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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北平大学区风潮
作者：■ 王 昊
从1928年11月29日发生北京大学学生为争取北大复校独立而冲击北平大学办公处及校长住宅开始，至1929年8月，在平津、河北等地先后爆发过针对北平大学及北平大学区的一系列反抗风潮。它们与“11·29”事件(按：指北大武力护校事件)前北平学界反对北平大学等事件构成了北平大学区风潮。这场风潮的发生不仅反映了北平大学区内，在校师生及各学校当局为各自的切身利益之争的实态，也揭露出南京政权内部诸多政治派别插手教育管理权的实际斗争状况。
(一)
1927年6月至1929年6月间，南京国民政府对当时中国教育行政制度进行了一次尝试性的改革，施行了大学院及大学区制。该制度之酝酿始自国民党尚未统一中国之时，1926年2月自欧返国的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在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及政府工作时，联络李石曾等同仁提出了成立大学院并试行大学区制的主张。作为该制度的始作俑者，蔡、李诸人曾旅法多年，深受法国教育学说的影响，并倾心于法国的教育制度。在他们看来，中国长期以来，教育深受政府腐败之影响，不仅教育行政不良，而且学校的学术及教学质量也大有江河日下之势。出于改革教育行政和变教育官僚化为学术化的目的，蔡等人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了变更教育制度的议案。1927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试行大学区案及组织条例》，同月又通过了《大学院组织法》。1927年6月12日国民政府发布训令，批准在粤、浙、苏三省试行大学区制，后因广东有特别情况暂停，故而大学区制只在江浙两省试行。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奉系军阀退往关外，北京奉系时代的“京师大学校”解体。此时以原北大为首的北京各校则开始了谋求复校独立运动。当时报载“北大方面，则主张推翻京大，仍复旧观，文理法仍称北大”，北大学生在北大复校宣言中不仅流露出对于北大精神得以恢复的极其喜悦之情，而且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后，北方教育的未来发展也表现出了极大的信心。这亦可以看作是北京或是北方学界对南京政府未来教育举措的一种企盼。但是，6月9日南京政府的一纸北平国立九校改称中华大学的命令，使北平学界顿失所望。而国府又于7月31日正式公布全国划分出北平、江苏、浙江、广州四大学区，“北平大学区由李石曾以中华大学的名义进行筹备”。尽管大学区制下的中华大学与奉系“京师大学校”在本质上根本不同，但以北京大学为引领的北平学界仍然对此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感。
值得注意的是，北伐成功后，北平学界及北方社会舆论界对于北方的文化教育建设均十分关注。从1928年7月至北大学生武力护校事件发生前，社会舆论始终在注意北方教育的可能走向。当时，天津《大公报》一系列社评称“北平之特色，即在文化之价值，故最宜设为教育区”，而且现在北平“离开政治中心已远，环境静穆，最宜于学者讲学青年读书之用。政府果有建设北平文化区域之诚意，但须首先就目前已有之教育事业，维持整理，分期扩张。集中全国之大师专家，宏开讲舍，吸引南北青年好学之士，负笈来就”，振兴学术，发展文化。此外，舆论界亦认为“ 新中国先从新北平做起，而新北平又以新教育事业发其端”，由此可见当时北方各界对于南京政府的未来教育规划是较为充满信心的。
但另一方面，当时各界对于北平教育状况及前景也不乏忧虑，这是因为北平原为前清及北洋政府立都之所，受旧习影响之深，各机关作风恐难以一时改正。北平虽然仍有文化故都之名，但学界“积习已深，出主入奴，党争尤甚于政界，非有断然之决心，万难为彻底之改革”。另外，北伐后的南京政府对北平教育界的相对“冷淡”，也引起当时舆论界及学界的不满，他们亦对政府及教育当局多次提出警告，或是函电催促当局早施办法，解决当时至关重要的教育经费问题。尽管南京政府对北方学界的“冷淡”事出有因，但政府迁延月逾而造成的北平学界“迄无接办之进行，……或办或停，在前竟无一人负责，甚至校役断炊，教员觅市，师生惶惑。上下不安，办理多年具有历史之国立九校，宛有与北平首都同时被取消之趋势”的现象，多少让人感到心寒。
在“11·29”事件发生前，各界对于北方，特别是北平教育的关注，其实显示出在政权易手之后，民众期盼社会稳定的一种心理愿望。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华大学及后来的北平大学、大学区相继出台，北平学界的反对之声已经微澜初现，细查之则可发现此事仅为北大、北师大、天津北洋大学较为积极，且各校护校目的相差甚远。可见，当时学界对于大学区制及所谓为恢复校名之争并非焦点，而其焦点之一则在于国民政府在北伐胜利后，没有切实解决教育经费问题，此不仅涉及师生，也关涉依靠学校为生的各类工友之生计。1928年9月4日天津《大公报》对于北平国立九校学生发起的“读书运动”发表社评，对当局做法表示遗憾。“在奉系时代，世所目为腐败反动之刘哲，且能办成俄款交涉，使各校经费有着”，而国民政府却不及前者。此后不久，九校学生为读书运动所发表的宣言亦称“军阀时代，北平九校，尚从未间新。河北恶政，至张褚而极，然官立诸校，亦且未断弦歌。今平津克复，已经三个多月了，大学院对国立九校，除派人作名义上的接受外，毫无切实的办法，现在甚至连校役的生活也无法维持，更说不上招生开学，学校已陷于完全停顿的地步了”。由此足见，当时教育界的无奈已经难以言表。而学生们将国民政府与军阀政府相比较，除了有刺激政府以唤起其注意的本意以外，下意识中也流露出了对于南京政府原有信心的丧失。
另须注意的是，当时南京教育当局的人事变更，也影响了具体的教育措施在北方的施行。大学院长蔡元培曾在1928年8、9月间三次请辞院长一职，导致大学院“群龙无首”，蔡氏辞职之因虽可待查，但是此举还是造成了主管官署无人负责的局面。在学校制度变更之际“平津各大校青黄不接，既无钱，又无人(按：指北平大学负责人李石曾、李书华尚未到平理事)遂成欲开学不能之现状”。而且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内各派系热衷于北方政治权力再分配，必然对于建设北方教育有所忽视。当时的舆论界已经注意到，北平大学区风潮的发生与当时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角逐有关，所以说政治问题与该风潮又相始终，成为另一焦点。
(二)
北伐后南京政府决定改北京京师大学校为中华大学，并以蔡元培为校长，在其未到任前由李石曾署理，后又改由李石曾为校长，李书华为副校长。平心而论，当时此举所招致的反对，似乎仅以北大及北师大最为“强烈”。除去北大学生要求恢复北大的“光荣”与“独立精神”外，北师大的复校努力也颇为积极，其学生自治会多次上书大学院，“呈请大学院依据全国教育会议《师范教育独立》议决案，迅速颁发师范大学独立明令，确定经费，并请富有资望及能力而又热心师范教育者，来掌斯校。”此后又组成独立运动委员会专负其责，并推代表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请愿，力陈师大独立的十大理由。
尽管北大及北师大等校激烈反对，但1928年8、9月间《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案》仍在大学委员会及国府获得通过。按《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规定，北平大学区范围“以北平政治分会所辖之区域，即河北、热河、北平、天津”为限，合并重组原北大、北师大、北京法政大学、北京农大、北京医大、北京女师大、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北京工大、北京俄文专修馆、天津北洋大学、天津法政专门学校、保定河北大学等校为北平大学，并且裁撤河北省教育厅，由北平大学区兼管河北教育行政。在《大纲》被逐级批准通过的过程中，北平学界对此改制之举并非反应一致，从后来舆论界的分析来看，北方学界对于大学区制的态度是，“农大只反对迁移保定，若不迁移，可无问题。女大希望仍能存在，即成为一院，而不消灭，对组织大纲并无多大意见”，其他学校如工大、法大因为得以扩充，艺专得以升格，“故对此无所表示”，女师大等校则另有原因。但是对于共同面对的教育经费问题，其举动颇为一致。
其实，教育经费问题是“11·29”事件前北平大学区风潮的焦点所在。由于南京政府对于北方教育的漠视，引来学界不满，从1928年7、8月间开始至“11·29”事件前，京津、河北等地的大中小学师生为谋取与自己有切身利益相关的教育经费，不断上书国民政府、大学院及日后的教育部，索求经费。从8月至11月，几乎连天可见北方学界为了争取俄国庚款、财政部拨款、银行界借款的频频活动。尽管此期间，北平学界学生的护校运动“猛进不止”，但从学生所提的某些要求来看，也可发现争取教款实为主要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教育经费解决有望之时，学界的反抗之声便有缓和的趋势，此外学生们也为谋求正常上课而积极展开了自筹经费的活动。10月16日北平九校教职员联合会接到财政部长宋子文来电解释教款问题，同日北平九校教职员联合会及学生读书运动会代表也开始着手商讨上课事宜。10月中旬后北平九校之中法、农、工、医、艺专五校已经相继开学，女师大也开始筹措开学事宜。此后在11月3日，北平大学副校长李书华到平，并称教款50万元有着，此举不啻给了北方学界暂时注射了一剂镇静剂。天津的北洋大学在得到河北省府的部分教款后，也有所妥协，一部分学生于11月中旬提出“有条件”承认大学区制，并派代表赴平见李书华接洽。同此可见，经费问题如果能得以妥善解决，北平大学区风潮在某种程度上也许不会如后来那样巨大。
从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教育经费问题解决的过程来看，各机关在教款问题上相互扯皮、随意侵占教育经费、争夺教育管理权等问题不断出现，种种表现确实难尽如人意。而政府对教育经费的迁延不发与对北方教育的相对冷漠，是造成平大风潮发生的深层原因。
(三)
11月20日北平大学校长李石曾南来抵平，北平舆论为之一振，逐渐倒向政府一方，对于北平学生不时提出忠告，要求务为过去恶政所累。但是事实却是前数月学界所积之怨已难以削平，从11月中旬起，北大学生会公布护校三原则，并接替复校委员会承担复校任务，此后亦有学生在天津《大公报》上撰文，陈述反对北平大学区制的理由，至29日北平大学区风潮中最激烈的一幕终于爆发。
当日下午北大学生一百余人，以反对大学区制及拥护北京大学为名，到平大校长办公处请愿，求见李石曾及李书华未果，便发生了对该办公处及校长住宅的冲击事件。此举遂在全国引起震动，事件发生后北大学生与北平大学当局始终处于僵持状态，持续至转年1月初终于峰回路转。当时远赴南京请愿的北大学生代表在与蔡元培、蒋梦麟等原北大及高层人士接洽后，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出面调停此事。当吴氏的调停办法公布后，即“一、北大原有三院合称为北大学院；二、原有文科称文学院，理科称理学院，法科称社会科学院；三、原有教授会、评议会仍维持存在。”后北大学生于1月底召集全体学生大会，吴氏提案终于获得完全接受。而引人注意的还有，除了公布北大学院各院负责人的任命等事项外，与此风潮相始终的北大经费问题随之解决有望，此前一再出现的校工怠工危机也得以化解。可见即便是在学生“恢复北大名称”呼声甚高之时，教育经费问题的解决仍然在风潮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后人认为平大风潮之所以复杂，还在于北大事件发生的同时，先是有河北省地方教育当局乃至普通教育系统反对大学区制运动相伴随，再是有北师大，甚至是工学院、医大、农大等校为经费问题请愿等风潮之接踵，各风潮此起彼伏，使人眼花缭乱，其中北师大风潮可称是继北大风潮后的又一大风波。从1928年底，河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省政府及保定等地教育机构，也不断上书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反对大学区制，求取教育经费。而在北大问题即将解决前，平大医学、农学两院又因为教育经费向平大当局请愿。对比各校风潮可以发现，除去北大风潮起于校名之争外，其余各风潮的起因仍然在于教育经费问题，可见这仍然是平大风潮的焦点所在。6月底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停止大学区制，到8月初北京大学、北师大相继复校，天津北洋大学也脱离北平大学，其余平大各校重组为北平大学。从此着眼，可认为北平大学区风潮的就此告一段落。
其实，北平大学区风潮的发生，其原因非止一端，除前文提到与教育经费问题密切相关外，北大事件的发生就与教育界内以蔡元培为首的北大派和以李石曾为首的中法派颇有关系。令人玩味的是，力主施行大学区制与大学院制的蔡元培，在设立北平大学区时却是站在反对立场之上。而从平大风潮中北大学生的举动来看，学生不时表现出的“反李拥蔡”的举动，确实透露出了蔡元培与李石曾二人在平大问题上的某些分歧。当时舆论也称：“北大有关系之教育家，多为今日党国重镇，故北大问题，不惟为整个教育问题之一部分，且为整个党的问题之一部分，纷纠至此，非无故也。”而“关系北大事业之党国要人……皆不可使学校与学生陷入党务漩涡。”“该文除了提醒国民党要人不要将学潮引入政潮外，还明确提醒蔡元培、李石曾两人要对此问题做一根本的讨论与合作。文章指点蔡、李，不仅考虑到他们是大学区制的倡导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认识到，在教育界中蔡、李两派对北方教育所发挥的巨大影响。而“11·29”事件前，舆论界对蔡坚辞大学院院长，李石曾迟迟不来平理事等问题也作出过推测，对于党内派系在教育管理方面的斗争有所察觉。
蔡、李两派当年倡行大学区制，是出于打破教育界学术官僚化等积弊的目的。不料在平大问题上，两派所出现的分歧，反使打破学术官僚化的口号成为倒持之刃，而授他人以柄。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施行前后，国民党内部便反对之声四起。先是江苏，后是河北，反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这种“院区”体制本身所带有的管理上的弊端，不时被他人指出。特别是平大风潮发生后，国民党内反对矛头直指李氏在用人及管理方面任人唯亲、独断专行等做法。
因为后人看历史的视角不同，则结论大异；心情不一，则观点悬殊。当时以蔡元培为首的北大派及以李石曾为首的中法派在北方教育问题上的分歧，也反映了一些教育人士对于现实中国教育现实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法与深切关怀。其实，大学区制原本为这两派人士所倡导，他们对于教育问题的警醒意识，乃至对于问题解决的表述在很大程度上相近，这些均反映出他们对于改革中国教育的良好愿望，后人应给予一定的理解与同情。
此外，北平大学区风潮的发生，还关涉当时国民党内的政治派系斗争。最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全国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与南京蒋介石方面的斗争十分激烈，改组派在全国重要省份设立“据点”，意图与南京蒋派分庭抗礼。据何汉文在《改组派回忆录》中所言，在当时改组派曾在北平各大学颇有活动。而李石曾在“11·29”事件发生后致蔡元培的信中，也提到“北大少数旧生受陈公博等利用，捏造谣言，肆为狂暴。”据此推测，平大风潮与此应有所关联。
现在看来，北平大学区风潮的发生与当时教育行政制度的变更有直接联系，与当时江苏大学区风潮发生的原因也多有相近。尽管时人及后人评价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时，多指出：此种教育制度的改革，初衷虽好，却冒有橘逾淮为枳的风险，并且种种迹象也表明该制度确有弊端。但具体到北平大学区问题，后人还应看到北平大学区内的各校及区内其他教育机关，除去为解决教育经费而进行的斗争外，在护校问题上并非完全值得同情。其间因学生们为一时意气之争，甚至是国民党地方与中央间派系纠纷而导致的过激行为，也为平大风潮的解决增添了难度。大学区制本为一种实验举措，其收效有待时间检验，但当时社会，乃至推行改制的国民党当局没有为这种教育制度的实验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或是有力支持，其夭折势所难免。
(责任编辑：萧 徐)