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1期
永怀难忘的陈毅元帅
作者：■ 冯 征
我和陈老总第一次会面是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时我是新华社华北军分社和华北解放军报负责人，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的报导活动。在老首长聂荣臻代总长的引见下，我和邓拓、周游等新闻界同志一起在天安门城楼西南角上拜会了多年久仰的陈老总。他热情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幽默地说：“见到你们非常高兴，我很喜爱报纸新闻事业。曾想当一名新闻记者，但这个愿望直到今天还遗憾地没有实现。”当我把华北解放军报及画报迎接开国大典的专刊和纪念册送呈他时，他欣然为我们报刊题词。他说，聂老总领导的华北解放军报已在华东野战军发行，很受欢迎，我们《人民前线报》的同志向你们学习访问的情况报告我也看到了。希望大家努一把力争取能早一天看到代表我们五百万人民军队的解放军报出版。当时在场的聂代总长、总政傅钟副主任，都表示完全同意陈老总的倡议。
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大会和全军宣传工作会议之后，在聂代总长推荐下，我被调到总政治部筹办《解放军报》。后来因为美国出兵朝鲜，战火燃烧到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总政决定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办《部队节目》、在人民日报办《抗美援朝专刊》，待条件成熟后再办《解放军报》。于是我就在总政宣传部新闻广播处，负责全军新闻报道和部队广播工作，在热火朝天的抗美援朝活动中，和军内外文化界、新闻界、英雄人物和领导同志的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只要是中央军委首长和老总们出面，我都有机会直接聆听指示，组织采访报导。1952年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老总们参加的八一运动大会上，举行了一场篮球赛，观看在国内颇负盛名的八一篮球队的精彩表演。谁知由于八一篮球队骄傲自负，竟被一个来访的外国篮球队打得大败，使数万观众大失所望。当天晚上，老总们在北京饭店会议厅听取了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肖华和宣传文化部门的汇报。肖华代表总政治部检讨了没有把文化体育工作抓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聂代总长还举了去年公安军的一位负责同志带一个足球队出访欧洲各国，没有打赢一场，与捷克球队比赛时竟输了20个球，给光荣的人民解放军脸上抹了灰，聂老总说这些工作他没有过问是有责任的。当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同志说，这不仅是总参、总政的责任，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战争年代在频繁的战争间隙，我经常带蓝球队和剧社活动在陕甘宁、晋绥和晋察冀根据地，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鼓舞了民心士气，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今天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我们的体育文化工作在世界人民面前还是一个矮子，这对我们几亿人民的堂堂大国和五百万解放军是说不过去的。今天这件事并不偶然，对我们都是深刻教育，我们要共同努力改变这种局面，建议总部可以从全国、全军包括我们西南军区选调文工团员、体工队员和其他人才，把文体队伍建立起来。关键在于我们领导的认识和重视。贺老总发言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这时，陈老总从沙发上霍然起立，走到贺老总面前向他深深地鞠躬，说：贺老总不仅是南昌起义的英雄，也是振奋民族精神为国争光的带头人，他把我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我将向中央建议由贺老总领导和主管国家和军队的体育工作，不知同志们是否赞成？他的话音未落会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陈老总接着说：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日寇和建设新中国的，文化体育工作是关系民心士气和体现国家民族荣誉的大事，切不可把它当成儿戏。今天八一篮球队给我们上了深刻地一课，按照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我们要学习贺老总长期以来在抓作战训练的同时抓文化体育工作的榜样，大力弘扬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切实加强我们的文化体育工作。我们要全力支持总部抓好这件大事，为我们新生的祖国和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增添光彩。几位老总的讲话给与会同志有力鼓舞。第二天上午，总政在傅钟、肖华副主任主持下召开了紧急的部务会议，讨论如何学习和贯彻执行老总们的指示，并立即起草了加强文体工作领导的文件传达实施。从此军队乃至全国的文体工作开始走上了新台阶。
1953年初，我被调到新成立的总政治部政治工作研究处，负责政治工作研究，参与文件报告起草和政工条例的编审，并兼管主任办公室。当时全军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学习苏军和坚持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问题。由于中央负责同志一再号召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各总部和院校请来大批苏联专家，直接参与指导我军的建设。在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照搬了苏军的条令、条例，管理教育上照抄苏军的一套，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和作为军队生命线的政治工作制度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什么“马克思主义上不了天”(指不能飞行)，“政治工作开不了坦克”，“要实行一长制了，指导员当妈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迅速在全军传开。军政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受到了损害，很多老同志对此感到不安。在经过总政治部认真调查研究之后，罗荣桓主任亲自向毛主席反映了这一严重的情况，建议迅速制定和颁发新的政治工作条例，解决面临的建军上的重大问题，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但是称病离职休养的林彪却通过军委办公厅和训练部门的负责同志，公开反对总政治部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在这场大的争论中毛主席指定陈毅、罗荣桓、谭政等同志主持审定新的政治工作条例。陈老总多次召集总部有关负责干部和参加编写政工条例的同志谈话，从古田会议决议到延安毛主席亲自审定的谭政同志的政治工作报告、到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讲述了坚持党对我军绝对领导制度和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重要性，批驳了林彪背后支持的一些人的言论，并在总政亲自审定了政治工作条例，经毛主席和党中央审定批准后公布实施。在编写审定政治工作条例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作为实际工作参与者，多次聆听了陈老总的指示和谆谆教导。毛主席和党中央有关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和政治工作的指示，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在我的头脑中扎了根，使我更加热爱我所从事的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陈老总坚持真理、勇于负责的精神，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1958年秋季，作为总政治部工作人员，我随叶剑英副主席和谭政主任赴武汉参加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工作。当时正是“三面红旗”迎风招展，“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岁月。开始，所有中央委员都住在武昌洪山宾馆，后来为了便于联系和讨论，军队中央委员搬到曹家花园的武汉军区招待所。当时许多人为超英赶美和即将进入共产主义而欢欣鼓舞。但是军队多数委员特别是一些工农出身的老将军忧心忡忡，对盛传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和所谓大放“卫星”的亩产万斤粮，表示困惑和反感。陈再道上将憋不住内心的窝火，在发言中直爽地说：我是个贫农出身的庄稼佬，从小和土地打交道，知道粮食是怎么生长出来的，提倡增产我赞成，但说一亩地能打上万斤粮食，我不相信，这是瞎吹。如果毛主席相信了这些鬼话，我们党和国家就要大难临头，这些话憋在心里不好受，说出来会有一些人不高兴，在党的会议上我只能讲心里话，仅供中央领导同志参考。讲这类话的不只陈再道，还有杨得志、杨勇、许世友等同志。主持军队代表团工作的叶剑英、谭政同志认为这些话应该向党中央反映，但又耽心引起误会，说军队有人对毛主席老人家倡导的“大跃进”不满。他们就找陈老总商议，陈老总认为陈再道等同志讲的是真话，应该向党中央如实反映。作为工作人员，我按照陈老总和叶帅、谭政同志的指示，如实地写成简报上报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十分重视，亲自出面找陈再道等同志谈话，并和杨得志、杨勇、许世友、陈再道等同志一起共进午餐，深情地说：我们党的中央委员如果都能像你们这些同志一样，下连当兵，深入群众，向党讲真话，我们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959年春季，中央军委决定由彭德怀元帅亲自率领包括王树声大将，肖华、张宗逊、杨得志、陈伯钧上将在内的高级军事代表团经蒙古、苏联访问东欧八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有名的彭总的八国之行。当时我被指定负责参与彭总讲话稿的起草和代表团的报导工作。彭总在代表团的支部大会上郑重地说：我们的任务，一是政治上代表我党、我军向东欧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表示坚决支持；二是虚心向兄弟国家学习，增进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团结。由于我们代表团主要成员都是国内外知名将军和老同志，更要注意谦虚谨慎，切不可傲慢自大，不能像有的国家那样搞大国主义，更不许有任何自我吹嘘的现象。为此有关为彭总准备的讲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介绍材料都经过代表团认真讨论。彭总并指示把他的讲稿和宣传材料送给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最后审定。陈毅元帅对此非常重视，亲自到军委彭总的办公室向代表团全体同志介绍国际形势和苏联东欧各个国家的最新情况。他称赞彭总的讲稿和宣传材料写得好，体现了中央军委强调的代表团出国访问的精神，也对为彭总准备的在柏林欢迎大会的讲稿提出意见。讲稿谈到如果帝国主义胆敢越过柏林墙侵犯民主德国时，我彭德怀将率中国志愿军和兄弟的德国人民一起抗击侵略者。他说，这种精神和态度当然不错，也是兄弟国家最爱听的。但目前还不宜由彭总亲自去讲，如果确实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党和国家会首先表态的，不会把彭总这张王牌推到第一线。陈老总高屋见瓴的远见卓识，受到彭总的赞扬。彭总并一再强调代表团宣传报导绝不准有吹嘘我彭德怀个人的字样。
1959年4月24日上午彭总率团出访时，陈毅元帅、总部的领导同志以及有关各国的使节都到首都机场送行。和彭老总同机前往的还有赴华沙参加国际和平友好大会的郭沫若。送行的人在机场候机室为彭总及郭老热情话别。由于天气不好，飞机一时不能起飞，待机时间，话别变成了热烈的欢送会。陈老总提议由郭老、廖承志每人带头赋诗，为代表团送行，受到大家欢迎。
陈老总当即以《清平乐》为题，首先开口：
东风浩荡
祖国正春浴
地中海畔走亲戚
满怀喜悦情谊
牢记党的教导
谦虚、谨慎、学习
务必不虚此行
国际友谊第一
大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郭老诗兴大发，以《浪淘沙》为题，即席唱和：
应邀飞东欧
访亲会友
社会主义各国游
难得抒情歌一曲
乐在心头
神州远别离
乡思悠悠
祖国养育深情厚
银燕载我天涯走
人去心留
这两首送别曲，我曾经记在日记中。“文革”中被造反派搜去了，70年代初郭老的女儿来看我，当年她也记下了这两首诗，我才转录下来。可惜照片没有了，但陈老总热烈送别彭老总及代表团的场面至今难忘。
代表团6月中旬结束了八国之行，经苏联、蒙古回到了北京。7月初我奉命专程到北戴河向在那里的陈总汇报，并把我和新华社记者撰写已经发表的十多篇有关报道送呈陈老总。陈老总十分赞扬彭总的八国之行，他说：你们写的通讯报道我都看过了，很好，但是有关代表团路过苏联、蒙古以及彭总和赫鲁晓夫会面的报导还没有。我说彭总和各国首脑的谈话交往，我们都作了报导，有些不便公布的内部情况已向中央、军委写了专题报告。彭总和赫鲁晓夫会面的情况我也写了一个报导，彭总看了特送来请您审阅。陈老总逐字逐句地看了这个报导并作了个别词句的改动，同意题目定为《在国际主义友谊的海洋中》。他说：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颂扬国际主义友谊是应该的，也是彭总出国访问的目的之一，至于我们和苏联及赫鲁晓夫的分歧不必涉及，求同存异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中央的方针。经陈总审定后，稿子经总政治部转寄人民日报。我即奉命随总政负责同志去庐山参加正在举行的中央会议的工作。
7月初在庐山举行的毛主席亲自主持的纠正左倾错误的“神仙”会议，要求与会的同志针对当时盛行的浮夸风进行讨论。与会的彭老总在小组会上多次发言，讲了反对浮夸的心里话。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胡乔木等同志盛赞彭总的发言，建议彭总写成一个系统的发言稿给主席看。彭总就把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写成一封信给主席。人们没有想到，7月23日庐山风云突变。毛泽东把彭德怀给他的一封信加以公布并在会议上给彭德怀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并说他有一个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反党军事俱乐部。会议从批左转到了反右，使本来轻松愉快的庐山会议来了个180度大转变。真是无巧不成书。7月24日人民日报引人注目地发表了我写的彭总和赫鲁晓夫友好会晤的通讯《在国际主义友谊的海洋中》。毛泽东在批彭总的会议上说，“彭德怀会晤赫鲁晓夫，是‘到东海龙王螯广那里取经’，进行‘里通外国’的活动”。一位负责同志竟说彭德怀早就和高岗一起“里通外国”，在斯大林那里告过洋状。我这个多少年一直无限敬佩和赞颂毛主席的人，也就被看成是“彭德怀的吹鼓手”。9月在怀仁堂大张旗鼓地批判彭总的军委扩大会上，我见到了没有参加庐山会议的陈老总。他向我询问了我看到的庐山会议的真实情况；我向他如实地陈述了我的见闻和感受。他说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呵!你随彭总参加八国之行的情况我都了解；我根本没有想到也不相信彭总会反对毛主席。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彭总是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毛主席的。至于他和毛主席在相处几十年中互相间有些意见，这也是不奇怪的，应该从党和国家的大局去想。早年在闽西我曾反对过毛泽东同志，后来到上海中央汇报我们在闽西的争论情况时，才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是对的，我错了。并和周恩来同志一起起草了中央“九月来信”，由我亲自回红四军到蛟洋把已到地方工作的毛泽东同志请回来，向他认错。并和他一起纠正了我们在红四军的错误，写出了古田会议决议。这个错误对我是终生难忘的教育。现在我也不能保证我今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但犯了错误要及时检讨，迅速改正。我一直认为彭总是不会反对毛主席的，他在给毛主席的信中个别提法不恰当，改正过来就是了，他已经作了检讨，我看主席是会谅解他的。至于你随彭总出国访问，你写的报导我都看了，对错都是工作问题，不要因受点批评就垂头丧气。陈老总对我亲切的教导给我以有力支持，当天晚上我们还在三座门俱乐部下了围棋。
1971年冬，我从河南焦作劳改农场返回北京之后，虽然林彪、江青一伙强加给我的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摘掉了，恢复了党籍、军籍，但因我有所谓“吹捧彭德怀”的错误，又被作为“桃花源中人”派往各地“参观学习”。(直到1974年小平同志重新主持工作后，才被分配到福州军区政治部工作)多年来我很思念陈老总，1972年初听说他得了不治之症，很想到医院看看他。我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同志。他很了解我的心情，同意并带我一起到医院看望了生命垂危的陈老总。在病榻上，面色憔悴的陈老总仍然打起精神问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并和我谈到了早已逝去的彭老总。他说，我坚信，彭总是不会反对毛主席的。你们写的有关彭总的讲稿和报导也是没有错误的。他说，当代人不好写当代史，我坚信历史是公正的，你的所谓跟随彭总反党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澄清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为彭总平反，任总参政治部主任。随后不久我也彻底平了反，分配到总参谋部工作，陈老总病榻上对我讲的肺腑之言终于变成了现实，使我永怀难忘。遗憾的是我一向衷心敬佩的敬爱的陈毅元帅早已去世多年了。直到今天，他的伟大革命精神、高尚品德，他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诗句，以及他对我的谆谆教导，仍然铭刻在我的心中，给我以有力的鞭策和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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