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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轸起义纪实
作者：金立昕
张轸其人其事
张轸，字翼三，河南罗山人。青年时代就学于保定军官学校，后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他先后在陕西刘镇华的镇嵩军、冯玉祥的国民军中任职。1925年赴广州，在黄埔军校任战术教官。次年，32岁的张轸在程潜当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任第五十六团团长，参加了北伐战争。他骁勇善战，屡建战功，很快就升任第六军第十八师师长。抗战开始后，张轸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因作战有功，升任第十三军军长。徐州会战后，他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保卫战、随枣战役，同日寇打了不少硬仗、恶仗。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六十六军军长，随中国远征军人缅作战。解放战争开始后，张轸历任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武汉行辕副主任、第五绥靖区司令、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等职。
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张轸被公认为有头脑，会打仗，而且一向有着“忠厚长者”的清誉。但由于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对他时而拉拢利用，时而排斥打击，始终不予信任和重用。在张轸的半生戎马生涯中，让他怨恨不已的有这样几件事：一是1928年，张轸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被蒋介石以各种阴谋手段吞掉后，张轸也被蒋介石通缉，被迫隐姓埋名，奔走沪杭，避风多年；二是1938年随枣战役中，张轸明明有功，却因汤恩伯背后搞鬼，蒋介石偏听偏信，撤了他的十三军军长职务；第三件事更是冤枉，1942年中国远征军人缅第一期作战失利，蒋介石明知主要责任在于上层指挥机关，却偏偏只拿张轸问罪，不仅撤了他的六十六军军长职务，还要严加查办，只是由于白崇禧出面说情，才免于军法处置。这些往事，张轸早有切肤之痛，私下里每每提及便十分恼火，公开场合却是敢怒而不敢言。
张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受到过共产党的影响。早在大革命时期，他与第6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私交甚笃，而且他最欣赏的部下两位团长一一周保中、程烈，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思想和言行，给张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战初期，张轸在豫北师管区司令官任内，曾聘请八路军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代表朱瑞和唐天际，对其部队进行游击战术训练，讲解群众工作。还与当时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工作的刘少奇同志有过频繁的联系，并通过王阑西、刘贯一等我党地下工作人员，为新四军提供经费和部分枪支。后来，他在重庆担任补充兵训练总处处长期间，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邓颖超等人有过一些接触，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有一定的认识。
解放战争第一年，河南省境内比较平静，张轸也轻松地度过了一年。但是，人民解放军仅用一年时间就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地处中原的河南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张轸的人生道路也随之出现了重要转折，正如他后来总结的那样：“在这一年的中原战役中，我始终处于前线指挥的地位，我先后指挥过14个整编师和4个独立旅，但难免整团、整师地覆没。”“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提出6个月消灭共产党的武装，我是决不相信的；但共产党能打败蒋介石，我也是怀疑的。解放战争两年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第二年河南形势的发展，对我的影响很大。从全国来说，解放军要胜利，国民党要失败的结局，我已模模糊糊地看到了。”
我党对张轸的争取
张轸的处境及动向，引起了我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开封工委的密切注意。他们认为，张轸在北伐战争时期曾同共产党员共过事，对党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多年来在国民党阵营里屡受排挤，忍气吞声，争取他起义是有可能的。目前中原战场形势急剧变化，张轸屡战屡败，处于徘徊苦恼寻找出路之际，正是开展争取工作的有利时机。于是，开封工委决定由工委常委、宣传部长方敬之具体负责作争取张轸起义的工作。
从1947年冬开始，方敬之化名张子庸，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争取张轸起义的工作线索。他首先通过开封地下党，结识了张轸的大女婿张尹人，并建立了工作关系。同时，他在开封《中国时报》社长、中共党员郭海长的帮助下，先后结识了张轸的老朋友、河南省参议会议长刘积学和《前锋报》社长李静之等开封上层人土，他们对我党的意图均表示同意，并接受了方敬之的要求。
1948年7月中旬，方敬之和李静之带着刘积学写给张轸的一封亲笔信，经上海、南京，先后乘船到达武汉。方敬之委托李静之先去信阳见张轸，安排会谈事宜。李静之到信阳见了张轸。这时，张轸正驰援南阳回来，又一次在战场上领教了解放军的威力，整天愁眉不展，忧心忡忡。因此，当他看了刘积学的信，又听李静之说共产党的代表“张先生”正在汉口等待和他会谈，感到这是一个机会，便当即表示：“可以，叫他来吧!”
7月底，方敬之随李静之来到信阳。不料，当张轸得知这位“张先生”是一位年仅20多岁的年轻人时，很不高兴，抱怨刘积学“瞎胡闹”，李静之办事“太鲁莽”，他对大女儿张世佛、女婿张尹人说：“叫这样年轻的一个毛孩子来办这么重大的事，我怎么敢和他会谈呢?他在这里住几天可以，但我不能和他谈。”他还对身边的人说：“要是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还有点把握。”
方敬之在信阳住了10多天，虽然没有见到张轸，但他并不灰心，在张尹人夫妇的帮助下，分别与张轸手下的政工处长旅长们个别接触，向他们分析战争形势，宣传我党政策，为争取张轸起义准备条件。同时，他还通过张世佛认识了张轸的第三夫人徐开敏，委托她利用与张轸的夫妻关系，劝说鼓动他弃暗投明，为人民立功。
张轸拒绝会见方敬之，表面是嫌方太年轻，实际上他在心里另有一番盘算。他后来回忆说：“起义不能空着手，光杆司令起义，对战局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最好有10个师，至少也要有5个师，这才是对革命送的一份象样的礼物，这就是我当时认为的‘政治资本’。回想大革命时，我在第六军当团长、师长，党代表林伯渠对我很好，我要是起义了，他一定会关照我；但林老的关照，也必须有‘政治资本’作基础。‘资本’大一些，起义后的地位也会高一些。因此，我便开始积极为筹集起义‘资本’而煞费苦心。”
恰在这时，机会来了。蒋介石因解放军第一次解放开封时，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化妆逃跑，免除了他的省主席职务，改由张轸接替。这顶乌纱帽显然是蒋介石送的空头人情，无非是想利用他守住已经所剩无几的河南省地盘。但在张轸看来，有了省政府主席这个职务，正好可以收编地方武装，扩充实力，进可作起义的资本，退可向蒋介石作讨价的本钱。于是，在1948年9月，张轸赴开封就任河南省主席。
这时，辽沈战役已经打响，国共两党进人生死决战的历史关头。在这种形势下，张轸感到是表态的时候了。他利用将省政府从开封迁至信阳的机会，秘密到上海找老朋友、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八师党代表李世璋，同他谈了自己今后的去向和起义的打算，并委托李通过中共华东局直接报告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请求对他以后的行动作指示。李世璋说：他可以向华东局反映，但既然要起义，就不应讲什么条件，应与中原局代表诚恳商谈。这次会见，标志着张轸迈出了靠拢人民的第一步。
回到信阳，张轸通过参谋总长顾祝同向蒋介石建议，由他负责收编几个绥靖旅，将来补充成正规军，以解决兵源不足的困难。这一建议，名正言顺，唐而皇之，蒋介石尽管对张轸心存猜忌，但也不得不批准。取得扩军的合法地位后，张轸便广招亲友，保荐旧部，提拔亲信，扩展实力。到1949年1月，他逐步编成了10个绥保旅约4万余人，使其梦寐以求的政治“资本”初具规模。
可是，随着时局的变幻和自己实力的增强，张轸却不由得左右观望起来。当刘积学等人来到信阳，多次劝他早日起义时，他却大不以为然：“你们都是文人，不懂军事，现在东边是桂系的队伍，周围是蒋的嫡系，我的身边还有国防部第二厅派来的二处处长李建业，对我监视很严。我现在起义，一行动人家就要把我捉起来。如果起义失败，咱们都得完蛋!”
张轸的话确是实情，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此时断定蒋介石大势已去，桂系势力正在重新崛起，认为“天下大事未定，谁胜谁负还很难说”。1948年12月，白崇禧在汉口主持召开豫、鄂、湘、皖、赣五省“联盟”会议，张轸和刘积学参加了会议。31日，刘积学等人在张轸的默许下，以河南省参议会的名义在信阳单独向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各院发出了著名的“亥世电”，要蒋“请即日引退，以谢国人”。第二天，即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并特意致电张轸，表示了他个人的进退。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于是，张轸认为迫蒋下台和促李宗仁上台的目的已经达到，便热衷于白崇禧策划的五省联盟运动，幻想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而对起义之举冷淡下来。
王树声、宋任穷说：“看来张轸很滑头!”
就在张轸的态度出现摇摆波动之际，中共方面及时地加强了对他的争取工作。李世璋派人从上海来到信阳，向张轸转达中共中央的回复说：可与中共中原局和中原解放军直接联系。这是张轸首次得到的来自中共中央的信息，内心非常重视。他马上吩咐张尹人，约上次被他冷落于门外而不得一见的方敬之速来信阳。
方敬之在李静之的陪同下赶到信阳，即到张轸的公馆里进行会谈。张轸表示：“我是要起义的，对起义万死不辞。”接着他提出了起义的条件：要求保留他的两个军10个旅的建制；保留河南省主席的职务；维持其第五绥区的地盘，要求解放军撤出他的辖区，等等。对这些条件，方敬之未置可否，只是耐心地给他讲解我党的政策，指出方向，希望他认清形势，早作抉择。
事后，方敬之把会谈经过和张轸提出的条件写成一封密信，安排地下交通员苏东林送到大别山交给王树声、宋任穷首长，请他们用电报发给中原局。苏东林原是中共信阳支部书记，奉党组织之命打人敌人内部，担任豫南财税督察专员。苏东林动身前，张轸要求会见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由于方敬之已回武汉，苏东林便在政工处长程晓仓的陪同下会见了张轸。张轸要求苏东林转告我党，请解放军撤出潢川、光山、固始、罗山、息县等地区，并说不应该破坏这一带的公路桥梁等。他还强调，最好派一位能代表中央的中央委员来谈，等等。
苏东林几经周折，终于在宣化店附近找到解放军部队，把密信亲自呈送王树声、宋任穷两位首长，并汇报了离信阳前张轸同他的谈话内容。王、宋首长随即指示说：“看来张轸很滑头，回去告诉方敬之同志要提高警惕。我们欢迎张轸起义，他早起义也好，晚起义也行，但如不起义，我们早晚要消灭他的。他要我们撤军，我们不能撤，还要进军。他要我们不烧毁公路桥梁，我们若不烧毁桥梁，他会把豫南几个县的粮食抢先运光的。他既然要起义，撤退时，要他保护好淮河、狮河铁路大桥和武胜关隧道，不能破坏。”
这时，周恩来同志通过民主党派人士周士观同河南省政府秘书长罗震的关系，以“经理”为代号，催促张轸起义。罗震转告张轸：“经理说，先行动，其他条件好商量。”不久，周恩来委托周士观专程从香港到武昌，要罗震说服张轸把起义决心化为实际行动。周恩来是张轸素所敬佩的人，他的话对张轸有相当的说服力。
邓子恢指示：最好在武汉解放时起义
当蒋介石的大量军队主力在淮海战场上接二连三地被歼时，信阳也处于解放军的三面包围之中，张轸有些坐不住了。他连忙找方敬之来信阳晤谈。这次会谈，张轸没有再谈起义条件问题，只是说他早已下定了起义决心，因为在信阳处境困难，驻信阳的第五十八军不是他的部队，虽由他指挥，但不能随他起义，希望解放军不要急于南下，再给他一点准备时间。会谈后，张轸决定派张尹人作为他的代表，同方敬之去中共中原局请示，然后再行动。
这时，中共中原局为统一领导敌军工作，决定将策反张轸的工作移交中原军区，由军区政治部联络部丁一处长接替方敬之的工作。丁一，真名孙盛渭，此前在冀鲁豫军区敌工部做过多年的争取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工作。1949年1月15日，方敬之、张尹人和化名“陈协一”的丁一在开封会面。16日，中共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副政委邓子恢接见了他们。张尹人谈了此行来中原局的意图。邓子恢说：“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比预期的快得多，原来估计1950年才能解放开封，实际提早了两年。今后发展肯定还要快。张轸将军愿意投向人民，共产党表示欢迎，希望早下决心。起义地点和时机，最好在解放武汉时，配合解放军南下，起的作用和影响大得多，希望保护好信阳以南的铁路设施。”邓子恢的这一指示，对后来张轸确定在武汉解放时起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月23日，张尹人陪同丁一到达信阳。当天，张轸就会见了丁一。见面时，张轸开头很热情。丁一虽然领受的上级指示是“可以全权处理一切”，但他为了留有余地，只说自己是个联络员，而且他认为起义已成定局，所以说话比较坦率。在谈到部队起义后的处理问题时，他说：“张司令官决心起义，我们热烈欢迎，部队起义后要彻底改造。……”
不料，张轸听到“彻底改造”这几个字，登时拉长了脸，很不高兴，会谈因而中断。事后，他对张尹人说：“对部队要彻底改造，这是什么话?我不同意。何况他只是一个联络员，又不是共产党的代表，会起多大作用?”
没过几天，有一个叫牛传钦的国民党CC分子突然跑到信阳，此人打着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的旗号，伪称李济深已同意给张轸所部第六集团军番号，鼓动张轸走所谓“第三条道路”。这下子，张轸又有些动心了，他派亲信张了且与牛传钦共同北上，行前对他们说：“主要的是面见李任公(济深)，表示拥戴诚意，接受他给的番号，以避免共产党向我进攻。对共产党则说作战多年，不容易一下子来个180度大转弯，先转90度。万不能允许共产党派政工人员来改组部队，那样就会把我们全吃掉的。”
尽管事实很快就戳穿了牛传钦的鬼话，但张轸对“第三条道路”仍感兴趣。1949年2月13日，武汉记者团到信阳前线采访，张轸以河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谈话，大意是：自徐蚌会战后，人民都希望和平，蒋总统宣告引退，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对谋求实现和平的努力到了顶点。然共产党反应不良，未予接受。不承认李济深有党有军队，反说李济深等55人在该党领导之下。试问，民、青两党参加政府以来，本党说过民、青两党为本党所领导吗?这充分证实，除共产党以外，其他党企求生存决不可能。
第二天，汉口《大刚报》在头版刊登了上述谈话。张尹人夫妇等见报后大为生气，当面问张轸：“你这是做什么?正在与共产党联系起义，突然来这个，太不象话。”张轸却说：“年轻人，晓得什么!我这样一来，叫他们更不注意咱们。不正好搞起义吗?”话虽这么说，但张轸的下一步打算究竟如何，颇令人担心。
在这段时间里，丁一主要设法做张轸亲属和亲信将领的工作，动员他们促使张轸不要随白崇禧南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起义。张轸和徐开敏每天晚上都偷听共产党的广播，中共中央公布战犯名单后，他对徐开敏说：“共产党对我还是友好的，我也杀过共产党，可并未把我列入战犯。”徐开敏乘机对他说：“这是争取你，信任你，你应该赶快行动。”张了且把他上次带回来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籍文章送给张轸，张轸边阅读，边写了“这一点合乎中山先生的意见”、“这是中山先生的主张”等许多眉批，表明他在思想上对毛泽东的理论产生了共鸣。手下的几位亲信旅长也都明确表态，决心随司令官起义。此外，张轸的几位老友、河南省著名民主人士嵇文甫、工毅斋等，也通过各种渠道，劝张审时度势，尽快起义。
就这样，到了2月底，在各方面的影响和敦促下，张轸终于写了致刘伯承、邓小平的亲笔信，明确表示了起义态度。丁一完成了这一任务后即返开封向中原局汇报。
3月，张轸奉命由信阳撤退到湖北。第五绥靖区司令部随即被白崇禧改组为第十九兵团司令部，张轸任司令官，原来的10个保安旅改编为第一二七、第一二八军，各辖3个师，另加独立师，共7个师的兵力，兵团部设在粤汉线上的贺胜桥车站。张轸把已经名存实亡的河南省政府的工作，交给秘书长罗震全权处理，自己则专心致力于部队的整训工作。与此同时，张轸还背着白崇禧，前后两次去长沙，与老长官程潜密商。程潜对他打算在武昌起义表示支持。两人约定，张轸先在武昌起义，程潜接着在长沙起义。
尽管起义决心已下，但是究竟什么时间采取行动，张轸还一时拿不定主意。一方面，他要小心应付对他已有疑心的白崇禧以及部队里的军统特务，在军事上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另一方面极力劝说那些反对起义的手下将领，争取他们一道起义。
转眼到了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签定和平协定，次日，解放军强渡长江，3天内就解放了南京。消息传来，张轸感到这是最后的机会，便立即召集手下商议，决心就地起义，并制定了第一个起义计划，主要内容是：在离武汉60华里、扼守武汉咽喉的金口镇，接应解放军渡江，截断白崇禧的退路，迎接武汉解放。部署就绪后，张轸托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携带起义计划，送交解放区。
“忠厚长者”差点被“小诸葛”一网打尽
就在张轸紧张地准备实施上述起义计划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4月28日，白崇禧在武汉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放弃武汉，退守湘赣，所有部队从5月10日开始撤退，15日前撤完。如此一来，完全打乱了张轸的既定部署，第一个起义计划显然已经无法实现。
面对这种局势，张轸忧心如焚，急于同我军取得联系。这时，张尹人接到方敬之的通知，要他火速赶到孝感商讨起义方案，但是北上的道路已被白崇禧下令封锁，无法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张轸同其亲信部下紧急协商，拟订了第二个起义计划：打乱白崇禧的撤退计划，部队东西夹击南撤的国民党军，配合解放军渡江解放武汉。5月10日，张轸委派张尹人随我地下工作人员，将这一计划送往江北的我江汉军区。
在等待张尹人回来的这几天，张轸又召集亲信密商，对部队驻地做了调整，进一步明确起义的任务。与此同时，他还秘密到武昌找第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再次劝说他一同行动，鲁道源是云南人，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同张轸的交情一直不错，此前，张轸曾多次找他密商，但鲁始终不吐口。这次，张轸以十分干脆的语气说：“你绝对跑不脱，不仅到不了云南，就是贵州你也到不了。”然而，鲁道源不仅不听，反而立刻向顾祝同告了密。
白崇禧得到顾祝同的密报，又惊又怕。5月14日，他从广州坐飞机回到武汉，立即打电话叫张轸到他的总司令部见面。张轸临行前，手下将领多劝他不要去，而他却自恃有几万人马在握，说：“白崇禧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张轸的大意，险些给他招来杀身之祸。他一踏进白崇禧的办公室，白就拿出顾祝同的电报给他看，电文是：“据密报，张轸勾结共匪，图谋叛变，请将其师长以上军官扣押送广州，从严法办，所部就地解散。”张轸看完电报，这才明白是鲁道源搞的鬼，心知事已至此，再掩饰也无用，便镇定地说：“几个月来，我们谈了许多问题，一切情况你都知道。现在你说怎么办我就跟你怎么办。你还不相信我吗?”白崇禧考虑了片刻说：“明天上午10点钟开会，你立刻打电话叫你部师长以上军官都来，你也不用回去了，就住在这个屋子里，我们作长夜之谈。”张轸知道他是要按顾祝同的电报办理，一网打尽了，便回答说：“一切服从命令。部队——两天就要出发了，我部驻汉办事处的人都知道我今天上午来武昌，许多负责人在等待我解决一些重要问题，我一定要到办事处一趟。那里有直通电话线，打电话很方便。我叫军师长们明天都来开会，至多一个钟头就转回来。我很想和你再作长夜之谈。”白崇禧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说：“你快去快来口巴!”
张轸出了白崇禧的总司令部，如同脱笼之鸟，坐上吉普车，迅速向南驶去。为了躲过武泰闸上汽车检查站的特务，张轸提前下了车，嘱咐随身的副官和卫土乘车先走一步，在过闸后3里处等候他。他自己则坐船过河，上岸后步行了3里多路，找到吉普车，顺着长江大堤，急驶金口的鲍汝沣师部。
一到金口，张轸喘息未定，就立即打电话通知其亲信将领前来金口商讨大计。不一会儿，手下陆续来报：驻贺胜桥的兵团司令部及5个直属营，已被桂系第七军包围缴械，公私财物洗劫一空，张轸多年积蓄下来的几千两黄金和一万多块银圆全被抢走；同时，在第七军的挟持下，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官兼第一二七军军长赵子立，已率部下两个师南逃。张轸闻言大怒，拨通电话，同白崇禧对骂了一阵。随即下令已遭第七军监视的第一二八军军部立刻撤到金口，命令张继烈、张玉龙两师星夜撤离原驻地，向金口集中，并在马鞍山等处占领地形，构筑工事，如果第七军进攻，坚决阻击。
等各师长到齐后，张轸把顾祝同的电报内容和他脱险的经过述说了一遍，听者无不义愤填膺，大家当即决定提前行动，宣布起义。只有独立师师长张旭东害怕起义，向张轸苦苦哀求道：“我随总座多年，应该跟着总座效力，但我在商城一带杀共产党太多，我不能不走。我的老母和妻子都在贵州，我只身到贵州去，决不带走部队。”张轸碍于情面，心一软，就放他走了。不想此人出尔反尔，回去便拉走了他的部队。
走向新生
1949年5月15日，是张轸兵团获得新生的日子。从拂晓开始，张玉龙、张继烈两个师与前来进攻的桂系第七军两个团在马鞍山一带展开了激战。辛少亭指挥部队阻击第七军的一个师以及国民党湖北省保安旅约两个团向金口的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正在这时，5天前前往江汉军区联系起义事宜的张笑平、张了且匆匆赶回，带回了江汉军区首长的指示，以及张轸兵团起义时的代号为“55555”部队，部队摘除国民党军的帽徽，左臂缠上白毛巾等具体规定。张轸听完报告后，立即向部队发出了“55555”部队的起义通令，宣布起义。
这时，我军四野先遣兵团主力已经渡过长江，正从金牛直插贺胜桥，江汉军区独立第一旅也逼近汉阳。在这种形势下，白崇禧惟恐他的第七军南退的后路被截断，遂下令放弃围袭张轸起义部队，加快南撤。白本人也连忙登上飞机，仓皇南逃。入夜，张轸所部趁势截击，堵住了一些向南逃窜之敌，缴获不少人枪。至此，张轸部队起义成功。
张轸部队于5月15日的提前起义，打乱了白崇禧在武汉撤退时进行大破坏的行动步骤，壮大了我军解放武汉的声势。16日下午，四野先遣兵团解放汉口，17日解放武昌。同时汉口《大刚报》发表了张轸起义的消息，武汉市民闻讯，无不兴高采烈。
21日，张轸亲赴汉口，受到四野先遣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和副政委唐天际的热烈欢迎。23日，张轸发出致毛泽东、朱德电，电文说：“三年来，由于蒋介石匪帮实施极端残酷思想统治和特务政策，和强迫执行所谓戡乱政策，我们在河南用反革命的政治来保护土豪劣绅，压迫所有的贫苦民众，今天我们是无限的痛苦，无限的悲伤。今天我们后悔了，我们觉悟了，我们毅然决然要脱离反革命阵营”，电文最后表示：“现在我们集中鄂中待命，誓以至诚在你们领导之下学习、进步，作一支人民的队伍，拥护中国共产党一切主张和政策。”
5月25日，毛泽东致电华中局，并告萧劲光、陈伯钧，对张轸兵团的待遇问题，明确指示道：“张轸部应照曾泽生、吴化文那样，以起义部队待遇”，“请萧、陈告知张轸，他给中央电报已收到，他的行动我们认为满意，希望他告诫部属坚决站在人民方面，将所部改造为人民解放军。”26日，一直关注着张轸起义情况的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也打来电报，希望张轸团结所部，继续努力，协同渡江大军为人民立功。
6月16日，毛泽东和朱德正式复电张轸，对他在华中前线的举义表示欢迎。电文着重强调：“国民党军的残余力量现已为数甚少，欲图抵抗，势将迅速被消灭。我们号召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中凡属有爱国心的将领如贵将军一流人物，愿意率部脱离反革命营垒，加人人民解放军方面者，我们均表欢迎，他们过去的罪责，将因他们的有益于人民事业的行为而获得宽恕。”
7月24日，第四野战军颁布《战字第73号》命令，张轸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张轸为军长，杨春圃为政治委员，辛少亭为第二副军长。张了且、张尹人任军政治部正、副秘书长。从此，该军指战员在我党的领导下，担负起了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新的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