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1期
罗家伦与“鸡犬不留”的南京中央大学
作者：■ 经盛鸿
1937年7月7日，日寇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疯狂地烧杀抢掠中，给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带来极大的灾难。其中他们焚烧劫掠著名的南开大学造成“鸡犬不留”的惨剧，使全中国人民悲愤难抑。南开大学是中国近代创办较早的一所私立大学，也是有光荣传统的名牌大学。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开大学广大师生在校长张伯苓先生的领导下，一直高举抗日爱国的旗帜，开展多种救亡活动，影响很大。因此日寇对此校恨之入骨。1937年7月28日凌晨，侵华日军在天津挑起战争后，就向此校发起疯狂的进攻：从7月28日午夜到29日晨，从海光寺日军兵营，用密集的炮火向南开大学校园轰击，彻夜未停；第二天，日军飞机又来轰炸校园，投掷下大批炸弹；之后，日军军车又开进学校，把几座未炸平的楼房泼油纵火焚烧。结果，南开大学著名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艺琴楼学生宿舍以及大部分教学楼与平房，均被夷为平地；该校的中学部也被毁为一片废墟；甚至南开校园中一口重一万八千斤的大钟，钟面镌有全部金刚经，是一件罕见的历史文物，也被日军拉走，铸成杀人武器。南开师生艰苦创业40年的美丽校园被日寇烧杀劫掠得一无所有，被称之为“鸡犬不留”。
但是，侵略者的凶暴却只能激起中国人民抗日爱国热情的进一步高涨。当南开校园被毁时，南开老校长张伯苓正在南京参加一次会议。他立即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庄严地说：“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在广大中国人民捐钱捐物的支持下，南开很快在昆明与重庆复校。大学部在昆明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联合组成了西南联大，中学部在重庆恢复成立了南开中学。
日寇毁灭南开的暴行传到南京中央大学，也激起了这所著名高等学府广大师生的强烈义愤。当时该校设在南京城中心成贤街、四牌楼一带(今东南大学所在地)，该校农学院、医学院等设在南京城北的丁家桥一带，规模大，师生多，图书设备比较齐全。校长罗家伦自1932年8月就任，数年以来，对学校建设颇有建树。在这同时，他默察时局，预见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不可避免与迫切，并认为中日必战，战则南京必将不保，这是因日本狂妄的侵略扩张野心与中国国防力量的薄弱所决定的。因而中国各界，包括各大学，必须有所准备，有备无患。他从1936年开始，就指示学校后勤部门赶制大量木箱。当时校内师生均不知此物作何用。当卢沟桥事变爆发，南开被毁的消息传来后，罗校长的备战意识更浓。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战火日益向南京逼近，罗家伦校长立即布置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将学校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全数装入早就造好的大木箱内，送上民生公司的轮船，顺长江水路撤往重庆。接着，他又组织指挥全校师生员工携带物件，分批从南京往重庆转移，在重庆沙坪坝迅速复校上课。据有关史料显示，中央大学是当时全国内迁最好、损失最小、复课最早的高校。
罗家伦校长是中央大学最后一批撤离南京的人员之一。1937年12月初，日军已从东、南、西三面逼近南京。罗家伦在撤离南京前，最后一次到四牌楼中大校本部与丁家桥农学院(今南京铁道医学院所在地)等处作巡视检查。他见全校人员与财物都已撤之一空，十分欣慰。只有农学院牧场供教学实验用的良种家禽家畜鸡、鸭、猪、马、牛、羊等无法搬运，罗就宣布由牧场职工自行处理，或吃，或卖，或带回家中，均可，只要不落入日寇手中就行。但是，中大牧场的职工们在这国难当头之际，人人都充满了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与报国之志。他们说，这些良种禽畜，是学校师生多年耗尽心血培育出来的，是学校的宝贝，是国家的财富，是师生们在今后教学科研中必不可少的试验动物，也是国家未来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一，绝不能丢失。他们由年长的工人王酉亭老师傅带头，向罗家伦校长表示，一定要将学校的这些宝贵禽畜全部从南京内迁到重庆去，送到已在重庆复校的师生手中，绝不流失丢弃，更不留下资敌，让日寇糟蹋。于是，他们昼夜加班加点，在短短几天时间内赶制出了许多只木笼。然后，他们将鸡、鸭、猪等装进木笼内，再将木笼架到马、牛、羊身上，人牵，手扶，离开了即将沦陷的南京。
这时，江南地区已大部分被日军占领，到处战火纷飞，日军已从东、南、西三面迫近南京城郊，只有长江以北尚无敌踪。于是，王酉亭老师傅率领数十名中大职工，赶着马、牛、羊，驮着鸡、鸭、猪，从南京过长江，徒步循江浦、全椒、合肥一线，向皖中山区进发，然后取道皖西、豫南、豫西、鄂西、川东，爬山涉水，餐风宿露，还要与日机周旋，与饥寒、风雪斗争，历时达两年之久，经历千山万水与千难万险，终于在1939年11月到达重庆沙坪坝，回到已经复校两年的中央大学的怀抱中。那天，中大师生闻之欣喜若狂，一齐涌到校门口夹道欢迎那些历尽风霜险难的职工师傅与鸡、鸭、猪、马、牛、羊。校长罗家伦更是激动得泪流满面。据他后来写的回忆文章说：“我真像异地见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看到他们，不禁激起了我国难家仇的怒火，我的泪水也不禁夺眶而出了。”
南京中央大学的内迁彻底干净，连一鸡一鸭也没留给敌人。当时社会上传言，称之为另一种意义上的“鸡犬不留”。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就说：“抗战开始时，南开大学与中央大学都是‘鸡犬不留’。”这两个“鸡犬不留”，一个记录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暴与罪恶，另一个则显示了中国人民爱国抗敌精神的崇高与神圣，无疑，这里面也包含着罗家伦校长的爱国热情与许多心血。
(责任编辑：萧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