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期
怀念赵树理
作者：陈霞飞
最近，陈霞飞(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新大众》，报记者，现为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苗培时(当年和赵树理同在《新大众》报、华北新华书店编辑部工作，解放后和赵共同创办《说说唱唱》期刊，煤炭部一级作家)、杨俊(曾任华北新华书店编辑部出版科长，离休前任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社长)、齐武(当年《新大众》报编辑主任，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者)等四位与赵树理共过事的老同志，聚会座谈，回忆这位人民喜爱的作家的生平。
陈：我们《新大众》报的同事赵树理离开我们已经有31年了。赵树理同志给我们留下的大量作品，富于生活气息和民族风格，语言朴素隽永，深受大众欢迎。但是，2000年第6期《百年潮》，刊有《赵树理致周扬函》(以下简称《函》)一文，读后，深感作者所述有关赵树理的经历，诸多不符事实；尤其是对老赵的评论，说他在“新时代来临时，有意无意地拒绝根据时代要求作出相应地改变”(意指他不想改造自己的“知识结构”)，因而“始终没有超越自我”。这种离开历史事实和时代背景来论人论事的做法，令人诧异。故将该文复制送给诸位看看，果然大家也有同感。赵树理是我党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一面旗帜，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的人生路途坎坷，又不幸含冤去世。鉴于《百年潮》刊物的性质和影响，为免以讹传讹，想请大家座谈一次，就我们所知道的情节记录下来，以澄清一些有关的史实。
先谈谈我们看到的赵树理，以及如《函》文所说，是谁“发现”了赵树理?
苗：是啊!不是《新大众》报编辑部的，也有个别同志还在，但可能不如我们了解情况。
杨：我是1940年在山西武乡县的华北新华书店校对科认识老赵的。那一带当时是太行根据地的腹心地区。那年7月的一天，我走进校对科，看见一个穿黄粗布军衣的人正在低头校阅清样。有位同志向我说：不认识吧?这位是赵树理同志，新来的校对。赵对我笑了笑，让道：坐吧。他屋里靠炕边有个泥砌的煤火台，上面放着碗、筷、洗脸盆、麻油灯和一个用半截煤油桶改做的打莱桶。地下没有空处，老赵就把桌子放到炕上。但是窗户太低，光线从桌子底下射进来，桌面上反而很暗。老赵的铺就安排在自己的脚旁边。地方那么挤，我就站着说了一阵话。1941年以后，日寇对根据地的烧、杀、抢，越来越残酷。为扑灭敌人的凶焰，共产党领导全区人民，一面坚持反“扫荡”，粉碎敌人的进攻，一面开展敌占区工作。那时，太行区有一份专编给敌占区同胞看的通俗小报叫《中国人》(周刊)。小报起先铅印，由老赵编副刊。战争中流动性大，难约外稿，每期老赵要写各种形式的文章：论文、小说、诗歌、戏剧、快板、鼓词、相声、讽刺笑话、民间歌谣……老赵居然样样来得。第二年这张报改为石印。这会儿连新闻也归他改写。编写之外，他还要在石印药纸上绘小插图和题头画、写各种体的标题字、算字数、画版样，最后自己校对。直到制版付印，他的事才算了。
1943年春天，有个小山村里一对要求婚姻自主的青年男女，遭受混进抗日政权中的封建势力的迫害，男青年被活活糟蹋死了。这件事引起老赵极大的愤慨，便写了《小二黑结婚》，向这种新恶霸分子以及各种封建习俗展开斗争。这是他新创作的开始。《小二黑结婚》一出版，立刻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只太行区就发行了三四万册。边区群众把《小二黑结婚》编成戏曲，用中路梆子、武乡秧歌、武安落子等各种地方戏到处演出。“小二黑”的故事，在太行区几乎是家喻户晓。
苗：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的杨献珍，读了《小二黑结婚》十分欣赏，将原稿交给了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彭德怀副总司令。彭总读后对小说给予很高的评价，写了“像这样经过调查研究深入群众的作品，还不多见”的题词，对小说给予很高的评价。
杨：同年10月，他又写成了《李有才板话》。当时北方局的宣传部长李大章写了序言，加以推荐。根据地里很多干部自己读这本书，再读给农民听。干部们简直把《李有才板话》当作检查自己工作作风的一面镜子。
苗：老赵一直认为文艺是革命斗争的武器，而坚持大众化、通俗化，让群众喜欢看，才能更好的为革命服务。不少人认为赵树理尽写些“小玩意”，跟小摊上卖的豆牙菜一样，没法上席。也就是说没有艺术性，不能登“大雅之堂”。老赵却立志当一个“文摊”作家。并为此经常和那些人辨论。1942年1月中旬，晋冀豫区召开文化界座谈会，座谈的主旨是要文化人深人群众，和群众一起进行对敌斗争。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指出：“文化工作者要为广大群众服务，就必需了解群众的生活和要求，要多深入农村调查，更好地发挥文化工作的作用”。邓政委的话，大大地支持和鼓舞了老赵。
杨：《李家庄的变迁》是老赵在1945年秋开始在我俩同住的那间冷屋里写的。从1940年起，山西沁水县便被蒋(介石)、阎(锡山)军队占领。老赵和家乡失去联系。1945年春，八路军解放了太南区，他的家乡与太行根据地重新连接起来。这年他回了一趟家，看到家乡被日寇和蒋、阎军投敌部队蹂躏的情形。老百姓被杀死和饿死的不知多少，他父亲在日寇“扫荡”时被刺死，丢人粪坑；他也看见了故乡人民的斗争和解放后的新气象；以及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新人——那些从前被踩在脚底下的人翻了身，青年一代成长起来。他根据这些感受，结合自己的战斗经历，写了《李家庄的变迁》。
齐：如果要说有谁“发现”了赵树理，那么，就时间的先后来说，第一个发现者是王春。王春是山西阳城人，出身农家，博学能文。他和赵树理是长治师范同学。他是赵的思想启蒙者和政治上的引路人。1928年春，在国民党军阀“清党”的白色恐怖下，两人曾相偕逃亡。1933年间，王读到赵的一篇通俗小说，便写了文章，以为提倡。1939年，王春有机会主持《黄河日报》路东版，就约赵去编副刊《山地》，使他得以一展所长。可是，王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望和地位。他虽然一直关怀着赵的创作活动，有时也为他们共同的主张(关于“大众化”、“通俗化”以及“大众文化”等一些带有理论性的问题)进行鼓吹。无奈人微言轻，不为社会所重视。所以从更准确的意义说，对于推出赵树理起了关键作用，亦即称得上“发现”老赵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兼北方局党校教务长的杨献珍。正是他，把擅长通俗文艺写作的赵树理，和热情支持这种写作的王春，都延揽到北方局党校政策研究室。前边说过，他把《小二黑结婚》推荐给彭总，彭读后欣然题词，书出版后风行太行，赵树理一举成名。周扬当时还在晋察冀中央分局任宣传部长。他先看到赵的作品，后从杨献珍处知道了赵的情况。1946年7月，周扬撰写了《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这时的赵树理，早就得到晋冀鲁豫边区上下的认可，边区《人民日报》在评论中已经给老赵以“农民作家”的荣誉称号。的确，经过周扬的评介，加上国民党统治区郭沫若、茅盾等的好评，赵树理的名字传遍了解放区和国统区，成了全国闻名的作家。
苗：齐武说得对。1942年以前，老赵是“文摊”上的一名成熟作家，到1942年(更不要说以后了)，他已经被“文坛”所认可。这一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的座谈会上，对老赵的创作精神和成果，基本上一致给予肯定。以后，文联负责人陈荒煤还在文章中提出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口号。认为对“赵树理作品的认可，得益于周扬的重视”，一般也不妨这样说。但《函》文的作者所引太行区文艺界对《小二黑结婚》的两种评价，及以后解放区文艺界对赵的作品，缺乏“应有的重视”；却不能作为该文论断的依据。因为，太行区这两种意见，出现在1943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发表以前。至于《函》文所引史纪言讲的那种情况，在开国以后也仍然存在。这就是所谓文章风格问题。
陈：前者是创作方向问题，后者是创作方法问题，完全是两回事。
苗：这基本上是个理论问题，有分岐意见是很自然的。但说来话长，就不多讲了。现在再回头来谈谈老赵走这样的创作道路和形成这种风格的历史渊源。
老赵出生在一个下中农家庭，经历过高利贷者的压榨，他同情和热爱农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山西长治师范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受军阀阎锡山的迫害，被捕坐牢，释放后颠簸多年。老赵在30年代就开始了文学活动，先后写过多篇长短不一的通俗小说。内容主要是暴露军阀统治下旧社会的黑暗，反映人民的觉醒与斗争。由于他的行文风格与当时的新文艺不同，因而这些作品未被那些新文化人主持的刊物所采用。而原稿又在战乱中散失了。抗战开始不久，他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11月)。因为有这个根底，所以他以抗日的文化战士自任，写作目的十分明确，把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
至于老赵的自我训练，很得益于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中国传统文化。他的父亲聪明能干，尤其是擅长摆弄民间音乐，是村里“八音会”的全把式，被人称为“万宝全”。老赵从儿时就跟随父辈参加这类活动，既学了丰富的农民语言，又学了民间音乐、戏曲。这对他后来艺术风格的形成有很大关系。小说、诗歌、戏剧、曲艺，他样样来得，渐渐地成为文学领域中的“万宝全”。
陈：我不象你们是老太行，我原是在白区工作的。1946年，我在上海《文汇报》当记者，从郭沫若处得到《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三本书。《小二黑结婚》里两代农民的冲突，使我从中国农村妇女在婚姻问题的痛苦呻吟中看到了希望。李有才身上集中表现出农民的优良品质、才干和智慧。这个新农民的艺术典型，是我在现代文学作品中，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而《李家庄的变迁》中这个小小的村庄，向我展示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贫苦农民向地主豪绅进行激烈搏斗，付出了巨大代价，才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故事。赵树理笔下农民的斗争和在人民政权下农民生活的新面貌，使我看到：农民第一次以革命主力军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我读后的震动就不用说了，它立刻使我下了奔赴解放区的决心。1947年8月，我到晋冀鲁豫边区武安赵庄华北新华书店编辑部去访问赵树理。老赵当时不在，王春同志接待了我，向我介绍了他所知道的赵树理。我受到鼓舞，更受到教育。我没有按组织分配去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工作，而是直接到豫北参加土改。一年以后，即1948年，华北局再次分配我去《人民日报》，但我毅然决然地走向了《新大众》报这个以通俗化、大众化为己任的工作岗位。我当时的行动，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差不多等于是自愿从“文坛”下到“文摊”。我向往的就是走赵树理道路!当时《新大众》报的版面只有《人民日报》的二分之一，而且是三日刊，老百姓想看还得自费订阅，可老百姓愿意掏这个钱。它的发行量达到四万六千份，比当时《人民日报》的发行量高约两万多份。由此可见赵树理方向的影响!难道，我自己的经历就不能算作赵树理作品“振奋人心”的一例吗?
齐：看来，《函》文作者对华北解放区的区划及沿革全不了解，所以一讲便错。比如文章说：“即以晋察冀而言，在1942年初召开的太行区文化座谈会”。从行文看，这个太行区文化座谈会自然是在“晋察冀”召开的了。这表明作者连太行区的地理位置都没弄清楚。以下的叙述更为离谱：“当时作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的杨献珍对此次会议有很深的印象”。会议在“晋察冀”召开，何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而且，边区政府主席是杨秀峰，不是杨献珍。
苗：关于这次会议，作者引了不少有关“通俗化”“大众化”之争的街谈巷议，然后归结说：“后来，周扬这位很有眼光、善于掌握文艺界宣传动向的理论家结识赵树理的作品，并对此大加推崇，其考虑的出发点正在于此”。作者还强调说：“周扬对赵树理的评价，不仅是周个人的看法，当然代表着华北中央局对赵树理创作风格的肯定”。事实是，这个通称“华北局”(即中共中央华北局)的领导机关，是1948年5月，晋冀鲁豫、晋察冀两个中央局合并后建立的。当1946年7月周扬写那篇文章时，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华北中央局”，周杨“当然”也无从去“代表”它。我们不明白，这种不顾事实，信口开河的文字，到底意欲何为?是对周扬同志的赞颂呢?还是为他的真实历史制造混乱?
陈：以上，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就所知道的情况，澄清了若干被误解或被曲解的问题。时限基本上是全国解放前。以下，谈谈全国解放后的情况怎么样?
苗：全国解放了，工作环境和工作任务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党怎样使用老赵和老赵自己在创作方面的“困惑”，都成为现实问题。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正要从过去的农村包围城市转到进入城市，并由城市领导农村。为要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工作千头万绪。老赵所谓的“前途”，就是指在这种新形势下，他应当怎样发挥作用?这不仅是老赵个人的“困惑”，中宣部领导也是在试着办理。要不，怎么会有要老赵去文化部去做一个处的行政领导干部，后来又要他去“闭门读书”呢?尽管这期间，老赵创办了《说说唱唱》杂志，做了若干旧曲艺改造工作，但从用其所长的角度说，证以后来的事实，这些安排都不能认为是很成功的。
齐：再就是《新大众》报的变迁与后来的人事变动，对老赵的创作活动也不无影响。原来，《新大众》报进入北平以后，成为华北局的《大众日报》。从1949年7月15日起，又成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报——《工人日报》。人们一时还未能充分理解这个任务的艰巨，编辑部几名骨干包括王春在内，仍然热衷于“大众文化”的倡导。他们在报纸上用了不少版面，开辟这类副刊。老赵则一心投入对旧曲艺的改造，还出任文化部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处长，也就无法成为一名“写工人”的作家。全国总工会和报社的实际主管者对这种情况感到不满是很自然的。再加若干工作问题上下沟通有欠协调，更加深了这种不满。不过年余(1951年12月)，王春便被解除了社长兼总编辑职务。同年12月30日，王便过早地逝世了。
苗：王春之死以及原新华书店编辑部几位老同事的风流云散，对于老赵后来的创作活动，无疑是一种损失。因为他失去的是那种对于他的深刻理解、支持和有益的诤言。
陈：其实，《函》文的重头戏，在于它的结论部分。作者断言，老赵在“走进．．．抗日群众运动的时候．．．并不是一名作家”。在解放战争行将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大家都要走进城市的前夜，老赵对自己的地位和创作前途感到“困惑”而求助于周扬。周给他安排了工作，但他“恪守着那‘民间文学正统论的创作原则’，”不肯改变；胡乔木“煞费苦心地”给他开了书目，让他“闭门专心读书”，“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终于不得不回乡重弹旧调。虽说也写出了像《三里湾》这样的作品，“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却始终没有超越自我”。关于这些问题，《函》文谈的很集中，我们也集中讨论一下如何?
齐：看来，《函》文结束的引语是点睛之笔。引的是席勒的话，却又是卢那察尔斯基的“断语”，句子的结构很有点绕口令味道。但总的意思是明白的。就是说：赵树理由于其作品“具体地配合自己的时代和环境”，所以他“比别人更容易获得不朽的地位”，实际是浪得虚名。而“一旦事过境迁”，“常常可能再也引不起大家多大的兴趣”了。这就是对“没有超越自我”一语的诠释。
苗：党的高级机关，从文化事业发展的长远打算出发，希望一个党员作家有更大的成就，从而为他提供学习机会，这是一种爱护与关心。至于做法是否有当，那是另一问题。当时报社编辑部的老同事就没有一个人赞成这种办法。是的，作家应当读书。可是，文学创作的历史表明，没有哪一个大作家是专靠“关门读书”读出来的。何况，此时的老赵已经四十大几，就算他按开列的书目反复阅读，对于解除他在新形势下创作道路再选择的“困惑”，也无法立竿见影。
杨：关于乔木对老赵作品的评价，所谓“不大”(没有写重大题材)、“不深”(不能振奋人心)，虽说是引用老赵自己的话，也要加以分析。首先，当时老赵身处逆境，被迫检讨，不能不痛自贬抑；其次，老赵在《回忆历史认识自己》文中，没有说明乔木是在什么场合、根据什么题目谈的。就作品的内容来分析，老赵的几篇主要小说，都是写抗日战争和农村的阶级斗争以及根据地社会性质的变化，怎能说不是“重大题材”?再说“振奋人心”，标准也不易掌握。“人心”能不能或会不会被“振奋”，往往因人而异。比如周扬便认为《李有材板话》“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杰作”。如果不感到“振奋”，是不会作此评价的。重要的是，我们从来没看到乔木发表过这种意思的文章，而且，“人部读书”以后，正是乔木同意老赵回乡的。
陈：这里要提一下，作者引用老赵《回忆历史认识自己》文中的一段话是断章取义。赵文是1966年冬他被批斗时的“交代”。老赵原话是，他在“戏改”中所“看重的……老的民间艺术传统形式”，事实上……已经消灭了。而《函》文却把它作为老赵对自己整个创作活动的总结，令人看来彷佛是老赵对个人创作道路的全盘否定。
苗：虽说赵被批准回乡，事实上这种下乡和过去那种深人群众、深人生活的情景，已经大不相同了。首先，他作为一个担负许多公职的名人，各种社会活动占去很多时间。名义上是“下乡”了，实际上免不了城乡间来回跑。其次，这时的“下乡”，因为是有组织的活动，成为一种“任务”。对于作家潜心创作，有时甚至成为干扰。此外，这一期间，即使老赵真正下了乡，也更多地是作为一个党员活动分子来工作的。这是他不能不承担的任务。
举例来说。1951年9月，毛主席主持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草案初稿写出后，毛主席提议向熟悉农民的作家们征求意见。陈伯达就将初稿送请赵树理同志看”。赵“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现在的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那时毛主席是很注意听不同意见的。他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后来，草案作了修改。(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92页)
赵的意见，其实是不同意毛主席所支持的那种急于搞合作化的意见的。1956年8月，他在给长治地委书记的信中就说：进入社会主义了，反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他语含讥讽地说：“说了好多的优越性，但事实上饿了肚子。”他甚至指责当时的一些做法，是没把群众当“人”。(《赵树理文集》第四卷，第1513—1515页)。信是就沁水县的情况说的。但他不会不知道，至少在长治专区，这不是个别现象。
此后，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贪大求快倾向的日益发展，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中的问题更多起来。特别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化”，对国民经济，尤其是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造成了严重恶果。1960年3月，老赵到晋东南“下乡”。他慨叹道：“我估计我这个党员的具体作用，就在于能向各级领导反映一些情况，提出几个问题”；他认为“只要能及时反映真实情况，协助领导上及时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也算是对党的一点贡献。”(引文见《赵树理研究》第7期第25页)。
这种反映真实情况的行动，在政治风云变幻之际，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除把他作为“黑线”作家批判外，主要是根据他在晋城等县委工作时，发表过一些反对“左”倾错误的议论，因而把他当“走资派”重点批斗。他的一些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信件、文章，都被说成是“攻击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其中一篇他写给《红旗》杂志的文章《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庐山会议后，陈伯达就把它批交作协党组，组织批判；这时更上纲说：“赵树理跟彭德怀是‘一个腔调’，两人‘一唱一和’。”
就在这种政治生活有时还算顺利，有时并不顺利，有时很不顺利的情况下，老赵还是坚持写作。除了包括《三复集》的大部分，及另外一些谈文学创作和戏剧演出的短文不计在内，他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三里湾》、《灵泉洞》上部；短篇小说《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杨老太爷》、《张来兴》、《互作鉴定》、《老定额》和《卖烟叶》，以及戏剧《三关排宴》和《十里店》。据我所知，老赵含冤逝世的时候，半途而废的书稿有《焦裕禄》，还在酝酿中的长篇：《灵泉洞》(下部)、《户》(据说《户》要写农村的三代人和他们在新旧社会中的变迁)以及《石头底》。《石头底》好象构思颇久。老赵在北京讲过：他要把青梗峰下的那块“石头”翻一下，写写《红楼梦》中贾府的世仆和佃户等底层人物。
陈：赵树理是个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对他的创作进行持续研究和作出新的评价是很自然的。比如曾五易其稿的剧本《十里店》，在老赵生前就有不同的评价，“文革”后也有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评论。另如周扬同志在《赵树理文集序》中表示：作为一个作家的赵树理，其作品中有些描绘，确有“远见和卓识”，而他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现在重新来读，说的并不充分，也不深刻”。(《赵树理文集》第一卷，第2页)这都是对赵树理创作研究不断深入的表现。但是，历史研究是一门科学，它要求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必须具有科学态度。《函》文作者，对赵树理的生平及其创作很难说有深刻了解，仅凭赵给周扬的一封信，便作出一个片面的结论，单是从史学工作的角度说也是不严肃的。
巍巍太行，漳河流长。我们谨以此文纪念赵树理同志的95周年诞辰。
(责任编辑：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