一起去上海或广州。司徒雷登另有自己的打算。艾奇逊接替马歇尔的国务卿之职后，司徒雷登建议美国“与新中国建立政治经济关系，对中国施加影响，促使中国与苏联分手”。国民党要他南迁广州后，他多次召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大使们讨论此事，各国大使作出决定，各自向自己的政府建议，如果国民政府迁往广州，每位大使可选派下属高级官员和其他属员随同前往，大使本身原地不动，以便继续保持接触。同时他还希望所有的外交官继续保持行动一致。
　　这里不能不介绍一下司徒雷登其人。司徒雷登，1876年生于中国杭州，父母是在华传教士。他本人从1905年起在中国传教，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1919年起任美国教会在中国兴办的燕京大学的校务长。在中国政界、学术界和教育界都结交了不少朋友。在司徒雷登的经营下，燕大成为旧中国的一所著名大学，集合了一批著名学者，培养了很多各方面的人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日本人抓进监狱囚禁了三年半。司徒雷登自称，“中国人知道，我爱他们的国家，关心他们的国计民生，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对实行广泛的合作与和平解决他们的内部冲突这一点，我所采取的开明态度和所抱的信念，他们也是了解的。我由此也就取得了他们的极大信任。”此话虽有自吹自擂之嫌，但他在中国广泛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声望，也是事实。正是看中了这一点，马歇尔推荐他于1946年7月11日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中共的领袖们曾与司徒雷登有过一些交往。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司徒雷登与毛泽东、周恩来见过面，毛泽东、周恩来还请他吃过饭。他出任大使时中共方面表示欢迎，中共的发言人还发表谈话说：“司徒博士为我共产党员之友人，坚持能与吾人和善共处。但美国对华政策是华盛顿作决定的，主要并不依赖于司徒雷登博士，谁能帮助中国走向和平就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1946年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时，司徒雷登居中调停，两人也曾经有过交往。但是，司徒雷登秉承美国政府的旨意，逐渐撕去“中立”的伪装，偏袒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千方百计地维护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因而与中共的关系不断恶化。
　　司徒雷登后来这样解释自己留在南京的用意：“我非常希望多留一段时间，以便观察共产党人的意图，同时也给他们机会来讨论他们与美国的关系。如果他们不愿意同我商谈，那就十分清楚地表明，共产党人不愿同任何美国官员这样商谈，我们也就能够根据情况来制定我们的政策。”他认为，自己过去同毛泽东、周恩来相识，自己在燕大的许多学生现在也都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条件。
　　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做法，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恼怒，大感没有颜面，要求其驻美大使顾维钧当面向艾奇逊国务卿表示：司徒雷登按国务院的指示决定留南京，此举使国民党政府不再负有保护他本人和他的僚属“免受共产党威胁”的任何责任。不过这些类似“最后通牒”的话，对司徒雷登已经起不了多少作用了。
　　1949年3月10日，司徒雷登致电美国国务院，请求留在南京，同中共接触，以“建立新的关系”。很显然，司徒雷登以为凭借自己前燕京大学校长的特殊身份，为许多年轻的共产党人的“老师”，他能够影响那些已经在共产党中处于重要位置的学生，“使他们制定有利于西方的政策”。就在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前一天，司徒雷登接到美国国务院的召令，要他回华盛顿去。司徒雷登发专函请示国务院，要求继续留在南京。艾奇逊复电，同意司徒雷登与中共领导人会谈，并叮嘱他不要把话说绝，注意保密，免得走漏风声，引起国会内反对派的反对。这样，司徒雷登留在了解放后的南京，等待与中共方面接触的机会。
　　
　　解放军士兵闯入了司徒雷登的大使官邸，司徒雷登低调处理；中共方面宣布与外国建交的基本原则；周恩来亲自点将，指名黄华出任南京外事办主任，以私人名义与司徒雷登进行接触
　　阳春三月，中共中央机关由被周恩来称为“中共中央在农村的最后一个指挥所”的西柏坡迁往古都北平，毛泽东入住风景秀丽的香山静宜园双清别墅。两股清泉从山石间潺潺流下，石壁上有乾隆皇帝题写的“双清”二字。院内苍松翠竹，泉水淙淙，一排平房，一池清水。走出别墅北面便是香山寺，寺院虽已破败，但四周峰峦迭翠，松柏参天，莺雀啁啾，景色宜人。再行不远，就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居住的来青轩。进入北平后，中共领袖们异常繁忙，一方面是函电交驰，指挥四大野战军向东南、中南、西南、西北几个主要方向进行战略追击，彻底消灭在大陆上负隅顽抗的国民党残余武装；一方面是频繁会见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商讨建国大计；同时要加强与苏联等民主国家的联系，争取它们对新中国的支持。
　　解放军占领南京后，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国际纠纷，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于4月25日联名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其中第八条规定：“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同时要求一切外国侨民“必须遵守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令”。同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了给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指示，重申：南京解放后，对驻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我们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不要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往来，但对其人员的安全，则应负责保护，不加侮辱，也不必进行登记。可恰好就在这一天，还是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那就是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士兵在未请示上级的情况下进入了司徒雷登的住宅。中美双方关于此事的记载大致是一致的。
　　司徒雷登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此事的经过：
　　第二天（25日）早晨刚过六点半，我从卧室的开门声中惊醒过来。只见几名武装士兵走了进来。我大声地呵斥他们，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退了出去，有一两个士兵还气呼呼地嘀咕了几句。我跳下床，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时，那群大约十到十二名士兵走了回来，他们的发言人十分有礼貌地解释说，他们只是好奇地四处瞧瞧，没有加害于人的意思。他问我懂不懂他的话，我说懂。他又重复了他的保证。由于看出我不太友好，所以他就领着其他人出去了。
　　三个多月后（8月4日），邓小平在向新政协筹备会议代表作的报告中也谈到了此事的经过：
　　司徒雷登的住宅，有一个营长和教导员各带一个勤务员，看见房子漂亮进去了一下。后来教导员发现这是外交官的房子，就同营长走了出去。虽然这件事情没有什么，但这现象是无政府无纪律的。作为准备工作来看，发生这类事件是我们准备工作不够的表现。
　　事情发生后，总前委立即召开干部大会，刘邓首长亲自讲话，重申中央的有关政策规定，统一干部战士的思想认识，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4月29日，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致电各兵团、各军，要求各军应利用战斗间隙，严格检查执行政策和纪律的情况，以三十五军士兵擅入司徒雷登住宅的事例为鉴戒，教育部队对一切外侨和各国大使、公使、领事馆等外交人员，首先是英美外交人员予以保护。
　　司徒雷登对进入住宅事件做了低调处理。但是，由于中共已经明确宣布不承认与国民党有外交关系的帝国主义国家，司徒雷登只能无奈地“以一个普通美国公民的身份听从于事实上的地方当局代表所作的安排与指点”。
　　4月28日，总前委收到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军委电报：
　　我方对英、美侨民（及一切外国侨民）及各国大使、公使、领事等外交人员，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应着重教育部队予以保护。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此事请邓、饶、陈、刘加以注意。
　　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旧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关于侵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美国可能向我南京当局提出一个口头的或书面的抗议。但是只要我方不继续发生此类事件，美国是不会将此事扩大的。
　　毛泽东之所以料定美方不会将我军士兵进入司徒雷登住宅的事情扩大，是因为他从司徒雷登非同寻常地滞留南京看出一些端倪，而到这时美国方面又“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司徒雷登实在犯不着为一件突发而又没有造成什么后果的小事小题大做，从而使他与中共建立联系的努力成为徒劳。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明确提出了可以考虑与美英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这显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
　　如果说上述电报还是一件高度机密的内部指示，那么1949年4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为英国“紫石英”号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则公开阐明了新中国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基本原则。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这个声明说：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这清楚地表明，中共在宣布“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时，对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交是留有余地的，并没有对他们关上新中国的大门，而是愿意进行接触和谈判。与此同时，负责外交工作的周恩来，也在积极寻觅与司徒雷登接触的合适而又得力的人选。很快，这个人就找到了。他就是燕京大学1936年毕业、与司徒雷登有“师生之谊”的黄华。
　　1949年4月，正在天津外事处工作的黄华，到北京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持青年团工作的廖承志准备留他在团中央工作。周恩来找到黄华，当面布置任务：“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黄华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安排。4月中旬，黄华随南下工作队由北京出发，经合肥到达南京。
　　临时栖身于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则千方百计地阻挠司徒雷登与中共的接触。还在5月11日，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在拜会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时，就曾向他提出，希望司徒雷登在回美国前访问广州，与代理总统李宗仁等讨论中国局势。如果他目前不回国，则希望艾奇逊指示他驻节广州，“这将证明美国对国民政府的事业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6月15日，顾维钧在拜会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时提出：“司徒雷登是派驻国民政府的大使，而他却一直留在六星期以前已沦入共产党之手的南京，这种情况未免有些反常。”并要求司徒雷登在返美前先访问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驻地广州。
　　7月1日，顾维钧在与艾奇逊会晤时又说，司徒雷登滞留于共产党控制下的南京，在中国和海外都引起了很大的疑虑。“这不仅意味着又一次打击了国民政府，而且也将使共产党对其他国家的态度更加傲慢。”再次要求艾奇逊指示司徒雷登在返美前能前往广州，与国民党政府的军政要员会见。艾奇逊却推说司徒雷登年事已高，难以忍受旅途之苦，对此议不置可否。其实，已经下决心要从中国内战中“脱身”的美国政府，此时不顾“出卖朋友”之嫌，也不愿把自己与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权捆在一起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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