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1期
蒋介石的密嘱与西安事变
作者：■ 阎愈新
蒋介石的密嘱如下：
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中正十二月九日
邵力子及时向《大公报》记者传达了蒋介石的密嘱。1936年12月12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刊出该报驻西安记者按蒋介石密嘱发给报社的专电，四行标题：《陈诚指挥绥东军事蒋鼎文负责剿共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大公报》用大号字“蒋鼎文负责剿共”做主题，点明了蒋介石密嘱的主旨。电文如下：“[西安十日下午八时专电]蒋委员长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日内赴太原，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国军各部队。邵力子、杨虎城十日晚在新城大楼宴来陕将领，邀各界作陪，到60余人，尽欢而散。陈调元十日晚到西安。蒋鼎文对剿匪总司令职表示谦辞，但愿短期内在陕帮助进剿。据闻残匪之消灭仅属时间问题。”
蒋介石惯用通过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事先发布解除军政大员职务的消息，在舆论上造成既成事实。1933年蒋介石要解除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大公报》即先于5月1日刊载：“[上海三十日十时专电]各省主席调动确内定……邵力子主陕。”杨虎城突然获此消息，立即向行政院提出辞职。5月5日《大公报》发表《国府任命陕甘两省主席行政院昨开临时会》：“[南京四日下午六时发专电]四日行政院临时会议，议决准杨虎城辞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并任命邵力子继任陕省府主席。”“[南京四日下午六时发专电]国府四日命令……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杨虎城呈请辞职，以便专理军务，情词恳切，杨虎城准免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此令。……任命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府委员。此令。……任命邵力子兼陕西省政府主席。此令。”
蒋介石和《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有特殊关系，张季鸾被称为蒋介石的“布衣宰相”。蒋介石每有重大举措，张季鸾多有参与。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准备在西安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部署西北“剿共”，南京政府一批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等陆续到达西安。12月5日，张季鸾到华清池访蒋，告以西安谣言甚盛，流行的政治气氛以“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为标志。蒋说：“我来西安的目的，就是要平息东北军、西北军的分歧论调。”从6日起，蒋介石依次召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军师长以上高级将领，而张、杨并未在座，致使张学良、杨虎城产生疑惧。
张学良、杨虎城与张季鸾、《大公报》社、《大公报》驻西安记者都有密切联系，当张、杨获悉《大公报》将发表蒋介石剥夺他们兵权的密嘱，在此危急关头，张、杨紧急密商，决定12日晨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当时蒋介石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长，一般均称“蒋委员长”。
1936年12月12日晨，张学良部队在临潼华清池捉蒋的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西安行动，来到陕西的南京国民政府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等，在下榻的西京招待所为杨虎城部拘禁。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也被软禁于杨虎城卫士队队长室。蒋介石的密嘱就是当时在邵力子办公室查获的。
12月11日晚，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行辕，召见张学良的心腹谋士黎天才，谈话约一个半小时。当晚张学良在官邸部署第二天早晨在临潼华清池捉蒋的时候，对黎天才说：并不准备危害他的生命，请他搬进城里和他讲道理，为什么不发动抗战？为什么还要继续更惨酷的内战？蒋鼎文非正式地对我流露，劝我交出兵权，这一定是蒋指使他说的。我不能出卖我的部下，我要抢先一步来回答他。(《黎天才自传》未刊稿，转引自《西安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
蒋介石曾对张、杨宣称：“无论如何，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以相当处置。”蒋提出两个方案，逼迫张、杨选择：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调往福建、安徽，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张、杨决心不再打内战，除了抗日决不离开西北，两军也决不分开。“介公一斧两砍谁都明白”。(张学良语)
周恩来说：“蒋介石对张学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以后召集西安会议，陈诚来了，蒋鼎文也来了，是准备以蒋鼎文代替张学良的。这样就逼出来一个西安事变。”(《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2－193页)
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二位将军当时就讲得很清楚。张学良在事变后的第二天，即12月13日《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讲话》中说：“在外侮日迫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枪打敌人反来打自己人，我万分的难过!”“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4日)12月14日在西安广播电台的广播词中说：“东北沦亡已经五年多了，华北也几乎名存实亡，西北的危机，也一天比一天的加深。‘九·一八’后，政府所签订的几次协定，实在是断送了许多的主权，日本于一贯的大陆政策，整个中华民国，眼见就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了。……绥东抗战，全国民气激昂万分。……我们的领袖，还是胶执剿匪的主张，把国内大部的兵力、财力，都用在内战式的剿匪上；我们的政府诸公，在后方力谋妥协，只顾苟安一时，不惜把民族立国的精神完全断送。”(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12月16日张学良在西北各界拥护张、杨两将军救国主张民众大会上讲：“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现在我再把发动双十二事件的近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简单地向诸位讲一讲。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是政治主张，我几次用书面诤谏，当面诤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违反民意的主张，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了。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蒋委员长绝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办法只有和平劝导和(拿出)使学生，也可以说使一般民众(能够)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不是打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由于上面两项事实，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和书面的劝谏，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双十二事件”。(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7日)杨虎城在西北各界拥护张、杨两将军救国主张民众大会上讲：“双十二的义举是真正民意的表现，更是民众自己起来抗日救国热忱的表现。我们的主张就是要抗日。因为蒋委员长的主张有错误，经过多次劝谏，仍然无效，于万不得已中，才举行了兵谏”。(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7日)
西安事变为什么在12月12日突然爆发？60多年来，很少有人提出确凿的史料证据。军事行动瞬夕万变，难以捉摸。譬如革命党人为什么在1911年10月10日举行“武昌起义”？并不是按预定计划行动的。张学良、杨虎城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虽早有扣蒋的设想，但并未订出具体时间。扣蒋风险巨大，非到生死抉择关头，焉能轻举妄动？而蒋介石的密嘱，正是引发西安事变的直接导火线。
(责任编辑：萧 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