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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恩虞与南京“清毒运动”

作者:肖振才




  1943年冬,在日伪统治中心——南京,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毒运动”。这是一场由中共南京地下组织领导,爱国进步学生广泛参与的学生运动,厉恩虞是这次运动的总指挥。当年曾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的江泽民同志在1998年7月17日,接见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王武龙等有关同志时,深情回忆了当时地下斗争的情景,并在他撰写的《忆厉恩虞同志》一文中赞扬了在我党几十年革命历程中,一大批像厉恩虞同志那样不计较个人得失,为革命奋斗一生的无名英雄,称赞他们“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做好党的工作,不顾个人安危,不怕受到委屈,即使受了委屈,也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抱着坚定信念”的崇高思想境界。
  
  肩负国仇家恨,参加党的秘密组织
  
  厉恩虞,又名陈震东,1919年9月18日出生于南京。他的父亲是一位私塾教师,深恶官场腐败,鄙视钻营利禄之徒。厉恩虞在家是老大,他父亲把一切希望和梦想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平时省吃俭用,靠典当借债供他上学。1933年厉恩虞在夫子庙小学毕业,就读于江苏省立南京中学。1936年父亲去世,他挑起了负担家庭生活的重任,上要赡养体弱的老母,下要抚育幼小的两个弟弟。初中毕业时,日寇侵略的战火已经燃近南京,他领着全家辗转避难于江宁谷里村、南京难民收容所、溧水县小魏庄。耳闻目睹了日寇在南京的血腥屠杀,目睹了日寇的法西斯暴行。国难家仇,在他心中埋下了对日寇及伪政权的深深仇恨。
  1940年,局势稍许平稳。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在南京莫愁湖小学和朝天宫小学任教的临时工作,全家挤在新街口附近的一间十分简陋的小屋里。南京中央大学筹备招生时,他投考了中大文学院。受生活所迫,中大录取后,他又找到了在《民国日报》校对、采访、翻译资料的兼职工作。
  中央大学是汪伪政权为了粉饰太平在沦陷区建立的规模较大的一所大学,第一年即招收学生600人,以后逐步扩大到1000余人。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沦陷区人民反抗日伪统治的斗争,在这前后积极开展了党组织的重建工作。中大招生时,中共苏皖区委南京工委、江苏省委南京工作组等系统都有党员学生乘机打入,在中大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和关系。厉恩虞入学不久,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团结救国社”,后又随社转入“青年救国社”(党的另一外围组织)。在青救社,他借阅了《西行漫记》、《萍踪寄语》、《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丰富自己的思想,还从报社、旧书摊找来了旧时出版的马列主义译作来阅读。因而,他的思想开阔,见解深刻,在讨论问题时,观点明显倾向党的主张,有时甚至直言不讳地赞成党的主张。
  厉恩虞是青救社一个知名的活跃分子,喜爱唱歌,又会弹吉它、拉手风琴。他个性鲜明,为人诚实,爽直豪放,对同志对朋友襟怀坦白,推心置腹,对敌人疾恶如仇,深受大家喜爱。在党的领导下,青救社的同学们逐步摸索出打入公开的群众组织,团结群众,积蓄力量,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开展秘密抗日宣传的办法。
  1942年,厉恩虞与青救社部分成员打入“学生互助会”,利用合法身份出版《学生》、《干》、《女青年》等月刊,宣传进步思想,开展适合青年学生喜爱的活动。南京中共地下组织经过长期隐蔽,积蓄力量,这时已有了较大的发展。第二年夏,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青救社联合中大其它进步力量发动了驱逐反动校长樊仲云的运动(后称倒樊运动),开创了在日伪统治下沦陷区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公开斗争的先河,迫使汪伪政府不得不撤换了反动校长。厉恩虞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参与策划和亲自参加了这场斗争,接受了与日寇走狗公开较量的洗礼。倒樊运动的胜利,使广大学生受到很大的鼓舞,青救社的成员更是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利用矛盾,巧妙指挥“清毒运动”
  
  1943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形势发生较大变化。日寇侵华战争败象已现,更加强了对沦陷区的血腥统治。投机商人与日伪相互勾结,囤积居奇,伪币不断贬值,物价高涨,民不聊生。日伪携手公开贩毒,南京城内鸦片烟馆林立,到处乌烟瘴气。据资料记载,当时南京市内领得执照的毒贩商人有30余家,有售烟执照的鸦片烟馆达170多家、旅馆10余家,还有许多私贩毒者。全市每天卖出鸦片烟3000多两,营业收入6.6万元。南京大屠杀的悲惨情景,在人们心头还记忆犹新,对日寇的毒化政策,更是义愤填膺。
  “鸦片专营”是汪伪政府与日军之间一直存在的矛盾,而在汪伪派系之间也有矛盾。各方面都知道油水丰厚,都想从中获得好处。伪宣传部长林柏生是汪精卫的亲信,在汪伪派系中野心勃勃,企图利用人民痛恨毒害的心理,在学生中搞一个反对毒害的宣传运动,讨好学生,发展个人势力,向汪精卫邀功,以图鸦片专卖权。
  11月底,林柏生通过他的爪牙找到厉恩虞和王嘉谟进行鼓动。厉、王都是青救会的成员,已经成为中大学生的领袖人物,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当时,青救会在党的领导下正寻机准备再发动一次群众运动。林找上门来,正中厉、王下怀。当即他们找到方馄(潘田、中共党员)、姚禹谟、王海清、康景孚(许镇)、王嘉酋等进行深入研究。大家认为,林柏生提出的“禁毒”在当时条件下根本实现不了,但如果利用林做掩护搞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是完全可行的。不仅可以唤醒群众觉悟,激励人民抗日热情,而且可以达到搅乱敌人阵营,打击日寇嚣张气焰的目的。方馄迅即向苏皖区党委南京工委书记舒诚作了汇报。党组织在慎重的分析后,同意了青救社的意见。
  12月17日下午,林的爪牙汪记模范青年团骨干李绍忠又来找厉、王等人商量如何开展“禁烟运动”。李原只想秉承主子的意图,搞点宣传装装门面,厉、王则明确提出组织学生队伍上街打烟馆,直接打击烟毒势力。李勉强答应。为了给林柏生措手不及,厉、王当机立断,通过青救社和其它关系,动员了中大100多名学生,在当晚10点左右,整队向烟馆最集中的夫子庙出发。大家平时就对烟馆深恶痛绝,听说要打烟馆,一个个情绪非常激昂。队伍经过一所中学,又动员了该校近百名住校生参加。清毒队伍行经朱雀路,首先打了路东的一家烟馆,然后到夫子庙地区又砸了几家烟馆,每到一处,一部分同学进烟馆砸烟具、轰烟客;一部分同学则聚在门口向过路行人宣传。不久,清毒行动遇到了日本宪兵的阻挠。王嘉谟的头被日本宪兵砍了一刀,鲜血淋淋。厉恩虞一面安排同学为王包扎,一面带着位日语说得比较好的同学沉着地走上前去与日本宪兵交涉。那几个日本宪兵听说是“林柏生叫干的”,又见学生们人多势众,只好离去。李绍忠等人见声势越搞越大也悄悄溜走了。
  为了造成林柏生支持“砸烟馆”的事实,当天夜里,在厉、王的带领下,清毒队伍来到上海路林的住处,逼使林在凌晨2时出面慰问游行队伍,并表示支持学生的行动。
  第二天(12月18日),为趁热打铁,由厉恩虞、王嘉谟带领,又组织了以青救社为核心的更大规模的打烟馆行动。中共地下组织的各系统都进行了广泛动员,积极支持和参加了这一行动。队伍从国府路(长江路)、国民大会堂出发,直奔夫子庙。行进中,队伍不断扩大,抵夫子庙时,竟达3000多人。学生骨干组成的纠察队散布在游行队伍两旁维持秩序。沿途口号震天,万名群众夹道欢迎,拍手称快。途经烟馆,见一家砸一家,无一幸免。斗志昂扬的同学们,进而呼出了反对“烟、赌、舞”的口号。这样,打烟馆逐步扩大到捣赌场、砸烟馆、驱舞客。一二十辆临时征用的人力车满载着被没收的烟具、赌具、烟土,随着队伍浩浩荡荡地前进。
  学生们回到国民大会堂,已经是夜晚12时,大家聚在会堂广场前,把烟土、烟具、赌具等战利品堆成一堆,由厉恩虞点火,当众焚烧。接着,同学们又涌进了国民大会堂,由厉恩虞、王嘉谟主持召开了演讲大会。在台上,厉恩虞高声疾呼:中国人不能醉生梦死!青年学生要团结起来,勇敢向恶势力斗争!他慷慨激昂地从鸦片战争说到现在毒品泛滥,从控诉英帝国主义的罪行说到当今又有人向我们输入毒品、毒害人民。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有的同学也跟着失声痛哭。就在这个会上,厉恩虞、王嘉谟被推选为“首都(南京)学生清毒总会”正、副会长。此时,考虑到事情闹大了,还是要林柏生收场才好。于是,便给林打了电话“汇报工作”。经再三催促,两小时后,林悻悻而来,表示支持学生的行动。
  55年后,江泽民总书记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在我们的后面,日本宪兵持枪列队,虎视眈眈地对着我们。大家悲愤满腔,情绪激昂,毫无畏惧……当时,我对为什么能在日伪统治下开展这样的运动并不了解,后来知道是由于我们地下党组织巧妙地利用了日伪机构的内部矛盾。”
  
  智擒“白面大王”曹玉成
  
  清毒运动,引起了日本特务的密切注意。日特高科高级特务石井派人把厉恩虞、王嘉谟找去询问。厉恩虞毫不畏惧,对答如流,并把一切责任全推在林柏生身上,日特无可奈何。不久,在厉恩虞的策划下,清毒总会正式成立了组织、宣传和总务各小组,各大中学校也先后建立了分会。
  寒假快到了,有的学校为阻碍清毒活动提前放了假。针对这种情况,清毒总会以青救会为核心,组织了50多人的“清毒运动寒假工作团”,以“夏令营”方式,借用中大宿舍,通过集体生活培训骨干。寒假工作团除了开展文娱、郊游、学习座谈外,还到广播电台演说、表演自编的清毒歌曲,开展进步宣传。
  1944年1月下旬,寒假工作团打听到丰富路有一个外号叫“白面大王”的曹玉成,专做海洛因的批发买卖。擒贼先擒王,总会决定对他进行打击。为了集中力量,总会决定由寒假工作团邀请“寒假生活营”(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外围团体)一起行动。当月30日,厉恩虞和寒假工作团分别派人化妆对曹府进行侦察,了解地形和出路。次日下午,两支队伍集合了200多人,在厉恩虞的指挥下包围了曹府。
  曹府是个深宅大院,旧式平房,共有好几进。经逐一搜查,翻箱倒柜,没有发现海洛因。天色渐晚,曹玉成见同学们找不到把柄,躺在床上撒起泼来。此时,一位细心的同学突然发现曹住的内房与外房好象短了一些,用棍子敲打似有空洞之声。于是有同学爬上屋顶,果然见到一排天窗下的小屋。随即将曹从床上拖下,翻开床垫,终于找到了密室入口。密室内存放着用铁盒锡纸包装的海洛因,足有三四公斤。曹吓得瘫在地上,当即被同学们五花大绑,押往新街口广场。
  过路行人听说“白面大王”被抓住了一致叫好,争相围观。把新街口挤得人山人海。曹跪在孙中山铜像前,厉恩虞和同学们当众宣布了曹的罪行,焚烧了缴获的海洛因。这件事,又一次震动了整个南京城乃至沦陷区。事后,汪伪政府在清毒总会和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把曹枪毙了。
  
  打入特务组织,搜集敌伪情报
  
  1943年3、4月间,党从许多渠道得知日特已将清毒运动骨干列入黑名单,第一名就是厉恩虞。党组织立即通知厉恩虞暂时停止活动,把力量转到其它方面,以防遭到敌人的迫害。4月的一天,汪伪特务头子晋辉为利用清毒运动的骨干找到厉恩虞,建议共同组织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的“钟社”,晋任社长,厉任副社长。厉当晚即请示了潘田,要求“打入”该组织,表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并建议潘一道打入。潘表示不同意见,并向工委书记舒诚作了汇报。舒考虑潘当时的任务较重,决定潘不打入,而由潘联系的许慎、王嘉谟打入。谁料,这竟为厉恩虞的“历史问题”留下了阴影。
  在钟社,厉恩虞利用公开身份团结了一批学生,共同学习进步书籍,积极向党靠拢。1944年7月,厉恩虞在中央大学毕业,获西语学士学位。次年4月,他以南京感化院正式职业作掩护,仍然负责对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南京各界抗敌内援会”学委的领导工作。
  1945年8月,晋辉勾结国民党军统特务,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东南特派公署南京站”的头头。经中共地下组织李涤非批准,厉恩虞又打入“南京站”,为南京解放做准备。8月15日,日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当时南京的日军尚未缴枪。“抗敌内援会”联系的伪将校训练团大队长李雄勃等同志准备相机起义。经鲁平联系,厉恩虞和王嘉谟悄悄步行出城,找到中共江宁县委书记陆纲,研究起义事宜。然而,由于归程受阻,错过了起义时间。但是,经鲁平介绍,李雄勃等在不久还是加入了新四军行列。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后,对收复区人民采取了歧视的态度,1945年9月,教育部发布了《伪专科以上学校在校生、毕业生甄审办法》,国民党《中央日报》载文把沦陷区学校的学生称作“伪学生”。引起许多学生的强烈不满。厉恩虞感到这又是一个教育群众的好机会,积极联络学生游行请愿,“反甄别”。在中共南京地下党的领导下,反甄别运动很快在南京发展起来,并在国统区蔓延开来。运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最终以取消中学以上的甄别考试而结束。打赢了抗战胜利后南京学生运动的第一仗。
  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考验,1945年12月15日由方休、王嘉谟介绍,厉恩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遭追捕,两次隐蔽上海
  
  “清毒运动”和“反甄别”的公开活动,使厉恩虞成为国民党政府追捕的要犯。1945年底,经组织安排,厉恩虞逃至上海王嘉谟的女友家里。隐蔽一段时间后,安全转移到苏北解放区,任职于淮南军区城工部,为便于工作更名为陈震东。
  1946年8月,陈震东参加华中局城工部训练班学习后被派往上海开展秘密工作。这时,江泽民已转学到了上海交通大学继续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底,根据组织决定,由江泽民将厉恩虞隐蔽在其姨妈家中。其后,近两年的时间里,江泽民与厉恩虞朝夕相处,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们在一张桌上研读革命书籍,一起促膝谈心,又一道去上海的大、中学校给学生们讲解国内形势,宣传进步思想,培养积极分子。1947年5月,陈震东的组织关系由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转给了市委驻上海联络站负责人贺崇寅。
  1948年11月,上海联络站撤消。陈震东由上海撤回苏皖解放区。在解放区,陈震东担任了皖西军区《皖西日报》主编。正当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皖西日报》工作时,由于解放战争迅速发展,南京解放在即,他又被抽调到解放军金陵支队研究室,准备参加南京的接管改造。南京解放后,他在市委办公厅工业小组任组长,后又调往市委政策研究室、市委组织部工作。
  
  育新人鞠躬尽瘁,遭误解无怨无悔
  
  1950年底,陈震东受命到新组建的南京七中任副校长,后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七中是由原国民党空军子弟学校和另一所初中合并而成,陈震东把培育社会主义新人,尽快将七中改造成为新型学校作为工作重点。’在他的影响和领导下,一大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逐步成长起来,成为南京中学教育系统的教务、教学骨干,走上领导岗位。
  1955年,党内发生了“潘(潘汉年)杨(杨帆)事件”。陈震东也因所谓“历史问题”受到了审查。但他仍然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干好组织上交给的每一项工作。
  1956年,南京市委决定筹建《南京日报》,陈震东被抽调任《南京日报》社编委和文教政法组组长。“反右斗争”以后,“历史问题”的阴影又落在他的身上。他被调到报社工业组当普通记者,依然无怨无悔,保持乐观向上的朝气,与同志们一起打蓝球、踢足球,表演魔术。1961年,他在市精简办公室工作,后又去南京8中、市教育局任职。1965年9月,长达10年之久的所谓“历史问题”得到了“不予特务论处”的结论。“文化大革命”中,作为“特务分子”他再次受到冲击,被关进了“牛棚”,遭到种种折磨。困境中,他坚信总有一天会得到公正评价的。
  1974年,陈震东被恢复组织生活以后,分配到南京柴油机厂担任宣传科副科长。他非常珍惜这次重新工作的机会,以极大的工作热情投入到新的岗位。由于长期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积郁成疾,不幸患上肺癌。
  1978年6月27日,他带着对党坚定不移的信念,也带着他的终生遗憾不幸去世。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生病期间,江泽民同志和许多老战友都伸出了关爱的手。他生前提出“希望对过去能有一个公正的评价”的唯一要求也在组织的关心下得到了解决。1998年年月9日,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关于陈震东同志的复查结论》指出:陈震东同志“历史清白”,“旁证确凿”,“以往所作结论均属不当,应一律撤消。”
  (责任编辑: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