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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至死不忘包产到户
作者：■ 许人俊
一些老战友和老部下，闻讯后纷纷赶往医院看望这位德高望重、屡受冤屈的老人。老人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时思维清晰，常和战友们畅谈往事，其中触及最多的话题是30年代的红军生活和60年代的包产到户。他怎么也忘不了包产到户，总要强忍病痛向人们陈述自己保荐包产到户没有错，并顽强地预言包产到户迟早会实行。尽管陪伴在身旁的夫人陈兰同志劝他少讲话，他依然要讲包产到户，他似乎已同包产到户融为一体。
同年12月8日，邓子恢病情加重，因得不到应有的保健护理，他在夫人陈兰刚刚去卫生间时，突然从病床上滑下，头部重重摔在光光的水泥地上，头颅严重损伤，病情更为恶化，从此陷入昏迷状态。在这生命垂危之际，可敬的邓子恢竟然仍在喃喃细语，他在一字一顿，慢慢地吐出：包—产—到—户—没—有—错。两天后，革命老人最终带着冤屈的心声离开了人世。
邓子恢为何临终也念念不忘包产到户?似乎令人迷惑不解。其实熟悉邓老的人，都知道从60年代初起，他就同包产到户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公社化高潮中，他头脑清醒不发昏
1958年我国进入“大跃进”时期，各地掀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潮，深知农村家底“一穷二白”的邓子恢，头脑冷静，态度消极，不跟风，不刮风，反对穷过渡。同年8月毛泽东宣布由谭震林负责农村工作，原先主管农林口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因“右倾”靠边养病。随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风起云涌的展开了，全国沉浸在一片狂热之中，到处宣传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共产风和浮夸风也趁势席卷中华大地。《人民日报》把河北徐水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以及实行劳动军事化，吃饭不要钱，家务劳动集体化和社会化等作为“共产主义萌芽”大加赞扬，号召学习。
在大好形势鼓舞下，加之受某些激进人士的影响，毛主席一度认为农民的自留地是资本主义的温床，曾想取消它。这一年6月，邓子恢到中南海游泳，在游泳池里见到毛泽东。毛泽东突然向邓老提起取消自留地的想法。根据多年农村工作的经验，邓老深感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极低，匆忙取消农民的自留地极为不妥。但因双方都在游泳，不便展开细谈。
回家后想到此事，越发不安，夜不能寐，随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详细陈述保留自留地的必要性。他权衡利弊后指出：保留自留地“这是最合适不过的措施。只要把五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了”。
信第二天就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仔细地阅看邓子恢的信，深感老战友言之有理，从此再也不提取消自留地之事。实践证明，正是这一点点自留地，后来在三年困难期间，竟成了亿万农民度荒保命的“救命地”。邓子恢的那封信，可谓“为民造福，功德无量”。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大跃进”和公社化步伐的加快，浮夸风、共产风愈演愈烈，各种“卫星”不断升天。8月20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报道：“人民公社的成立，给徐水的共产主义试点提供了条件”。似乎共产主义将会降临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邓子恢读后甚感惊讶，他立即会同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等人赶往徐水县考察。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发现那个共产主义试点的“高产卫星”，纯粹是弄虚作假，极为气愤，公开指责徐水县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在全党上下“拔白旗，插红旗”的强大压力下，邓子恢刚正不阿，直言不讳，确实难能可贵。
幸好11月间，毛泽东也觉察人民公社乱子出了不少，并开始着手纠正某些错误。
邓子恢一向反对在生产关系变革上搞冒进，也反对超越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搞空想社会主义。1959年元旦刚过，他立即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有针对性地部署调整公社体制。强调公社规模不能太大，生产队100户左右；生产劳动不能再搞大兵团作战；要保护社员的生活资料，不能平调；如果动了的，要先作价后偿还……。当时有人责难邓老“刮西北风”。邓老没有理会这些责难，会后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直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报告，明确提出公社、大队、生产队、生产小组要分权，按“三定一奖”办法，把生产任务包下去，不能再搞大呼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
“大跃进”、人民公社兴起后，我国农村的生产关系远远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拔苗助长，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各种矛盾日益暴露，突出的是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瞎指挥，侵犯社员利益，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人们形容农村“红旗遍地飘，社员在打闹，出工不出力，人人瞎胡混”。最终是地减产，人挨饿，民不聊生，到处上访告状。
1960年6月，刘少奇委托正直求实的邓子恢下乡调查，摸清真情。邓老抱病率工作组离京，他先到山西汾阳，后到河北石家庄。朴实的邓老头戴草帽，脚穿布鞋，一身布衣，在农村走乡串户。他找干部和农民开会座谈，到社员家中揭锅盖，看粮袋，掌握了许多真实情况。
为避免片面性，邓老又不顾疲倦劳累，风尘仆仆南下江苏，深入水乡无锡调查。他深感北方南方大同小异，公社内部管理混乱，一平二调，瞎指挥，矛盾众多，群众不满。亟需制定一个条例，把各项方针政策条理化、规范化，公布于众，以纠正错误，稳定民心，使农村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
邓子恢是个雷厉风行的实干家，他立即组织写作班子，在无锡埋头苦干，反复推敲，奋斗40多个昼夜，终于起草了一个66条的《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稿)，接着，召集一些省委农工部长到无锡座谈讨论，修改后正式上报中央。
刘少奇、周恩来看过这个《条例》后交口称赞，急送毛泽东审阅。
此时，毛泽东正因公社化的混乱局面而心烦意乱，他也想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但未能如愿。如今看到邓老搞的公社内务条例，兴奋不已，立即把它作为研制《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重要参考材料。这个内务条例，实际就是后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的前身，所以人们常说前66条是后60条的基础；没有邓老的前66条，就不会产生后60条。邓子恢立了一大功，也重新赢得了毛泽东的重视和尊敬。
1961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严肃批评党内许多领导人“不搞调查研究，闭着眼睛瞎说”，随即出人意外地大声赞扬：我这里要提一提邓子恢同志，他长期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他搞的那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我看是个创举。他的观点是正确的。邓子恢同志脾气犟得很，过去我为了说服他，跟他谈了好多次。现在我和他的争论已经结束了，跟他统一了。农村工作后头犯的错误，他没有份。毛泽东还以责备口气说：你们看不起邓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
毛泽东边说边将目光扫向会场，他在寻找邓老的身影。但未能见到，于是大声询问：“邓老来了没有?”顿时会场都在帮助寻找邓老。谁知邓老那天身体不适，迟到一会儿，就坐在会场的后排，离主席台较远。加之耳朵有些背，起初没有听清毛主席的讲话。当人们突然冲着他大笑时，他莫名其妙问身边的叶剑英元帅：他们笑什么?叶帅乐哈哈地说：笑你哩，毛主席表扬你了!
听说毛主席在讲自己，邓老精力集中了。只听毛泽东声音洪亮，自问自答：农村工作找谁啊?还是要找邓老，他有很多意见是正确的。
过去，毛泽东批评邓老在农业合作化上是“小脚女人”、“右倾”，许多同志都甚感不公。如今毛泽东公开承认邓老是正确的，大家都向邓老热烈鼓掌，表示敬意。有些省委书记立即把这些情况当成特大喜讯，连夜通过长途电话向本省传递。邓子恢也深受鼓舞，他觉得还是毛泽东了解自已，原先的委屈情绪也一扫而光。
热心向毛泽东保荐包产到户
公社60条下达贯彻后，农村情况有所好转。但因公社权力过于集中，农民缺少自主权，多劳不能多得。加之又遇上连年自然灾害，天灾人祸搅在一起，农村经济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
如何才能尽快摆脱这种困境 ，全党上下都在关注，邓子恢更是焦虑万分，多方搜集情况。
穷则思变，各地农村为了度荒活命，在百般无奈之中竟想出了一些新招，如河南有“借地”，安徽有“责任田”，连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刘少奇的老家宁乡，也同样要求包产到户。这实际是对当时时兴的“越大越公越好”观念的否定。
民以食为天，填饱肚子是头等大事。1961年秋，心系农村、忧国忧民的邓老，尽管已65岁，而且长期患糖尿病，但他依然率工作组南下调查，希望找到迅速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他坚信实践出真知，群众出智慧。他先后到河南、江西、福建农村调查研究，心中逐渐有数。年底回京途中，路过安徽合肥作短暂停留。他早就耳闻安徽搞包产到户责任田，因为“户”字有资本主义之嫌，众人避讳，故巧妙称“责任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见到邓老光临甚为高兴，当面向他汇报说，全省农村已有39.2％的生产队试行责任田，凡试行的生产队，社员责任心大大增强，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产量增加，效果很好。一向注重实际的邓老当即表态：“你们的办法好，我赞成。”这是邓老首次接触包产到户责任田，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似乎看到了农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希望之光。
第二年初，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田。曾希圣被免职，由李葆华接任，已经兴起后的责任田处于进退两难境地。5月，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上书邓子恢，诉说他们从1961年3月起试行责任田，当年粮食增产18.3％，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但上级批评这是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大家想不通，要求中央放宽政策，允许人们继续试行。
邓老读信后心情颇为沉重。这时，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率领的工作组，正在安徽当涂县农村调查责任田问题。不久，他发回报告高度赞扬责任田，反映：“责任田把责任制和产量结合起来。农民个人利益与集体经济结合紧密了，社员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对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并说：“责任田还解决了农业合作化以来一直存在的社员劳动不顾质量，以及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与集体生产争肥、争时间的矛盾。应该总结经验，加以提高。”
对农业生产和农民都有利的责任田，竟遭到一些非议，邓老甚为困惑。为慎重起见，他又派人到符离集地区调查。
当涂县地处淮南，属于水稻区；宿县符离集地处淮北，属于杂粮区。尽管作物不同，但他们调查后发现，符离集的包产到户责任田增产效果同样明显，群众感到越干越有奔头。当地县委、区委、公社党委都反映：包产到户责任田为农村恢复和发展生产找到了一条新出路，恳切要求不要给他们扣方向性错误的帽子。符离集区委甚至以全体同志名义再次上书中央，对包产到户责任田作了系统性、条理性的陈述，列举10大变化和7大理由，论证包产到户责任田方向对头、效果明显，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好办法。他们甘冒风险为民请命，令人敬佩。
经过调查研究和大量数据论证，邓子恢确信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田很有希望，是改革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管理体制、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希望之路。
为了让中央领导层有更多的人了解包产到户的真相，他特地把安徽的有关调查报告，连同广西、湖南等地包产到户、田间管理的经验，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等表示支持，邓小平甚至公开说：“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这个期间，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对广西龙胜县的包产到户作了调查后，联名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认为“在集中统一经营形式下的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毛泽东阅后称赞他们“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后提出的建议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短短批语中，竟连用了两个马克思主义的字样，邓子恢感到毛泽东的态度有变化，解决包产到户问题机不可失，应该趁热打铁。
1962年7月的一天夜里，邓子恢与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廖鲁言等驱车进中南海，再次向毛泽东陈述各种情况和理由，竭力推荐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田，整整谈了一个通宵，毛泽东最终勉强同意“包产到户可以小范围试一试”。这是邓子恢磨来磨去的一大胜利，他庆幸地笑了。
因积极倡导包产到户，他受到批评
60年代初期，我国农村的天灾人祸震惊海内外，中央党政军机关议论纷纷，思想混乱。许多单位纷纷派人向农村工作权威邓子恢反映情况，请求解答。因为毛主席讲过“农村工作还是要找邓老”嘛。
年迈体弱的邓老不顾身边工作人员的劝告，先后应邀到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学院、中央党校、中央团校、中央直属机关等单位作报告，他客观地分析农村形势，实事求是承认问题和困难，但又指出有前途、有出路。他高度赞扬和支持安徽出现的包产到户责任制，认为它给解决农村的困难带来了希望。邓老的讲话实实在在，有理有据，生动活泼，富有说服力，获得了热烈掌声。许多当年听过报告的人，至今仍记忆犹新，极为敬佩其大胆直言的求实精神。
那时，尽管毛泽东私下表示包产到户“可以小范围试一试”，但大家也深知毛泽东并未改变其反对包产到户的基本态度。一些中央和地方领导人还经常散布“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的论点。因此一些好心人曾劝邓老对农村的包产到户少说为佳，等毛主席明确表态后再讲也不迟。
然而，耿直的邓子恢却坦然表示：“怕什么!不能为了保自已的乌纱帽不顾农民的死活!”
1962年的7月上旬，他接到了中央将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的通知。同去年3月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一样，这次由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出席的会议，将要研究和决定农村工作的大政方针，事关亿万农民的前途和命运。邓子恢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起早贪黑为会议研究农村工作做准备。
7月17日，他又一次进中南海见毛泽东，重点自然是谈安徽农村情况，他竭力保荐包产到户。毛泽东依然一声不吭，只听不说，始终不表态。直到邓老起身要走时，才表示：把你们给我的报告和符离集区委同志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
他第二天把毛泽东要的材料送走后，又不顾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些同志的劝告，继续组织人员围绕安徽包产到户准备有关材料，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劲头。
8月初，祖国大地骄阳似火，而北戴河却凉爽宜人。全国各路军政大员从四面八方云集这一避暑胜地。大家聚集在一起，竟无意欣赏海滨风光，反倒七嘴八舌大说包产到户，气氛空前火热，一些省委书记甚至推举广东领导人牵头，组织一个小组，起草有关包产到户的文件。邓子恢目睹人们如此热情关心包产到户，深受鼓舞，精神振奋。他顾不上休息，又兴冲冲去找毛泽东面谈。他想多给毛泽东提供一些各地的实情，说服毛泽东支持推行包产到户。
然而，这一次邓子恢不走运，因为毛泽东已拿定主意反对包产到户。面对邓子恢滔滔不绝的陈述，他毫不客气地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十年了，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他甚至把包产到户同当时波兰的所谓自由化联系起来责备邓子恢：你怎么又动摇了，波兰搞自由化还不敢解散合作社哩。邓老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他接受不了，于是据理力争，声明：搞包产到户，不是解散合作社。话不投机，两人发生了争论，弄得不欢而散。
随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公开批评邓子恢和包产到户，把包产到户说成单干，并提到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甚至指责他们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
这一讲话如睛天霹雷，炸得全会场鸦雀无声。原先热烈议论包产到户的气氛顿时消失。随后会议出现一边倒，迅速转入讨论阶级斗争和批判包产到户。陈伯达趁机兴风作浪，胡编乱造，妄加罪名，攻击邓老对合作化和公社化“有许多荒谬说法”，“什么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实际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有人攻击说邓老“思想上最大的问题，是认为目前自耕农的生产方式最先进，他这个思想是二年一贯制，所以实际上他成了富裕中农的代表”。
邓子恢保荐包产到户，原本是为中央出谋划策、使我国尽快摆脱农业生产的困境，谁知却遭如此横祸，引来这么多恶语中伤。他始料不及，深感突然，但心底无私天地宽，他问心无愧，毫不畏惧。面对巨大的攻势，他回敬那些批判发言“是无中生有，别有用心”。
邓老确实是个“犟脾气”，在北戴河中心组会议上，他当着毛泽东的面理直气壮地发问：工业上可以搞责任制，为什么农业田间管理就不可以搞责任制?责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制问题，不存在反对集体经济的问题。
由于邓老不屈服，不认错，于是9月份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批判邓子恢，把他批得一无是处，说他“一贯反对合作化”、“一贯主张单干”、“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者，是民主主义者”，连他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也被错误定性为“十年一贯制”，“没有办一件好事”。
十中全会后，中央宣布撤销农村工作部，“拆庙搬菩萨”，邓子恢被贬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分管银行工作。
随后，中央安排邓子恢同陈毅、贺龙、聂荣臻等一道去广东休养。
罢官后，他在广西化名秘密试验包产到户
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了，邓子恢的部长职务也不存在了，然而他心系农村和农民的志向始终不变，大路不通走小路。推行包产到户的道路被堵死了，决定另找出路研究改进农村的现状。
1962年冬，邓子恢在广东休养期间，先后到花县、从化、汕头等地了解农村金融情况。中央不是安排他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分管银行工作吗?他同样可以接触农村了解情况嘛。在花县，他对花山公社试行耕牛折旧存放款办法产生了兴趣。于是就地进行深入调查，他认为这个办法符合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保值、增值、扩大再生产的理论，也是反对刮共产风、制止公社剥夺农民利益的有效措施，有普遍意义。
后来，他让人民银行派工作组去花县作专题调查。无独有偶，1964年元月，他从四川省委的文件中发现该省资中县农村同样实行耕牛、大农具折旧办法，内心充满喜悦。68岁的邓老随即戴起老花镜，伏案给党中央写报告：“从花县、资中两县的试点情况看，举办耕牛、农具折旧存放款，不仅可以保证当前农业的生产力永不衰退，保持农业的持续再生产，而且可以有效地保持生产队的公共积累，巩固集体经济。”他建议中央号召各省、区搞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并应形成制度。报告于2月25日发出，他期盼有满意的答复，但却石沉大海，一直杳无音讯。
但邓子恢并不灰心，后来他又发现北京9个县和郊区的公社也早已实行固定资产折旧制，他喜出望外，立即派人调查。不久，他了解陕西、河南等地也有类似的做法，于是再次提笔向中央写报告。他从经济学的角度指出：“没有提留折旧金，耕畜、农机具在每年生产中所消耗的价值应该得到的补偿部分，被社员分掉，到了更换时就要借贷负债，所留公积金有的不够弥补，这对巩固集体经济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这一年5月16日，他把报告送给毛泽东、邓小平等。邓小平当即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研究。然而，中央工作会议正集中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农业规划等问题，根本未涉及耕畜、农机具折旧制一事。
尽管如此，邓子恢不甘罢休。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他同儿孙一行3人去中南海游泳，在游泳池里见到了毛泽东。大家游了一会，毛泽东上岸休息，他也随后上岸。工作人员为他们搬来椅子，两人并排而坐。邓子恢趁机汇报建立耕畜、农机具折旧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谈了很久，毛泽东一如既往静静地听着，始终不吭声。只是临走时，邓子恢把儿孙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才笑着同孩子们一一握手，高兴地说了一句：祖孙三代啊!
事后，他又以老骥伏枥的精神，亲率工作组到辽宁金县农村调查，似乎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然而不久，“四清”运动开始了，要清查“四不清”干部“和他们在上面的根子”。邓子恢当然又成了“上面的根子”。当时，毛泽东同一些外国党领导人反复谈中国党内所谓“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修正主义，多次点了邓子恢的名，指责他身为农村工作部长和副总理，“到处乱窜，刮单干风”。
饱经沧桑的邓老襟怀坦荡，毫不在乎这些责难。同年11月，他反而主动要求到广西农村，参加了近两年的“四清”运动。
1964年11月—1965年7月，邓老先在广西玉林地区搞“四清”，1965年10月—1966年7月又转到桂林地区参加“四清”。当时上级机关曾通知有关地委领导：“邓子恢这次是来参加‘四清’，他不代表中央讲话。”但是地委领导和干部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和农村工作的老前辈，依然充满了尊敬和信任之情。
邓老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他同广大干部同吃同住，强调服从当地党组织领导，生活上绝不能特殊化，不给地方增添麻烦。
为便于工作，他化名李建中，以科委干部身份参加“四清”。这位古稀老人，身穿中式布衣，头戴军帽，手摇芭蕉扇，在生产队走村串户，同基层干部和农民聊天谈家常，了解情况。他熟悉农时节气，懂得耕耙种收，社员们常把他当成农业技术员，或者当成农业教授。
这期间，他在农村每天目睹社员们“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收工打冲锋”，完全是吃大锅饭，大呼隆，出工不出力，搞无效劳动，深感不安。他问社员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劳民伤财的状况，人们说最好还是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这是农民的心声。但毛主席批判过包产到户。怎么办?邓子恢提请他“四清”时的党小组讨论研究这一难题，大家认为包产到户是禁区，不能闯，但还是可以搞责任制嘛。毛主席批过包产到户，并没有公开批判责任制啊。何况这里离北京那么远，谁知道呀!邓子恢拿定主意，向地委书记韦树辉打了一下招呼，说要选几个点试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实际是亲自搞包产到户试验。韦树辉也知道邓老的用意，表示支持。他们是在冒政治风险。为了确保试验顺利进行，双方商定绝对保密，暗中试验，不对外泄露。于是玉林地区一场绝密的包产到户试验，在邓子恢的指导下，借助于“四清”运动的旗号，悄悄地展开了。
试验过程中邓子恢特别强调要联系产量承包。他曾对韦树辉说：农业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起来是难包的。要解决生产一窝蜂、分配上吃“大锅饭”的问题，最大程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不联产不行。
一次，他从内部资料中看到一份广东某地搞包产责任制的报道，立即拿给韦树辉看，并说：说不联系产量，实际上是联系了嘛!你批你的，下面还是照样要搞嘛!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邓老在玉林地区暗地试验包产到户，原是严格保密的。但久而久之，还是传到了自治区党委领导人耳朵里。有一次，区党委负责农村工作的副书记霍泛，见到了韦树辉，很关切地询问在玉林蹲点搞“四清”的老领导邓子恢情况如何，韦树辉私下悄悄地透露了这个机密情况。霍泛是邓老的老部下，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过，一向敬佩邓老。他得知邓老在“四清”中秘密试验包产到户的情况后，也一直守口如瓶，同样对别人保了密，所以知道这一秘密的人很少。事后谈起此事，霍泛十分感慨地说：邓老对他认为正确的事，即使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也是要坚持的。大家不敢去做，他去做；不能明里做，他就暗里做，除非实践证明它确是错误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生产实践证明：邓老亲自主持秘密试验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完全正确，既符合农民的心愿，也符合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律，效果极为明显。1965年，四个试验点粮食总产6911万公斤，增产1887.5万公斤，比上年增长37.5％。基层干部反映，这是农业合作化以来，当地田间管理质量最好、增产幅度最大的一年，人们都感谢那位指导他们搞试验的科委“李老头”。
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全国“文革”风暴突起，邓子恢老人奉命匆匆离开广西，返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广西一位领导人，不无遗憾地说：邓老亲自主持的包产到户试验，由此停止了。如果继续下去，这一新生事物定会总结出许多好经验，对农村改革也会起到很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同包产到户风雨同行、荣辱与共
“文革”动乱开始后，一向沉静的农林口机关大院热闹了，炮打邓子恢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贴满了大院和邓老家的门口。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也赶来揪斗邓老，然而邓老问心无愧，沉着对应，处之泰然。
揪斗中，造反派抓住包产到户做文章，批邓子恢一贯反对毛主席，同毛主席唱对台戏，是顽固不化的三反分子，要他低头认罪。邓老申辨：我从不反对毛主席，对包产到户，党内有不同看法，那是正常的，谈不上反党。他从不违心承认包产到户是错误，也拒绝低头认罪。
随着“文革”岁月的推移，年迈的邓子恢已逐渐进入风烛残年，原有的保健医疗待遇早取消了，只好到附近街道门诊部看病。由于病情加重，最后才被北京医院收留。他病卧在床塌上，回顾过去，往事如云。许多人间旧事逐渐淡忘，唯有当年他在闽西领导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和保荐包产到户两件事深深刻在脑海里。在他生命弥留之际，“包产到户”这四个关系亿万农民命运的字眼，总是在梦呓低语中不断出现。因为这四个字曾经同他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啊!
1972年12月10日，为革命事业和农村工作奋斗一生，为包产到户呐喊呼唤的邓子恢，终于敌不过死神的折磨而与世长辞了。当时“四人帮”尚未垮台，但党中央还是为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老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追悼会，叶剑英元帅代表党中央致悼词。重病在身的朱老总悲痛万分，不顾家人劝告，硬是穿着厚厚的大衣，头戴皮帽，拄着拐棍，冒着严寒，步履蹒跚地到八宝山为老战友送行。毛泽东尽管多次批评邓子恢右倾，但始终佩服他刚正不阿，称赞他是“犟脾气”、“搞阳谋，不搞阴谋”，也送了花圈。
历史是公正的，九年后的1981年3月9日，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正式发文指出：邓子恢“是我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在农村工作方面有过巨大贡献。他和他所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过去党内对他和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邓子恢矢志不渝、积极倡导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历经人间风雨后，也终于写进了中共中央当年的1号文件，并在中华大地普遍实行，成为推动我国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邓子恢作为包产到户的积极倡导者和我国农村改革的先驱，已载入史册，为后人永志不忘。
(责任编辑：吉 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